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深冬的额济纳寒风凛冽，草木枯黄，一派宁静萧条的景象。12月20日午后，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一架飞机出现在额济纳上空。当地的土尔扈特人从未见过这种会飞的“怪物”，纷纷奔出蒙古包，用惊恐的眼神观望，不断地相互打探究竟。驾驶这架飞机的是欧亚航空公司一号机机长、德国飞行员伦茨大尉，同行的还有这次试飞行动的中方统领李景枞、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施密特等人。他们沿着敖包音河（今额济纳河）结满冰的河道向北飞行，急切地搜寻着飞行图上标注的一个大湖——苏泊淖尔 (今东居延海)。因为按照事先商定，降落地点就在东居延海的东南方向。突然，他们看到了不远处升起的几股巨大的烟柱，那正是等待接机的人给他们发出的信号，于是，伦茨大尉调转机头，向东飞去，十几分钟后，飞机降落在今额济纳旗八道桥东侧京斯图山脚下平坦的戈壁滩上。

飞机停稳后，等候在一边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队员生瑞恒和其他人急忙迎了上去。天上飞来的和地上等待的人们，都为能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相逢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互相拥抱，忘情地欢呼！固定好飞机，略作寒暄后，伦茨大尉、李景枞、施密特被当作贵宾迎进了离降落场不远、几天前才临时搭起的帐篷里。

此时此刻，最高兴的还是生瑞恒。他受斯文·赫定指派，于1931年11月6日从北京出发驾驶汽车先期赶到额济纳选定降落场地，负责飞机降落各项准备工作。途经张家口时，生瑞恒和他的哥哥古斯塔夫汇合，各自驾车结伴西行，于1931年12月1日抵达位于额济纳绿洲东端的瓦音托尼（今称巴彦陶来）。生瑞恒一边选定降落场地，一边捎信给祁连山脚下工作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戈壁组队员约翰森、霍涅尔、陈宗器，要他们立即赶到额济纳。今天，他不仅等来了飞机，也将很快等到冒着风寒从酒泉日夜兼程赶来的戈壁组三名同事，圆满完成了斯文·赫定交给他的任务……

这是一次几乎没有过详细记载的飞行，它比1936年8月25日本特务机关首架飞机降落额济纳老东庙早了近五年时间，是额济纳历史上的第一次航空飞行。当时，亲眼看见这一飞行壮举的，就是当时正在额济纳随郝德率领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气象考察队工作的中国学生徐近之。

在他所著的《阿拉善额济纳往复记》中记叙了这次事件：“……汽车，飞机，驼队，惠临河上，去年（即1931年）十二月首日，瑞典人苏德本（应为生瑞恒的哥哥古斯塔夫·生瑞恒）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购汽车，驰过河上，为团中初渡显客虽未做科学考察，但开普通汽车打通戈壁交通记录。同月廿日，欧亚航空公司第一号机由德人鲁兹（即伦茨）大尉（CaptainIutz）驾驶，李景枞、史密德(Schmidt)两君统率，试飞迪化。初至额济纳之日，先闻机声轧轧。后见机向东飞去。次晨起飞，见所举烟火，始降测候所旁，停止一宵西去。漠中因此得读隔日北平晨报与华北日报。向使该机早寻获测候所所在，则读当日之报矣。戈壁亘古沉寂突破，添航空史光荣之一页，吾深幸得以观成。所可异者，欧亚航空公司先派孙瑞恒（CeorgeSoderbom）来河上，划定机场，伊对公司指定测候所处，孙瑞恒（即生瑞恒）本知我队在河上，然初未知测候所即其心中飞机应降落之场地。再者，机到之后，考察团另一队自甘肃州来，——约翰生（Johanson）,项勒耳（即霍涅尔），陈道衡（即陈宗器）君等继至，凡此皆邂逅之邂逅也。要之，考察团所肩负责任奇重，工作固未完竣，促进飞航则已成功。据个人所知，试航时所用地图，河上（即额济纳河）至归绥一段，为贝格曼之路线图；他时必借重与高空侧候。故仆每于演放风筝，辄翘首云天，若飞机将至者。呜呼！余欲无言，与人合组考察团，供献世界学术诚钜，国防为所道破事亦至大！治党中央亚细亚地学泰斗海定（即斯文·赫定）博士，竭毕生之力，历万险、排大难，探讨亚洲玄秘，卒未能乘欧亚一号机攀青云，跨长空，俯瞰其所谓戈壁之谜。（Ratsel  DerGobi）于戏！是非彼所求矣……”

