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格尔，一个镶嵌在鄂尔多斯高原东端、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带的美丽名字，一方气势雄浑的土地。黄河环绕，草原与长城傍依，让准格尔这方水土具有了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地理特征。

准格尔旗地处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段地带，地貌和自然环境复杂，宜于多种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黄河环抱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据《准格尔旗文物志》考证，旗境的形成，溯源于明朝成化年间。在历史的尘烟里，各民族在旗境地区出入往来、兴衰嬗替，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

图为新生代鸵鸟蛋化石准格尔旗纳日松镇羊市塔村出土

“由于这里南接中原，北靠大漠，是历代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人民活动的交界地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区。也因黄河天险和北部阴山、西部贺兰山的天然屏障，成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这就造成了准格尔旗历史发展中的经济、文化的复杂性和行政区域的多变性，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创造了独特的古代民族文化，谱写下一部自然进化和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文明史。”——《准格尔旗文物志·概述》

至今这里大量的多姿多彩的古代民族文化遗存以及文献资料的记载，给准格尔旗这片古老的土地留下了生动的传奇色彩。往事越千年，沿着历史的足迹，我们溯源前行，灿烂的史前文明从历史深处汹涌而出，成为遗迹见证着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眼前的遗存，让我们对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的生活情景浮想联翩，也让我们对这片土地生出深深的敬意和自豪。

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足迹。考古学家在准格尔旗纳林川畔和黄河沿岸发现的不少旧石器早期的石器遗存，证明在旧石器时期，准格尔旗地区已有了古人类活动。史前文明的存在，让这里毫无疑义地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成为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一、文明的曙光

史学界把史前时代具体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依次经历的是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三个阶段。

根据《准格尔旗文物志·概述》记载：“准格尔旗地区是地史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通过对旗境化石标本的鉴定和对文献资料分析推断，在有人类活动之前，准格尔旗地区已经历了从元古代震旦纪（距今18亿年前）原始菌藻类植物产生到新生代植物和人类出现的漫长的生物演化过程。”

远古时期，今天的准格尔旗地区气候温和，水草丰美，林木繁茂。这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也为文明的曙光在这里升起提供了合理的注释。

图为新石器纺轮  准格尔旗哈岱高勒阳湾出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区内外考古专家多次在准格尔旗境内进行考古发掘，从纳林川一带和黄河沿岸采集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石片、石核、石球、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等遗物，并在旗境西部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以旗境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人头骨化石和采集的大量旧石器时期的打制石器等考证，早在3.5万年前，准格尔旗境内就已有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手段的古人类活动。考古专家们据此推测其文化面貌与鄂尔多斯“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有相联之处。

从准格尔旗文物馆目前馆藏的旧石器时代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史前的旧石器时代起，这里就有了人类祖先的生活繁衍，他们群体穴居野外，以渔猎为生。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物为我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些原始人群把坚硬的石头打制成比较粗糙的尖状器和刮削器，用来打猎和剥割兽皮和兽肉，同时还学会用火取暖和烧食猎获的兽肉。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原始人群的生活场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一群带着简单的采摘器具的妇女和一队带着木棒、石块等简陋工具的雄壮的成年男子，离开留在洞穴里的老人和孩童，分别走向远处的丛林和河流。在丛林里，妇女从树木上采摘着可食的东西；在丛林深处，男子们奔跑着，追逐着，大声地吼叫着，他们用吼叫来传递信息，也用吼叫恫吓围捕的兽类。河边的男子们则用简单的渔猎方式与水里的鱼类斗智斗勇。日落时，他们走出了丛林，离开了河边，带着捕获的猎物走向他们居住的洞穴。天黑了，在洞穴前的空地上，他们生起了火堆，开始烧烤剥了皮的猎物，食物烤熟了，围着火堆男女老幼们吃着、说着……

在篝火升腾起的熊熊的烟尘里，文明的曙光也冉冉升起，照亮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山川河流因为文明曙光的浸染而气韵生动。

旗境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石片、石核、石球、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等打制石器虽然品种有限，但数量众多，说明远古时期活动于准格尔旗地区的古人类已形成了一定的人口规模；但从遗存的分布来看，却都集中在纳林川一带和黄河沿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古人类的活动范围因为生产工具的简陋和力量的薄弱而受到局限。

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于斯的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地向前行走着，也不断地繁衍和壮大着人类自身，他们的生活与斗争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被擦亮的文明火花像曙光一样从准格尔旗这方古老的土地上升起。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地推动与发展着社会生产力，由旧石器时代缓慢地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图为新石器时代灰陶人  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出土

二、激扬的山河

进入新石器时代，旗境出现了原始农业。当原始农业出现后，这里的先民们把石器打磨成斧、锛、铲等生产工具，并开始筑屋定居，还学会烧制陶器用以装盛食物，创造了人类初期的物质文化。

