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是元朝的创建者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时确定的首都。元上都开平府所在的金莲川地区，在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建都之前是所谓“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的“极边荒弃之地”。1251年（蒙哥汗元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金莲川之地，在这里开设金莲川幕府。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此即位称帝，开平遂由原来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之地一跃而成为忽必烈即位称帝的都城。在忽必烈即位的最初几年，开平城就是他君临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今北京）”的主要都城。中统四年（1263年），开平府加号上都。次年，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在中都东北兴建新城，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首都。上都从此遂成为皇帝避暑的陪都。每年初夏至秋末，皇帝与随行百官有半年在此处理国政。前来朝见的各国使节、宗王藩戚和从事商品活动的商人云集上都，使上都不仅成为夏季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草原上国际性大都会。

关键词：元朝南北大统一   元世祖忽必烈   金莲川   元上都开平

到过元上都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着重讲述上都城是一座“又大又富的城市”，城内有一大理石构成的极大地皇宫，“所有殿室皆涂以黄金”。此外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为之，亦皆涂金。蒙古大汗在上都居住时，或居大理石宫或居竹宫。并说：材料完全用竹子做成的“竹宫”，“宫房的顶，也是竹子做成的”。这些竹子，“皆宽过三掌，长十步至十五步不等”。用“这些竹子做出来的瓦，皆极厚极大”。如此长而厚大的竹子，肯定不是出自北方上都地区，而是从南方运来的。周伯琦的《诈马行》诗序中说道每年六月吉日在上都举行的‘诈马筵’，“大宴三日酣群惊”，“九州水陆千官供”。杨允孚的《滦京杂咏》亦提到上都御膳用的“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夸夙髓，北陲异品是黄羊”。诗后有注：“黑龙江，即哈八都鱼也；夙髓，茶名；黄羊，北方所产，御膳用”。这都说明，如果没有元朝南北大统一，没有来自全国东南西北“水陆千官”的供奉和物资交流，根本不可能有元上都的繁荣。

为了满足元朝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需要，促进商品流通，从中统二年起，忽必烈就在开平置“和籴所”。至元二年五月，又“敕上都商税、酒醋诸课毋征。”至元七年五月，又以“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至元二十年七月，又令“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这都是因为上都是“根据元代统治者的生活需要和政治需要建造起来的，并非地区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地处北陲的上都各级官府所需用的各种物资，包括“谷粟布帛以至纤磨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而这些“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其中特别是上都所需的大宗粮食（谷粟），主要都是忽必烈统一南宋之后，从南方运至上都的。

由于元朝对来上都经商的人采取优惠政策，因而各种“奇货用物，本末纤钜，莫不毕至，充溢盛大”，上都也因此“以称名都焉”。袁桷曾描述过上都的市场情况：“煌煌千贾区，奇货耀出日。方言互欺诋，粉泽变初质。开张通茗酪，谈笑合胶漆。忆昔关市宽，崇墉积如铚。梯航际穷发，均输乃疏术”。特别是贺胜代其父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总管、开平府尹时，优待商贾，抑制豪强，故来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称京城之盛。

地处高寒的元上都地区，不利于农业种植。为了供应军需用粮，元朝曾在上都一再推行军屯。如至元二十五年，那海那的以汉军一万人，直都所立虎贲司，经营屯田。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又以上都虎贲士二千人屯田，官给牛具农器。二十九年十一月，从枢密院奏：木八剌沙在“上都屯田二年有成，拟增军千人”。就在这一年，上都地区“凡立二十四屯，于上都置司，为军三千人，佃户七十九，为田四千二百二顷七十九亩”。不只是在上都地区有了屯田，而且封建租佃关系也在这里发展起来了。这与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开平以前，这里是所谓“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的“极边荒弃之壤”，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此同时，上都城外也有了经营农业的“人家”。元人宋本诗云：“卧龙冈外有人家，不识江南早稻花。种出碛中新粟卖，晨吹顿顿饭连沙”。贡师泰的《和胡士恭滦阳纳钵即事韵》云：“医麦花深野韭肥，乌桓城下客行稀”。乌桓城，即桓州城，汉时，乌桓族曾游牧于此，故名。《元史》记载：“桓州民以种麦献，诏赐币帛二匹，慰遣之”。察罕脑儿之地，入夏则“种粟、黍”。说明上都地区已知种粟、黍和荞麦了。

