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三少民族”人口不多，但他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其中达斡尔族（1956年以前写作达呼尔）源于中国古代夏部族，而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则源于中国古代的东夷族。这是我们近年以来研究他们的族名和语言文化所得出的结论。

上古时期，夏族和夷族居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说文解字》云：“夏，中国之人也”，即中原之人。根据《康熙字典》，夏的读音为：暇、下、贾、荷、楚、互。“荷”、“互”是“暇”、“下”的高化字，“贾”是“互”的变读。只有“楚”字的音还有待研究，它可能同楚人出自夏人有关。所以“夏”的读音主要就是ha、ho、hu。ha加复数后缀成为har。在达斡尔语里也是“人们”的意思。例如：并列结构词组hu har“人们”。蒙古语亦同。《元朝秘史》有哈舌蘭，为“人，人丁”，现代蒙古语ar（ad）“民，人民”。hal“姓”也可能是har的变读词，其原义仍然是“子孙”而氏族，部族。他们依其所在地名冠姓，满语和”三少民族”语中的“哈拉”多为地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达斡尔语hu为“人”，加复数后缀-r后成为hur“人们”，即“胡儿”或“胡尔”为族名，又可变读为hor“霍尔”或or“斡尔”。［1］

再看东夷。夷，甲骨文为象形字，作蹲踞的人形。《说文解字》云：夷，“东方之人也”，在夏之东，故称东夷。“夷”yi又可变读为“尼”ni，在满———通古斯语里均为“人”的意思。满———通古斯人的祖先东夷人善射，夷字就是在“大”（古文“大”、“人”通用）上加“弓”而成，是一个挎弓而立的人，其复数形式是加-r或-l。例如：ir“人们”、“氏族”，广泛用于通古斯族的氏族名称之中。上世纪初，史录国先生纪录的北方通古斯的氏族名称几乎一半都带有这个成分。他说：“凡老的氏族名称，都带有词尾基尔（gir,γir,jir）,所以一看便识别出来。”[18] gir, γir,jir都是ir接缀于以元音结尾的词干后的变体，词义为人、人们，而家族、氏族。如：Samayir或者Samagir即“萨玛人”、“萨玛基尔氏族”；Bayayir或者Bayagir即“巴亚人”、“巴亚基尔氏族”等。il即秦汉的“挹娄”、辽代的“耶律”或“移剌”和今巴尔古津通古斯语的ile“人”。根据俄罗斯学者们的研究，历史上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也曾以此为族名。当他们跳环舞时边跳边呼唤着“夷里、夷肯、鄂温”的词句［2］。今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语南部方言的一些土语里仍然依此为族名［3］。“夷里”就是夷的复数形式，即ile“人们”、“子孙”而氏族、部族。看来这些都是他们的民族自称，后来前边的渐渐忘却了，后边的“鄂温”或“鄂温克”成为民族自称了。ni的复数后缀为nil，例如：满语niyalma＜nil-ma“人”等。如果将il或ir变读为in的话就与“殷商”的“殷”同音了。确实是这样的话，上古中原的殷商是通古斯人的祖先东夷人所建立的政权。“三少民族”通用的ir-gen“百姓”、“汉民”和ni-kan“汉人”这两个词的词根都是这个词。

在甲骨文中存在夏、夷等字的事实证明，在初文时期，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生活着这样一些民族，在他们的语言中称人为ha、hu（夏）和yi（夷），他们就是夏和夷。所以，作为他们后裔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等三个少数民族出自黄河流域的历史应该是昭然若揭了。后来，夏、夷这些字的本义渐渐被人们忘却，如果没有东汉字圣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许今天我们可能难于弄清这些字的原义了。许慎用毕生精力编写出《说文解字》这部巨著，为中华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帝统一了中原地区，使中原地区的各民族融合成为华夏族。其中华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为很少形态变化的单音节的孤立语，简便易学，在与作为多音节的形态变化丰富的黏着型语言的夏、夷语言即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因而渐渐被中原各族群所接受。这样，中原各族群的语言逐渐统一到华语即后来的汉语，使汉语成为他们的共同语。语言的融合加快了民族的融合，到秦汉时渐渐形成为操汉语的族群汉族。汉语民族集中并继承了中原华夏文化，华夏成了汉民族的代名词，而华夏的本义却被人们忘却了。

