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先生生于1906年，字维本，直隶（今河北）新河县城召村人。192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北京大学助教、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员、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等职。他学识渊博，著作颇丰，有《中国方志学通伦》、《傅振伦方志文存》、《中国史学概要》、《博物馆学概论》、《刘知几之史学》、《中国古陶瓷论丛》等著作二十部，学术论文（不包括未发表的）多达四百余种，约370万言，涉及方志、史学、科技史、瓷器、考古、博物馆、图书馆诸方面。他是当今为数不多的能在众多科研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著名学者之一。
    在中国方志史上，傅振伦先生无疑是一位对现代方志学的创立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秉承章学诚“志属信史”，应“创办志科”的指导思想，第一个在学校开设并讲授方志课程，也是最早撰述方志学理论专著的作者之一。傅先生一生中，曾先后主修了《新河县志》、《北平志》、《河北通志》和《北碚志》等四部志书，其中《新河县志》是他早期方志思想的结晶，体现了他在志书体例与撰修手法上的创新，被公认为近代新型方志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傅老先后兼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北京文物调查研究组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教员、文化部及北京大学考古人员训练班教师、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专业教授、中国博物馆学会和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号召各级政府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并成立了由胡乔木同志亲自挂帅的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作为史志界的权威学术机构，中国地方史志学会应运而生，傅老以其渊深的学识和崇高的资望被公推为学术顾问。本人步入修志队伍后，有幸拜读了傅老的多部方志学论著及他的几部新志撰写的序言，对其治学之严谨、为文之简约、做人之敦厚诚朴钦敬有加。
    1989年9月，《翁牛特旗志》稿评审会后，承蒙中科院地理所李宝田先生介绍，我萌生了拜晤傅老的念头。10月初，按李先生提供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傅老寓所电话。当得知我是塞北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旗县的方志主编后，老人欣然邀我到家中一叙。
    上午10时，我便来到傅老寓所。门铃揿响后，开门的是一位须发皆白、面容清瘦的老人，只见他衣着极度简朴，几与田舍翁无异，中式对襟布衫上缀着几颗“算盘疙瘩”，脚上是一双方口布鞋。室内陈设也极简单，一幅立轴寿星贺寿图醒目地挂在墙上，那是傅老八十大寿时其夫人梁德瑛女士亲手所绘。落座，交谈，气氛轻松、随意，没有丝毫拘谨，就像农家院里两代人唠着庄户嗑儿，但傅老渊深的学术功底、非凡的记忆力和敏捷的反应仍使我惊叹不已。他操着明显的冀南口音，话语间流露出老一辈学者对边疆地区方志事业的殷切关注之情。我向傅老奉上翁旗人民政府聘请他为旗志编纂顾问的大红聘书，油印本的《翁牛特旗志》送审稿和1984年问世的翁旗革命回忆录《紫城风云》，并直率地提出请老人为旗志作序的恳求，傅老欣然允诺。走出傅老寓所，我不由得感慨万端，平素见惯了周边环境中若干宵小谄佞之辈的嘴脸，今日一见方志大师便知，喧嚣的浪花与浩瀚的大海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几个月后，傅老寄来了他为《翁牛特旗志》亲笔撰写的序言。苍劲规整的字迹，脉络清晰的历史沿革，信手拈来的风物掌故，充满深情的大加褒扬，让我与同仁所感佩、激动不已。后来，我们一字不易地将傅老的序言置于全志之首，诚为志书增色多多。《翁牛特旗志》得以荣获全国优秀志书评比一等奖，这里边也有着傅老的艰辛付出。
    1989年末至1993年，我与傅老互通了几封信函，傅老每每接信必复，且用语谦恭，一代宗师、志坛泰斗的虚怀若谷，秉性诚朴敦厚，由此可见一斑。以下是傅老的三封短信——
    其一：
郁森同志：
    6月14日手教敬悉。
    贵旗旗志经过二年的修改，即将付梓，可喜可贺！遵即录上我的简历，请择要选用。拙序末段“弘扬文化”一语可否改为“恢弘文化”？因今人用弘扬二字太多了。
    潘喜廷先生主编的《中国地方史志主编名录》一书，传说有人不同意而止，万一又协商出版，能否代觅一册，赐下为感！匆请
夏安！
　　　　　　　　　　　　　 　　               傅振伦
                                  　　　  　1991．6．19
（附件、简历，仍是繁琐，请删削为祷！）
    其二：
郁森、春波两位同志：
    前函计达！本月廿日为贵志写了书评，姑投《中国地方志》，不知能否采用？
    郁森同志为邻旗所作旗志概述盼早复印一份寄下，如来得及拟收入拙编文集中，并希告以此志编纂年月，始末共几年为荷！匆祝
暑祺！
