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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志鉴论坛)关于新编地方志书“序”的探讨
  • 提要:本文分析明清旧志与新编地方志书为序者有较大的改变,针对目前志书主编不作序的问题,提出目前地方志书主编应该作一序;新编地方志书中地方党政领导的“合序”是独有的一种现象,从道理上讲不通,还是各自为序恰当;目前志书序不乏平庸之作,质量有待提高。

     

    关键词:新编志书    探讨

     

    “序”本来是依附书籍正文之前介绍、评论、陈述写作宗旨的文体,最早见于《毛诗序》,有“诗大序”和“诗小序”之分,大序是《诗经·关雎》题目下的一篇序言,小序是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此后,“序”便渐成为正文前的一种文体,历代沿袭。

    地方志书之有序,与其它书籍同;而地方志书为序者与其它书籍则有别。旧地方志书的序,特别是州、县志的序,一般为本地最高长官州知事、县知事及执笔编写者所作,而且大多上一级长官也为之一序,或把前志序也罗列数篇,也有聘请当时各方面名人作序的,尤其是执笔编写者大多是有序的。而新编地方志首轮和二轮的志书,在由谁作序上较之旧志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动。笔者将手下20部新编志书“序”的情况记述如下:《冀县志》(1993年版)傅振伦序、县委书记序;《景县志》(1991年版)王任重序、书记县长合序;《景县志》(续志,2008年版)书记县长合序;《定州市志》(1998年版)书记市长合序;《武强县志》(1996年版)耿顷(曾任武强县委书记,时任衡水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序、书记县长合序;《衡水市志》(2002年版)书记市长合序;《深县志》(1999年版)书记县长合序;《饶阳县志》(1998年版)书记序、县长序;《内丘县志》(2006年版)前后两任书记合序、县长序;《衡水市志》(现桃城区,1996年版)书记市长合序、李忠信(时任中共衡水市委书记)序;《昌乐县志》(二轮,2008年版)书记县长合序;《天津市和平区志》(2004年版)书记序、来新夏序;《奉贤县续志》(二轮,2007年版)书记区长合序(称《出版致辞》)、姚金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1987年版《奉贤县志》主编)序;《潞西县志》(1993年版)县长序、宁超(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序;《卫辉市志》(1993年版)市委书记原任市长合序、时任市长序;《献县志》(1995年版)县委书记序、县长序、张岱年(北京大学)序;《大安县志》(1990年版)王永全(在该地工作过的老干部)序、马传海(现任领导)序;《故城县志》(1998年版)书记县长合序、吕志毅(河北大学)序;《涿州志》(1997年版)市委书记序。根据上述志书作序者之状况,并仔细拜读了这些序,觉得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志书主编应该有一序

    前面提到20部新编志书,无一有主编作序,这在新编地方志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惯例。笔者认为是不应该的,其理由有三:一是明清旧志一般纂者都作一序。封建社会编修地方志,地方官亲自主持称之为“修”;具体执笔编写者称“纂”;有的地方官既主持又直接参与编写工作称“修纂”。其具体执笔编写的“纂”者,基本上相当于现志书的主编,旧志中一般情况下是作序的。二是主编即是主要作者,古今中外、各类书籍,作者之有序是理所当然的,而志书的作者却没有序,是一种怪现象。需要说明的是,其地方行政长官(县长、市长)兼任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只是一种主持和领导工作,与志书主编是截然不同的,没有能互相代替的理由。三是经过编修地方志书,其主编披阅数载,历尽艰辛,对当地地情最为熟悉,对所编书情最为了解,是其他任何人不能比拟的,而且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修志中的甘苦感触最深,为序最有发言权。因此提倡志书主编作一序,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地方党、政领导合作一“序”理由不充分