新石器时代在准格尔旗延续时间近3000年，这一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新石器时代，旗境人类活动更加频繁，这一时期的遗存丰富多彩，遍布全旗，东部黄河沿岸和西南部地区的沟川河畔尤为富集，包含了从距今6000多年以前至3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阶段至龙山文化阶段各时期的文物遗存，文化内涵深，文化面貌同旗外的黄河流域及海河流域同时期的遗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与中原原始文化同步发展，同东、西部长城地带及北方草原地区亦互有影响，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域文化。按其文化面貌依序可分为：仰韶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存，仰韶阶段向龙山阶段过渡的文化遗存和龙山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存。

从遗址的分布及特点来看，仰韶时代早、中期这里的人类开始定居农耕，他们使用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器进行生活劳动，并学会了制陶和饲养禽畜。仰韶时代晚期手工制陶非常兴盛，工艺也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之分，并有了石砌的围墙和小城堡建筑，反映出有了部落间的征战。龙山时代，铸铜业发展起来，至夏、商、周达到鼎盛时期；同时，定居农耕业开始向游牧业转化。

至今在旗境发现的属于仰韶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遗存有：坟堰、脑包梁、沙圪梁、圪针焉圪旦、午长号窑、贺家圪旦、赛不拉、西敖包、敖包圪梁、张牛圪旦、官地、阳湾、房塔沟、壕赖染、嘎尔迪圪旦、王家圪旦、棋盘焉、鲁家坡、头道壕、贺家沙背等遗址，分布于旗境东部黄河沿线的二、三级阶地及附近的高山峡谷地带，中西部河川高地或川掌缓坡处。房址多为方形，坐西北朝东南，背风向阳，近旁常有充沛的水源，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生活。

仰韶时代早期的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施黑彩带饰、弦纹和线纹；器类有杯口尖底瓶、折唇小口壶、小口瓶、大口尖底缸和盆、钵等。中期的陶器则以细泥红陶、夹砂红褐陶为主，少量细泥灰陶；器形有盆、瓮、钵、罐、小口尖底瓶等；纹饰有线纹、绳纹，弦纹较少。彩绘发达，以黑彩为主，少见褐彩和红彩。房址居住面抹泥并经烧烤成硬面，前墙正中有凸出的门道，室内灶正对着门，居住面上留有柱洞。早、中期出土的石器以打制、磨制和细石器共存。

这里我们以坟堰为例作一简单介绍。据《准格尔旗文物志》记载：该遗址位于原大路峁乡敖劳不拉村东约2.5公里处，暖水川东岸台地上。遗址中部隆起，四周低，地势起伏较大，面积150*80米，遗址沟畔部分破坏较严重，其余保存较好。从断崖上可看到文化层厚约1米，土色呈黄褐色，土质较坚硬，内包含少量陶片。采集遗物有：陶钵、夹砂罐完整器各1件，其它陶片可辨器形有钵、瓮、盆等。据地表采集遗物分析，该遗址文化内涵比较单一，延续时间较短，时代相当于半坡文化的早期或略晚。

这里出土的生产工具均为石器，大部分为磨制，有少量打制、琢制及打磨兼制者，种类有：磨盘、磨棒、斧、刀、锛、尖状器、矛形器、石叶刮削器等。生活用具均为陶器，分泥质和夹砂陶两大类，泥质陶多经淘洗，质地细腻，呈红色、桔黄色和褐色；器表多素面磨光，部分施彩，少量饰细绳纹和锥刺纹、弦纹等；夹砂陶多掺和大砂粒，质地粗疏，器表呈红褐色，内壁多黑褐色；器表均饰弦纹和细绳纹；彩陶多为黑色，有少量红彩；纹样以黑带彩为主，另有少量正倒相间的平行斜线纹、弧形菱形纹、变形鱼纹等，均单彩施于盆的沿面及钵的口部外侧。

著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讲述中国经济史时曾提出一个论断：中国最古之文化在高原上。因为中国古代农业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他认为中国文化并无西方人所谓在摇篮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伦一般温室中培育出来的花，中国文化乃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培育出来的松柏，而非花。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准格尔旗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无疑为钱穆先生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从《准格尔旗文物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对新石器时代准格尔旗的文化遗存得到较为全面的了解。属于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早、中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油房、大树湾、倒庆坝、烂窑圪咀、阴阳沙梁、柴敖包、后独立沟、荒盖沟、驴粪峁、西北敖包、周家壕、白草塔、南壕、寨子上、二道圪旦、石口子、五坪、柳青塔等遗址。

