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旗八代九任札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里甲拉，字云桥（樵），是第八任旗王多罗特色楞的长子。1870年（同治九年）出生于阿拉善旗定远营。1885年（光绪十一年），塔旺布里甲拉以豫保长子、公衔头等台吉身份冠戴花翎；1894年（光绪二十年）正月在西太后60大寿庆典加贝子衔，并在勤政殿觐见，同年出行车驾使用紫缰；1895年在乾清门行走；1898年担任御前行走。1910年（宣统二年），塔旺布里甲拉在40岁时承袭阿拉善旗札萨克和硕亲王。
    塔王福晋姜静德，出身名门，知书达礼。生有四子一女：长子幼小夭折；以次为长，达理札雅继承父业。二子达都拉旺希格，在“小三爷事变”中曾协助塔王向东北军求援，在平息事变恢复旗政中发挥了一定作用；1931年春，在北平因摩托车肇事身亡，其妻吞金殉节。三子达穆林旺楚克，常年定居北平王府。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1948年在南京就职。1949年受德王之邀，回旗参加西蒙自治运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局变幻莫测，他认为滞留阿旗前途暗淡，本人还想高就，最后在家庭矛盾的促动下，与其妹夫国民党军政部长徐永昌同机前往广州、台湾供职，在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任上退休。1986年在台北去世。一女名塔祉华（丈夫姓樊，东北的大学生）后定居北京，80年代去世。
    塔王晚年，身体时有不适。在阿旗来势凶猛的“政变”中，塔王遭受了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为维护旗政王权和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四处奔走联络，在国民政府上层寻求支持，费尽了心机，经过努力虽然恢复了王权统治，结果是殚精竭虑，已经心力焦瘁。加之，1931年春次子夫妇死于非命，老王爱子心切，悲痛万分，思念成疾，于同年7月病逝于北平，终年61岁。1910年—1931年在任旗王21年。谥称:乌如希叶勒图诺颜,意即“仁慈善良保佑旗民”的首领。
    1932年，塔王福晋姜静德率阿拉善扎萨克亲王达理扎雅及其全家由北京起塔王及二子夫妻灵柩回旗，全旗组织了庞大的驼轿、马轿,分别驮运灵柩和达王全家及侍从人员。抵达定远营后，先住在距城10里的扎海乌苏，选择黄道吉日安葬亡灵。出殡那天，塔王棺椁用64人抬的大杠，一直抬到老陵滩王爷祖陵墓地。抬杠者途中不能歇息，丧葬用品应有尽有，孝子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地拥护前行，特别奢华气派，旗府的达官贵人及亲王的生前好友、差役人员和定远营城内的旗民，为达王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礼。
    1966年秋季，“文革”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掘墓之风盛行，将塔王祖陵全部破坏，历代王爷被暴尸于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阿拉善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墓地旧址修建了“王陵公园”。
    稳定阿拉善旗政局  消弭哥老会事变
    清末民初是我国历史上风云突变、政局动荡的年代，清朝在经历了27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后气数已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深入人心，各地会党也顺应历史潮流纷纷起事灭清。1911年(宣统三年)宁夏哥老会举事反清,杀死官军占领省城，宣布脱离清廷，成立宁夏军政府。
    阿拉善旗定远营和贺兰山秘密潜伏的哥老会员与宁夏哥老会遥相呼应，定远营哥老会首领张敬铭公开发展会员，编练"黑头军"，组织敢死队，声势越来越大，给阿旗统治阶级以莫大的威胁。宁夏哥老会遣使送信，向塔王索要马、羊3万匹(只)和白银、武器，不然就要攻打定远营，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清廷革职流放的端王载漪同情哥老会的行动，派人送信表示愿做内应，献开城门。
    阿拉善旗扎萨克亲王塔旺布里甲拉获悉端王的险恶用心后，碍于亲戚关系，将端王驱除出境，剪除了内患。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塔王采纳朱老师爷和阿木尔吉日格勒的善意规劝，毅然放弃前往牧区躲避的下策：一方面决定调集旗兵，严加防守，征集旗兵1000多名严阵以待；另一方面，通过在阿旗王府任职的张凤鸣，劝说其弟张敬铭等人，前往宁夏讲和，以求争得时间。同年十一月，西军分统马骐带兵剿抚，宁夏哥老会起事以失败告终。以推翻“札萨克”制度和建立民国新制度为目的定远营哥老会事变也随之流产，定远营和贺兰山一带的哥老会徒众从此消声匿迹，不敢公开活动了。
