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秦汉（公元前221-220年），中国已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研究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浑然天成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时战时和，在历史长河中互相影响、互相依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融合发展，独具其特性与规律性。

关键词： 北方游牧民族 南方农耕民族 民族关系 规律性

从人类学观点出发，人类是同一起源，经过漫长的进化演变成蒙古人种、赤道人种、欧罗巴人种三大人种类型，并且出现民族。也可以说，早期历史上的每个民族都是以渔猎、采集野果为生，而后又在具体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意识文化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诸多民族。我国历史上的民族以其经济文化特征分类，有两大主要类型：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二者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在中国的古代曾直接影响王朝的更替和盛衰，同时也推助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一、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

自然环境对于古代民族的生成与发展的起着关键作用。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在这两种以不同的生计方式为基础经济区域上，形成了我国民族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但“经济文化类型不是单纯的经济类型,而是经济和文化相互联系为特点的综合体。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方向和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的特点,决定着他们的居住地和住房的类型,交通工具和搬运重物的方式,以及饮食和用具、衣服、鞋帽和装饰等。”［1］也就是说，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同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

居于万里长城以北，草原、荒漠、森林地带的游牧民族，统称为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一种“居无常所，逐水草迁徙”，以游动放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东胡、突厥、通古斯、羌藏、回鹘六大部分演化而来。纵观北方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女真、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历史，自春秋战国至元明清时期依次相承，他们政权内部的结构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不断向中原王朝学习，所创造的草原王朝缔造了一系列强盛的“引弓之国”，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居于万里长城以南（即中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南方民族（包括长城以南以耕种为业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统称为南方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是一种稼穑而食，桑麻以衣，以农业经济为生的“粒食之民”。以汉民族为主体，还包括侗、傣、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历史上无数次的分分合合，促使南方少数民族的农耕经济与汉民族农耕经济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之处。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在秦汉时期，随着党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度确立，以及思想上儒家统治地位的形成，农耕文化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以其优越性立于中国古代。

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过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2］理论的基本内容为：中华民族中的各民族虽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起源,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的大家族内,自古以来形成了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3］所以，研究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必然要研究民族关系问题。而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的关系，是自秦汉至明清中国民族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因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在带有明确民族意识的交往主体之间产生和实现的。具体来看，“民族关系是指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多民族及跨国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冲突及战争。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才属于民族关系问题。它隶属于民族问题，但也能独立于民族问题而存在。”［4］学界有的观点把民族关系分为和平、战争以及和平与矛盾共存三种形态。民族关系中呈现出和谐与不和谐，民族共同体在交往过程中若形成不和谐的民族关系就是有问题的民族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不一定全是民族关系，故不能说民族间的不和谐问题全都是民族关系问题，在研究中我们需要区别出来。

古代民族的崛起地域分为南北两系。［5］那么，学界一直争论着这南北两系民族的主流是和还是战，并对造成民族间和平、战争、和平与矛盾共存的原由进行研究。笔者认为，通过研究两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及造成这些诸如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的原因分析，能够使我们清晰把握其民族关系的规律性。

1.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关系的主流

每崛起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似乎都会给中原王朝带来许多压力和危机。譬如：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30万骑兵将出兵抵御匈奴入侵的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围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此后开始了西汉与匈奴之间60多年的“和亲”政策。 “白登之围”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民族政权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当时的战略优势在匈奴一方。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休养生息60载国力空前强大的西汉王朝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自此 “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主庭” ［6］ ，匈奴被逐至大漠以北。但民族间团结互助史例更胜，故学界关于两大民族之间关系的主流探讨尤为激烈。

(1)阶级社会时代和谐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很多学者认为， “相比之下，各民族间和睦相处的时间远远长于分裂和战争的时间。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历史上的分裂和战争状况是由历代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利益所造成的，各族劳动人民之间本质上不存在利害冲突和不平等关系。即便在某种情况下出现过疏远、隔阂、歧视、敌视等现象，也是统治阶级造成和强加给他们的。”［7］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统治阶级因其争夺统治造成长期割据，而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各族人民通过各种渠道仍持续往来。“这说明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和文化上取长补短的友好往来，一直是各族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大事，这种友好关系在和平时期是这样的，在战争时期也从不间断。各族劳动人民之间友好互助这个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不能阻挡的。”［8］翦伯赞也认为“在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强调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把各族劳动人民和各族统治者分开，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这正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但论述这种关系的时候，必须给予这种关系以具体的历史内容。”［9］

民族间的不和，事实上往往是由各族统治者因为其利益制造出民族间的仇恨，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形式。正如列宁所说：“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遗产” [10] 虽然民族矛盾在本质上的确如此，但我们不能将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否则就像说民族间的战争是阶级间的战争，这样是否定了阶级社会中民族矛盾的存在，同时也否定了民族矛盾中的阶级内容。

(2)阶级社会时代不和谐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回顾整个历史，四个汉民族王朝的灭亡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四次飞跃：第一次西晋灭亡，匈奴、氐、羯、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开始建立起一系列地方割据势力。第二次北宋灭亡，金统一北方，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统一整个北方的强大政权。第三次南宋灭亡，蒙元帝国建立，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统一整个中国。第四次明王朝灭亡，北方游牧民族最终又一次统治了整个中国。

中国史上，充满了民族间的战争，这些战争使诸多史家认为各民族间是仇视不和的。他们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并不是甜美和谐的。反之，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才是民族关系的事实。杨建新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民族的剥削阶级基本上在各民族的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民族关系上，当然也要反映各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说，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只能建立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基础上，而不可能以民族平等、民族友好为基础。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实质或主流不可能是友好往来的基本原因。”[11]

