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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言丛谈)包头方言探微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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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戏在包头方言中是一个使用非常频繁的词语。它除了与《现代汉语词典》中“把戏”的杂技、花招两个义项意义重叠外,还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意思。说它独特,是因为它既可单独成词以表义,又可以作为语素,在与名词相搭配时,起到特殊的语法和语义作用。

    首先,把戏可以形容离奇古怪的动作。如人们看见小孩子爬坐翻滚地淘气,就会问:你耍甚把戏嘞?

    二是用来指称不确定的东西。如:不知道他手里头拿的个甚把戏啦。

    三是表示对杂乱物体的列举。如“家里头罐罐把戏地摆下一滩。”即指在屋子里摆满了罐子一类的东西。把戏在这里只是个构词语素,但却极具语法作用,而且它的构词能力极强,可以跟众多名词搭配,从而产生新的词语,并且来表达普通话“等等”、“之类”的意思。如凳子把戏、筷子把戏、韭菜把戏等。这种“名词+把戏”的构词方式有时候也并不是很牢固,它中间还可以添个“呀”字,使用起来意思不仅不变,并且表示列举的意义更为明显。如:开了三年诊所,家里头尽是瓶瓶呀把戏的。又如:地里头葱呀把戏的种得满满儿的。

    那么把戏为什么会具有上述、尤其是第三条例出的意义呢?这就必须从把戏的本义上来说明。

    考查把戏的语源可以知道,其实普通话和方言中地把戏并不是一个本源词,它是由“百戏”转音而来的记音词。      

    百戏为古代一切乐舞杂技的总称,其名称始见于《后汉书·安帝纪》:“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宋高承《事物纪原·博弈嬉戏部·百戏》也说:“《汉元帝纂要》曰:‘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说明早在汉代,杂技已有百戏之称了。

    古代百戏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多,到宋朝时,各种杂技艺术尤为发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跳弄、跳索、相扑、板鼓小唱、斗鸡、说浑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如此罗列,可见当时百戏名目之多。

    由于百字的入声发音与把字读音极为相似,所以在宋元时期,百戏在字面上就渐渐变成了把戏。例如,同是元曲,高文秀《襄阳会》第一折曰:“我又没有,他又不济。我打的筋斗,他调的百戏。”无名氏《隔江斗智》第二折诗云:“我做将军惯对垒,又调百戏又调鬼。”而杨立斋《哨遍·套曲》则是:“更那碗清茶罢,听俺几会把戏也不村呵。”马致远《黄粱梦》第一折:“功名二字,如同那百尺高竿上调把戏一般,性命不保。”虽然表示的意思一样,但文字已写成两种了。此外,石君宝《紫云庭》第三折:“欲将这把戏都参破。”以及《元史》:“祥和署掌杂把戏。”等,都说明百戏在元代已经大量地讹写成把戏了。

    所以到明清时代,说道杂技时,就大多以讹传讹,沿用而称之为把戏。如明刘若愚《酌中志·内臣职掌纪略》:“所扮者备极世间骗局丑态……杂耍把戏等项。”清李渔《闲情偶寄》:“如做把戏者,暗藏一物于盆盎衣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       

    因为杂技动作难度大而新奇,所以方言称一些奇怪而少见的动作为耍把戏;又因为魔术或戏法总是蒙起来进行,人们一时难以知道其中的名堂,所以在方言中,就用把戏来指称不确定的东西;同时,因为把戏的种类繁多,不能一一举例,从而使把戏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在方言中就产生了表示列举的特殊意义。包头方言(包括内蒙部分地区方言)中把戏的这个意义是极具个性的,它几乎可以成为区别普通话和方言的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讲普通话的人,在列举事物时说出“名词+把戏”,那么不管他的发音是多么的标准,单凭这一点,你就完全能够判断出他的方言背景来,笔者于此,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公冶长

    在文化落后的乡村,讲说民间故事,是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手段。笔者就是在传说故事的教诲中渐渐懂事的。

