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汇征录》原名《长白征存录》，是清代第一部长白山地方志，也是清代长白府的第一部方志，成书于清宣统二年（1910），作者张凤台是长白府首任知府。该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长白府疆域、物产、风俗以及长白山地区的自然地理概貌，这些记载不仅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对今日研究长白山地区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为长白山地区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宝贵史料。此外，《长白汇征录》还记载了大量张凤台在任期间对清末越垦韩民的治理政策及对中朝边界进行的相关论述等，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中朝边界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但出于多种原因，书中对东北亚古代各民族的更迭、起源和分类，对东北古代王朝及民族政权地理位置及对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和朝鲜半岛政权的记载出现了诸多错误。为辨明历史真相，有必要对这些错误进行详细考察，并为日后对长白山地区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长白汇征录》共有8卷，在序言、第1卷《国朝本郡疆域》及《历代沿革》等部分中涉及建置沿革等该地区历史的回顾，并涉及到东北亚古代民族及地方政权的诸多问题，这其中存在很多错误，学界尚未关注。总体来看，这些错误记载可分为3类，笔者现根据史料将其整理如下：

一、东北亚古代民族的更迭、起源和分类的混乱

志书内容对东北亚古代民族及政权的名称、更迭、起源以及分类等4个方面的记载存在着混乱，主要分布在“序”及卷1《疆域》部分。

《长白汇征录》“序”部分有“溯自肃慎、夫余以迄辽、金、元，上下四千年，纵横三万里”一句，这里是将肃慎与夫余进行了混淆，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肃慎是起源于东夷的东北地区土著民族，从语言上讲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族群。肃慎族系各部的分布范围向西不会越过吉林市西部的西流松花江上游，或张广才岭，向南不会越过长白山脉，北达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日本海。后来分化出诸多民族，统称为肃慎族系，属于独立族系，是东北三大族系之一。而夫余属于秽貊族系的分支，是由居于黑龙江地区的橐离人南下与当地的秽貊人混血形成的新的民族。橐离国是在嫩江中下游和东流松花江中上游一带的古代政权，橐离人东明因橐离国内部权力斗争，而不得不选择南下。据东汉王充著的《论衡》记载：“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陈寿的《三国志》对此也有记载：夫余“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其疆域辽阔，夫余国控制了松嫩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其东部疆域应越过今吉林省吉林市，西部疆域达到西流松花江、嫩江合流处以西，北界抵达东流松花江。夫余国王城在“鹿山”，即今吉林市龙潭山。可见，肃慎与夫余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肃慎是东北古代民族的名称，而夫余除了民族名称外，还是东北地方政权的名称。因此，这里有将东北民族名称与政权名称搞混的嫌疑，从其并列叙述来看，作者应是认为二者为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称呼，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在《长白汇征录》“序”部分中，还有“亦越挹娄、勿吉、渤海、靺鞨、契丹诸国，接踵齐驱，或袭前朝旧壤，或迁新国上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记述。这里的排列顺序不对，据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的《中国东北民族史》记载：肃慎族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顺序应为挹娄、勿吉、靺鞨、渤海等，他们都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民族。而契丹属于东胡族系，因此不包括在内。同时，志书还将渤海和靺鞨的顺序弄反了。此外，文中所说的“或袭前朝旧壤，或迁新国上京”也存在问题，因为挹娄、勿吉是东北地方民族的族称，并非政权的名称，只有渤海国是靺鞨族联合其他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

《长白汇征录》卷1《疆域》“总序”部分记载“《唐书》渤海上京即肃慎故地，在今宁古塔地方。自肃慎氏以后，历经夫余、百济、新罗、渤海之兵燹，世系纷更，陵谷变迁。”这里讲的是东北地方政权的上下承接关系，但全部搞混了，夫余、百济、新罗、渤海之间没有承接关系。如前所述，百济、新罗是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百济（又称南扶余）建国于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在660年灭亡，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新罗（前57——935年）则位于百济东部，“东及南方俱接大海，西接百济，北邻高丽”。二者均为朝鲜半岛古代政权，曾同时与高句丽对峙，这里将东北地方政权记载的十分混乱。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作者将汉代史书中的东夷传与清代史书记载相结合的结果。

可见，志书在叙述东北民族及政权的历史时，出现了名称、更迭及沿革方面的混乱，这与作者考证缺失及史书记载的繁杂有关。

二、东北亚古代王朝及民族政权地理位置的偏差

张凤台在书中记述了东北亚古代的封建王朝和民族政权，其中的地理位置出现了一些偏差。《长白汇征录》“序”部分有“唐虞之际，惟肃慎氏国于不咸山之北。厥后相继而王，介乎辽沈之间，曰夫馀氏，建都鸭绿江流域，囊百济吞三韩者，是为高句丽”的表述。如前所述，夫余政权的王城在吉林省吉林市地区，不在鸭绿江流域，其疆域与辽宁相去甚远。同时，肃慎与夫余二者没有前后继承关系，这里说的“相继而王”是不正确的。百济、三韩都是朝鲜半岛不同时期的民族及民族政权，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三韩位置“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其存在的年代在两汉至三国时期，百济如前所述建国于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位置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三韩存在的时期早于百济。东晋时期，三韩所在之地形成了百济、新罗、伽[耶等民族政权。而高句丽的疆域最大范围包括今吉林省的东部、辽宁省东北部和朝鲜半岛中北部地区。在5世纪末，高句丽的南部疆域已经到达了今韩国忠清南道、北道的北部，江原道与庆尚北道交界处。可见，高句丽并没有吞并整个朝鲜半岛，志书的记述是错误的。