    拥护五族共和体制  出任北洋政府要职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武昌首义，敲响了满清帝制的丧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阿拉善旗扎萨克亲王塔旺布里甲拉持观望等待态度。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倡导五族共和，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中华民国政府作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并得依次传袭的规定，在内外蒙古王公中深得人心。赞成共和制度的蒙古王公在阿拉善地方集会，形成决定事项11条，表示内外蒙古均应悬挂五色国旗，拥护共和制度。塔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由观望徘徊到积极响应，最后作出了拥护共和的正确抉择。
    民国时期，继续保留蒙古王公制度，塔王以阿拉善旗札萨克和硕亲王身份长期供职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担任重要职务。民国之初，塔王首任袁世凯总统府的京都翎卫使，为总统咨询蒙旗事务；1914年８月任西蒙宣抚使，代表北京政府慰问蒙旗民众，羁糜蒙古，安慰边民；1916—1922年，先后当选中华民国首届和第三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22年（民国11年）4月21日，中华民国政府任命塔王为蒙藏院代理总裁。1924年，出任北洋政府曹锟政权的蒙藏院总裁，1925年因贿选总统曹锟政权的倒台而辞职。此后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是阿拉善历代旗王中行政职务最高的王爷。
    筹备警政  兴办事业
    清末，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放眼世界，出洋考察，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治国方略。塔旺布里甲拉继承乃父遗志，借鉴外蒙古科布多举办警政、设立巡警的经验，率先在阿拉善旗筹备警政。1920年（民国九年），塔王为保护蒙境和入山伐木汉民，解决警务人员经费，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协商，订立了筹措警务经费简章六条。废除从前入山抽收烧柴领牌等规定，实行由出山各沟口抽捐一道，每驴一驮征收足钱20文，作为阿旗筹办警政的经费．这是阿旗推行巡警制度的开端，警察在征收税款和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到20世纪30年代末，阿旗设警务股，理事官厅设法警队，警察人数增至70多人。
    阿拉善旗的古代教育以言传身教、王府私塾、寺庙教育为主要形式。阿拉善旗历代札萨克亲王及其家族也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据史料记载：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阿拉善旗第三代王爷罗布藏多尔济就下达谕令，鼓励旗民学习和使用蒙文。到宣统年间塔王执政时开始出现近代教育，1910年中华民国理藩院奏请普及教育，1911年甘肃提学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转发该文和宁夏部院有关选送蒙古族学生入学的通知，近代教育提上议事日程。民国初年有3名蒙、汉塾师在定远营从业授徒；王府印房实行练习生制，选拔青年到衙门学习蒙文。1931年以前，瑞典传教士溥博爱和国民政府在定远营先后创办了教会贫民学校和教育部主办的中山小学。1931年以后现代教育在阿旗兴起。
    民国元年以来，在塔王的支持下，由国民政府出资，在阿旗兴办了若干益民事业。为推动商业的发展，1912年定远营建立商会；1913年，电报在阿旗开通；1919年，定远营设立邮电代办所。文化教育、邮电通信设施的建成，既开化了民智，也大大方便了旗民的生活。
    迫于形势所逼  支持冯军北伐
    1924年9月，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倒戈一击，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政。发动“北京革命”，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宫。1925年冯军进入阿旗、宁夏、甘肃，在阿旗磴口设立兵站。1926年接受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主张，国民革命军在五原誓师北伐。这段历史阿旗旧称为“东军造反”。
    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援助北伐军军火物资。为转运援华军火，冯玉祥开通“红色通道”。1926年12月，冯玉祥致信塔王，委任塔旺布里甲拉为国民革命军宁绥护路司令。塔王回信表示支持北伐，保证交通畅通无阻，回赠冯玉祥狐狸皮四张、发菜一包。并协助购买蒙古包等物品，雇用翻译向导，前往库伦接运军火。1927年3月，大批军用物资从外蒙古陆续运入阿旗境内，并安全运往前线，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值得一提的是，阿拉善旗为支持北伐战争付出了极大地代价，有据可查的经济损失在10万银元以上，被征用的骆驼已无法统计。冯玉祥主张废除阿旗世袭王公制度，在磴口设立县治，形成一地两治局面，这与塔王的王室利益大相径庭，塔王迫于政治形势需要，只能委曲求全，但是此举从客观上支援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冯军在阿旗强征役畜、摊派粮饷、索取木料、设局收税，极大地加重了旗民的负担，致使旗民生计困苦不堪，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遥控阿旗政局  解除内忧外患