    幼时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古代有一个叫公冶长的人,能听懂鸟语。一天,他碰见一个哭着找儿子的老妈妈。就好心地让她到某地找,并说她儿子可能已经死了。老人果真在那里发现了儿子的尸体,便告到了官府。官府认为人是公冶长杀的,不然他不会知道尸体的所在。公冶长辩称自己懂鸟语,是听鸟们说的。官府认为纯粹是无稽之谈,把他关了起来,并说如果他能证明,就释放他。过了几天,有只喜鹊飞来向公冶长鸣叫。公冶长告诉官府,说喜鹊叫的是:“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了一只羊,你吃它的肉,我吃它的肠。”派人去看,果然是实,于是就释放了他。当时我对公冶长的神奇技能非常羡慕,但也认为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并未当真。

    不料后来读书,才知道公冶长是确有其人的,而且还是孔子的学生和女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公冶长,齐人,字子长。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再后来,发现儿少时听说的那个故事,竟然也是写在书里的。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曰:“冶长从卫还鲁,见老妪当道哭,问何为哭,云儿出未归。冶长曰:‘顷闻鸟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儿已死耶?’妪往视,得儿尸,告村干部。官曰:‘冶长不杀人,何由知儿尸?’遂囚冶长。且曰:‘汝言能通鸟语,试果验,裁放汝。’冶长在狱六十日,闻雀鸣而大笑。狱主问何笑,曰:‘鸟鸣啧啧唶唶’,白莲水边,有车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敛不尽,相呼往啄。’狱主往视果然,乃白村干部而释之。”公冶长复姓公冶,冶长是其简称,此犹司马相如简称为马相如、司马迁简称为马迁也。

    不过关于公冶长能通鸟语的说法,并不见于正史,皇侃所说,不知何据。孔子称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看来公冶长确实曾蒙冤入狱。但冤系何冤,又如何出狱,均不见于史载。关于他的故事,是人们演绎的还是确有其事,更是不得而知了。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曰:“世传公冶长通鸟语,不见于书。惟沈佺期诗:‘不如黄雀语,能免冶长灾。’白乐天《鸟雀赠答诗》序:‘余非冶长,不能通其意。’似实有其事。”也在疑是之间。

    古代或者真有听懂鸟语的人,因为古籍中多有此类记载。如《博物志》载管辂解鸟语、《史记》称秦仲知百鸟之音、《后汉书》言杨宣见群雀喧,而知前有覆车粟、《论衡》言杨翁伟听鸟兽之音、《敦煌实录》谓侯谨解鸟语,《隋书经籍志》更有《鸟情杂占禽兽语》一卷,足见古人对禽兽语言是很有研究的。惜乎其技艺今已不传,所以每当百鸟和唱,娇音婉转的时候,我们只能缅怀公冶长而慨叹不已了。

     

    相公本来是对宰相的尊称。明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曰:“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为相公。”“相”是官衔,“公”是爵位,合而称之,则为相公。

    称丞相为相公,大概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云:“丞相称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从军诗曰:‘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谢灵运拟陈琳诗曰:‘永怀恋故国,相公实勤王。’亦谓曹操也。”可见最初相公只是宰相的专称,没有别的意思。至如明徐渭《南词叙录》所说:“唐宋谓执政曰相公。”说明唐宋时期规范意义上的所谓相公,指的也是宰相。

    但宋元时期有一种崇尚浮夸的风气,喜欢以毫不相干的官阶称呼一般人等,如称医生为郎中、大夫,称剃头匠为待诏,称土匪为太保,称财主为员外,其他如称店都知、茶博士等,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对对方的尊重,流俗普遍如此,竟然演为定式,人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因此相公虽然贵为宰相之专称,也难免被泛用。举凡社会上层人物、知识分子,推而广之,甚而所有男子,都可以相公相称,渐渐的丧失了其特定的含义。

