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位以惠字为谥号的皇帝，即汉惠帝、晋惠帝、明惠帝。他们三个也许算不上历史上最不幸的皇帝，却算得上是最倒霉的天子。古代皇帝驾崩，依据他生前言行和业绩而定谥。谥为“惠”者，大抵是仁弱之辈。说他们三人倒霉，一是因为前任皇帝没有给继位者铺好路，甚至是把新皇帝往火坑里推；二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具备做天下之主的能力。汉惠帝刘盈宅心仁厚而懦弱无能，晋惠帝司马衷心肠不坏却是个白痴，明惠帝朱允炆善良聪明但缺乏谋略。除此而外，他们身边各有一位虎视眈眈的人物。刘盈母亲吕雉的阴毒，司马衷皇后贾南风的凶悍，朱允炆叔父朱棣的老辣，使他们注定要成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刘邦称汉王第二年立刘盈为太子，当时刘盈只有六岁。后来刘邦纳戚夫人，生赵王如意，如意聪明勇敢，戚夫人温柔贤淑，深得刘邦宠爱。此后刘邦逐渐疏远吕后，又察觉太子性格仁弱，不像自己，遂打算废刘盈而立如意。废嫡立庶，不合祖宗之法，因而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刘邦心存顾虑而未下决心。吕后情急，请足智多谋的张良想办法保住太子。张良画计，教吕后派人，卑辞厚币，请隐居商山的四位高人出山做太子师傅。刘邦称帝时曾诏请四老入朝辅政，没有如愿，如今四位白胡子老汉成了太子的老师，太子因此赢得好贤之名，声望播于朝野。高祖见状，知道太子羽翼已成，废立之计难以实现，终日与戚夫人悲歌饮酒，借酒浇愁。此时的刘邦，只是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已无力与吕后及其支持者斗争。可怜的刘盈就这样被各怀心计的人组成的政治集团推入政治漩涡的核心，成为自己母亲及其党羽的牺牲品。

公元前194年，高祖驾崩，惠帝即位，吕雉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戚夫人母子。她先把戚夫人囚禁起来，剃光头发，身穿囚衣，罚做舂米苦役，又将赵王如意召至长安听候处置。刘盈知道太后用意，就亲自到城外把赵王接到宫中，与自己形影不离。过了几个月，刘盈早起出去练习射箭，如意在寝室睡懒觉。太后趁此机会，派人用毒药害死赵王，然后用酷刑将戚夫人变成“人彘”，放在厕所，让惠帝参观。惠帝得知是戚夫人，悲愤交加，痛哭失声，大病一场，一年多不能起床。他让使臣转告吕后：“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复治天下！”如此灭绝入性的暴行，使刘盈彻底看清了母亲的凶残与皇权背后的恐怖，这位徒有虚名的皇帝心灰意冷，“此后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吕后不仅对所恨的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报复，连亲生儿子也施以非人的折磨，令其悲愤抑郁而死，为她成为真正的女皇扫清道路，其恶毒可谓前无古人，后有来者。历史学家对吕后的无道一致遣责，却没有人对吕后的帮凶张良、叔孙通及“商山四皓”给予批判。如果没有他们为虎作伥，岂能有刘盈、如意的悲剧？吕后又怎能肆其荼毒？吕后拼命保太子，为的是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张良等大臣保太子，则是根据所谓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的祖宗遗法，朝臣们关心的是太子身份是否符合规定，而其德才如何，并不重要。臣僚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即使是个蠢才，也能把他打扮成英主。下面的故事将证实这一点。逼死了儿子，这位老妇人应该如愿以偿了，但在给惠帝发丧时吕雉干哭不下泪。张良的儿子张辟疆为侍中，见此情景，对身旁的陈平说：“太后只有这一个儿子，临丧不悲，你知道其中玄奥吗？”陈平说：“怎么解释？”辟疆说：“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可以继位，太后对你们这些老臣心存畏忌。你们奏请吕家的人掌兵权，做大官，太后才会欢喜放心，你们就可免杀身之祸了。”丞相陈平依计而行，太后大喜，这才像模像样地哭了一场。从此吕雉和他的心腹吕台、吕产、吕禄等专政弄权，朝政大坏。张良一言，坏了刘邦大事，导致太后当国；张辟疆一言，使吕氏家族坐了天下，导致外戚专权。刘邦生前曾以善于驾驭豪杰自诩，却被张氏父子搞得枝叶凋零，社稷不安。历史和这位白手起家的草莽英雄开了个令人悲哀的玩笑。