这类遗存的居住址选择与前期相同，房子均为半地穴式，多长方形或方形，也见梯形，居住面用泥抹，多经烧烤，室内多设双灶，圆形灶在前，方形灶在后，门设在前墙中央，多为凸出的斜坡或台阶式门道；房子附近有竖穴式圆形、方形或椭圆形窖穴，有的在室内设袋形窖穴。出土有石器、陶器、骨器。石器仍以打制、磨制、细石器并存；陶器分泥质、夹砂、砂质三类，以泥质为主，均系手制；陶色有黑、褐、红、黄、灰、白等色；彩陶较发达，以红、褐、紫、赭等色勾划成方格网纹、鳞纹、涡纹、曲线纹、垂弧纹、直线纹、锯齿纹、椭圆点和草叶纹等，并常施内彩和腹彩。泥质陶器多素面磨光，或施蓝纹。夹砂陶则以绳纹为主，并见方格纹与线纹；配合主体纹饰的有附加堆纹、划纹、压印纹和连点纹。器形有侈沿鼓腹罐、小口鼓腹罐、喇叭尖底瓶、盆、钵等。耳器发达，多为环状。其中白草塔、南壕、寨子上、周家壕等遗存被龙山阶段遗存所覆盖，分别包含了仰韶晚期向龙山过渡阶段和龙山早、中、晚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而且是一脉相承发展的。此外，还有大庙圪旦、铁孟沟、永兴店、石佛塔、三道圪旦、榆树湾、白家塔、荒地窑子、敖包沟门等遗址，为单纯的龙山早、中期文化遗存，这些遗址中出现了石墙建筑的房址和石围墙为特征的石城址建筑遗存。陶器中出现了尊、豆、袋足鬲和双鋬鬲等器形。

图为新石器时代的石锤斧  准格尔旗沙圪堵镇榆树塔村出土

准格尔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是内蒙古考古学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遍布全旗，东部黄河沿岸和西南部地区的沟川河畔尤为密集。考古工作者们通过对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的研究和用现代化的手段核实，建立起从仰韶文化早期至龙山文化晚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谱系框架。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石城堡文化因素的出现，准格尔旗地区更成为探讨中国古代北方的城市、古方国、古文明起源的焦点地区之一，备受中外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关注和青睐。

历史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描绘出了新石器时代旗境的人类活动图景。在距今6000至7000年间的仰韶时代早期阶段，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农耕文化，他们以石斧、石刀等为主要生产工具，以石磨盘和石磨棒等为米面加工工具，以尖底瓶、小口壶、大口尖底缸、钵、盆、罐等陶器为生活用具，这种“谷作文化”不但受到陕西半坡文化及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而且具有一定地方特色。从墓葬形式看，当时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

距今4000至6000年间，为仰韶时代中晚期阶段。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及居址条件方面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化除部分与中原同期仰韶文化有若干相同或相似之处外，由中期始，文化的自身特点因素逐渐显强，家畜饲养已占了社会经济的一定地位，家庭手工业有了发展，彩陶文化发达，人类生活有了一定保证。到晚期，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使生产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从旗境发现的大型陶窑和石制或陶制的纺轮，说明当时手工业已由家庭兼营发展为专业的手工业生产。男子在生产中逐渐取代了妇女的主导地位，掌握了生产、生活和财产的支配权，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从发现的石城聚落遗址，反映出社会形态的剧烈变化，说明有了部落间的战争，按其文化特征，专家将之归为“海生不浪文化海生不浪类型”。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发现了海生不浪遗址，从此将内蒙古中南地域出土的遗址，统称为“海生不浪文化”。其包括包头地区的阿善遗址、西园遗址，呼市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以及凉城县老虎山、园子沟等岱海地区多处遗址。它们分别代表了内蒙古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时期的文化。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墓葬、房屋、窑穴、陶器、石器、骨器等。墓葬有单人葬、多人葬，还有一对成年男女与小孩合葬的。这些资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对研究史前家庭性质和家庭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无疑是宝贵的资料。在岱海地区多处遗址中，发现了石围墙、双间式窑洞房址。在老虎山和庙子沟遗址，发现当时已用白灰抹地抹墙围，做工还十分讲究，可见当时的建筑装饰已很普通。中南部许多遗址还出现了石围墙，说明这里已经有了城市的萌芽。

图为新石器蛇纹陶鬲炊石器  准格尔旗魏家峁镇出土

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在准格尔旗境内分布更多，出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陶器器型有甗、双鋬鬲等，均反映出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浓厚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双套间房址的出现、室内用白灰装饰、大型陶器的制作等，都说明了当时旗境的社会经济较为发达。考古学家称之为“永兴店文化”。

