呼和浩特新城城址选在距旧城东北5公里处，清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议筑八旗兵驻防城，作为喀尔喀蒙古后援。清王朝命名此城为“绥远城”。绥远城背依青山，面临黑河，周边水草丰美，与归化城成犄角之势，素有“北国锁钥”之称。绥远城建成后，清王朝便移山西右玉之建威将军驻此，此后大量八旗士兵镇守于此，成为在东北之外满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

勒石立碑，记人记事，历来为文人所推崇。绥远城从建立之初就有都统通智撰写的《敕建绥远城碑》传世，后历代将军墨客多有碑石传世。然270多年风雨沧桑，众多古迹荡然不存，碑石亦多漫漶。幸前人有识之士，钟情于历史故迹之考索，走访故老，征文于载籍所记，捶拓碑文、寻踪考录抢了大批珍贵的碑石资料，成为今天补史之阙，证史之误的重要资料，是研究呼和浩特满族史的重要文献和文物。

但有些古碑，历时久远，经风雨剥蚀，字迹每有残缺，再经移写传抄，印刷时校对不精，又滋生了许多新的错误。

本文先辑录了九块原碑石在绥远城内、记录绥远城史事的碑石，分别是：《敕建绥远城碑》、《重修绥远城家庙碑记》、《重修绥远北门城楼碑记》、《绥远城浚濠种树碑记》、《绥远城创建长白书院碑记》、《启秀书院碑记》、《屏藩朔漠匾》和《镇宁门和承熏门石匾》。同时参考《归绥县志》、《绥远通志稿》等多部呼和浩特的地方史志，利用内蒙古将军衙署、呼和浩特博物馆等馆藏碑石及拓片，查阅相关档案，对一些缺字、误字，进行填补和订改，同时对所收碑文中的进行标点和考述。尽量把有关碑文核对清楚，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份资料，其它碑石会陆续整理。

一 《敕建绥远城碑》

乾隆四年都统通智撰，原碑立于绥远城西门外瓮城内，现不存。碑文见《归绥县志》金石志，碑文如下：（标点为笔者加，□为原文缺字）

我朝道隆化洽，东渐于海，南被炎荒，西越昆仑，喁喁向内。重驿进九，北条尤踔远。山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弗通。奔走率□□□□忱，天子嘉其意，抚之愈至，归向益坚。遂饬兵部尚书管归化城都统事务臣通智，议建城驻兵，张控制之势，昭一统之规焉。城在归化城之东北五里许，大青山拥其后，伊克图尔根、巴罕图尔根之水抱其前，喀尔沁之水带其左，红山口之水会其右。地势宽平，山林拱响，实当翁稳岭喀尔沁口军营之卫。副都统臣瞻岱、户部员外郎□□文澜、钦天监副臣李廷耀、都统臣丹津，涉献在原，相度既深，询谋佥同，乃请于朝。奉旨令王常以右卫健威将军移驻兹土□，臣正山代，升任古北提督臣瞻岱□□□。务于乾隆丁巳季春三月即工，乾隆已未之夏六月工竣，钦定佳名曰绥远城。周一千九百有六十丈，其高二丈有四尺，其巅之厚如其高，其址之厚，增其高之三之一。炮台四十有四，四十布四围，四当四隅。睥睨之高五尺有七寸，女墙三尺五寸。城之门四，南曰承薰、北曰镇宁、东曰迎旭、西曰阜安，皆出圣裁。门之楼四，楼各五楹，箭楼四，楼各三楹，角楼四，楼各七楹。昼夜巡查兵之队子房八，皆列城上。门外之桥各一，泻水河一，石桥二，瓮城祠庙各一，队子房各一。城内遵祀典建神祠，关帝庙一、城隍庙一、旗纛庙一、马神庙一。按职守以寺舍仓库一，将军衙门一，兵户司衙署各一，笔贴式住房四，副都统衙署二，理事厅衙门一，固山大住房十二，佐领住房六十，防御住房六十，骁骑校住房六十，仓库大使衙署各一，官学八，钟鼓楼一。积贮之仓十有五，仓各七楹，合一百有五楹，在城之东南隅。四街市房一千有五百有三十。城西教武场，场之内演武厅一。八旗之甲士各有家室，居处计一万有二千间，以实其内焉。□此城池、门楼、□祠、寺舍、仓库之材□，而后购营缮之匠，瓴甓之陶，涂蔇之用，必选其良材。美而且坚，经画无漏。董督有方，皆仰请圣训。而奉行惟谨，用成永固之基，为军民久安之所。以上副圣天子安内全外，一视同仁之至意，煌煌乎盛事也哉。总理工程事务建威将军臣王常、管理工程事务内务府郎中臣正山，夙兴夜寐，未尝感言瘁。而监工诸有司之勤，亦有不可没者。例得备书，勒之于石。俾后之往来于斯，与夫守斯上者有所震动，恪恭而兴起云岂。