                                            傅振伦
                                 　　　　1993．7．27
    其三：
郁森同志：
    7月15日手示，8月9日才收到，敬悉一切。
    前接贵政府对《翁牛特旗志》评介，即按此文启示，写了一篇题为《特色浓郁的一部旗志》600字短文，投之《中国地方志》编辑部，并力言边疆之志应事奖励，未知采用否？惜未留底，恕难奉寄，祈谅之。    匆祝
近祺！
                                   傅振伦
               　　　　　　　　　1993．8．10
    傅老信中提及“贵政府对《翁牛特旗志》评介”，其实是旗志于1993年6月面世后以翁旗政府名义散发的征订函。我把征订函与旗志一并寄给傅老，他认真阅读后迅即做出反应，专门撰文力荐《翁牛特旗志》，而且是选定了《中国地方志》这一学术性、指导性均具强势地位的平台。
    1991年末，应呼伦贝尔盟史志办副主任徐占江先生和额右旗人民政府之邀，利用翁旗志修改告竣尚未付梓印刷的余暇，我担当了《额尔古纳右旗志》顾问兼总纂。傅老信中提到的“郁森同志为邻旗所作旗志概述”，即是我为《额尔古纳右旗志》撰写的“概述”。1993年8月初，额尔古纳右旗志即将付梓印行，我向徐占江先生建议，应恳请傅振伦先生为之作序，其价值难以估量，影响深远，对于边陲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极富指导、推介意义。徐先生大加赞同，额右旗史志办诸同仁更是喜不自胜。毕竟傅老已是87岁高龄，一而再、再而三地劳烦他老人家甚觉过意不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发出信件，又怀着焦灼的心绪等待回复。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傅老为额右旗志写的序言，另附短信——
郁森同志：
    您好！
    前允为额尔古纳右旗志作序，其概述因水灾阻塞邮件，候久未到，又恐目力日衰，后难交卷，今略考史地为之作序以应命。其中怕有些文字不合历史事实，请指教校订，以防错误为幸！  勿祝
秋祺！
                                        傅振伦
                       　　　　　　　1993．8．25
    附序，务请教正笔削，以免失误！（史实上及外交等问题，我都拿不准）
    1993年夏秋之交，呼伦贝尔地区连降暴雨，多处公路被毁，致使邮路阻塞。我为傅老寄出的额右旗志概述因而延误，那本是遵傅老之命寄去作撰写序言参考的。一辈子重诺守信的老人恐目力日衰序言不能如期完稿影响额右旗志出版，故提前参照有关史地典籍写就序言寄来，不禁令人油然心生敬意。
    现照录傅老所撰序言（初稿）如下——
    亚欧北方冻土带森林苔原地带，水草丰美，林木参天，是骑马民族一大好天然牧场。漠南东端有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旗即因此得名。额尔古纳右旗地处我国北方极边，古为东胡所居，自昔即通中国，见于历代史籍，其民以游牧射猎为生，初居塞外，逐水草而南徙。其后居乌桓山、鲜卑山，建庭立制，附属汉魏，渐习农垦，与其他民族相融合。唐曰室韦，辽为上京金源县，属额尔古纳旗。至金隶北京路，金人筑金源边堡以御蒙古。明初为瓦剌所据，袭本雅失里。永乐八年，成祖亲征，饮马胪朐河。明季又为索伦达呼尔所居。其时元世祖十六世孙由杭爱山徙牧瀚海之南，号乌珠穆沁部，赉冠服、甲胄、弓矢、布币、贡物于后金不绝。其左翼产盐，销行内地，号“东路之盐”。清廷于此置室韦县、奇乾县、呼伦厅，隶黑龙江省，旋改胪宾府，光绪时称满洲里。十六世纪以来，俄罗斯东部的罗刹，由东洋海岸收毳矿之贡，抵黑龙江北岸，侵扰我边地，嗣又越兴安岭南来侵掠，边无宁日。顺治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始以黑龙江省额尔古纳河为中俄国界。帝俄野心不已，得陇望蜀，至同治时又在呼伦贝尔盗伐林木，光绪廿二年又修东清铁路，进而掠夺我资源，鲸蚕我国土，甚至离间我兄弟民族关系，煽动独立。于是呼伦贝尔盟旗民有改隶俄籍者。自“十月革命”后，“白俄”失业者亦来此经商占籍而居。盟旗之民，多习俄语，以至生活方式，无不仿效俄人，成为俄化最深者。1947年5月以来，新中国成立了自治区、州、县、旗，中共党十二大提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正确民族政策，自是我全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情如一家，共建社会主义，以至于今。
    内蒙古虽地处边疆，但重视修志事业不亚于内地。早在1984年6月《托克托县志》即行面世，1987年6月《土默特志》下册亦公开出版，还有蒙汉文本的《呼伦贝尔盟情》和蒙文的《土默特旗志》。198□年？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右旗亦响应党中央撰史修志号召而创修新志。数年之间成书多编，体例完备，史料翔实，文字通俗易懂，不啻边地志乘佳构。
    余肄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时，李大钊、朱希祖诸前辈倡议研究历史必借助于金石、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科学，且列入课程。今观《额尔古纳右旗志》溯古详今，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故喜而为之序，以介绍于从事新志及边事工作者。