在《长白汇征录》“序”部分中，还记载“辽都忽汗州，金都会宁府，元都斡难河……此考诸历代都城部落，而长白山以南之故实，所以无可征信者一也。”此处“辽都忽汗州”的说法也存在错误，忽汗州是渤海国最早的首都，《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载：“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据考，渤海国最初的都城在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城，“忽汗州”应位于此地，当时渤海国的国号还是震国。辽朝的都城是在上京，位置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里波罗城。作者在这里将“辽都忽汗州”与金都会宁府、元都斡难河相并列，应是将三者看作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政权。金都会宁府位置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斡难河则是蒙古族先世蒙兀室韦在10世纪的崛起之地，也是蒙古族的发祥地。这里作者应是统一叙述黑龙江地区的民族政权，而在这一位置的应为辽灭渤海后建立的东丹国，作者将东丹国国都与辽上京的位置相混淆。

《长白汇征录》卷1《疆域》“总序”部分记载“惟渤海大彝震开疆拓土，创立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组织详明。旋为契丹所逼而侵削之，破坏之，方舆之士仅得于《辽史·营卫部族志》。”结合渤海国历史，在大彝震开大境宇之后，渤海国开始拥有5京15府62州的国土规模，据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的《渤海国志长编》记载：“（新唐书）渤海传即列举其京、府、州之名甚晰，辽史地理志更将诸州所属县名采摭差备，依此求之，固可得十之七八。”辽朝历史上，为统治渤海遗民，在渤海故地建立东丹国，虽然保留了渤海国原有的地方建置，但之后实施了东丹南迁，使得原渤海国的府州位置有很大改变。东北史专家金毓黻通过对《辽史·地理志》的考证，提出了辨析辽太宗南迁东丹国府州的3个方法：“凡诸京府之首州，每遗其首州，而专标京府，凡不易名之州，每标举所治之县而称为郡，凡易名之州，则曰本某州，凡属于此三例者，大抵皆由北徙南之州也。”此方法为后世学者所因袭。可见如要考证渤海国的地理情况，应以《辽史·地理志》为依据。而张凤台有用《辽史》的相关记载来考察渤海国州城的想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这反映出他看待问题有着过人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但其认为应以《辽史·营卫志》为依据的推断是错的，并且忽略了南迁东丹的史实。

《长白汇征录》卷1“历代沿革”部分记载“渤海亡。辽建上京于长春州，旧名鸭子河。”而据《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载：辽上京建立于天显十三年（938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位置在西拉木伦河区域。而长春州则是在兴宗时建立，《辽史卷十八·兴宗本纪八》载：重熙八年（1039年）十一月，兴宗下诏“城长春”，位置在东北地区的城四家子古城。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一种可能是由于史书的误记和误载，另一种可能是出于一种思考，即长春州是契丹春捺钵钩鱼捕鹅之地，在辽朝后期与辽朝政治紧密相关，是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但据有关专家考证，此地绝非辽上京所在，不能等同。

可见，《长白汇征录》中出现地对东北亚王朝及民族政权地理位置的偏差多与作者对其位置、迭代、起源等问题不甚清楚。但其论述也蕴含了作者的独到见解，限于当时的客观情况，很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三、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和朝鲜半岛政权的误记

