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探讨了儒家礼的理论与内容之后，我们再通过孔子考察大儒是怎样实践礼制的。《论语》第十篇“乡党”，专门记述孔子的行为方式，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儒家戒条作了形象图解，摘录如下：孔子与乡党，恂恂（恭顺）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明白流畅）言，唯谨耳。（上）朝，与下大夫言，侃侃（从容不迫）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和颜悦色）如也。君在，踧踖（恭敬）如也，与（安详）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不站在门中间），行不履阈（入门不踩门坎）。没阶（走完台阶），趋进（小步快走），翼如也（象鸟舒展翅膀）。齐（斋戒）必变食（素食），居必迁坐（斋戒期间不与妻妾同房）。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烹调不当），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屠宰方法不对），不食。沽酒市脯（买来的酒肉）不食。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让老年人先走）。见齐衰者（穿孝服），虽狎（亲密），必变（表情肃穆）。见冕者与瞽者，虽亵（惯熟），必以貌（礼貌）。君命召，不俟驾（备好车马）行矣。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由我料理丧事）。升车，立必正，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不用手指指画画）。通过这些描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孔子对君王、长者做到了毕恭毕敬的程度，对士大夫做到了彬彬有礼，对熟识的人给予尊重，对遭遇不幸或有残疾的人表示同情，体现了礼的基本精神；其二，孔子生活很讲究，衣食住行都按照贵族的标准，绝不苟且凑和。他最喜欢的弟子颜渊死了，门人欲借用孔子的车送葬，孔子不同意，说我是大夫身份，怎么能步行呢？由此可见，儒家的仁义，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的，恭敬也好，尊重也罢，只能限于君子这个圈子。那个时代君子是与小人对应的概念，君子指读书人和有爵位官职的人，此外统称为小人，与今天的含义大不相同。在孔子孟子眼里，小人天生就是奉养君子的，君子生来就是统治小人的，孔子说的仁者爱人，是不包括劳动人们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反映了礼制鲜明的阶级性。西汉政论家贾谊对此有专文论述。他说：“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费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罷软不胜任者，不谓罷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汉书·贾谊传》墨家与儒家学说地对立，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两个对立阶级的矛盾在学术上的反映。孔子一方面过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一方面又盛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精神，这一内在矛盾构成两种价值取向，我们以东汉两位大儒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马融是东汉末年儒学大师，他早年从名儒受教，崭露头角，因生活窘迫，应召投外戚大将军邓骘，上书言事得罪被禁锢。后经人举荐入仕，官至南郡太守。以病去官，讲学著述为业。史传说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予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为保持荣华富贵，马融依附权贵梁冀，为虎作伥，为正人所不齿。另一位是马融的学生郑玄。郑玄自幼好学，父亲让他为吏，他却去学校听讲，太学毕业，在老家山东已无人可以求教，遂去陕西扶风拜马融为师，三年始得机会一见，与马融讨论了一些疑难问题后回到家乡，客耕东莱，教授生徒。大将军何进闻郑玄之名，召玄为幕僚，玄不得已造访将军府，尽管受到隆重接待，郑玄还是不辞而别。北海相孔融也是当时名士，他仰慕郑玄的高风亮节，在郑玄家乡高密县特设置郑公乡，闾里之门名通德门。黄巾起义军路过这里，都相约绕道而行，以示尊敬。在生活讲究这一点上，马融继承了孔子；在生活自由这一点上，马融取法了庄子。然而他要礼的尊贵而不要礼的约束，要道的洒脱而不要道的淡泊。郑玄好学而不慕荣利，俭以养德，有颜回之风。以后历代儒士，马融类型者多，郑玄类型者少。儒家的礼义廉耻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敲门砖或遮羞布。“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汉代的这首民谣，生动地说明礼教的虚伪和儒士的堕落。

汉儒在学术上的萎靡与礼教在现实中的扭曲，导致东汉以来士大夫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曹魏以来的阴谋政治，打破了儒家礼乐治国的梦想。许多士人转从庄老哲学中寻求精神慰藉，于是出现了两晋玄学以及一批蔑视礼法的放达之士。以阮籍、嵇康、刘伶为代表的正直知识分子，以远引高蹈为荣，闲旷自适为乐，用实际行动反对礼教。《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敢于离经叛道，公开对抗礼法。“籍虽不拘礼教，然…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脊骨立，殆至灭性（因悲痛而极度瘦弱，几乎丧命）。”礼法之士前来吊唁，阮籍白眼相对，傲不为礼；好友嵇康知其秉性，携琴带酒来看他，阮籍才露出好脸色。礼法之士因此对阮籍恨之入骨。对于儒家“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陈词滥调，阮籍不屑一顾：“籍嫂尝归宁（回娘家），籍相见与别。或（有人）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到邻妇处喝酒），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阮籍还作了一篇《大人先生传》，把以正人君子相标榜的所谓大人先生比作裤裆里的虱子，加以辛辣的讽刺。刘伶的《酒德颂》道出了这些放达之士的心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然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五