其实对于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以上两种观点，都不能完全否定彼此的说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中，有一段友好合作的和谐关系较多，而在另一段中压迫战争的不和谐关系较多。我们要以正确的整体发展历史观，强调中国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同时应转换思维，把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使中国历史不断前进作为民族关系的主流才更为恰当。1981年北京香山座谈会中对此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即“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12]

2.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

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因而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间诸多的民族矛盾和战争。秦汉与匈奴、鲜卑的战争,晋与羯、氐、羌、鲜卑的战争，东晋十六国时汉与匈奴、羯胡之间的战争,唐与吐蕃、突厥的战争,到宋与辽、金、西夏之间的战争,明与蒙古、瓦剌之间的战争等等。就战争性质的问题，在学界也引起过诸多讨论。

吕振羽认为：“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只能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一个国家之内的民族战争、阶级战争或同一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战争，是不存在侵略、反侵略战争的前提的。南北朝、宋辽、宋辽金、宋金元、明清之间的战争，既然都是国内战争，都是压迫和反压迫的民族战争，因此，它们就不存在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前提。”[13]就是说，无论任何民族的统治者，只要是对其他民族实行压迫或掠夺，都是非正义的；那么，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的战争就具有了正义性。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说明所有的民族战争都是因反抗压迫而发生的。如：清代的三藩之乱，就是分裂国家的非正义战争。历史上各族统治阶级间发生过的诸多战争中，有的确是为扩大自己的领土而侵略他族，所以这种侵略与被侵略的民族关系是事实存在的。

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应该属于“两国交战”还是属于“两个族国”的战争，亦或是某个王朝的入侵？我们在研究类似问题时，能否换一种见解。五代十国、宋辽金等这样的特殊历史阶段，在某种方法上也将其视为同于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这样的，由几个部分融合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宋，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在分分合合中形成，非汉族的民族政权推翻当时的统治王朝而建立新的王朝来统辖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是合理的。

三、由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间战和的原因分析把握其民族关系的规律性

北方农耕民族和南方农牧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的需求是永恒存在的，战争与和平只是其民族关系激化的产物。大体看，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关系的战和原因主要存在于经济、自然、政治等方面。

列宁说过:“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14]所以说，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各自经济稳定性的程度，而经济的稳定性又直接影响了民族关系。

1.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促成其生活物品匮乏时期的战争

“畜牧生计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产品单一和不耐贮存。这就使得它对于农耕社会的贸易有着特别强烈的需求。因此,来往于农牧两种生计之间的马帮和商队及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丛如驮具、驿道等对于畜牧类型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15]。其中,产品构成的差异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的原始差异,这种差异最终也导致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产品结构上的互补关系以及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更多的依赖性，“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而互市制度被农耕民族王朝禁止等原因而破坏，便可造成了游牧民族南下侵掠的战争。

2.自然灾害、历史上气候的变迁出现游牧民族南侵和经济区域南移

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当受到大的自然灾害等影响，畜牧产品的生产后无物可易，游牧民族就以战争的主动方式掠夺所需要的南方农耕民族的农业产品、生活品等。根据学者研究论证，大体上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看，气候的变迁与王朝的兴衰有密切联系，气候寒冷时统治中原的王朝往往是衰败时期，这使得游牧民族有了可乘之机。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农耕王朝容易处于衰落，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寒冷期；而出现相对温暖时期，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农耕王朝容易处于强盛，如汉唐，造成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农耕民族北上开垦农田。由此看来，游牧民族经济的流动性以对大自然的依赖性以及气候变迁的影响，为游牧民族实行军事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军政合一、兵牧结合的行国体制

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大特征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 [16]，即社会形式大都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军事编制建立在血缘关系氏族的基础之上。并且，弓马为最基本生产工具、马术精湛的游牧民族军队几乎全为骑兵，这使他们在战场上机动灵活，具有战争优势，形成善战的民族特征。对于抄掠来的战利品，又都实行均分，史载有“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17]“掳掠所得，皆入国人” [18]，这种习惯法的效力成为激发了民族每个成员对战争掠夺的动力。因而，在北方寒冷气候下生存繁衍的游牧民族在其尚武性格的作用下，在他们强盛的历史时期将其带有嗜杀性、掠夺性、扩张性的战争带到了世界。

综上所述，主流之争，体现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关系的融合性的本质；战和的交替，体现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关系的不稳定性；战和原因的分析，体现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关系对经济基础、民族意识、非主观因素等的依赖性。战争对参战的任何一方都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把握了两民族间关系的规律性后，我们认识到，就算是好战的民族也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种极端方式。俯视整个中国历史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秦汉以前，两种文化圈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相互间的接触是零散的、间断的；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形成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两种文化间建立起比较稳定、全面的接触关系，其特点是游牧南进与农耕中心南移；降及清朝，“大一统”的政治环境、游牧对农耕的依附的加强，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的局面的形式，都促使农耕文化全方位地推向长城以北的大漠地区，以和平的方式，交融汇合，蒙古与内地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体趋势。[19]只有多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经历这样的时代考验后融合形成团结伟大的中华民族，正视民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客观性和进步性，是现代民族关系研究工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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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高翔，刘凤云.论古代中国北方的农耕与游牧——对两种文化关系及发张取向的探讨 [J].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1)

(作者：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