乾隆四年已未六月之榖辰立

此碑为当时参与修城事宜的都统通智所撰，他翔实地把建城规模向朝廷和社会公布，为后人了解兴建绥远城的实况提供了史证。此碑历来被治史方家重视。

笔者通过研读碑文并结合相关文献，对以下几个问题有了深入了解。

1、碑中提到“遂饬兵部尚书管归化城都统事务臣通智，议建城驻兵”一语简单带过了新城修建前的商议过程，查阅有关档案文献，对通智所提“议建城驻兵”有了更系统了解。

撰碑人通智，满洲正黄旗人，马佳氏。康熙年间历任理藩院笔贴氏、理藩院主事。雍正五年任盛京工部侍郎，后任兵部左侍郎兼正红旗蒙古左副都统，雍正十三年升为兵部尚书。乾隆元年，乾隆帝命通智“总管办理归化城新城事务”。

议建新城之事，清廷早有动意。雍正末年，清廷与准噶尔部的战争进入议和状态，为了给西北撤出的大批兵丁一个屯驻之地，同时加强归化城守备，清政府决定裁汰右卫将军，并在归化城另筑一座新城，设新将军进行管理。查《军机处满文月折包》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七日大学士鄂尔泰奏于归化城附近筑城驻兵折载：

 “雍正十三年二月十日降旨，归化城地理位置重要，派满兵几千前往，并修建城池。”①同年八月，雍正帝崩，筹备建设新城之事只进行了木材储备等前期工作。雍正十三年七月“允礼奏，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归化城都统丹津等上奏，于木纳山将盗伐木材运往新城。臣以为筑城需木材三十万根，现木纳山又盗伐木材，请将用于筑城，并严禁盗伐。从之”②乾隆帝即位后，清廷又一次重提修城之事，“特命大臣一人驰往，会右卫将军岱琳卜、归化城都统丹津、根敦，尚书通智等相视形势，其戎兵如何分驻，及筑城垦田，以足兵食等事，详细确议具奏。”③乾隆元年四月朝廷接受归化城军需给事中永泰得建议“于城（归化城）之东门外地方开广，紧接旧城筑一新城，周围止须二三里”。“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位犄角。”④并将“筑城开垦事件交通智总管办理。”⑤通智到任后，“与归化城左翼都统丹津，和衷共济，遇事必相咨度。如土默特文庙、官学、仓库、教场以及先农坛之设，俱合会奏，奉旨允行。以整饬边防，与行教化为己任。一时规模制度，焕然改观。”⑥当年五月，通智上奏，为解决大量城工粮食采买谷石⑦，六月，又“奏请将熟练工程之长沙府都司胡正元发往归化城办理城工”，⑧该年七月，“调办理归化城事务兵部尚书通智回京，命副都统瞻岱前往归化城，与丹津商办垦地建城事务”⑨八月，乾隆皇帝又“解兵部尚书通智任，”⑩十月通智因“协办归化城事务，任意更张，又将土默特官兵恣意用刑，降旨革职。”

2、碑中有“副都统臣瞻岱、户部员外郎□□文澜、钦天监副臣李廷耀、都统臣丹津，涉献在原，相度既深，询谋佥同，乃请于朝”一句，重要人名文澜前有字脱落。

经考，脱落字为臣和洪两字。依据如下。通智去任后，正红旗满洲都统瞻岱继任，与丹津商办肯地建城之事，瞻岱马上奏请朝廷派员前往归化城察看风水。“臣因筑城驻兵事，务须风水常清，方向适宜，庶于来驻扎兵丁生齿有益，永存万年，筑固金汤之计。且建城房屋用砖瓦需设窑烧造，但城基未定，未敢冒昧措办。倘设窑辽远，挽递维艰。如逼近城基，恐有伤地脉。伏乞皇上敕下钦差，鉴选谙识风水官员即赴归化城，臣亲如相度，酌定城基并选择兴工日期。”      清廷遂派户部员外郎洪文澜、钦天监监副李廷耀于乾隆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抵归化城。洪文澜、李廷耀两位大臣是当时著名的堪舆大师。雍正八年，李廷耀就曾赴山东孔庙相度孔林享堂，并著有重要堪舆著作《钦定协记辨方书》三十六卷。乾隆三年，洪文澜、李廷耀曾参与乾隆皇帝万年吉地的相视，足见这二人的威望。可以肯定是当时户部员外郎洪文澜、钦天监监副李廷耀参与了新城建设规划。

碑文载“城在归化城之东北五里许，大青山拥其后，伊克图尔根、巴罕图尔根之水抱其前，喀尔沁之水带其左，红山口之水会其右。地势宽平，山林拱响，实当翁稳岭喀尔沁口军营之卫。”是洪文澜、李廷耀等人仔细相度，“实属风水合法形势”的结果。

3、有关新城的兴工日期

碑文载“乾隆丁巳季春三月即工”。查看瞻岱奏折，可以知道洪文澜、李廷耀来到归化城，与瞻岱、丹津等人详视归化城之东北约五里许，“共同酌定基址”。并选定“乾隆丁巳年（乾隆二年）二月初七乙丑日辛巳时在壬方动土兴工吉”   针对此事关风水大事，瞻岱不敢擅断，乾隆二年正月十八日再奏“归化城地方建筑城工，臣等共同指定基址，择于乾隆二年二月初七动土兴工，业经议覆来旨准行，钦遵。”    朝廷同意了瞻岱及众多堪舆大师的意见，新城于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正式动土兴工。此时通智已离开归化城，所以碑文总体时间乾隆丁巳（二年）季春还是准确的，只是具体月份稍有出入。