元上都所在的金莲川一带，水草丰美，极利畜牧，元世祖时，设立太仆寺，专门“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朵马”。其牧马之地，共十四年，上都地区即其中之一。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拘刷马匹，总计刷到马一十万二千匹，赴上都交纳的马就有八万匹。马祖常的《上京翰匹书怀三首》就有“谷量（一作深）牛马烟霞错，天险山河海岱齐”句。周伯琦的《扈从纪行诗》亦有“朔方戎马最，刍牧马群肥”之语。许有生《应制天马歌》咏道：“水德正色在朔方，物产雄伟马最良，用原引龁几万万，不以数计以谷量”。虽然文人们的笔下，难免夸张，但由经亦可窥见包括上都在内的北方地区养马盛况。

元上都官手工业的种类很多，主要是为蒙古统治阶级因为统治需要和生活需要而设置的宫苑、官府、仓库、城郭、皮工、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搏埴之工、石工、丝枲、皮工、毡罽、面塑等类。其中毡罽业较为突出，不但产量高，质量精美，而且花色品种也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对毡罽的需用量越来越大，诸如“蒙车”、“籍地”以及“铺设、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诸司、寺、监、岁有定制，以给用焉”。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蒙古族人民在世代相传的游牧生活中，对于制作毡罽特别擅长之故。

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实现南北大统一之后，不但使元上都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使其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分教国子生于上都的“上都分学”，地处孔子庙西北，远绝尘嚣，读书环境很好，但“书最难致。昔贺泾阳王（即贺胜）为（上都）留守，尝遣教授董君买书吴中，藏于学宫，刻书目于石，文臣之嗜学者往往假读之”。上都分学“亦假其书”。上都留守贺胜，曾师事许衡，通经传大义，对儒学颇有造诣。当他为上都留守兼本路总管、开平府尹时期，还曾在上都“广学校，延师儒以设教，身率而励之”，极力提倡儒学。不仅使儒学在上都广为传播；同时使远在南方“吴中”（指今江浙一带）的书籍也得以运至上都供人阅读。这显然有利于元上都地区文化的发展。

元朝在上都地区还设置有“提举学校官”。“经明行修”、“学富才优”的济南人李师圣就曾为“上都路提举学校官”。超授集贤直学士的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吴直方曾于“泰定元年奉省檄为上都儒学正”。

元代各地和大都、上都均有“庙学”。“庙”即孔子庙，亦称文庙；“学”即学校，亦称“黉（通横，学也）宫”。元代庙学是儒学教育的主要形式，上都庙学早在元初就已修建。其师儒、“栋宇之隆、笾豆之列”，亦够“观美”。但其“雅乐、礼器、典籍”则是校官董昱从江南运来的。从此亦可见到江南对上都庙学的支援。

与此同时，上都里巷亦有人延师教授儒学。如晋宁人王佐，“从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与时俯仰”。

蒙古蔑儿乞氏马札儿合，留守上都时期，闻吴直方名，“延而与之语，大悦，以为南阳诸葛孔明，亦不是过。因聘入宾馆，使教其二子，长则中书右丞相脱脱，次则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公（吴直方）遂留德王（马札儿合）家”。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时期，“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中外翕然称为贤相”。这与当时吴直方对脱脱“知无不言”，脱脱对吴直方之方“无不行”分不开的。史称“脱脱入相中书。国有大政令，多咨先公（指吴直方）而后行。先公每引古义告之，言无不听”，“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吴直方）之功居多”。江南儒臣吴直方对元上都朝政的影响由此可以概见。