    例如有妻子称丈夫者。元无名氏《举案齐眉》第四折:“梁鸿云:‘夫人请穿上者。’正旦云:‘相公,我不敢穿。’”此孟光称梁鸿为相公;有称读书人者。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古称秀才曰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此说虽极牵强,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也是称读书人为相公的;又有泛指官吏的。宋人著《道山清话》曰:“岭南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清翟灏《通俗编》也说:“今凡衣冠中人,皆僭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甚无谓也。”僭称者,非其实而冒称之也。

    似此虽离原义已甚远,但仍属尊敬之词。及至清末民初,人们又称少年男伶旦角为相公。《清稗类钞·优伶·像姑》条说:“都人称雏伶为像姑,实即相公二字,或以其同于仕宦之称谓,故以像姑二字别之,望文知义,亦颇近理,而实非本字本音也。”所谓“望文知义”,是说男伶举手投足,绝类女性,“像姑”二字,刻画神似。所以“相公”在当时也是男色的亵称,旧京曾有“相公堂子”,就是男妓集中的地方。

    虽然相公事涉典章制度,不为乡人所知,但受传统戏剧中普遍存在的相公称谓的影响,包头方言区的人们对相公还是或多或少有点认识的。包头市郊区后营子乡有村名二相公窑子,据《内蒙古地名志·包头卷》,说是早年有一个排行第二的读书人在该地居住,故而得名。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当地是把读书人称作相公的。此外在打麻将的时候,多下牌或者少下牌,包头方言皆称之为相公。这种用法实在是非常特殊,揣摩其义,大概是说牌数不伦不类,最终不能成和,与“像姑”的不男不女相仿佛,所以才比类相称的吧。是否如此,因为词语的产生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只能录而存疑,以待识者了。

     

    普通话和许多方言中都有“安顿”这个词,但因为方言口语的灵活性更容易使词义得到引申和发展,所以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还具有与普通话不同的特殊含义。

    安顿是个古白话词,它在包头方言中的一些义项完全是继承而来的。如宋王千秋《解佩令·木犀》:“开时无奈,风斜雨细,坏得来零零碎碎。着意收拾,安顿在胆瓶儿里。”又如元无名氏《盆儿鬼》第二折:“你先将那血痕儿扫拂的干,再将他死魂儿安顿的妥,这便是你消灾灭罪真功课。”其义为放置。包头方言有此义,如说:怕打的东西另安顿在个地方上。又如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哪安顿嘞?等等。

    因为安顿物体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其“安顿”,所以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语气上多少还有“安置妥当”的意味,如说:这个事情真麻烦了,闹整了一个来月这才安顿了。由于这一意义还处在进化形成期,所以多数情况下后面会加“好”、“住”等补充词,以使其表达的意义更为明确。如说:娃娃哭得闹不住,等我把他安顿好了再走。

    在这一意义上继续引申,安顿就产生了妥当的意思,不过在形式上变成了“安安顿顿”。如说:事情安安顿顿地该做的都做好了。其义等同于妥妥当当。

    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还有一个更为常用而特殊的引申义,就是叮咛、嘱咐,如说:我可安顿了你半天,你最后一句也没记住。长言之,则谓之前安后顿,义同于反复叮咛。这一意义在元代似乎就已有苗头了。如元李行道《灰阑记》第一折:“我想来,人的黑眼珠子,见这白银子没有不要的。则除预先安顿下他,见人头与他一个银子,就都向着我了。”其中的安顿,王学奇、王静竹所著《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解释为收买,但联系上下文语感,也未尝不可解释成事前的叮嘱。