                                        一九九三年秋，傅振伦书于北京。
    认真捧读傅老序文，再次享受到如饮甘醪的美感。再次强烈感受到前辈大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事业的满腔挚爱，并由衷感谢老人家对晚辈后学的奖掖、扶持和提携。对序言中的个别地方，我依据额右旗有关史料做了订正，复信时，建议傅老在简述额右旗历史沿革的同时，应突出该旗特殊的地理位置（濒中俄界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纬度最高，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陲）和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蒙古族发祥地，中俄民族长期混居，华俄后裔占总人口的相当比重），以及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民族特点独特、边境贸易发展迅猛等四大特色。没有想到的是，十余天后，傅老寄来精心修改后的序言二稿，对我的所有建议悉数采纳，现照录如下——
    亚欧北方冻土带森林苔原地带，水草丰美，林木参天，是骑马民族一大好天然牧场。漠南东端有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旗即因此得名。额尔古纳河流域本为蒙古族发祥之地，右旗濒中俄界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纬度最高，乃我国北方极边，自昔即通中国，见于历代史籍。其民远居塞外，初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南徙。汉为匈奴左王庭所辖，魏晋北魏为乌桓、鲜卑部落联盟东部辖地，隋唐为蒙兀室韦部落驻地，辽属乌古烈统军，金代为扎答兰和翁吉剌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以为其大弟拙赤•哈撒尔封地。元隶岭北行省合林路，明隶奴尔干指挥使司坚河卫，清隶呼伦贝尔副都统。康熙廿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额尔古纳河东岸属中国，雍正五年沿河置十八卡伦。民国九年始设室韦县及奇乾设治局，翌年设治局改县。伪满设额尔古纳左、右两翼旗。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三河。1947年11月中国共产党进驻王河街，翌年元旦接管额尔古纳左、右两旗，1月30日设旗人民政府。1966年分设左、右旗，右旗政府设于三河街，1971年迁至拉布大林镇。
    额右旗地旷人稀，物产丰富，林木蔽日，野果食菌遍野，砂金盈谷，素有“金镶边”之誉。本旗地近俄境，两国人民曾长期混居。男女青年始而交往，继而相互爱慕，进而结为伉俪，从而繁衍在2．8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7万人口中占相当比重的华俄后裔。从语言到生活方式亦形混同，汉族多住北欧农舍风情的“木刻楞”房，吃“列巴”，佐以俄式菜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苏侨回国，额尔古纳河流域仍有数以千计的华俄裔民的俄罗斯族人，与蒙古族友爱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北疆。改革开放以来，昔日的政治界河已变为边地贸易的黄金水道，经济生产遽形发展，形势喜人。
    地方党政领导在经济发展之后，本“富而后教”古训，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倾其力于文教工作，编纂旗志。1987年并党史、方志办公室而为一，从事编辑史志，先后编印《额尔古纳右旗情》、《额尔古纳右旗党的活动大事记》，1988年以来每年编刊旗《年鉴》。1993年6月额右旗旗志定稿后，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印行。全志凡36卷，约百余万言，体例完善，溯古详今，具有时代精神，尤重地方特色，其民族特点最为突出。《城乡建设》卷详细叙述了北方严寒地区的民俗特点及防寒具体措施；《军事卷》详记清代卡伦的设置及其职能，热情讴歌了各族同胞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又依据边疆特点，专立《外事》卷。《民族》卷记述了绚丽多彩的边疆民族风情。他若文字简练，通俗易晓，且便于传诵普及，诚为可贵！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费紧张、史料不足、人才匮乏等困难情况下，尚能广揽人才、博访资料，编印成书，取得如此的丰硕成果，可谓难能可贵。内地经济发达、人才济济、久有修志优良传统的志坛同仁，当深思之！
    余肄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时，李大钊及朱希祖诸前辈曾倡议：研究历史，必借助于金石、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科学，且列入课程。今读《额尔古纳右旗志》征文考献，采之考古文物，尤特详悉于民族、民俗等方面，既有时代性，又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不愧为存史、资政、教化之杰作，故喜而为之序，并以介绍于从事修志及关心边事者。一九九三年秋书于北京。
    文末附信一帧——
郁森同志：
    9月1日手教敬悉。