中原地区部分没有转入农耕的“三少民族”的祖先东夷（肃慎通古斯）人和夏（胡）人是从上古时期开始渐渐离开中原北迁而成了北方民族的。

关于肃慎通古斯人的北迁，俄罗斯著名学者史录国先生早在80年前就已经指出，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是在很早的时候从黄河流域下游迁徙而来的［4］。他在这里所说的通古斯人实际就是东夷人。

关于东胡鲜卑人的北迁，《魏书·序纪》有明确的记载：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

东胡鲜卑、匈奴人的祖先夏人北迁到燕赵秦三国之北以后他们被称为戎狄，统称为胡人。但是，留在中原地区的夏、夷人也不是很快就全部融合到中原华夏族里去的。战国时期有楚国与鲜卑设望标守燎、齐国打莱夷等记载，证明那时留在中原地区的夏后裔鲜卑人和东夷人，还没有完全融合到中原华夏族里去。到赵燕时中原人才得以占领辽东以南地区和到秦始皇时才得以占领今河套以南地区的，到汉武帝时中原华夏族才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很明显，中原华夏族是逐渐占领这些地方和扩大自己的地盘的，然后沿着北界筑起长城以断这些游牧狩猎民南下之路。但长城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没有实现建长城者的初衷，长城两边各民族人民仍然相互往来。今天，长城只是作为雄伟的历史建筑而屹立在那里。

既然民族出自黄河流域，那么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当然也是源于黄河流域了。在黄帝时期，在民族融合的初期阶段，有一系列的夏（胡）、夷语的词汇和文化融入到华夏族的语言和文化当中去了。今天“三少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与上古时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的语言和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先看语言。中原地区语言融合的结果，使得华夏语和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语词汇大大丰富起来，形成了许多同义词和近义词。例如：有关弓箭的词：弩（弩弓）、矢（箭）,可能就是来源于夏胡语的nom,sum，战国时期有肃慎人向中原献“楛矢石砮”的记载。砮，可做箭头的石头。鄂温克语、鄂伦春语：niru“箭镞，箭头”。表示好的词有善、雅、良、优等。善：达斡尔语：sain；雅：鄂温克语、鄂伦春语：aya。善、雅,可能来自上述语言。表示年、岁的词。年，鄂温克语、鄂伦春语：ani；纪（古代12年为一纪），jil：达斡尔语为属相。岁，满语：se；把,蒙古语、达斡尔语：bari-“抓”；抓，满语：jafa-；。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证明”三少民族”的语言同在华夏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汉语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三少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民俗也表现出与远古中原夏部族有着渊源关系。达斡尔人一些神话传说，其内容与先秦文献所记载的神话传说相差无几。例如：有类似于《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传说天上原来有9个太阳，晒得人们都无法忍受。后来有一位力大无比的神箭手出来将其中的八个射下来就剩一个太阳，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了。关于“洪水洗劫人寰”的传说也很流行：很古很古的时候发生了洗劫人寰的大水灾。当时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洪水淹没了，只剩下一家人活了下来，繁衍成现在的人类。这里讲的很可能就是指远古时期在中原地区所发生的大水灾。达斡尔民间流行的“天神抟土造人”的传说，与《山海经》记载的女娲用土造人的传说几乎相同。娲，读如wā。《康熙字典》云：“正字同方音或读作蛙又作窝”。窝，读如wō。达斡尔语称母亲为e-we，we与“女娲”的“娲”音义相似，女娲就是始祖母。传说女娲在七日中每日造一生物，故正月初一到初七依次被认为是鸡、狗、羊、猪、牛、马和人日。此种风俗达斡尔人保留至今，初七是人日，达斡尔人在这一天不出门。由此得知，这种民俗源于中原传说时代。