4、正山为王山笔误

文中“臣正山”，“管理工程事务内务府郎中臣正山”所提的正山，应是王山，此处正字为王字，估计是传抄时出现笔误。王山是瞻岱之后，又一位参与新城修建的具体负责官员。王山，雍正末年任内务府郎中，曾负责监修雍正帝的泰陵。乾隆二年二月上谕“古北口提督员缺，著副都统瞻岱补授。瞻岱所管归化城工程著王山前往管理。”    王山一直认真负责新城修建，新城竣工后，王常将军曾上折请求奖赏王山“于城工甚为勤奋效力。”因此，王山是参与绥远城建设的重要官员。

5、绥远城的定名时间

原碑载“乾隆已未之夏六月工竣，钦定佳名曰绥远城。”这是不是说乾隆已未（四年）新城竣工后，才被定名绥远城呢?其实不然，《清实录》中记载：“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庚戌（十七日）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归化城盖造新城，去右卫二百里，无庸添设将军，请将右卫将军移驻新城，止添副都统二员，仍留原处亦归并将军管辖，所有家选兵二千名，热河兵一千名。著该处照原议办理。”    由此可知，将军王常从乾隆二年三月开始移驻归化新城，当时工程未完，新城还没有名称。两个月后王常奏请“赐归化城新城佳名”。    乾隆帝于是赐“满汉名曰绥远城”，也就是说道乾隆二年（1737年）五月以后，新城才正式定名绥远城。

6、营建绥远的总费用

《敕建绥远城碑记》详细载明当时绥远城固若金汤的规模，雄踞要塞，北控朔漠，南抑山西内地，横扼阴山前，东西通径锁四路。城墙高耸坚固、城有四城门、四城楼、四箭楼、四角楼、四面炮卫、护城河环绕，四门外筑四桥，城防设施完备。城内衙署、鼓楼、庙宇、仓库、兵房、教场、街市齐备。营建此城总计费用多少，一直为史家所关注。

据《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记载：“办理绥远城城工开肯军需事务建威将军王常谨奏，为奏闻城工诰竣事：窃臣等奉命建筑绥远城城垣、官员衙署、庙宇、兵房、仓廒、楼座、桥梁一应工程，于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兴工，至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告竣。其形势壮丽，环山抱水，垣局周密，边疆保障，诚万年永固之基，实军民久安之业。除将用过钱粮细数另缮黄册报销，恭呈御览，所有工程告竣日期理会恭折奏报，伏乞皇上圣鉴施行。”    可见，当时王常将军竣工后，即行上报相关报告。乾隆己未(四年)六月辛丑，建威将军王常等奏报“建筑绥远城垣及衙署、庙宇、兵房、仓廒、堞楼、桥梁工程告竣，共银一百三十万两有奇，奏入报闻。”

由此可知，绥远城从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兴工，至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工竣，共用银一百三十万两有余。

总之，绥远城建设规模之浩大，布局严整，城垣坚固，在我国古城建设史中甚为罕见。从当时的绥远驻防城规模和现存将军衙署，我们可以清楚而又具体的了解到塞外军事城营的原貌。

注释：

①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包，下简称(月折包)  档号：1540—001，缩微号：039—0348

②《月折包》档号：0754—006；缩微号：017—1127

③《清高宗实录》，卷九，P327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丙戌  中华书局，1986（下同）

④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下称(录副折)档号：03—8267—039，缩微号：605—0530

⑤《清高宗实录》，卷一六  P435  乾隆元年四月甲戌

⑥《归绥识略》卷26宦绩

⑦《清高宗实录》卷一八  P467  乾隆元年五月丙午：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尚书通智奏称，清水河右卫地方宽大，可以开垦千顷，杀虎口外有赏给右卫兵丁征租之地，招民耕种，甚为有益。初次驻兵，粮食必不敷用，谷贱之年，口外运送，脚价较省。修城之时，如遇谷价贱，动支库存各项钱粮，买谷数万石，奏存仓内。应如通智所奏，于修城之时，乘谷石价贱，买粮数万石收贮。

⑧《月折包》档号：0755—0062，缩微号：017—1193。

⑨《清高宗实录》卷二三  P535 乾隆元年七月已酉

⑩《清高宗实录》卷二五  P567 乾隆元年八月丁亥

⑪《清高宗实录》卷二八  P567 乾隆元年十月乙丑

⑫《录副折》档号：03—0984—006缩微号：069—0027

⑬《录副折》档号：03—0984—007，缩微号：069—0032

⑭《录副折》档号：03—1114—008，缩微号：079—0054

⑮《乾隆朝上谕档》P158  中国第一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年6月

⑯《清高宗实录》卷三九  P829  乾隆二年三月庚戌

⑰《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三册 P30  档号0756—007，缩微号017—1298