吕后为了连根固本，竟违背人伦，把惠帝亲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定为皇后。不知什么原因，皇后无子，吕雉就找个后宫女子所生的男孩冒充太子，将其母杀掉。惠帝死，小男孩当了皇帝，不久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发誓要在将来为母报仇。吕雉知道事泄，便把小皇帝幽禁，扬言皇帝病重，更立恒山王刘弘为帝。此时的吕后已是一言九鼎，满朝文武，唯唯而已。尽管如此，她还是寝食难安。她知道老臣们只是佯为顺从，而心中则牢记“非刘氏不得王”的约法。这位老妇人自知罪孽深重，心怀鬼胎，噩梦不断。为保平安，太后安排銮驾到霸上作祓除之祭（除祟祛邪的仪式），返回途中遇到一条黑狗向她扑来，伤了肋骨。吕后吓得半死，找术士占卜，卜者知道老妇人的心病，故意说那黑狗是赵王如意阴魂作祟。吕后闻言，那一半魂也飞到九霄云外去了，“遂病腋伤而崩。”《汉书·五行志》这段记载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为恶者心虚，杀人者怕鬼，乃人之常情。如果神安，何至于祓于霸上？所以，吕雉死于惊惧的记载，当是可信的。司马迁和班固修史距刘邦时代不远，吕后毕竟是汉高祖的原配夫人，所以史臣笔下留情，对她的记载语焉不详，评价也比较谨慎。《史记·吕太后本纪》结语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在冷酷强横的母后阴影之下，仁弱的惠帝不“垂拱”行吗？还是班固为惠帝说了句公道话：“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悦，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汉书·惠帝纪赞》)

第二位倒霉皇帝司马衷，也是个被女人玩于股掌之上的傀儡。所不同的是，这个女人是他的老婆。司马衷生性痴呆，九岁时被立为太子，立重臣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妃。也许因为年纪尚幼，缺陷还不明显。到后来痴性渐著，“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于是命召太子及其东宫官属来朝，设宴招待，然后将一宗疑案文卷密封，派人交给太子，要他作出判决，使臣在殿外立等回音。贾妃见状，又急又怕，忙请从官代为作答。答者引经据典，煞费踌躇。给事官张泓向贾后献策道：“太子不学无术，这谁都知道。答诏引用古书经义，皇上必然生疑，追究下来，大家都得获罪。不如直接凭己意对答。”贾妃大喜，悄声对张泓说：“你若给我摆平这事，日后与你同享富贵！”张泓凭借小聪明，代太子草拟了答卷，由司马衷手抄一遍交了上去。武帝阅卷大喜，把卷子扔给太子少傅卫瓘，说：“你还有何话说？”卫瓘十分尴尬。众臣见风转舵，齐声高呼万岁，太子遂安。司马衷的太子之位保住了，却为后来的外戚专权、皇后主政及随之爆发的八王之乱埋下了伏笔。司马衷九岁时做了皇帝，贾妃顺理成章地立为皇后。小皇帝不能理政，朝政由晋武帝的老丈人、杨太后的父亲杨骏把持。杨骏恃宠专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变乱朝纲，弄得“公室怨望，天下愤然”。贾后秘招楚王司马玮入朝，杀死杨骏并夷其三族。贾皇后灭了政敌，登上了权力顶峰，开始导演“八王之乱”的血腥闹剧，宗室诸王先后入朝秉政又先后被杀，成为贾后操纵的傀儡和牺牲品，而司马衷则成为这位毒妇手中的王牌。玩火者自焚。贾后祸乱宫廷，自以为得计，她除掉杨骏之后，又杀了杨太后，废了太子司马遹，还把司马衷的三个儿子及其生母谢氏秘密害死。她以为挟天予以令诸侯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想到比自己更凶悍的赵王司马伦不吃这套，他看出贾后的用心，所以干脆废了晋惠帝，自立为帝，然后赐給贾后一杯毒酒，来个以毒攻毒，结束了贾南风丑恶的生命。司马衷在脱离恶妇控制之后，又沦为阶下囚。不久赵王伦被杀，惠帝复位，成为后继作乱者挟持地对象。再后来内乱愈演愈烈，洛阳残破，惠帝被迫逃往长安，一路形同乞丐，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流寓长安不久，又被诸王“迎”回洛阳，当时景况是“帝乘牛车，行宫藉草，公卿跋涉”。此时西晋气数已尽，司马衷也失去了政治筹码的作用，中毒而死，享年四十八岁。