北方民族包括“三少民族”都祭祀敖包，而且这些民族都叫它做敖包。对于敖包文化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其实我认为它极有可能来源于中原地区的“陶包”文化。“陶”与“尧”均读作yao，又可读ao。“尧”的繁体字为“堯”，上面是三个土字，犹如土堆，下面是一条长桌，好像就是在敖包之前用以烧香和摆放祭祀品的桌子。古人将烧制陶器视为神圣，烧制陶器的处所设在高地，慢慢形成了崇拜高处的信仰，这种烧制陶器的高处被称为陶包，亦称为尧包。“陶包”或者“尧包”就是今天的“敖包”。在古代，这种陶包或者尧包由部落首领掌管，他们还以尧姓自居。所以，黄帝后裔尧当然是一个部落尧包的掌管者，也以此为自己的姓氏，这就是尧帝。尧接复数后缀-l就成为Aol“敖拉”了，恰好与敖拉哈拉和达斡尔语的aol“山”相同。这有可能是偶然的语音巧合，也不能排除达斡尔族的这个哈拉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哈拉。它可能同达斡尔语的aol“山”是一个来源。这样看来，达斡尔族的敖拉哈拉不是由于哪一个山而得名，他们极有可能是尧的后裔。他们是在四千多年以前，昌意少子“统幽都之北”时来到今大兴安岭地区的。果真这样的话，敖拉哈拉源远流长，可能是达斡尔族最古老的哈拉，是上古中原地区尧氏族后裔。［5］

另外，我们还发现黄帝后裔和黄帝时期的一些葬俗也同北方民族的葬俗有相似之处。据学者们的考证，黄帝后裔的葬俗与扎赉诺尔鲜卑墓相同。令笔者兴奋的是黄帝城的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黄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葬俗。在墓葬中发现，所陪葬的一些陶器出于某种考虑是事先人为地毁坏以后放上去的，称之为“破器”。这种特殊的葬俗是头一次在国内考古中发现，其原因尚不清楚。但与此类似的葬俗却能在达斡尔族的葬俗中看到。达斡尔人有一种葬俗，将死人的遗体从室内抬出时，在死者头前毁坏一件食器，笔者见到的是往地上摔坏一个饭碗。关于达斡尔人的这种破器葬俗未见有专门的报道，其原因更是不得而知。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首任理事长蒙和先生的夫人娜琳女士告诉我，达斡尔人除了破食器外，还有剪掉葬衣一角的习俗，传说死人是不会使用完好的衣物，故予毁坏。从这里我们似乎能够看到黄帝时期中原地区的这一特殊葬俗在今天的达斡尔人葬俗中的延续。

我们所说的“三少民族”之中，达斡尔族属于蒙古语族民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则属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这三个少数民族虽然属于不同语族，但近年以来对于他们的历史传说、族名、氏族名以及语言文化的研究证明，他们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共同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三少民族”的语言在长期的密切接触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达斡尔语词汇里至少有10%以上的满———通古斯语言的借词，这些借词大致可以分为早期借词和近期借词两部分。早期借词多借自北方通古斯语。例如：人体名称：sarmilt“”眉毛、kurmilt“眼睑”、daram“后腰”、basart“肾”；动物名称：guskee“狼”；植物名称：qaalbaan “白桦”、tiabgar“黑桦”；狩猎生产用语：gualanq“伏天的狍皮”、buwunq“冬天的狍皮”、beiqbei“打猎”、beyuumebei“狩猎”、goyoon talibei“打伤猎物”、ulmeen“冬猎”、yalarmaan “三叉鹿茸”、duyirmeen“四叉鹿茸”、tanggurmaan“五叉鹿茸”、ningurmeen“六叉鹿茸”等。这些词可能告诉我们，达斡尔人来北方的时候可能相当农业化了，他们不熟悉狩猎，所以这些词都从通古斯人那里借用的。形容词：nandaakan “好看”、baraan“多”；疑问代词：yookie“多少”,anin“谁”等。guskee“狼”，与巴尔古津通古斯语和鄂伦春语相同，不同于索伦鄂温克语。近期借词多借自满语，数量很多，多为文化词。这个语言现象证明，达斡尔人开始时接触的是北方通古斯人，时间可能很早。