从徐近之的记载来看，这架飞机执行的是由北京试飞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任务。1931年12月20日从北京起飞，顺着绥新驼道，沿途经过几个加油点补充油料，当日下午降落在额济纳八道桥东南金斯图山脚下平坦的戈壁上。12月21日早晨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戈壁组的临时营地起飞，随后降落到相距不远的郝德的气候观测所旁，住了一夜后，于12月22日继续飞往乌鲁木齐。

徐近之虽为一介书生，但却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薄弱的国防力量深感忧虑，他的记载，也揭示出了此次飞行事件幕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这次不同寻常的飞行事件背后，隐藏着许多令人费解的谜团。

一、斯文·赫定为什么要刻意回避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促进这次成功飞行中的作用呢？

从目前出版的相关资料看，关于这次飞行，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的两处记载也是一笔带过：“1931年11月6日，生瑞恒驾驶我们的福特敞篷车，受亚欧公司之托，前往额济纳。他此行为在甘肃工作的4个伙伴带去了银元。

1933年12月26日我们朝北行进，经过了霍涅尔、郝德和陈宗器1931年的圣诞营地，欧洲的飞机曾在那里着过陆。”

从斯文·赫定的语气可以看出，这次飞行只是欧亚航空公司的事，似乎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这次飞行使用的地图就是中瑞西北科技考察团队员贝格曼等人绘制的。生瑞恒受斯文·赫定委派，提前一个多月从北京驱车到额济纳，负责指挥飞机降落。可以说，如果没有中瑞西北科技考察团在额济纳的活动，就不可能有这次飞行的成功。

众所周知，自1890年斯文·赫定开始到中国西部探险以来，由于成果卓著而声名大振，到1926年他第五次来华时，已成为世界闻名的探险旅行家。这次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为开辟欧亚航线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开通航线，利用飞机进行科学考察和探险活动，这也是斯文·赫定心中早有的一个夙愿。在他的努力下，最终与北京的学术团体达成协议，共同组建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年5月起，先以骆驼作为主要运载工具，沿北京——包头——额济纳——乌鲁木齐这条主线，开始了包括气候、地理、考古、人种学、动植物学等内容广泛的综合考察活动，也为最终开辟欧亚空中航线做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得到中国官方同意，即可实施飞行。此后，从1930年8月15日斯文·赫定派生瑞恒、蒙杰尔驾驶汽车首次开通北京——额济纳交通线路到1934年1月斯文·赫定亲自率领铁道部汽车公路考察团最后一次途径额济纳四年的时间里，在沿途设立了4～5个贮备汽油的站点，其中，额济纳的瓦音托尼（巴彦陶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站点之一。

另据田卫疆所著的《近代新疆探险百年》记载，斯文·赫定最早是和德国容克公司开始合作的。1925年12月，容克公司同意拨给他三架飞机赴中国，并承担费用，斯文·赫定有权指派其中两架飞机用于探险考察活动。正当斯文·赫定倾尽全力为此考察积极准备的时候，容克公司经济上发生危机，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考察计划。斯文·赫定大概由此得到了某种启示，并不气馁，仍四处游说，恰巧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早就想开辟德国至中国的中亚航线，经联络接洽，1926年9月，该公司同意承担经费并由斯文·赫定组织领导航空探险。

1926年10月31日，斯文·赫定与德国飞行专家抵达北平，就开辟航线和科学考察与中国官方及学术界进行商谈。在瑞典驻华使馆、德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支持下，北洋政府外交部很快给斯文·赫定作了如下答复：“据贵国大使及能本人所提交的考察计划，中瑞两国的科学家、航空专家拟赴甘肃、新疆两省进行考古调查。第一步探察将乘骆驼于1927年初离开北京，并在沿途为下一次使用飞机探察做可行性研究。您表示不从事违法活动，鉴于中国政府一贯鼓励考古调查，中国政府同意并支持第一步的探察计划，并令地方当局予以保护帮助。”

当时，正在觉醒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对斯文·赫定在中国进行航空考察活动提出质疑，反对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考察，呼吁禁止外国人继续掠夺我国文物，提请政府阻止外国人在中国领空飞行。面对反对的呼声，腐败的北洋政府认为矛头是针对政府，不仅不理睬，反而更加积极支持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在中国从事探险活动多年，深谙中国的人情世故，面对这种形式，他明智地选择了让步，最终与中国学术团体达成共识，联合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遗憾的是，到1929年，斯文·赫定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合作以失败告终，1927年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人员郝德、华志、钱默满、米纶威、马学尔、狄德满、冯考尔、李伯冷、韩普尔相继离去，汉莎航空公司也停止了对考察团的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斯文·赫定只好另寻新的合作伙伴。