⑱《录副折》档号03—1114—028，缩微号079—0164

⑲《清高宗实录》卷九五  乾隆己未（四年）六月辛丑

二、镇宁门和承熏门石匾

镇宁门石匾，长150m，宽70cm，厚18cm，汉白玉料雕刻，正面刻满、汉、蒙三体文字。其中汉文居中，从右往左读镇宁门，满文居左，蒙文居右，字为双钩榜文。周围8cm边框，内刻卷草花纹，汉文字大盈尺，笔力刚劲。承熏门石匾，形制与镇宁门同，正面有满、汉、蒙三种文字和生动的石刻花纹。这两块石匾，为绥远城北门和南门的门匾，原镶嵌于城门上方，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城市建设拆毁城门后埋入地下。承熏门石匾出土于1984年，镇宁门石匾出土于2004年，现两石匾收藏于将军衙署博物馆。

当年的绥远城，四面有城楼和城门，史载“城之门四，南曰承薰、北曰镇宁、东曰迎旭、西曰阜安，皆出圣裁。

《绥远城驻防志》曾有一段满汉文合璧的记载，记录绥远城四门的名称①。其中称：“南门曰：承熏”，旁边注有满文，转写为‘hū ilayasun be alha du-ka’。下面又写到“又仅有汉文刻石二字，曰：仰日盖（下有一行满文，转写为?觢un  elden  be  harga?觢-habi）”。镇宁门也有如此记载“北门曰：镇宁，（旁边注有满文，转写为）tuktobume  elhe  obuha  du-ka”，亦仅有汉文刻石二字，曰：吞山盖（下有一行满文，转写alin  tokden  be  buliyakabi）”故内蒙古有学者把绥远城北门城为吞山盖都卡，南门为仰日盖都卡，都卡即duka满语门之意，但译为吞山盖都卡、仰日盖都卡实为不妥。

查镇宁门石匾，其中满文为tu ktobume elhe obuha duka，直译为“绥靖安宁之门”，清廷定为镇宁门，此与《绥远城驻防志》相同。

《绥远城驻防志》载，吞山盖后的满文为alin  tokden  be  buliyakabi，直译为吞咽大山，或气势吞山，是个形容词。盖在此又无法翻译。

后查阅《绥远城驻防志》原抄本，发现原来错误出在断句上。《绥远城驻防志》原书为手抄竖写，满汉文合璧，整理者将标点点错。此处断句应为“北门曰镇宁（旁边注有满文，转写为）tuktobume  elhe  obuha duka，亦仅有汉文刻石二字，曰吞山，盖alin tokden be buliyakabi”。此处盖是汉语发语词，无实际意义。这是清末满汉兼的一种说话形式，满语alin tokden be buliyakab是解释吞山的。吞山是对镇宁门的赞誉。可能在镇宁门上还有“吞山”两字的刻石。

同样，把南门称为仰日盖都卡，也是错的。查承熏门匾，满文，转写为‘hū ilayasun be alha duka’，直译为光明闪亮之门。清廷定名承熏，有承接暖风的含义。《绥远城驻防志》此处原文应断为““南门曰承熏（旁边注有满文，转写为） hū ilayasun be alha  du-ka’，亦仅有汉文刻石二字，曰仰日，盖?觢un elden be  harga?觢habi”。“?觢un  elden  be  harga?觢habi”直译为迎接太阳光，也是对承熏门的描述。

满汉蒙三文合璧，也是清代的规制。在清初的陵寝建筑中，多为三体匾额，在驻防城保存完好的乾隆时期三体门额匾，应属珍贵。这两块石额为研究绥远城的历史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实物见证。

注释：

①《绥远城驻防志》佟靖仁校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2

三、《重修绥远北门城楼碑记》和《绥远城浚濠种树碑记》

《归绥县志金石志》记载《重修绥远北门城楼碑记》碑“在新城北门瓮城，高逾八尺、阔三尺、座高约三尺，有篆额。碑文计十八行，字大盈寸。”实地考察，原碑立于新城北门外瓮城五道庙里，后庙毁，碑石埋入路边。后修北垣街碑石出头，上世纪八十年末移至新城太清宫院内，碑文不清。《绥远通志稿·城市》有抄录，但未载全。今依《归绥县志 金石志》录碑文并标点如后：

绥远城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周九里许。建于乾隆四年，移右卫八旗官兵驻防于此。两城犄角而当关外之冲，扼陇西之隘，所谓北门锁钥者，洵无以要于兹矣。予于同治戊辰（1868，同治七年）之秋，东来镇斯土，见城郭完固，而北门之楼阙如怪，而询诸僚属，佥曰楼于癸丑（1853）春季，为烈风摧而倾之。其后师旅兴而休息少，资粮乏而生计艰，虽云运数适逢殆亦，壬方缺陷乎。予闻而慨然，曰：城之有楼，犹人之有冠也，无冠则瞻视不尊，予素不信技术家言，然尝诵《洛诰》一篇，知圣王亦究心形势，而西北高楼之咏屡见遗诗，所以崇规度于是方者，岂无深意之存焉。况夫今日边警犹严，则兴废事、壮宏规，正未可缓。于是，增饷陈其策，知方作其气，嗣乃创议建楼，布劝于众，轮捐踊跃，集成万金。遂鸠工庀材，于已巳（1869）仲夏经始，越年余而告竣。饰以粉绘，涂以丹鹱，崇墉耸翠，巍然为大观矣。因念筹边楼之建也，具远近曲折之图岳阳楼之修也。在政通人和以后，予生于千载下，而与智远不逮李滕二公，何敢指画商计先忧后乐者，窃比前贤平？欲效庾开府之登楼觞咏，率僚佐谈风月未始。非贤者所为，无如时非其时，地非其地，而予又非其人焉。予承天子命，坐镇严疆，深惭无以扬我国威，兹幸义合同袍，众擎易举。藉此为小补之计，聊免素餐之讥耳，至若山川形势之概详载前碑，兹不具述。

