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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探讨)居延遗址所具有的价值、真实性及完整性
  •     居延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两地境内。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旗发现了汉代烽燧遗址并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居延遗址是汉代军事组织张掖郡所属肩水、居延两都尉的军事防御工事,出土的简牍内容证实了额济纳广大区域就是中原汉朝属地——居延。居延遗址群北起额济纳旗苏古淖尔地区古居延泽的殄北塞,南至金塔县鼎新(毛目)地区的肩水塞,烽燧沿额济纳河流域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有序排列。肩水都尉所辖的肩水塞、橐他塞、广地塞处于额济纳河上游、中游地段。在额济纳河上游肩水塞从肩水金关起分为河东、河西两支烽燧线,河西的一支沿北大河西侧而上至酒泉与玉门关衔接,河东的一支沿甘洲河东岸而上至镇夷(高台地区)向东延伸。中段烽燧排列在额济纳河中游东岸,分别为橐他塞和广地塞。额济纳河下游烽燧密集,是居延都尉所辖的甲渠塞、殄北塞和卅井塞。甲渠塞烽燧沿额济纳河支流伊肯河的西岸至殄北候官(宗间阿玛);殄北塞段向东部延伸与石燧连接;卅井塞从布肯托尼向东北方向延伸至博罗松治(宝日川吉)。居延遗址区内的烽燧城障排列有序阵形浩大,其范围长260公里,宽60公里,遗址的类型以城、鄣、关、亭、燧为主,至今保存完好,雄风依旧,巍然壮观,是一处跨省区大型遗址群。
      居延地区先秦时期称为“弱水流沙”,属匈奴领地。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逾居延”,打败匈奴居延部落,消除了边患。汉王朝得河西以后,先后在河西地区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在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二都尉以卫河西,并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筑遮虏障,之后设居延县、乡、亭(里)行政组织机构和都尉府军事管理机构,不断在居延地区修筑城鄣、烽燧、塞墙等军事防御工事,构成汉代西北河西地区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东北方与光禄勋徐自为在五原塞所筑外长城相接,西南方与酒泉郡塞墙连贯。东段称“光禄塞”或“塞外列城”,西段称“居延塞”,居延边塞成为汉代河西交通要道的重要防线和屏障,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自汉代以来,居延地区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为防止匈奴进犯修筑遮虏障,屏障河西四郡。安史之乱河西走廊通道一度被中断,居延地区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西夏、元时期先后在此设置重要的军事城堡,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居延地区作为“丝路”屏障和“草原丝绸之路”汇合点,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军事、战略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都非常重要。
      居延遗址群落以城障、烽燧和塞墙为代表,建筑分布区域广泛,气势宏大雄伟。富有科学性规划原则的边塞防御工事利用了河流、地形等自然条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筑形制以城、鄣、关、亭、燧为单位,等距离分布于戈壁荒漠之中,形成完整的防御系统。居延遗址在建筑布局上,借鉴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就地取材,因材施用,发明创造了许多种建筑方法,结构以夯土、土坯为主,个别以块石、片石等材质混合建筑;在沙漠中还利用了红柳枝条、芦苇与砂粒层层铺筑的筑造方法,称得上是“巧夺天工”的创造,为修筑边塞防御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建筑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和建筑技术方面代表了中国古代边塞建设的先进水平。
      居延遗址是中国汉王朝在西北地区长期经略的防御性边塞,从西汉到东汉年间,不断地延续发展营建和巩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居延文化。通过对汉代城鄣、烽燧遗址的考查和研究,认为汉代居延地区的边塞建筑无论从平面布局手法和构造形式选择方面,还是在防御设施配置方法,均显现出鲜明的中原建筑文化特征。居延地区边塞防御工事的兴筑,借鉴吸收了中原城市规划理论和建筑营造技术方面的经验,大规模地修筑障塞,加速了中原建筑文化在居延地区的传播,其完整的边塞遗址和丰富的文化遗存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杰出代表。居延遗址是中国长城体系中边塞军事防御工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建筑的具体反映,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居延遗址体现出边塞庞大的建筑群落景观,城、鄣、关、亭、燧的布局风格突出表现了人类在建筑技术领域的聪慧与才能,是当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具体表现与标志。居延遗址具备了党中央集权制郡县管理的文明要素,居延障塞的筑造,起到了巩固汉朝党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统治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增进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社会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遗址内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西夏文书等珍贵文物,涉及到了汉代、西夏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农牧业、屯戍、科技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为研究汉王朝和西夏王朝历史提供了详实资料。居延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证实了中国建筑科技与文化艺术的杰出成就,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标志和重要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居延遗址延绵数百公里,是一处大规模集中出土简牍的遗址。居延汉简文字体系书写形式固定,保留了以形、音、义的汉文字特征和基本的汉语语法,与数千年华夏文明灿烂文化一脉相承。居延汉简制作精美、工艺精湛、文字清晰、端庄秀丽,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变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珍贵的书法墨迹。在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四项史料,其一是殷代甲骨文,其二是汉晋简牍,其三是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和额济纳黑水城西夏文书,其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其中,额济纳的居延汉简、西夏文书是中国史研究新史料之中的两大部分。