 “三少民族”也形成了许多共同的文化。白那查：山神，狩猎神。1893年顺泰编《满汉达呼尔合璧词典》：bayan aqaa“富有的父亲”、qigaan ebgen“白发老人”。他的形象以及所起的作用和西方人的圣诞老人很相似，也可能是早期西迁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带去的。“道”或“达乌”：歌或歌曲。“占达勒”：长调山歌。”三少民族”都有“占达勒”，说法也基本相同。唱：chang“倡”或“唱”［6］chang-da-“唱歌”chang-daa-l“歌”，后来音变为jaandaal。这种音变在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言之间存在。例如：达斡尔语：qoloo, 通古斯语：jol“石头”。古代也有：涿鹿山，即石头山，在今河北省涿鹿县，黄帝故地。所以，占达勒可能形成于中原地区。

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都有《黑水国的传说》，证明在公元668年以前他们都在东北中北部地区与高句丽人相邻而居。民间舞“鲁日格亦勒”，其动作同朝鲜族的舞蹈动作有类似之处，这有可能与“三少民族”长期同高句丽人的密切接触有关。所以“鲁日格亦勒”可能形成于唐代以前，形成于东北中北部地区。

近年以来的考古成果证明，除了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以外又在宁夏等多处发现了古文字资料。这些古文字考古资料证明，它们同甲骨文比较即有相似的成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根据这一现象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们分析认为，中国的文字形成经过了大约六千年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字在它的初文阶段可能是多元的。中国的文字也经过了从多元融合成为一体的过程，这符合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至到今天中国仍然有56个民族和120多种语言。在中国的历史上经过了不断的民族融合和发展形成了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注释：

［1］关于“夏”字的详细考证请看拙文《“达斡尔”就是“大夏”》，载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编《达斡尔族研究》第八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2］吴守贵《鄂温克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3页。

［3］В·И·ЦИНЦИУС：《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ЯЗЫКОВ》（В·И·庆齐乌斯《满———通古斯语比较词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

［4］请参看[俄]史录国著，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的有关论述。

［5］参考资料：尧（堯、陶、山堯），为会意字。尧与陶同源。尧，甲骨文一形上从二土，即古“丘”，是烧瓦器的窑包，下从人，会人在窑抱前烧窑之意。瓦窑是用土堆起的中间空的大土丘，自然表示高起义，故顾问繁化为从二土，二人，篆文繁化为从三土重叠（垚），从兀（表示高，高高突起）。陶（甲骨文见《汉字源流字典》P.178），从阜（土堆）从人，会人登上窑包形。金文另加二土强调是土堆成的窑包（人制作陶器）会意，匋也兼表声。参见匋。《说文·垚部》“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这是就篆文所作的解说，解释的是引申义。本义当为烧制陶器的窑包。又《阜部》：“陶，再成丘也。在济阴。从阜，匋声。《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再成丘”，即人筑的烧制陶器的窑包，也就是“陶丘”，也就是“尧丘”。所以“陶”就是“尧”。尧居于济阴陶丘，并以之为号，可见当时制陶业很发达。尧也以陶业主而自豪。演变：尧、陶同源，本义都指烧制陶器的窑包。故“陶”读如yao（见《汉字源流字典》）。

［6］参见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66页。

（作者：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