    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载安顿的这一义项,大概是因为安顿与叮嘱或嘱咐比起来有点落伍吧。其实安顿的这种说法并不生僻,在许多现代汉语文学作品里都可以找到用例。如康濯《水滴石穿》第三章:“又再三安顿张德升和张三阳,让他回去一定动员他们村供销社主任张永德非参加不可。”又如束为《好人田木瓜》:“我早就安顿你,要找个可靠的人,你偏偏找了个泥菩萨。”再如浩然《艳阳天》第二十九章:“焦淑红一楞。妈妈每年都要犯一次心口疼的病,闹起来十分厉害。就安顿了马翠清几句,赶快跟爸爸回家了。”一个方言词,如果已经在全国很大的区域里普遍使用,那它就具备了普通话词语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顿的上述意思,也完全可以当做普通话词义来对待。

    畔是个古语词,本义指水边。《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汉郑玄笺曰:“泮,读为畔;畔,涯也。言淇与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涯、岸皆为水边,故畔亦水边也。又《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其中的畔也是水边的意思。

    之后,畔又引申出旁边的意思,其使用在唐宋诗词和元代戏曲中屡见。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白居易《酬和元九东川路诗·江楼月》诗:“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宋周邦彦《满庭芳·夏景》词:“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元王实甫《西厢记》四本四折:“长亭畔别了张生,好生放心不下。”等皆是。

    作为旁边意义的畔在包头方言中常见使用,尤其是乡间方言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几乎到了只说畔不说边的地步。如普通话的东边、西边,方言则是东畔、西畔;河边则谓之河畔。还有畔子的说法,如路畔子、地畔子、山畔子等,与畔表达的意义完全相同。但又有词曰席畔子,指的却是席子本身的边缘,而不是席子的旁边。于是畔又有了边缘的意义,构词如边边畔畔等。方言词语词义的引申和演变,就是这样从细微处慢慢地开始的。

    畔在包头方言中的发音为bàn,与各种辞书标音的pàn声母不同。但考诸古籍,这个方言发音也不是凭空而来。如《敦煌变文集·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南边其形稍黑,北伴来者体黄。”又《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耳伴清宁倒零利。”其中的伴,就是畔的记音字,与包头方言发音完全相同。

     

                              (作者:包头市志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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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言丛谈)包头方言探微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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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戏在包头方言中是一个使用非常频繁的词语。它除了与《现代汉语词典》中“把戏”的杂技、花招两个义项意义重叠外,还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意思。说它独特,是因为它既可单独成词以表义,又可以作为语素,在与名词相搭配时,起到特殊的语法和语义作用。

    首先,把戏可以形容离奇古怪的动作。如人们看见小孩子爬坐翻滚地淘气,就会问:你耍甚把戏嘞?

    二是用来指称不确定的东西。如:不知道他手里头拿的个甚把戏啦。

    三是表示对杂乱物体的列举。如“家里头罐罐把戏地摆下一滩。”即指在屋子里摆满了罐子一类的东西。把戏在这里只是个构词语素,但却极具语法作用,而且它的构词能力极强,可以跟众多名词搭配,从而产生新的词语,并且来表达普通话“等等”、“之类”的意思。如凳子把戏、筷子把戏、韭菜把戏等。这种“名词+把戏”的构词方式有时候也并不是很牢固,它中间还可以添个“呀”字,使用起来意思不仅不变,并且表示列举的意义更为明显。如:开了三年诊所,家里头尽是瓶瓶呀把戏的。又如:地里头葱呀把戏的种得满满儿的。

    那么把戏为什么会具有上述、尤其是第三条例出的意义呢?这就必须从把戏的本义上来说明。

    考查把戏的语源可以知道,其实普通话和方言中地把戏并不是一个本源词,它是由“百戏”转音而来的记音词。      

    百戏为古代一切乐舞杂技的总称,其名称始见于《后汉书·安帝纪》:“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宋高承《事物纪原·博弈嬉戏部·百戏》也说:“《汉元帝纂要》曰:‘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说明早在汉代,杂技已有百戏之称了。

    古代百戏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多,到宋朝时,各种杂技艺术尤为发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跳弄、跳索、相扑、板鼓小唱、斗鸡、说浑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如此罗列,可见当时百戏名目之多。