居延遗址不仅为中国众多的历史文献所记载,并且为居延汉简及考古发掘所证实,其名称、时代确切。居延汉简内容记述了居延地区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到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屯戍活动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情况。有关居延地区居延屯田性质、举烽燧方式、戍卒的来源、俸钱与口粮、赵过代田法在居延的推行、汉晋过所、符传、邮驿制度、名藉制度、天田制度、上计制度、秋射制度、亭长、社祭、戍卒的日迹、戍卒的服装、居延的物价、庸工价值、车父的助边、边郡黄金布帛代替货币问题等在居延汉简中得到充分的反映。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藏有一枚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简(公元283年)的年简,说明居延障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在沿用,继续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居延地区以沙漠、戈壁、绿洲著称,自然景观独特,由于该地区气候干旱,使得大量的文物遗存保留下来,遗存类型多样,分布范围广泛。20世纪初,即由科兹洛夫、斯坦因的劫掠和斯文•赫定、贝格曼等人的调查而引起世界的关注。居延遗址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地区多次开展调查和发掘,已在各项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厚成果。目前已知正式出版发表的专著、通论性著作19部;专论性著作25部;各领域专论24部;论文集22册;期刊论文居延汉简本体研究87篇,居延汉简文字、词语考释93篇,居延汉简与汉代政治研究92篇,居延汉简与军事研究126篇,居延汉简与汉代经济研究113篇,居延汉简与地理、交通研究54篇,居延汉简与汉代思想、文化研究43篇,居延汉简与汉代科学技术研究58篇,居延汉简与文书学研究64篇,居延汉简与语言学研究14篇,其他研究135篇。居延汉简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军事、交通等各方面多门学科的世界性研究学科。
      近年来,居延遗址考古工作利用传统考古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仍然有大量遗存不断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居延遗址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考古潜力仍然十分巨大。目前,居延遗址已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100处专项重点保护遗址,遗址的现状已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开始制定文物保护规划。文化、文物部门不断加强保护和宣传执法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开展专项打击盗掘古墓和古遗址等犯罪活动。通过对居延遗址保护与研究,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合理适度地加以展示利用,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城乡居民生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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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探讨)居延遗址所具有的价值、真实性及完整性
  •     居延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两地境内。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旗发现了汉代烽燧遗址并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居延遗址是汉代军事组织张掖郡所属肩水、居延两都尉的军事防御工事,出土的简牍内容证实了额济纳广大区域就是中原汉朝属地——居延。居延遗址群北起额济纳旗苏古淖尔地区古居延泽的殄北塞,南至金塔县鼎新(毛目)地区的肩水塞,烽燧沿额济纳河流域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有序排列。肩水都尉所辖的肩水塞、橐他塞、广地塞处于额济纳河上游、中游地段。在额济纳河上游肩水塞从肩水金关起分为河东、河西两支烽燧线,河西的一支沿北大河西侧而上至酒泉与玉门关衔接,河东的一支沿甘洲河东岸而上至镇夷(高台地区)向东延伸。中段烽燧排列在额济纳河中游东岸,分别为橐他塞和广地塞。额济纳河下游烽燧密集,是居延都尉所辖的甲渠塞、殄北塞和卅井塞。甲渠塞烽燧沿额济纳河支流伊肯河的西岸至殄北候官(宗间阿玛);殄北塞段向东部延伸与石燧连接;卅井塞从布肯托尼向东北方向延伸至博罗松治(宝日川吉)。居延遗址区内的烽燧城障排列有序阵形浩大,其范围长260公里,宽60公里,遗址的类型以城、鄣、关、亭、燧为主,至今保存完好,雄风依旧,巍然壮观,是一处跨省区大型遗址群。
      居延地区先秦时期称为“弱水流沙”,属匈奴领地。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逾居延”,打败匈奴居延部落,消除了边患。汉王朝得河西以后,先后在河西地区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在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二都尉以卫河西,并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筑遮虏障,之后设居延县、乡、亭(里)行政组织机构和都尉府军事管理机构,不断在居延地区修筑城鄣、烽燧、塞墙等军事防御工事,构成汉代西北河西地区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东北方与光禄勋徐自为在五原塞所筑外长城相接,西南方与酒泉郡塞墙连贯。东段称“光禄塞”或“塞外列城”,西段称“居延塞”,居延边塞成为汉代河西交通要道的重要防线和屏障,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自汉代以来,居延地区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为防止匈奴进犯修筑遮虏障,屏障河西四郡。安史之乱河西走廊通道一度被中断,居延地区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西夏、元时期先后在此设置重要的军事城堡,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居延地区作为“丝路”屏障和“草原丝绸之路”汇合点,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军事、战略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都非常重要。