诰授建威将军镇守绥远城等处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安撰文

赐进士及第诰授奉政大夫提督山西学政江南道监察御史龚承钧书丹

大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十月榖旦立

《绥远城浚濠种树碑记》原碑高223cm，宽90cm，厚20cm，同治九年（1870年）立于绥远城西门外瓮城内。今断为两截，碑座无存，碑现存于呼和浩特博物馆。

《归绥县志·金石志》记，碑“在新城西门瓮城内，高七尺，阔三尺，额篆绥远城浚濠种树记八字，方二寸。碑阴捐资官兵衔名。”碑文如下：

流之远也，木之茂也，天地自然之机也。欲流远而浚源，欲木茂而培根者，以人力之又余而补化机之不足也乃流可远而不疏之浚之，木可茂而不栽之培之将归咎于化机，而化机不任咎也。予镇绥远，既建北门之楼。暇则等城眺瞩，洵为表里形胜，襟带岩峦矣。而池壅泥沙，地虚林荫，所谓清涟而郁葱者安在乎?奚怪生气不舒，而佳气之萃乎?爰复董劝乐输，得金八千有奇。工始于庚午春季，左瀹喀迩沁之源，周浚濠堑，或丈余、或七八，尺以得泉而后止。且于城之内外，凡教场、街衢之间，植柳三千七百余株。又盖设卡房八所，畚锸贯序，历夏秋而告功成焉。顾有客曰务坚壁者，深沟垒，思树人者姑树木公之为也，殆期三刻莫逾而十年易计欤。予曰，不然，俯流而谓寇不可上攀，条而悲人何以堪吾尝笑若辈之慎矣。吾以斯土廖落之故，就不息之化机，助将敝之形势，盈盈焉，袅袅焉，仿佛乎凤池春色柳暗花明，使朔漠戈荷之俦共沐圣朝之涵育焉。耳容闻之，喜而颂予曰：地利不如人和，理之不易也。而营称细柳真将军其可属公乎。予乃起而谢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吾窃孟子之绪余耳，名将如汉亚夫，吾亦何敢颉顽哉。惟范希朝之镇振武也。令军士种柳而成荫，利赖范公，借众之力，不鸣自功，而并受其福。窃比于我范公吾愿足亦。客题予言，遂记其缘起如此。

诰授建威将军镇守绥远城等处将军斐凌阿巴图鲁定安撰文

赐进士及弟诰授奉政大夫提督山西学政江南道监察御史龚承钧书丹

诰授奉政大夫花翎同知衔直隶候补知县郑锡祺篆额

大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十月榖旦立。

这两通碑都是同治九年（1870年）所立，撰写人都是绥远城的定安将军。

定安将军，字静村，姓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同治七年正月十八，由密云副都统迁升绥远城将军；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因病免职。后任黑龙江将军及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在绥远城任期六年，是历任将军中任期较长的一位。《绥远旗志》卷七宦绩有传。

作为清政府北边的重要驻防机构，《大清会典事例》载“绥远城将军，所属土默特旗，散处于归化城、和林格尔、托克托城、清水河、萨拉齐五厅之闲，北倚大青山，与喀尔喀右翼旗茂明安旗接界，西与乌喇特旗接界。”①蒙古地区的稳定是清政府稳定的重要保障，入关前他们是清廷的得力助手，入关后则成为清的重要后方。清政府才在此处先后设立归化、右卫、绥远城三个基地，“镇守险要”之意不言而喻。

新城北门又是城之要塞，门曰镇宁，意义在此，又有北门锁钥之称，更见其重要。“绥远城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周九里许。建于乾隆四年，移右卫八旗官兵驻防于此。两城犄角而当关外之冲，扼陇西之隘，所谓北门锁钥者，洵无以要于兹矣。”北门之外是每年演炮的场点，绥远城的重武器都储存在北门城楼上。清制“每年霜降前三日，或派佐领一员带领官兵，在北门外哈尔沁沟口地方，演炮十日”②，当听到演炮之声，霜降也快到，在草地放的马也回城了，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炮打霜降马归营”。因此定安将军在同治七年下车伊始，视察北城门，见北城楼被烈风摧而倾之，不相信民间数士的谶语和迷信，力主募捐修建。其目的是“修举武备”，巩固城池。而不是效仿前人，“登楼觞咏”。史载“时河西一带，寇氛日炽，羽檄交驰”③，定安将军也表示“予承天子命，坐镇严疆”，镇守险要是驻防将军的主要职责。