    由于百字的入声发音与把字读音极为相似,所以在宋元时期,百戏在字面上就渐渐变成了把戏。例如,同是元曲,高文秀《襄阳会》第一折曰:“我又没有,他又不济。我打的筋斗,他调的百戏。”无名氏《隔江斗智》第二折诗云:“我做将军惯对垒,又调百戏又调鬼。”而杨立斋《哨遍·套曲》则是:“更那碗清茶罢,听俺几会把戏也不村呵。”马致远《黄粱梦》第一折:“功名二字,如同那百尺高竿上调把戏一般,性命不保。”虽然表示的意思一样,但文字已写成两种了。此外,石君宝《紫云庭》第三折:“欲将这把戏都参破。”以及《元史》:“祥和署掌杂把戏。”等,都说明百戏在元代已经大量地讹写成把戏了。

    所以到明清时代,说道杂技时,就大多以讹传讹,沿用而称之为把戏。如明刘若愚《酌中志·内臣职掌纪略》:“所扮者备极世间骗局丑态……杂耍把戏等项。”清李渔《闲情偶寄》:“如做把戏者,暗藏一物于盆盎衣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       

    因为杂技动作难度大而新奇,所以方言称一些奇怪而少见的动作为耍把戏;又因为魔术或戏法总是蒙起来进行,人们一时难以知道其中的名堂,所以在方言中,就用把戏来指称不确定的东西;同时,因为把戏的种类繁多,不能一一举例,从而使把戏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在方言中就产生了表示列举的特殊意义。包头方言(包括内蒙部分地区方言)中把戏的这个意义是极具个性的,它几乎可以成为区别普通话和方言的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讲普通话的人,在列举事物时说出“名词+把戏”,那么不管他的发音是多么的标准,单凭这一点,你就完全能够判断出他的方言背景来,笔者于此,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公冶长

    在文化落后的乡村,讲说民间故事,是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手段。笔者就是在传说故事的教诲中渐渐懂事的。

    幼时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古代有一个叫公冶长的人,能听懂鸟语。一天,他碰见一个哭着找儿子的老妈妈。就好心地让她到某地找,并说她儿子可能已经死了。老人果真在那里发现了儿子的尸体,便告到了官府。官府认为人是公冶长杀的,不然他不会知道尸体的所在。公冶长辩称自己懂鸟语,是听鸟们说的。官府认为纯粹是无稽之谈,把他关了起来,并说如果他能证明,就释放他。过了几天,有只喜鹊飞来向公冶长鸣叫。公冶长告诉官府,说喜鹊叫的是:“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了一只羊,你吃它的肉,我吃它的肠。”派人去看,果然是实,于是就释放了他。当时我对公冶长的神奇技能非常羡慕,但也认为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并未当真。

    不料后来读书,才知道公冶长是确有其人的,而且还是孔子的学生和女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公冶长,齐人,字子长。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再后来,发现儿少时听说的那个故事,竟然也是写在书里的。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曰:“冶长从卫还鲁,见老妪当道哭,问何为哭,云儿出未归。冶长曰:‘顷闻鸟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儿已死耶?’妪往视,得儿尸,告村干部。官曰:‘冶长不杀人,何由知儿尸?’遂囚冶长。且曰:‘汝言能通鸟语,试果验,裁放汝。’冶长在狱六十日,闻雀鸣而大笑。狱主问何笑,曰:‘鸟鸣啧啧唶唶’,白莲水边,有车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敛不尽,相呼往啄。’狱主往视果然,乃白村干部而释之。”公冶长复姓公冶,冶长是其简称,此犹司马相如简称为马相如、司马迁简称为马迁也。