    自古以来,地方志书的序言一般都是由地方最高官员来作,这也是地方志书作为“官书”的特征之一。新编地方志书,地方党、政领导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均为地方之主,二者都为之作序也理所应当。但是,前面提到20部新编地方志书中,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二人合作一序的12部,占60%。这就有一个问题:“序”从形式上讲有自序、他序、代序、总序之分。没有“合序”之说。“序”的合写,除非是作者二人以上,其“序”的署名与著者同。如《古今词语新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作者为裴球璇、阳海清,其序(叫作“前言”)亦署名裴球璇、阳海清。通常文章多有合写,著述也多有合著。但两个并非作者的人合作序言,虽同为地方官长但合作一序理由不充分。这种“合序”状况除地方志书外不曾见过,几乎没有先例。况且一般来说作“序”都是个人行为,书记和县长(市委书记、市长)是两个人,又都算不得作者,怎能合而为序呢?这种现象的出现不知基于何种考虑,大抵是照顾地方官长情面,有应酬差使之嫌,是地方志书一道独特的“风景”。笔者认为还是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各作一序为好。

    三、序言的质量有待提高

    阅读部分地方志书序,绝大部分包括基本地情、修志历史、成书经过、质量评价、志书内容特点、感慨体会、号召用志等,能起到引导读者读好正文的作用,达到了“序”的目的。但也不乏平庸之作,或恭维地情,夸耀书情一番;或泛泛谈来,言过其实;或没有深意,没有见解,更无体会而言;或观点陈旧,老生常谈,毫无新意,读来味同嚼蜡;或由秘书捉刀代笔,官长署名,明显的官样文章等等。“序”作得不好不能增辉,反而减色。鲁迅先生说:“一本书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①“序”的类型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种:(1 说明型:多为作者自序。主要以说明性文字向读者交代编写意图、写作原则、范围与重点等,目的是使读者通过序言简明扼要地初步了解到书籍的内容、性质、使用价值等。(2)阐发型:自序、他序均可采用。重点在于将写作主旨向读者画龙点睛式的加以阐述。如是“自序”应多持谦虚、探讨态度,忌用溢美词语,达到引导读者注意的目的即可。此序型应有本学科的权威性,不宜泛泛而论。(3)评介型:多为“他序”。侧重对著作进行评论,或向读者介绍著作者的经历、成就,对书中的观点、艺术水平作出引申和发挥,从而提出新的见解。要求赞而不溢美、褒而不虚浮,指出不足,瑕不掩瑜,评介应有深度和权威性。(4)综合型:最为常见的序型,“自序”、“他序”皆可采用。此种序型融说明型、阐发型、评介型为一体,或兼而有之,内容全面而不易深刻。“序”虽各类型有别,但写序自古无定规,没有“八股文”式的固定要求,最显著的特点是作者联系亲身经历有感而发,要言之有物,不尚空谈,应有独到的见解和新意。为序之道重在诚信,且十分讲究文风,力求简洁明快。如果阐述、评议深刻,本身可成为一篇独立的论文。

    ①鲁迅:编校曹靖华译苏联作家绥拉菲摩奇著《铁流·编校后记》。

    (作者:河北省武强县地方志办公室)

    附:

    笔者现任《武强县志(19882007)》主编,出于上述考虑,初拟序文1篇,供参考。

     

    武强县志(19882007)序

                                  ——张凤雨

     

    地方志文化之厚重,在于其专门记载一地历史,直接传承文明,为流传最久远、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之一。

    武强县修志之始,清代及其以后一直认为“邑之有志初修于明隆庆庚午”①。指明隆庆四年(1570年)钱博学、欧阳焕修纂的《武强县志》。其实,武强应是在明初或更早便有县志问世。明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年)主持编修的《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部类有《武强县图志二册》②、“卷二十新志”部类有《武强县志》1部之记载③。该书早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此两部武强县志无疑为明隆庆之前的县志。据有关专家④研究考证:“卷十九旧志” 部类所收录志书,明早期编修者居多,另有宋、元时代的一部分;“卷二十新志”部类除1部元志外,皆为永乐(14031424年)至正统六年之志书。据此,《武强县图志二册》应为迄今已知最早的武强县志,时间约在元代或者洪武早期,第二部《武强县志》编修于14031441年之间,之后明隆庆志为第三部,明万历志第四部,清康熙六年志第五部,清康熙三十三年志第六部,清道光志第七部,1996年版志第八部,《武强县志(19882007)》为第九部。世远年湮,天灾人祸,明四志佚失,清三志鲜存。今可得明以前旧事惟只言片语,与之早期文明几近断裂。人文之感叹,历史之悲哀!