    20世纪20~30年代，是阿旗历史上风云突变、社会动荡的年代，期间相继发生了“戊辰政变”、“马仲英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对阿拉善旗的社会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继续保留蒙旗王公统治特权,稳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局。冯玉祥废除阿旗封建王公制度的主张,由于塔王及其执政者的巧妙应酬和拖延时间，在匆忙的战争岁月里很快流产。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门致中驻防宁夏，贯彻冯玉祥的变革意图，以“训令”取代“公函”，降低阿旗特别旗规格，阿旗据理力争，加深了省旗矛盾。 1926年，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即内人党）党中央机关,次年西迁宁夏银川，内人党党魁郭道甫到阿旗宣传国民革命思想，要求与阿旗签订废除封建王公专制特权、并共同执政的联盟协议遭到拒绝,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宁夏回族自治区方和阿旗在定远营兴办学校之争，使宁夏军政界深感阿旗难以指挥和驾驭,决心改变现状，推翻旗政。
    1927年6月至1928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驻阿旗代表赵景文和姚连榜发动阿旗革新派人物德毅忱（小三爷）等人，组建武装，制定计划，委任职务，散发肩章，准备政变。1928年（民国17年）4月22日，小三爷、姚连榜指挥满、蒙、汉士兵占领旗政府，夺取札萨克印，枪杀管旗章京陈莽哈来，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发布《善后缴枪及宣慰蒙民办法》，并将王府多年积存的珍宝等贵重物品尽数洗劫。据王府官员控告说：事变中王府损失200万银元，各类枪支900多支，子弹30多万发。
    事变发生后大部分王府官员在牧区集结，向塔王汇报情况策划反击。塔王身居北京，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塔王与满清末期朝廷重臣、中华民国黎元洪政府的海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和著名书法家萨镇冰交情深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有八拜之交,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十分了解，在军政界极具活动能量。经权衡利弊，塔王作出屈从宁夏国民军，迅速集结牧区军队攻城，抓捕政变人员，恢复旗政的决定。成立8个小组，任命白和尚为管旗临时代理人指挥攻城。在塔王的武装反扑下,立足未稳的新政权危在旦夕。
    就在阿旗新旧势力对峙之时，门致中率主力部队解“河州之围”。借此有利时机，在宁夏驻定远营办公委员兼处理阿旗事变指挥于长东的帮助下，经过塔王和宁夏行政长官邵遇芝的精心部署，围城蒙兵于7月攻入定远营，事变蒙兵退入宁夏。宁夏回族自治区方提出《和平解决阿旗问题六条办法》。塔王在北京得知政权已被夺回，于9月13日传谕任命了旗府主要官员，对参加政变人员作出了处理决定。各界公推南寺迭斯立特呼图克图喇嘛坦桑吉甲木素护理札萨克印主持政务，旗政务处向全旗发布“戊辰事变经过和平息情况布告”安抚民众。
    政权恢复之初，针对王府执政人员争权夺利、政务混乱的状况，1929年元月塔王再次传谕：教诲官员要和衷共济，加强团结；克服骄功使气、妒能忌贤的恶习；告诫下属务必捐除己见，秉公办事；不要穿戴清制顶戴袍褂，给人以口实；对屡教不改者还要严惩不贷。严加防范政变者卷土重来。
    小三爷退居宁夏以后，以蒙兵第二路军司令的名义招兵买马，扬言要回旗报复。支持政变的门致中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使塔王极度恐慌不安。护印喇嘛坦桑吉甲木素献计，要求塔王向南京政府交涉，将门致中调离宁夏。塔王采纳此策，一方面要旗里与宁夏委宛周旋，派员在山西辖地临河专门传递定—京函电；另一方面，分头向内蒙古各旗联合会会长贡桑诺尔布、陕甘宁剿匪总司令刘郁芬控告。以期通过法律解决事变遗留问题。
    正在这时，发动“河湟事变”的马仲英回部2万余众，于1929年4月8日兵临定远营城下，向王爷发出和则存、战则亡的借路书信。阿旗执政者深知这位17岁尕司令的厉害，抵抗无疑是以卵击石，长期接纳等于引狼入室。只有先迎接，然后怂恿其攻打宁夏，方为一石两鸟的万全之策。于是阿旗派人迎接马部入城，王府官员将其热情款待3日，双方在与国民军关系方面很快达成一致，成为盟兄难弟。4月11日，马仲英以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的名义，率部由定远营出发，经樊家营子，翻越贺兰山，13日攻占宁夏城，门致中仓皇出逃。5月，西北军第11师师长吉鸿昌收复宁夏。门致中称病辞职，吉鸿昌继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10月，吉鸿昌部参加“中原大战”，塔王的盟兄马福祥之子马鸿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代主席。小三爷看到大势已去，赴河套投亲，“戊辰政变”主要头目各奔前程。最后小三爷在流放巴丹吉林沙漠后死去，为小三爷事变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