      居延遗址群落以城障、烽燧和塞墙为代表,建筑分布区域广泛,气势宏大雄伟。富有科学性规划原则的边塞防御工事利用了河流、地形等自然条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筑形制以城、鄣、关、亭、燧为单位,等距离分布于戈壁荒漠之中,形成完整的防御系统。居延遗址在建筑布局上,借鉴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就地取材,因材施用,发明创造了许多种建筑方法,结构以夯土、土坯为主,个别以块石、片石等材质混合建筑;在沙漠中还利用了红柳枝条、芦苇与砂粒层层铺筑的筑造方法,称得上是“巧夺天工”的创造,为修筑边塞防御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建筑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和建筑技术方面代表了中国古代边塞建设的先进水平。
      居延遗址是中国汉王朝在西北地区长期经略的防御性边塞,从西汉到东汉年间,不断地延续发展营建和巩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居延文化。通过对汉代城鄣、烽燧遗址的考查和研究,认为汉代居延地区的边塞建筑无论从平面布局手法和构造形式选择方面,还是在防御设施配置方法,均显现出鲜明的中原建筑文化特征。居延地区边塞防御工事的兴筑,借鉴吸收了中原城市规划理论和建筑营造技术方面的经验,大规模地修筑障塞,加速了中原建筑文化在居延地区的传播,其完整的边塞遗址和丰富的文化遗存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杰出代表。居延遗址是中国长城体系中边塞军事防御工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建筑的具体反映,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居延遗址体现出边塞庞大的建筑群落景观,城、鄣、关、亭、燧的布局风格突出表现了人类在建筑技术领域的聪慧与才能,是当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具体表现与标志。居延遗址具备了党中央集权制郡县管理的文明要素,居延障塞的筑造,起到了巩固汉朝党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统治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增进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社会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遗址内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西夏文书等珍贵文物,涉及到了汉代、西夏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农牧业、屯戍、科技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为研究汉王朝和西夏王朝历史提供了详实资料。居延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证实了中国建筑科技与文化艺术的杰出成就,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标志和重要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居延遗址延绵数百公里,是一处大规模集中出土简牍的遗址。居延汉简文字体系书写形式固定,保留了以形、音、义的汉文字特征和基本的汉语语法,与数千年华夏文明灿烂文化一脉相承。居延汉简制作精美、工艺精湛、文字清晰、端庄秀丽,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变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珍贵的书法墨迹。在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四项史料,其一是殷代甲骨文,其二是汉晋简牍,其三是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和额济纳黑水城西夏文书,其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其中,额济纳的居延汉简、西夏文书是中国史研究新史料之中的两大部分。居延遗址不仅为中国众多的历史文献所记载,并且为居延汉简及考古发掘所证实,其名称、时代确切。居延汉简内容记述了居延地区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到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屯戍活动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情况。有关居延地区居延屯田性质、举烽燧方式、戍卒的来源、俸钱与口粮、赵过代田法在居延的推行、汉晋过所、符传、邮驿制度、名藉制度、天田制度、上计制度、秋射制度、亭长、社祭、戍卒的日迹、戍卒的服装、居延的物价、庸工价值、车父的助边、边郡黄金布帛代替货币问题等在居延汉简中得到充分的反映。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藏有一枚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简(公元283年)的年简,说明居延障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在沿用,继续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居延地区以沙漠、戈壁、绿洲著称,自然景观独特,由于该地区气候干旱,使得大量的文物遗存保留下来,遗存类型多样,分布范围广泛。20世纪初,即由科兹洛夫、斯坦因的劫掠和斯文•赫定、贝格曼等人的调查而引起世界的关注。居延遗址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地区多次开展调查和发掘,已在各项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厚成果。目前已知正式出版发表的专著、通论性著作19部;专论性著作25部;各领域专论24部;论文集22册;期刊论文居延汉简本体研究87篇,居延汉简文字、词语考释93篇,居延汉简与汉代政治研究92篇,居延汉简与军事研究126篇,居延汉简与汉代经济研究113篇,居延汉简与地理、交通研究54篇,居延汉简与汉代思想、文化研究43篇,居延汉简与汉代科学技术研究58篇,居延汉简与文书学研究64篇,居延汉简与语言学研究14篇,其他研究135篇。居延汉简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军事、交通等各方面多门学科的世界性研究学科。
      近年来,居延遗址考古工作利用传统考古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仍然有大量遗存不断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居延遗址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考古潜力仍然十分巨大。目前,居延遗址已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100处专项重点保护遗址,遗址的现状已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开始制定文物保护规划。文化、文物部门不断加强保护和宣传执法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开展专项打击盗掘古墓和古遗址等犯罪活动。通过对居延遗址保护与研究,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合理适度地加以展示利用,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城乡居民生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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