    新中国第一轮修志,较之旧志体例大变,且编修时理论不足、经验匮乏,选取内容受许多影响,明显有遗漏、考证欠缺等现象,因之形成二轮续志所面对的特殊状况。本志是紧随前志之续修,故与前志应为有机整体,既相对独立又有机结合。续前志之延,补前志之漏,增前志之无,力争使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因此,该志除基本篇目坚持上限外,新增艺文、轶闻趣事、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历史上一些问题的考证诸篇贯通古今,人物传部分也打破上限,不顾虑因“续”修而失地情,或重地情而近“通”志之嫌。

    明清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上轮志书着意纠之,但又经济部分分量过大,而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内容被排除志外。以为,虽然目前党和国家强调“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还是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况且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久远的乃以文化为主,经久不衰的惟有人文。修桥造楼、经商建厂、汽车增多、经济数字增长,虽一时之利,但时过境迁,意义锐减;而灿烂文化、闪光思想、民族精神,往往当时重视不足,却永垂不衰。况且许多经济事物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为文化,地方志书本身亦属文化范畴。社会进步是因为文化提升的结果。经济不是不重要,没有经济为基础文化事业也是妄谈。但表现在地方志书中,还是应该以文化为主。因之本届续志,针对前志而言,有意加重人文分量。

    修志之难,在于内容庞大资料浩瀚,切切把握地方志“科学的资料性文献”之宗旨,力图深层次资料占绝对优势。虽做起来并非十分艰难,但必须下的是笨功夫。本人有幸亲历前、续两轮修志,机遇难逢,只因才疏识浅,一鳞半爪,因而诚惶诚恐,殚精竭虑,仍难以尽如人意。所幸全体同事,兢兢业业,勤奋耕耘,形成融洽、勤奋、追求的工作氛围。星移斗转,暑往寒来,众志成城,终成此书,切望垂之久远。

     

    ①清康熙六年《武强县志》贾振裘撰《武强县志序》。

    ②暑字号第一厨书目。

    ③往字号第一厨书目。

    ④山东大学图书馆李艳秋。见陈进:《新编地方史志工作理论与实践·地方史志工作综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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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新编志书    探讨

     

    “序”本来是依附书籍正文之前介绍、评论、陈述写作宗旨的文体,最早见于《毛诗序》,有“诗大序”和“诗小序”之分,大序是《诗经·关雎》题目下的一篇序言,小序是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此后,“序”便渐成为正文前的一种文体,历代沿袭。

    地方志书之有序,与其它书籍同;而地方志书为序者与其它书籍则有别。旧地方志书的序,特别是州、县志的序,一般为本地最高长官州知事、县知事及执笔编写者所作,而且大多上一级长官也为之一序,或把前志序也罗列数篇,也有聘请当时各方面名人作序的,尤其是执笔编写者大多是有序的。而新编地方志首轮和二轮的志书,在由谁作序上较之旧志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动。笔者将手下20部新编志书“序”的情况记述如下:《冀县志》(1993年版)傅振伦序、县委书记序;《景县志》(1991年版)王任重序、书记县长合序;《景县志》(续志,2008年版)书记县长合序;《定州市志》(1998年版)书记市长合序;《武强县志》(1996年版)耿顷(曾任武强县委书记,时任衡水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序、书记县长合序;《衡水市志》(2002年版)书记市长合序;《深县志》(1999年版)书记县长合序;《饶阳县志》(1998年版)书记序、县长序;《内丘县志》(2006年版)前后两任书记合序、县长序;《衡水市志》(现桃城区,1996年版)书记市长合序、李忠信(时任中共衡水市委书记)序;《昌乐县志》(二轮,2008年版)书记县长合序;《天津市和平区志》(2004年版)书记序、来新夏序;《奉贤县续志》(二轮,2007年版)书记区长合序(称《出版致辞》)、姚金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1987年版《奉贤县志》主编)序;《潞西县志》(1993年版)县长序、宁超(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序;《卫辉市志》(1993年版)市委书记原任市长合序、时任市长序;《献县志》(1995年版)县委书记序、县长序、张岱年(北京大学)序;《大安县志》(1990年版)王永全(在该地工作过的老干部)序、马传海(现任领导)序;《故城县志》(1998年版)书记县长合序、吕志毅(河北大学)序;《涿州志》(1997年版)市委书记序。根据上述志书作序者之状况,并仔细拜读了这些序,觉得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志书主编应该有一序