朱元璋做了皇帝，立懿文太子为继承人。太子病亡，朱元璋立太子二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驾崩，朱允炆继皇帝位，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这位年轻人生长于深宫，好学聪慧，“性至孝”，父亲病重，他日夜守护，不离左右。居丧哀痛，以至于身体消瘦。又生性仁厚，太祖让他省决章奏，他对刑事案宗作出宽大处理，并对太祖所定刑律过重之处作了修改，深得民心。初登大宝的年轻天子，一心要兴利除弊，肃清朝政，抑制豪强，惠泽百姓，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但他没有治国经验，不知道离开朱元璋的庇护，自己处于何等危险的境地。登基伊始，他以齐泰、黄子澄为谋臣，又起用名儒方孝孺入朝辅弼，开始兴利除弊。一方面清理冤狱，整饬吏治，蠲免租税，劝课农桑；一方面打击豪强，削弱藩镇，诛除不法。这些举措本无过错，错就错在时机的选择。朱允炆是以皇孙的身份继承帝位，朱元璋分封的王公诸侯们本来就不服气这位晚辈皇亲，而朱允炆早就对这帮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的皇亲国戚不满，视之为朝廷的蠹虫、国家的祸害，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他忘了汉文帝销藩，引发七国之乱，几乎使朝廷颠覆，主张销藩的晁错还搭上了性命。他更致命的错误是拿燕王朱棣开刀，给朱棣篡位提供了机会。惩治几个恶迹昭著的王公贵族，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紧张，还不要紧；剥夺手握重兵、声威显赫的亲王爵位，势必引发君臣之间的武力较量。朱棣是新皇帝的祖叔父，又是与朱元璋并肩作战的开国元勋，亲信部属遍布天下，且深谋远虑，统兵多年，一旦有了发难的借口，其虎狼之师，无人能敌。使建文帝决策失误，引发靖难之变的祸首是齐泰。此人在明太祖时一直在兵部任职，从兵部主事升至兵部尚书。朱元璋曾招见齐泰询问情况，他能历数边将姓名而无遗漏，问到山川地理、军事部署，他立即从袖中取出早已绘制好的手册呈上，内容既简明扼要又周密准确。朱元璋大为赞赏称奇，寄予厚望，临终时嘱咐齐泰辅佐皇太孙。可惜此人熟知军事而不谙政治，知兵而不会用兵。朱元璋驾崩，他请建文下诏，命诸王留在自己的府邸，不得赴京奔丧，王国官吏由朝廷节制。诏书一出，诸王怨怒，指责齐泰离间皇亲。燕王朱棣已南行至淮安，齐泰急忙派人持敕书令其归邸，又与黄子澄商量撤销不法王公的封国。敌对双方剑拔驽张，战争一触即发。燕王回府称病，暗中调集兵马，筹划政变。如此严峻的形势，危险的处境，建文帝视若平常，他把军国大事交给齐泰，自己则与学士们一起讨论周官法度，“处便殿，弄柔翰，”俨然太平天子气象。朝臣中有人劝齐泰不要操之过急，泰怒曰：“名正言顺，敌乃可服。”燕王得知朝廷动静，认为时机已到，胜券在握，便以诛齐泰为名，举兵发难。天子幼稚，谋士轻躁，文臣迂阔，朝野观望，军心动摇，加上举措失宜，这场政治斗争的胜负可想而知。明朝人李贽著《藏书》、《续藏书》，记载了这段历史。李贽讽刺齐泰是靖难之役的功之首、罪之魁。他亲手毁了建文帝，是罪之魁；反过来成就了明成祖，是功之首。李贽评价建文帝“但可谓能长养死难之人才，而不可谓能长养辅弼之人才也。”不错，朱允炆待人以诚，存心以善，所以大难临头，身边的人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无不以死相报。不能致敌于死地，而自蹈死地，虽有忠臣之名，难免败事之讥。方孝孺一代儒宗，读书人领袖，其言行用于修身则可，用于治国则不可。我们不妨把建文与康熙作个比较。玄烨幼年登基，鳌拜以长辈元勋身份辅政。鳌拜专权跋扈，凌驾于皇帝之上，玄烨久欲除之，苦于势单力薄，所以隐忍不发。经过长期准备，最后一击致命。如果建文帝处在康熙的境地，必不能忍，其结果也是可以逆料的。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