永兴店文化源于永兴店遗址，该遗址位于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张家圪旦东北5公里的永兴店村西南侧山梁上，南距原哈岱高勒乡12公里，东距黄河约8公里。永兴店遗址内涵单纯且遗存丰富，在同一时期的遗址中最具代表性，因此被考古学界称为“永兴店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准格尔大地，山河激扬，人类足迹遍布旗境。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出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历史将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尘封为丰富多彩的遗存留给这片土地，留给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

三、历史的镌刻

历史的长河缓慢地流淌着。告别激扬的新石器时代，准格尔旗翻开了青铜器时代的历史。

青铜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期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范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自有了青铜器和随之的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随之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青铜铸造术的发明，与石器时代相比，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它表明人类的生产水平大跨度提升，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这一时期，准格尔旗地区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存相对较少。

据文献记载，商、周以前，今旗境地区主要为“荤粥”（音xūnyù）部族活动的地带。从旗境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器型和图纹都有别于中原地区，自成一格，是被考古专家誉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重要代表。而在商代遗存中还发现不少青铜兵器，说明当时旗境已有了军队建制。

准格尔旗境内最早发现铜器的遗址为位于原哈岱高勒乡二里半村南的二里半遗址。该遗址为龙山阶段中晚期文化遗存。遗址内发现的铜器仅铜环1件，与串饰同出一处，自断面看，似为红铜，环接合部渐细成尖状，互搭在一起，环截面呈圆形，器表锈蚀斑驳。它是内蒙古中南部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器。

其后，青铜器出现于大口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于旗境的大口二期文化遗存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永兴店文化，它与同期的汾河流域文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出现了青铜文化的痕迹，其年代相当于夏朝早期。从大口二期文化之后，准格尔旗境内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渐趋减少，畜牧文化遗物增多，反映出这一地区定居文化向畜牧经济的转变，考古专家将之归属为“朱开沟文化”类型。

朱开沟遗址于1974年发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部的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纳林塔乡境内。1984—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区域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共发掘不同时期的房址83座、瓮棺葬19座，出土可复原陶器约510件、石器270件、骨器420余件、铜器50余件。专家们在对出土的遗址、遗物进行综合分析后认定，朱开沟遗址的时代上限相当于距今4200年的原始社会晚期，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大量猪、牛、羊等动物骨骼，显示已拥有发达的养畜业。考古发现从朱开沟文化中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耳环、指环、臂、钏、针、锥等青铜装饰品和小件工具。还出现了青铜戈、短剑、刀、镞、护牌等兵器和工具，拥有了青铜铸造技术。到晚期时，除上述青铜器外，还出现了青铜戈、短剑、刀、镞、鍪、护牌等兵器、工具和鼎、爵等青铜容器。朱开沟文化虽然没有率先完成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升华，但却首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并缔造了中国北方原始畜牧文化雏形。朱开沟遗址，内涵丰富，特点鲜明，被学术界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大口二期文化遗存位于准格尔旗原马栅乡(现为龙口镇)大口村的大口遗址，南临黄河，与山西省河曲县隔河相望，西约5公里进入陕西省府谷县境，为晋、陕、蒙三省区交界之地。

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最明显的特征是青铜器的出现。陶器以灰陶为主，多为手制。器型有鬲、斝、、盃和三足瓮，最具地方特色。大器物为分段用条盘筑后再粘合，多附有泥饼状器鋆，有的器口尚有慢轮修整的痕迹。高大陶器多瓮棺葬具。石器以磨制为主，磨制精致，也有打制和细石器。骨器多而丰富，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从器型看，此时已由农耕生产向牧业生产转换。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遗存有：大口、高家坪、小庙、南壕、乃彦梁、敖包圪旦、大梁、榆树塔、高家渠、寨子塔、后壕阳湾等遗址。其中大口二期、高家坪、南壕、寨子塔等文化遗存尤具代表性。

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口的自然增殖，青铜时代准格尔旗境内出现了以区域划分的氏族联盟的部落集团。最早文字记载，在准格尔旗境内居住过许多北方少数民族，先后有土方、鬼方、殓犹(音xiǎnyǔn)和白狄。他们常与中原的部落以及夏、商、周等王朝发生战争，成为各个时期威胁中原王朝的很大力量。当中原炎、黄等部族在古冀州(今河北一带)活动的时候，与他们接壤而居的准格尔旗地区业已有荤粥、吮验等部族活动。故有《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记载。这些少数民族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学会了制陶、冶炼技术，开始用金属作兵器、器皿和装饰品，由此逐步迈进古代文明社会的门槛。

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准格尔一路走来，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古老文明的印痕如同历史的镌刻，汇成准格尔大地深厚的文化蕴藏和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

历史期待着准格尔这片古老的土地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明天！(撰稿  李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