    前面提到20部新编志书,无一有主编作序,这在新编地方志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惯例。笔者认为是不应该的,其理由有三:一是明清旧志一般纂者都作一序。封建社会编修地方志,地方官亲自主持称之为“修”;具体执笔编写者称“纂”;有的地方官既主持又直接参与编写工作称“修纂”。其具体执笔编写的“纂”者,基本上相当于现志书的主编,旧志中一般情况下是作序的。二是主编即是主要作者,古今中外、各类书籍,作者之有序是理所当然的,而志书的作者却没有序,是一种怪现象。需要说明的是,其地方行政长官(县长、市长)兼任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只是一种主持和领导工作,与志书主编是截然不同的,没有能互相代替的理由。三是经过编修地方志书,其主编披阅数载,历尽艰辛,对当地地情最为熟悉,对所编书情最为了解,是其他任何人不能比拟的,而且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修志中的甘苦感触最深,为序最有发言权。因此提倡志书主编作一序,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地方党、政领导合作一“序”理由不充分

    自古以来,地方志书的序言一般都是由地方最高官员来作,这也是地方志书作为“官书”的特征之一。新编地方志书,地方党、政领导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均为地方之主,二者都为之作序也理所应当。但是,前面提到20部新编地方志书中,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二人合作一序的12部,占60%。这就有一个问题:“序”从形式上讲有自序、他序、代序、总序之分。没有“合序”之说。“序”的合写,除非是作者二人以上,其“序”的署名与著者同。如《古今词语新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作者为裴球璇、阳海清,其序(叫作“前言”)亦署名裴球璇、阳海清。通常文章多有合写,著述也多有合著。但两个并非作者的人合作序言,虽同为地方官长但合作一序理由不充分。这种“合序”状况除地方志书外不曾见过,几乎没有先例。况且一般来说作“序”都是个人行为,书记和县长(市委书记、市长)是两个人,又都算不得作者,怎能合而为序呢?这种现象的出现不知基于何种考虑,大抵是照顾地方官长情面,有应酬差使之嫌,是地方志书一道独特的“风景”。笔者认为还是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各作一序为好。

    三、序言的质量有待提高

    阅读部分地方志书序,绝大部分包括基本地情、修志历史、成书经过、质量评价、志书内容特点、感慨体会、号召用志等,能起到引导读者读好正文的作用,达到了“序”的目的。但也不乏平庸之作,或恭维地情,夸耀书情一番;或泛泛谈来,言过其实;或没有深意,没有见解,更无体会而言;或观点陈旧,老生常谈,毫无新意,读来味同嚼蜡;或由秘书捉刀代笔,官长署名,明显的官样文章等等。“序”作得不好不能增辉,反而减色。鲁迅先生说:“一本书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①“序”的类型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种:(1 说明型:多为作者自序。主要以说明性文字向读者交代编写意图、写作原则、范围与重点等,目的是使读者通过序言简明扼要地初步了解到书籍的内容、性质、使用价值等。(2)阐发型:自序、他序均可采用。重点在于将写作主旨向读者画龙点睛式的加以阐述。如是“自序”应多持谦虚、探讨态度,忌用溢美词语,达到引导读者注意的目的即可。此序型应有本学科的权威性,不宜泛泛而论。(3)评介型:多为“他序”。侧重对著作进行评论,或向读者介绍著作者的经历、成就,对书中的观点、艺术水平作出引申和发挥,从而提出新的见解。要求赞而不溢美、褒而不虚浮,指出不足,瑕不掩瑜,评介应有深度和权威性。(4)综合型:最为常见的序型,“自序”、“他序”皆可采用。此种序型融说明型、阐发型、评介型为一体,或兼而有之,内容全面而不易深刻。“序”虽各类型有别,但写序自古无定规,没有“八股文”式的固定要求,最显著的特点是作者联系亲身经历有感而发,要言之有物,不尚空谈,应有独到的见解和新意。为序之道重在诚信,且十分讲究文风,力求简洁明快。如果阐述、评议深刻,本身可成为一篇独立的论文。