    不过关于公冶长能通鸟语的说法,并不见于正史,皇侃所说,不知何据。孔子称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看来公冶长确实曾蒙冤入狱。但冤系何冤,又如何出狱,均不见于史载。关于他的故事,是人们演绎的还是确有其事,更是不得而知了。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曰:“世传公冶长通鸟语,不见于书。惟沈佺期诗:‘不如黄雀语,能免冶长灾。’白乐天《鸟雀赠答诗》序:‘余非冶长,不能通其意。’似实有其事。”也在疑是之间。

    古代或者真有听懂鸟语的人,因为古籍中多有此类记载。如《博物志》载管辂解鸟语、《史记》称秦仲知百鸟之音、《后汉书》言杨宣见群雀喧,而知前有覆车粟、《论衡》言杨翁伟听鸟兽之音、《敦煌实录》谓侯谨解鸟语,《隋书经籍志》更有《鸟情杂占禽兽语》一卷,足见古人对禽兽语言是很有研究的。惜乎其技艺今已不传,所以每当百鸟和唱,娇音婉转的时候,我们只能缅怀公冶长而慨叹不已了。

     

    相公本来是对宰相的尊称。明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曰:“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为相公。”“相”是官衔,“公”是爵位,合而称之,则为相公。

    称丞相为相公,大概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云:“丞相称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从军诗曰:‘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谢灵运拟陈琳诗曰:‘永怀恋故国,相公实勤王。’亦谓曹操也。”可见最初相公只是宰相的专称,没有别的意思。至如明徐渭《南词叙录》所说:“唐宋谓执政曰相公。”说明唐宋时期规范意义上的所谓相公,指的也是宰相。

    但宋元时期有一种崇尚浮夸的风气,喜欢以毫不相干的官阶称呼一般人等,如称医生为郎中、大夫,称剃头匠为待诏,称土匪为太保,称财主为员外,其他如称店都知、茶博士等,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对对方的尊重,流俗普遍如此,竟然演为定式,人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因此相公虽然贵为宰相之专称,也难免被泛用。举凡社会上层人物、知识分子,推而广之,甚而所有男子,都可以相公相称,渐渐的丧失了其特定的含义。

    例如有妻子称丈夫者。元无名氏《举案齐眉》第四折:“梁鸿云:‘夫人请穿上者。’正旦云:‘相公,我不敢穿。’”此孟光称梁鸿为相公;有称读书人者。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古称秀才曰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此说虽极牵强,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也是称读书人为相公的;又有泛指官吏的。宋人著《道山清话》曰:“岭南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清翟灏《通俗编》也说:“今凡衣冠中人,皆僭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甚无谓也。”僭称者,非其实而冒称之也。

    似此虽离原义已甚远,但仍属尊敬之词。及至清末民初,人们又称少年男伶旦角为相公。《清稗类钞·优伶·像姑》条说:“都人称雏伶为像姑,实即相公二字,或以其同于仕宦之称谓,故以像姑二字别之,望文知义,亦颇近理,而实非本字本音也。”所谓“望文知义”,是说男伶举手投足,绝类女性,“像姑”二字,刻画神似。所以“相公”在当时也是男色的亵称,旧京曾有“相公堂子”,就是男妓集中的地方。

    虽然相公事涉典章制度,不为乡人所知,但受传统戏剧中普遍存在的相公称谓的影响,包头方言区的人们对相公还是或多或少有点认识的。包头市郊区后营子乡有村名二相公窑子,据《内蒙古地名志·包头卷》,说是早年有一个排行第二的读书人在该地居住,故而得名。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当地是把读书人称作相公的。此外在打麻将的时候,多下牌或者少下牌,包头方言皆称之为相公。这种用法实在是非常特殊,揣摩其义,大概是说牌数不伦不类,最终不能成和,与“像姑”的不男不女相仿佛,所以才比类相称的吧。是否如此,因为词语的产生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只能录而存疑,以待识者了。

     

    普通话和许多方言中都有“安顿”这个词,但因为方言口语的灵活性更容易使词义得到引申和发展,所以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还具有与普通话不同的特殊含义。