在元上都，佛教寺院建筑时间比较早的为开平城东北的大龙光华严寺。元世祖忽必烈平定江南后，曾将明州（今浙江宁波市）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所收藏的“释迦如来真身舍身宝塔”，迎往北方。除安置于“内苑之万岁山”和大都之圣寿万安诸大刹外，还于上都之龙光华严寺安置。由此亦可见到江南和元上都佛教文化的交流。

上都道教的宫观，见诸记载的有崇真万寿宫、长寿宫、寿宁宫、大一宫等。其中崇真宫就是为主持江南诸路道教的张宗演的弟子张留孙修建的。居住在崇真宫的道教首领，也乐于与当时的文人学士往来，当时在过上都崇真宫的文人学士常把崇真宫作为住宿或游赏聚会之地，写下了不少关于上都崇真宫的诗篇。如揭傒斯写有《题上都崇真宫陈真人屋壁李学士所画墨竹》。马祖常有《崇真宫西犁花》。迺贤《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所写的“琳宫多良彦，休驾得栖泊。清尊置美酒，展席共欢酌。弹琴发幽怀，击筑咏新作”。简直把上都崇真宫写成文化活动中心了。这是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实现南北大一统之前不可能有的。

总之，元上都是根据元朝最高统治者忽必烈的政治、军事和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草原城市，并无牢靠的经济基础。忽必烈灭亡南宋，实现南北大统一，为元上都开平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条件。一旦元朝南北大统一遭到破坏，因元朝南北大统一而得到经济空前大发展的元上都，必然随之而衰落。

注  释

1.《金史》卷96《梁襄传》。

2. 张星琅译《马可波罗游记》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初版第13页，第125页，第126页；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册，第七四章《上都城》。

3.《近光集》卷1《诈马行》；《元诗选》初集三《诈马行并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59页。

4. 杨允孚《滦京杂咏》上。

5. 以上有“”者，参《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统二年九月辛末；卷6《世祖纪三》至元二年五月庚寅；卷7《世祖纪四》至元七年五月丙辰条；卷12《世祖纪九》至元二十年七月丙子条。

6. 陈高华、史卫民著《元上都·引言》。

7.《道园学古录》卷18《贺丞相墓志铭》。

8.《道园学古录》卷13《上都留守贺胜庙碑》。

9.《清容居士集》卷16《开平十咏》。

10.《元史》卷179《贺胜传》；《道园学古录》卷18《贺丞相墓志铭》。

11.《元史》卷99《兵志二》。

12.《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13.《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14.《元史》卷100《兵志三·腹里所辖军民屯田》。

15.《金史》卷96《梁襄传》。

16.宋本：《上京杂诗》，《永乐大典》卷7702。

17.《元诗选》初集二，戊集《和胡士恭滦阳纳钵即事韵》第1425页。

18.《元史》卷35《文宗纪四》至顺二年五月。

19.《元史》卷136《拜住传》。

20.《元史》卷100《兵志三·马政》。

21.《大元马政记》。

22.《元诗选》初集一，丙集《石田集·上京翰苑书怀三首》第697页。

23.《元诗选》初集三，丙集《伯温扈从诗》第1871页。

24.《圭塘小稿》卷2《应制天马歌》。

25.《元文类》卷42《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叙》。

26.《大元毡罽工物记》。

27.《危太朴集》卷10《上都分学书目序》。

28.《道园学古录》卷13《上都留守贺胜庙碑》。

29.《秋涧集》卷92《保李提学昌道状》。

30.《宋文宪公全集》卷41《吴直方行状》。

31.《滋溪文稿》卷2《上都庙学碑阴记》。

32.《元史》卷194《王佐传》。

33.《宋文宪公全集》卷41《吴直方行状》。

34.《元史》卷138《脱脱传》。

35.《宋文宪公全集》卷41《吴直方行状》。

36.《宋文宪公全集》卷35《集贤大学士吴公记》。

37.《宋文宪公全集》卷41《吴直方行状》。

38.《金华文集》卷8《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承恩阁碑》。

39.《杨偈斯全集》卷4。

40.《石田集》卷2。

41.《金台集》卷2。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