    额右旗地情我不熟悉，仅据正史地理志及清史稿外交志、藩部传撰序，极不成熟，得大示很受启发。今就旧稿补充奉上，尚希教正，如有不妥处，幸勿客气，请匡正笔削寄至额旗为祷！      顺祝
　　秋祺！
                                              傅振伦
                                     　　　1993．9．5
    （我们来往函件，可摘要整理刊之《内蒙古地方志》，务请笔削原词句为荷。又及）
    可惜的是，待傅老序文寄至额右旗时，工作作风一贯雷厉风行的徐占江先生和同样性急的额右旗修志同仁们已在长春新华印刷厂完成了排印、装订等诸道工序，傅老序文没有收入志书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缺撼。至今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底依旧隐隐作痛。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疏懒、怠惰、行动迟缓，或某个环节上的沟通力度不够，甚感对不住傅老的重托。
    在与傅老的数年交往中，我曾数次前往傅才寓所拜望他，有时是只身前往，有时是偕同事张仲仁或傅春波登门。印象最深的是与仲仁兄同去的那次，我们刚在呼和浩特办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应出版手续，途经北京时特意去傅老寓所探望老人家。老人依旧面容清瘦，精神矍铄，谈吐清晰、连贯。为了让我们在装帧设计上广泛参照各地已面世的新志，老人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从书房中搬出一摞又一摞厚重的志书，令我们感动不已，受益匪浅。老人是当今方志界首屈一指的大家。他那里收藏宏富，各种门类、各个地方的新旧志甚多。经他当面一一评点、指教，我们很快领悟了去芜存菁的真谛，决心博采众长，让《翁牛特旗志》从内容到形式都能达到理想的高度。
    此后几年，由于工作变迁，我再也没有见过傅老。思念殷切时打个电话，能听到老人充满慈爱、关切的声音，顿觉心下安适、快慰了许多。
    一晃到了世纪之交，我从老同学、《中国旅游报》副总编邵春先生口中得知，傅老已于1999年逝世，享年93岁。那一刻，悲痛、愧悔诸般感受袭上心头，竟至喉头哽咽，难以自持。想说而未能出口的是这样一句话——
    中国史志界一颗巨星殒落了！
    邵春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递给我，原来是傅老回忆录《蒲梢沧桑•九十忆往》，1997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邵春先生告诉我，他的夫人赵峰女士与傅老是亲戚，两家平素交往较多。这本回忆录是由傅老亲笔签名当面赠送他的。沉甸甸的一本书捧在手里，我如获至宝，当即借出，收入行囊。归途中，在疾速行进的列车上，我急不可待地翻开书认真阅读起来，从中了解到傅老一段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
    1956年5月，只因为傅老在一次鸣放会上提出文物局收到的六百多件古印玺应该拨给历史博物馆，而不应拨给故宫博物馆，并建议恢复中国博物馆协会，便招致大小批判会的猛烈攻击，至1957年9月份被斥为第三类右派，降职为副研究员。
    1958年3月对傅老作组织结论时，康生直接插手，说了句：“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和马非百知识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划为右派，岂有此理。”不由分说给傅老戴上右派帽子，职务一降再降，直至降为助理员。将傅老赶出天安门“红区”，调到中华书局整理古籍。单位迫令傅老一家搬出原住阜成门内北房四间，五口人局促于托儿所浴室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
    六十年代初，冬季下放到南口农场劳动改造，挖石填土以种果树，冒严寒负筐到处捡粪，一天步行几十里。
    1966年“文革”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华书局下放者回京参加运动。翌年2月，傅老被工宣队诬为“公安六条人员”，关进农业大学一幢大楼内。每次开会，被关者争抢着站在后排，怕站到前排遭受造反派的踢打、辱骂。
    1969年，已年逾花甲的傅老被中华书局的造反派强迫带着锅碗瓢勺和家具，携患有精神病的妻子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向阳湖畔搭棚住下，围湖造田。
    难怪1987年春初识李宝田先生时，谈及傅老，李先生愤愤不平地说，连傅老这样的忠厚长者，一辈子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人都被打成右派了，你说这天下还有公理吗？
    傅老是坚韧的，多年“戴罪”工作，孜孜不息，埋头整理古籍，校点《旧唐书》，进度最快时每周完稿9万字，力图弥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的损失。
    傅老是敬业的，栖身牛棚犹不忘探访古迹，追寻红三军十一师政治部遗址，考订建文帝、张三丰栖止故迹。大师终归是大师，其襟怀、胆识及为人，堪称百世风范，万众楷模。
    傅老一生著作等身，功业如山。
    值此傅老仙逝九周年之际，晚辈后学谨以笨拙的笔，充满敬意的心情，灯下匆匆草就小文，以告慰傅老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