镇守险要，修举武备的同时，定安将军又干了一件嘉惠士林的大事，就是“橹浚濠引水绕护外城，又于道旁夹植杨柳万余株，”④，当然万余株为后人赞誉，定将军实际植柳三千七百余株。在当时的环境下修复城楼、疏浚河道、植柳三千无疑是个大工程。修城“越年余而告竣”，浚壕植柳“历夏秋而告功成”。

这两通碑的书写人都是时任山西学政的龚承钧。龚承钧字湘浦。湘潭人。1853年（咸丰三年）中进士第二名。授编修，改监察御史。后出任山西学政，遴拔孤寒，涤除弊窦。卒年40余。

绥远城浚濠种树碑记正面有篆字题额“绥远城浚濠种树记”，臂力苍劲，题写人为直隶候补知县郑锡祺，郑锡祺曾著有《零金碎玉》、《家珍集》传世。

定安植柳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尤其在当代更有意义。

注释：

①《大清会典事例》，清光绪25年石印本  p988

②《绥远驻防志》1991年版p65

③《绥远旗志》卷七宦绩

④《绥远旗志》城垣

四、《绥远城创建长白书院碑记》和《启秀书院碑记》

《绥远城创建长白书院碑记》(下称《长白碑》)此碑为卧碑，镶于原长白书院旧址大门西壁，今无存。幸存有拓片。1994年呼和浩特博物馆筹备《呼和浩特满族历史民俗》陈列时，内蒙古图书馆白燎原先生提供拓片信息，博物馆装裱借展，使我们得以见到此碑全貌。另《绥远通志稿》教育卷曾抄录部分碑文，但碑文时间抄写有误，《绥远通志稿》记载为同治十三年，拓片为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仲春，特此说明。

原碑拓片长121cm宽35cm，拓片今存呼和浩特博物馆。原拓片边缘有六枚印章，字迹不清。

绥远城创建长白书院碑记

从来金精玉粹，英才不择地而生；星聚云从，大雅待扶轮而起。鹅湖讲学，倡教三年，弗观谭经乐成。两世甚义，创始之不易也。况乎绥远城者，地居边徼，为古来征战场。隋建古丰州未久，自唐以迄宋明皆弃之于外。国朝德化覃敷，皇图式廊，此邦疆土始得隶版籍而庆大同。于是貔貅重镇，控制咽喉，辐辏争趋，喧谢都会。至于敦崇文学、攻习艺林，彬彬儒雅之风则有缺，然其未逮者。

同治七年，静村将军奉命镇兹土，时值秦陇多事，烽燧纵横。将军任将遣师，从容指画，寇氛所扰，以次削平，迺堠烟未烬飞檄犹勤。复汲汲焉筹资辟地，为国储才，一时官绅商庶，景然乐从。版筑既兴，宏工遂竣，命其名曰长白书院。其间束脩之具，膏火之供，莫不筹之美备，核以定制，范以成规，缕析条分，用垂久远，从此八旗英俊诵读怡怡，释甲胄而诗书，化干戈为礼乐。其所以维持风化辅翼升平者盖爰乎莫尚矣。昔文翁守蜀，教化大行。冒黎刺潮，文明遂启。若将军则身膺艰钜，力瘁戎机，又复嘉惠士林，赫然成兹盛举，较诸古之贤哲，实有独任其难者。

曜于戊辰仲冬，奉朝挈旅西来，时当诸军云集，进剿宁、灵。士卒多悬釜之虞，逆焰有方张之势。将军昕夕运筹，无分畛域，俾诸军得以饱腾锐进，克奏荡平而口不言功，若行所无事者。然归绥为朔方要隘，军卒杂沓往来，或有干犯纪律者，必密檄将领，以法绳之。不少宽纵，又未尝以雀鼠细微。登诸简牍，藉张严毅之名。其器量渊洪，不矜不伐，盖性使然欤。秦陇之间，久沦兵燹，民生荡析，几无完区，而边外各城，市不易肆，氓不易居。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其将军之谓乎。

曜数年来于将于一筹一策，皆得亲见亲闻，今长白书院之成，又得躬逢其盛，益信经济文章，相为表里。蕴之弥厚，则发之弥光。曜微窥有素，固不待今日而知之矣。绥城北倚青山，万峰萃  ，西环河水，百折汪洋，将必有文章特达之士兴起于其间。而将军声威教化，沦浃人心，播诸弦歌，垂诸金石，盖有与山俱高，与水俱长焉，是为记。

钦命办理宁夏一带防剿事务统领嵩武军广东陆军提督骑都尉世职加一云骑尉世职霍钦巴图鲁钱唐张曜谨撰并书

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仲春榖旦

 (文尾刻印章两枚。阴文臣张曜印，阳文朗斋)

《启秀书院碑记》（下称《启秀碑》）高236cm，宽87草cm，厚23cm，现存于呼和浩特博物馆，碑正面题永垂不朽四个楷书大字，碑文正文光绪四年（1878年）将军瑞联，将长白书院改名为启秀书院的奏折，光绪六年（1880年）由本城举人合色贲等刻碑纪念。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奏，为新书院拟请立案，以垂久远，据情陈明，仰祈圣参事。