张凤台在《长白汇征录》中在对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及朝鲜半岛进行叙述时，也出现了一些误记。《长白汇征录》“序”部分中记载“辽金以前，高丽人麆集杂居，考之朝鲜史当有足征者。然辽时早割江东六镇以予高丽，右岸早已非韩地，当为记载所不及。现所据典要者，惟《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大清一统志》……等书，渊博宏深，足资佐证。”取得江东六镇的高丽指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而隋唐之际占据辽东的则是高句丽，作者将二者弄混，原因可能与史书记载有关。据考，史书对高句丽的称呼前后有变化，《三国志·东夷传》称高句丽为“高句丽”，《后汉书·东夷传》称高句丽为“高句骊”，南北朝时，在册封高句丽时名称开始出现变化，将“高句丽”改称“高丽”，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刘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宋书卷六·孝武帝纪》载：“七月乙亥，征东大将军高丽王高琏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始去“句”字，又改“骊”为“丽”。479年南齐代陈后，对高句丽王的册封均采用高丽名称，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年）正式册封高句丽王高阳为高丽王，这与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相关。这一时期的南北朝各部正史如《宋书》《梁书》《魏书》作“高句骊（丽）传”，《南齐书》、《周书》则作“高丽传”，而《梁书》《魏书》中“高句骊（丽）传”的其他部分与南北各朝正史记载该国事迹时，几乎都采用“高丽”，不用“高句丽”。《宋书》《南齐书》成书于梁朝，《魏书》成书于北齐，其他诸书皆成书于唐朝。梁人萧子显撰《南齐书》时，距南齐亡国时间较短，所撰南齐王朝册封高丽的事迹比较可信，结合在1963年和1979年在韩国出土的两件5世纪末带有“高丽”字样的铭文，可推知最晚南齐时高句丽已经改称为高丽。这是当时南朝史家有意而为之，与当时的正统观念有关。《魏书》、《梁书》作高句丽传时，仍使用这一民族国家的传统名称，以表示与汉魏以来的高句丽具有继承性。高句丽根据南齐的册封改国号为高丽，北魏为了统治高句丽对此予以了承认，从此以后，“高丽”的国号为中原史书所沿用，并体现在两唐书中。所以作者认为此高丽即为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因而以朝鲜史予以考证，又认为辽将江东六镇割与高丽，鸭绿江右岸已非韩地是认为江东六镇在高句丽治下，明显是将高句丽与王氏高丽弄混了。作者想从史书中论证一下历史上发生在鸭绿江流域的辽与高丽战争，考察了二十四史中的相应记载，但根本未能弄清、所以引用了《开国方略》等清代史书，但因将高句丽与王氏高丽两个政权弄混，所以根本无法弄清史实，因而出现了误记。

《长白汇征录》卷1“历代沿革”部分中记载“考《新唐书》，渤海，本粟末棘羁，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这里的“高丽”应为高句丽，作者在这里与前文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将东北地方政权与朝鲜半岛政权名称弄混，如前所述，这与史家及《新唐书》等史书的记载有关，导致作者仍旧无法分清高句丽和高丽区别。

此外，志书中“历代沿革”部分还有“传子祚荣，自号震国王，吞并地方五千里。奄有夫余、沃沮、牟韩、朝鲜、海北诸国。”此时的夫余国政权已经灭亡了，这里指的应是东北民族而不是地方政权，牟韩、朝鲜等不在东北地区，而在朝鲜半岛，据《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所载：“韩在带方之南，……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牟韩。”而据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的《中国东北民族史》考证：海北诸国应系指东北多个民族政权，但太笼统，其中夫余、沃沮属于秽貊族系，属于东北地方政权及少数民族，它们在历史上曾同时存在，没有明确的承接关系。作者认为渤海国领有对这些政权的管辖权，是他们的宗主国，这是错误的理解。渤海国的疆域包括这些民族的土地，但渤海国建立时，夫余、沃沮、牟韩等民族已经消失，夫余政权已经灭亡，这属于对东北地方政权及少数民族名称的误记。

《长白汇征录》卷八《杂识》中的“长白山记”部分有“汉征高丽分乐浪、临屯四郡，颜曰单单大岭……唐遣刘仁轨等经略辽东，曾率师抵长白山下，当时号徒太山，亦曰保太山。”此段话有这样两处错误，一是“汉征高丽”一语，二是“唐遣刘仁轨经略辽东”一语，二者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可见，汉并非征高丽而设四郡。高丽一词出自《新唐书》与《旧唐书》，其为对高句丽的一个简称.，根据程尼娜《东北史》：“元封三年（公元前128年）灭朝鲜，设乐浪、玄苑、真番、临屯四郡”，表明汉设四郡时，其所征伐的并非高句丽，而是卫满朝鲜。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唐东征将士事迹考》指出：根据《旧唐书·刘仁轨传》和《新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并参考前代学者研究，可知刘仁轨为显庚五年（660年）唐军征伐高旬丽之水军指挥官，其主要职责为监督水军作战。之后则担任“鸡林都督”，他不可能率军到达长自山地区作战。

可见，《长自汇征录》中出现了许多对东北民族政权和朝鲜半岛政权的误记，这应是作者张凤台未能弄清东北及朝鲜半岛的历史而导致的结果。

总而言之，《长白汇征录》对东北亚古代民族及政权的历史进行了梳理。《长白汇征录》成书于清末，正值时局动荡，东北边疆国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作者张凤台身兼保卫边疆的重任，有必要将长白山地区的历史沿革进行叙述，以凸显地区主权。但碍于其身份，加之当时特殊的历史认知，作者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深究东北亚古代民族及地方政权的发展和演变，因而出现诸多错误。但是，张凤台能充分利用史书的记载，从多角度考察东北亚古代民族及地方政权发展、演变的历史，充分体现他本人的远见卓识和对撰写《长白汇征录》一书的重视。（撰稿  顾婉彤  黄为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