    安顿是个古白话词,它在包头方言中的一些义项完全是继承而来的。如宋王千秋《解佩令·木犀》:“开时无奈,风斜雨细,坏得来零零碎碎。着意收拾,安顿在胆瓶儿里。”又如元无名氏《盆儿鬼》第二折:“你先将那血痕儿扫拂的干,再将他死魂儿安顿的妥,这便是你消灾灭罪真功课。”其义为放置。包头方言有此义,如说:怕打的东西另安顿在个地方上。又如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哪安顿嘞?等等。

    因为安顿物体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其“安顿”,所以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语气上多少还有“安置妥当”的意味,如说:这个事情真麻烦了,闹整了一个来月这才安顿了。由于这一意义还处在进化形成期,所以多数情况下后面会加“好”、“住”等补充词,以使其表达的意义更为明确。如说:娃娃哭得闹不住,等我把他安顿好了再走。

    在这一意义上继续引申,安顿就产生了妥当的意思,不过在形式上变成了“安安顿顿”。如说:事情安安顿顿地该做的都做好了。其义等同于妥妥当当。

    安顿在包头方言中还有一个更为常用而特殊的引申义,就是叮咛、嘱咐,如说:我可安顿了你半天,你最后一句也没记住。长言之,则谓之前安后顿,义同于反复叮咛。这一意义在元代似乎就已有苗头了。如元李行道《灰阑记》第一折:“我想来,人的黑眼珠子,见这白银子没有不要的。则除预先安顿下他,见人头与他一个银子,就都向着我了。”其中的安顿,王学奇、王静竹所著《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解释为收买,但联系上下文语感,也未尝不可解释成事前的叮嘱。

    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载安顿的这一义项,大概是因为安顿与叮嘱或嘱咐比起来有点落伍吧。其实安顿的这种说法并不生僻,在许多现代汉语文学作品里都可以找到用例。如康濯《水滴石穿》第三章:“又再三安顿张德升和张三阳,让他回去一定动员他们村供销社主任张永德非参加不可。”又如束为《好人田木瓜》:“我早就安顿你,要找个可靠的人,你偏偏找了个泥菩萨。”再如浩然《艳阳天》第二十九章:“焦淑红一楞。妈妈每年都要犯一次心口疼的病,闹起来十分厉害。就安顿了马翠清几句,赶快跟爸爸回家了。”一个方言词,如果已经在全国很大的区域里普遍使用,那它就具备了普通话词语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顿的上述意思,也完全可以当做普通话词义来对待。

    畔是个古语词,本义指水边。《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汉郑玄笺曰:“泮,读为畔;畔,涯也。言淇与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涯、岸皆为水边,故畔亦水边也。又《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其中的畔也是水边的意思。

    之后,畔又引申出旁边的意思,其使用在唐宋诗词和元代戏曲中屡见。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白居易《酬和元九东川路诗·江楼月》诗:“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宋周邦彦《满庭芳·夏景》词:“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元王实甫《西厢记》四本四折:“长亭畔别了张生,好生放心不下。”等皆是。

    作为旁边意义的畔在包头方言中常见使用,尤其是乡间方言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几乎到了只说畔不说边的地步。如普通话的东边、西边,方言则是东畔、西畔;河边则谓之河畔。还有畔子的说法,如路畔子、地畔子、山畔子等,与畔表达的意义完全相同。但又有词曰席畔子,指的却是席子本身的边缘,而不是席子的旁边。于是畔又有了边缘的意义,构词如边边畔畔等。方言词语词义的引申和演变,就是这样从细微处慢慢地开始的。

    畔在包头方言中的发音为bàn,与各种辞书标音的pàn声母不同。但考诸古籍,这个方言发音也不是凭空而来。如《敦煌变文集·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南边其形稍黑,北伴来者体黄。”又《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耳伴清宁倒零利。”其中的伴,就是畔的记音字,与包头方言发音完全相同。

     

                              (作者:包头市志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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