窃查绥远城八旗原有官学，教令子弟学习翻译，并准应试文闱。嗣因难有奋志读书者，生计艰难。既无讲学会□之所，又泛因材善诱之师。前将军定安虑文教之不兴，又无闲款筹办。当今八旗量力捐资，随于正蓝旗界内捐选一所，延请山长按月扃试，由八旗官员内选派协领等官经理其事。并出示归化城，不论蒙汉人等，愿来应课者均准一体入考。以广文教□□□逮。书院于剩银七千两，尚交右司转发在城商民，按月一分生息。专充书院□山长□□量、奖赏、膏火、纸笔、薪水、岁修工程各项经费，虽取息无多，按月撙节尚敷用度。时因□□靖沿河戒严，未能及时立案。等到任后视亲临书院，面试诸生，见其创作虽不及地之丽，而规模足壮观瞻。问祝诸生文艺，不乏材堪造就者。计癸酉迄今未及十年，进学者颇多征试，亦屡有中式之人，足乡肄业以来学有进益。据管理学院各官，以屡试有效。禀请奏明立案。等情前若不据情陈明，不但废弃堪虞，亦失我皇上作养人材之意。除严节八旗认真学习翻译以重根本外，于操兵讲武之余，举课士修文之事，谨额其名启秀书院。督为在事人员详定章程、原有尽妥协者随时量为增政，务期水人而尽美善。此项起造书院经费亦生息银两，既未动用正项，均系各官兵乐为捐办。应其选报除各部备随案外，努为振兴文学培养人材起见。理合具情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训。

军机大臣奏

旨  该部知道  钦此

光绪六年岁次庚辰夏榖旦立

举人合色贲学书全安敬书

绥远城建成后，新城的满族教育随之发展起来。同治十一年（1872年），“绥远城将军定安督劝八旗官兵捐建，名为‘长白书院’。以余款五千两发商生息，作为经费，并延请山长（院长），按月扃试，由八旗官员中选派官员等经理其事。汉、蒙人等愿应课者，均准入考。光绪三年（1877年），将军庆春又以余款二千两发商生息。五年（1879年），将军瑞联复饬归绥道阿克达春集商捐银四千两，充备公费，更名‘启秀书院’。”长白书院的建立后“核以定制，范以成规，缕析条分”，成为满族教育的重要场所。“从此八旗英俊诵读怡怡，释甲胄而诗书，化干戈为礼乐”，书院的建立，促进了呼和浩特地区满族文教事业的发展。这两块碑记录了绥远城从长白书院到启秀书院的变化、书院建立的目的、经费情况，是记录绥远城满族教育发展的重要文物。

《长白碑》的撰写人是张曜，是当时一著名人物，《清史稿》有传。（见《清史稿》卷四百五十四。列传二百四十一，第41册）。张曜字朗斋。清代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咸丰初年，因出谋镇压捻军有功，为僧格林沁收入所部，后又以御捻护城之功被咸丰帝赐号霍钦巴图鲁。咸丰十年（1860年），擢升知府，又晋升道员。第二年，设计击败陈大喜、张风林所部捻军，被任为河南布政使，不久即被御史刘毓楠以“目不识丁”弹劾，降为总兵，仍归僧格林沁节制。自此张曜发愤读书，镌刻“目不识丁”四字印，佩戴身上以自励。同治年间督师抵抗捻军及太平军，多次获胜，其所部被人称继湘、淮军之后又一劲旅。光绪二年（1876年），以提督名义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平定阿古柏入侵，迫使俄归还伊犁。光绪六年（1880年），诏帮办军务，四年后又命其入关移防北路，特赏巡抚衔。

同治十二年前后，张曜正领兵在西北征战，目睹定安将军修建书院的过程，以鹅湖讲学赞誉定安。把定安修建书院和文翁守蜀①以及昌黎刺潮②相媲美。对他大兴文教的努力大加肯定。

后来，长白书院门口曾有清薛时雨③题写一副对联，为后人传颂：

盛世本同文，合左云右玉封疆，息马投戈，沙漠寝成邹鲁俗；

将军不好武，萃黑水白山俊彦，敦诗说理，边关长此诵弦声。

上联称颂了封疆大臣平息战事的功劳，并肯定创建书院是明智之举，必将使偏远落后的边疆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改变面貌。下联称只要国家和平安定，作为将军也不愿打仗，而愿意同各地有才德的人，一起研读学习，只要这样，偏远的边关地区通过振兴文教，也会出现文明昌盛的升平景象。全联表达了对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促进各民族团结，使边疆人民过上和平安宁生活的美好愿望，概括了定安将军修建长白书院的意义，是对张曜碑记的最好解释。

长白书院的建立使绥远城满族的教育更加系统和专业，绥远城自道光以来，有满洲、蒙古中过举人二十二人。其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后，即长白书院创建后中举达十八人，正所谓“将必有文章特达之士兴起于其间”。

这两块珍贵碑刻记录了绥远城满族教育的发展，是重要的满族文物。

注释：

①文翁守蜀，文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人，四川任职期间，堆石室以为校，改革教育，教化大行，蜀中文学，由是猗猗称盛。