其实，汉莎航空公司想开辟欧亚航线的努力并未彻底放弃。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这样写到：“1931年1月5日，郝德博士在米纶威的陪同下，从德国回到北京，筹备一次新的远征——到内蒙古做气象考察。郝德从汉莎航空公司得到75000马克作为这次旅行的经费。这笔钱是1927～1928年间对我们考察团的捐款，我们的合作失败后，他们收回了尚未使用的这部分。如今，汉莎航空公司慷慨地将这些钱交给郝德全权处理。这次远征，郝德准备了许多风筝，他打算用这些东西将自动记录仪带到高空。至于人员，除了充当驼队领队兼郝德助手的米纶威之外，还有作为观测助手招收的两名中国学生徐近之和胡振铎。”

据考证，徐近之参加的这只气象考察队是1931年10月19日到额济纳的，测侯所的驻地位于瓦音托尼东北五公里处。飞机到达时，测候所已在额济纳旗工作了整整两个月。徐近之因此得以亲眼看见这次飞行。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只批准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一步探险计划即驼队探险，并未正式批准航空探险计划，所以斯文·赫定对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次飞行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采用了尽量回避的态度。

二、这次试飞是否得到中国官方的批准？

据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记载：“伦茨机长首次穿越亚洲飞行是1933年春天。这年早春，欧亚航空公司的伦茨离开柏林。打算经鄂木斯克、乌鲁木齐、哈密、肃州，飞北京。同期前往的将有汉莎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威尔海姆·施密特先生。

这次跨越地球最大大陆的飞行，没有遇到障碍。然而不幸，施密特先生没能在飞机上。他在此前的一次飞机事故中丧生德国。

伦茨在乌鲁木齐得知哈密吃紧，当局与马仲英作战，因此未在哈密着陆而直飞肃州......”

由此可见，既然1931年12月20日欧亚航空公司一号机从北京试飞乌鲁木齐时，伦茨和施密特、李景枞曾同机降落额济纳。可斯文·赫定为什么要把1933年的这次飞行说成是伦茨机长首次穿越亚洲的飞行？这样一来，令人感到疑惑的是：1931年试飞时，这架飞机是怎么来到北京的？欧亚航空公司为什么能超过容克和汉莎航空公司捷足先登联合中方实现这次试飞行动呢？当时新疆的掌权者金树仁会同意飞机在乌鲁木齐降落吗？

三、 飞机离开额济纳后选择了哪条线路飞往乌鲁木齐？

“欧亚一号”机离开额济纳后是如何飞往乌鲁木齐的，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记载。额济纳到乌鲁木齐的航线只能有两条：另一条是沿额济纳河向西南逆流而上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后，再经哈密飞往乌鲁木齐；一条直接向西，经马鬃山、明水一线至哈密后再飞往乌鲁木齐。

如果选择经额济纳至肃州的线路，因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超过400千米，中途不需要补充油料即可直达酒泉。可是，如果飞机要经过肃州，那为什么戈壁组的三名队员又要急忙从肃州赶到额济纳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取回生瑞恒带给他们的银元吗？

据《中国西北科学考察线路要略》一书记载，陈宗器、约翰森、霍涅尔三名戈壁组队员是“1931年12月23日回到巴彦陶来气象站大本营。圣诞节之后，他们乘福特车向北接近蒙古边境处考察，可惜地面沙子太过于松软，车子常常下陷，考察极不顺利，只得返回......”这与徐近之的描述相吻合。飞机是12月22日离开的，戈壁组三名队员12月23日才赶到郝德的气象观测站，由此可见，陈宗器、约翰森、霍涅尔三人并没有见上“欧亚一号”机。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欧亚一号”机选择经肃州至哈密线路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选择经马鬃山、明水一线至哈密后再飞往乌鲁木齐的线路，额济纳至哈密近800千米，中途至少应该降落一次补充油料。那么，这个降落的地点又在什么地方？生瑞恒的哥哥古斯塔夫到了额济纳后并未久留，急忙西去，是不是正是为中途的这次降落做准备呢？这些情况目前尚不得而知。

参考书目：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斯文赫定 著

《阿拉善额济纳往复记》  徐近之 著（《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

《考古探险手记》  贝格曼 著

《近代新疆探险百年》  田卫疆 著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线路要略》

（作者：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额济纳旗行政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