现在讨论礼的政治作用。孔子一生栖栖惶惶，为恢复周礼而努力，其复古理想终因不符合历史潮流而破灭。西周建立封建宗法制度被秦国的郡县制所取代。然而秦始皇被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认为严刑峻法可以惩奸治恶，使民守法听命，从而达到天下太平。这位不可一世的君主不知道德政的重要，忽视教化的作用，扼杀文化的发展，搞得天怒人怨，二世而亡。草莽英雄刘邦同样看不起儒生，经常戏弄读书人。一位名叫叔孙通的儒士让刘邦改变了对儒生的态度，并且认识到礼的作用。叔孙通曾做过秦朝的文学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叔孙通预料天下将乱，便逃亡回到老家。先投项羽，后降刘邦。刘邦见他穿着儒服，很不高兴；叔孙通就改穿短襟窄袖的楚服，刘邦这才高兴。叔孙通带着一百多个弟子归降刘邦，却专向刘邦推荐勇武好斗的强盗壮士，弟子们甚感不平。叔孙通解释说，汉王亲冒矢石争夺天下，需要的是斩将擎旗之士，你们有这个本领吗？不要着急，日后自有用你们之处。刘邦对叔孙通很是欣赏，给予博士头衔和稷嗣君称号。汉王统一天下，被诸侯共尊为皇帝，即位于定陶，由叔孙通拟定登基仪式和君臣称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叔孙）通之上益厌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徴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叔孙通从鲁国征招了三十名儒生，还邀请了刘邦身边有学术的臣僚，加上自己的一百多位弟子，组成开国大典演习团，找个僻静地方，进行封闭式演练。经过一个月的操练，朝廷之礼成，叔孙通请刘邦检阅，演礼毕，刘邦说，这些我能做得来，可以施行。于是下令群臣按照既定仪式进行练习，于十月长乐宫落成之际，正式行朝会之礼。朝会之日，群臣百官天未明就来到宫外按等级列队，诸侯及武官面向东而立，文官面向西而立。四周竖立旗帜，禁卫官兵车马排列，将士手执兵器环卫肃立。宫前台阶有数百位侍郎对立形成夹道，场面庄严肃穆。这时汉高祖刘邦乘皇辇上殿，百官执戟传声唱警，皇帝登上御座，负责礼宾的官员按照群臣爵位官职高低，依次传引进殿，向皇上跪拜行礼，敬酒上寿。诸功臣王侯哪里见过如此威严，个个匍匐在地，震恐悚惕，不敢仰视。有举止不合礼仪者，执法御史立即拽之殿外。朝会大礼自始至终没有人喧哗失礼。汉高帝大喜过望，感叹道：“今天我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于是拜叔孙通为奉常，位列九卿。叔孙通乘机为弟子们求官，高祖龙颜大悦，让儒生们统统做了郎官，还赏赐钱物。诸生欢喜，一致称赞老师是识时务的圣人。秦王朝以武力打败诸侯国，统一天下，却无法靠武力治理国家。亡秦的教训使汉朝统治者懂得文治的重要；叔孙通建立朝廷威仪，让一向蔑视儒生的刘邦看到礼制的作用。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按照阴阳五行学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使礼制大备，遂为典常，为后世法，礼正式成为封建帝国统治臣民的基本制度。宋以后，礼教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加工润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国家的最高典则，其作用远远超过法律政令，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也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六

辛亥革命至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百年沧桑，古老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重新讨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教，对于今天有什么意义？的确，忠孝节义、三从四德之类的道德规范，在当今已成为历史名词，思想糟粕。但是也应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礼教作为封建统治之具虽然寿终正寝，但其中不乏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需要我们加以梳理，剔除其不合时宜的形式及内容，取法其原理及精神。司马迁以史家的深邃眼光，对礼的作用和价值予以高度评价：“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制度管人管事，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以人管人，是管不好的。因为礼是因人情、依人性而制定的，是贯穿全部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它的作用是“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史记·礼书》另一位史家班固说得更加明白：“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片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汉书·礼乐志》在他们看来，礼乐的兴衰，直接关系个人的荣辱和国家的安危，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不知多少倍，但人情人性古今差异并不大。所以，根据人性人情而制定的礼仪，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只要旧瓶装新酒，赋予礼时代内容，就能让传统文化之精髓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否定宗法和等级制度，但不能不承认社会不同阶层的差异；我们批判三纲五常，但仍然追求社会秩序的良好与家庭关系的和睦。关键是要严格区分传统美德与封建意识，去谬存善，不能把洗澡水同婴儿一起倒掉。

从我们现实生活中作一番考察就会发现，礼几乎无处不在。比如国际交往中的礼仪，国家庆典中的阅兵式，奥运会、亚运会的开幕、闭幕式，都是礼；日常生活中，结婚有婚礼，送葬有葬礼，亲戚朋友间馈赠物品钱财叫送礼，在正式场合，军人会见行军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其他人行握手礼，等等。这是行为层面的礼。从待遇层面看，不同级别的官员的待遇是不同的，如工资级别、用车级别、住房级别、公务接待级别、出行随从级别等等，不一而足。荀子说，礼者，养也，养就是指待遇。从社会道德层面看，孝敬父母、尊重长者，仍然是全民族的普遍伦理观念，谦虚忍让、知礼守信等价值理念，仍是主流意识。所有这些社会规范的存在及延续，都是传统文化特别是礼教的价值与意义的证明。假如这一切都没有了，那我们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象当年“破四旧”那样与历史一刀两断，我们将失去精神家园，在文明的荒漠中徘徊。所以，尊重历史，传承文明，是每个当代中国人的责任。和谐社会不可能凭空构造，人类文明是在传承与扬弃中不断发展进步的。礼乐教化移风易俗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可惜，我们始终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误区，对待传统文化，要么全盘否定，要么盲目推崇；在对待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上，从顽固抵制到无条件投降，包括对马列主义生吞活剥式的输入，暴露出一些国人的浮躁与浅薄，自卑和自贱。党中央提出四个文明（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共进的战略，其中政治、生态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包含礼教的内容。传承也好，批判也罢，都需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这一文化遗产作深入的研究，去粗取精，古为今用。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调查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