②昌黎刺潮：昌黎指韩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刑部侍郎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治潮时间只有短短的8个月，但功绩卓著。首先是兴学重教，当他发现潮州州学荒废已久，随决意复置乡校，起用进士赵德出任教师，并出己俸百千以为学本，从而使潮州文风蔚起，英贤辈出，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名。

③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又字澍生，晚号桑根老人，安徽省全椒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中进士，做过嘉兴、嘉善知县和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后主讲杭州崇文书院、江宁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著有《藤香馆诗删》，附祠二种：《西湖橹唱》、《江舟欸乃》等。

五、《屏藩朔漠》匾

在绥远城将军衙署门前有一高4米，长29米，厚1．5米朴实厚重、宏伟壮观的影壁，大青城砖砌就，影壁正中镶有“屏藩朔漠”四字横匾一方，匾长150cm，宽70cm，匾正文为屏藩朔漠四个楷书大字，字大盈尺，上款为“光绪十六年清和月 榖旦”，下款为“绥远城将军克 立”，匾为青石，涂以墨色，字涂白粉。

该匾为清绥远城将军克蒙额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题写。

从屏藩朔漠四字来看：屏，名词是屏风，动词有保护、护卫、捍卫的意思；藩在《尔雅》中就记载“藩，屏也”；屏藩就是屏风和藩篱，比喻靠近边疆的国土，也指保卫国家的将士。朔，指北方；朔漠，指北方沙漠地带，有时也泛指北方。杜甫《咏怀古迹》中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诗句，其中朔漠就指北方。屏藩朔漠就是保卫北疆的意思。

乾隆之初，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数次攻掠，促使清朝朝廷要加强北部地区的军事防卫，以巩固其西北的统治。朝廷修建绥远城，形成面河背山、俯看京畿、扼西北之隘、北控朔漠的战略优势地位。加之绥远将军入住后，统领“并管辖漠南蒙古王公、归化城土默特蒙古，调遣宣化大同二镇绿营官兵。”它不仅守护着中原北大门，还保护着当时中、蒙、俄之间的商路，成为塞外重要军事城廓，屏藩朔漠是真正体现清廷修建绥远城的目的。

克蒙额题写屏藩朔漠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国内外的环境日趋变化，此时的屏藩朔漠的意义不可与乾隆年的军事目的同日而语。

先看克蒙额本人的经历，克蒙额字盛斋，汉军正白旗人，黑龙江爱珲人。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四，由蒙古镶黄旗都统授任绥远城将军。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奉旨去职回京。此前，咸丰年曾随淮军镇压太平军，同治年间，苗沛林起义，克蒙额率骑兵在凤城打败苗沛林，同治四年又与捻军激战，因此，官职一路见长，从领催、防御到呼伦贝尔镶白旗索伦副总管、吉林双城总管，后曾任墨尔根副都统、宁夏将军、西安将军。①其在绥远城任职11年，是任期最长的将军，后因“私娶蒙妇为妻”②被议革。

再看光绪时期的绥远城周边的局势。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陷入内忧外患日渐加深的境地。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各列强也从北面侵入内蒙古，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内蒙古地区取得了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样，内蒙古地区一步一步地变成各列强输出商品和资本的市场以及掠夺工业原料的基地之一。

六十年代以后，英国派代理商在归化城大量收购驼绒、羊毛，经天津出口。法国商人更“在归化城以西扩张商业势力，几成独占的形势”。

伴随着经济的侵略，外国宗教侵入不断加剧，大批传教士有恃无恐地深入内蒙古西部的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牧区。文化的侵略也在同时进行，各国考古队、探险队出没于内蒙古各地，勘探、发掘各类珍贵遗物。

由于列强入侵和国内连年战乱、灾荒，内地大批汉族农民纷纷涌入内蒙古，内蒙古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世纪50年代以后，哲里木盟南部发生了汉族佃农抗租事件，并持续了6年之久。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爆发了“八枝箭”蒙古人民抗官差、拒摊派的斗争，与旗官府对峙达十多年。60年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蒙古人民采用“老头会”的形式，掀起了抗拒官差，反对私放旗地的斗争。伊克昭盟人民则以“独贵龙”组织形式，反对旗府官员的苛捐摊派、兵差徭役和出卖蒙地的罪行。“独贵龙”运动从1858年起，相继在伊盟各旗不断兴起。1861年，在内蒙古东部发生了白凌阿起义。这次起义与东北汉族农民反清起义联合起来，形成了三四千人的队伍，转战卓、昭、哲盟和吉林、奉天二省。1868年起义被清军镇压下去。到了90年代，在昭乌达盟敖汉旗发生了汉族农民秘密结社———“金丹道”暴动；在哲里木盟科右前旗和科右中旗发生了图合木起义及花里亚荪等造反逼死王爷的事件。

总之，同光之际，一向被清王朝认为是安宁后院的内蒙古，已经打破了长期封闭的状态，各种社会矛盾日渐激化，成了危机四伏的北疆，清王朝的后院也开始着火了。

此时的屏藩朔漠应更具有当时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参考《古城爱珲———黑河文史资料第九辑》P109

②台湾故宫图书文献处，光绪20年09月27日  内阁宫中档135732号

（作者地址：北京丰台区丰北路丰华苑7—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