    ①鲁迅:编校曹靖华译苏联作家绥拉菲摩奇著《铁流·编校后记》。

    (作者:河北省武强县地方志办公室)

    附:

    笔者现任《武强县志(19882007)》主编,出于上述考虑,初拟序文1篇,供参考。

     

    武强县志(19882007)序

                                  ——张凤雨

     

    地方志文化之厚重,在于其专门记载一地历史,直接传承文明,为流传最久远、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之一。

    武强县修志之始,清代及其以后一直认为“邑之有志初修于明隆庆庚午”①。指明隆庆四年(1570年)钱博学、欧阳焕修纂的《武强县志》。其实,武强应是在明初或更早便有县志问世。明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年)主持编修的《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部类有《武强县图志二册》②、“卷二十新志”部类有《武强县志》1部之记载③。该书早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此两部武强县志无疑为明隆庆之前的县志。据有关专家④研究考证:“卷十九旧志” 部类所收录志书,明早期编修者居多,另有宋、元时代的一部分;“卷二十新志”部类除1部元志外,皆为永乐(14031424年)至正统六年之志书。据此,《武强县图志二册》应为迄今已知最早的武强县志,时间约在元代或者洪武早期,第二部《武强县志》编修于14031441年之间,之后明隆庆志为第三部,明万历志第四部,清康熙六年志第五部,清康熙三十三年志第六部,清道光志第七部,1996年版志第八部,《武强县志(19882007)》为第九部。世远年湮,天灾人祸,明四志佚失,清三志鲜存。今可得明以前旧事惟只言片语,与之早期文明几近断裂。人文之感叹,历史之悲哀!

    新中国第一轮修志,较之旧志体例大变,且编修时理论不足、经验匮乏,选取内容受许多影响,明显有遗漏、考证欠缺等现象,因之形成二轮续志所面对的特殊状况。本志是紧随前志之续修,故与前志应为有机整体,既相对独立又有机结合。续前志之延,补前志之漏,增前志之无,力争使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因此,该志除基本篇目坚持上限外,新增艺文、轶闻趣事、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历史上一些问题的考证诸篇贯通古今,人物传部分也打破上限,不顾虑因“续”修而失地情,或重地情而近“通”志之嫌。

    明清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上轮志书着意纠之,但又经济部分分量过大,而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内容被排除志外。以为,虽然目前党和国家强调“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还是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况且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久远的乃以文化为主,经久不衰的惟有人文。修桥造楼、经商建厂、汽车增多、经济数字增长,虽一时之利,但时过境迁,意义锐减;而灿烂文化、闪光思想、民族精神,往往当时重视不足,却永垂不衰。况且许多经济事物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为文化,地方志书本身亦属文化范畴。社会进步是因为文化提升的结果。经济不是不重要,没有经济为基础文化事业也是妄谈。但表现在地方志书中,还是应该以文化为主。因之本届续志,针对前志而言,有意加重人文分量。

    修志之难,在于内容庞大资料浩瀚,切切把握地方志“科学的资料性文献”之宗旨,力图深层次资料占绝对优势。虽做起来并非十分艰难,但必须下的是笨功夫。本人有幸亲历前、续两轮修志,机遇难逢,只因才疏识浅,一鳞半爪,因而诚惶诚恐,殚精竭虑,仍难以尽如人意。所幸全体同事,兢兢业业,勤奋耕耘,形成融洽、勤奋、追求的工作氛围。星移斗转,暑往寒来,众志成城,终成此书,切望垂之久远。

     

    ①清康熙六年《武强县志》贾振裘撰《武强县志序》。

    ②暑字号第一厨书目。

    ③往字号第一厨书目。

    ④山东大学图书馆李艳秋。见陈进:《新编地方史志工作理论与实践·地方史志工作综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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