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是中国中古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封建经济持续发展阶段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王朝。过去由于反映西夏社会的文史、实物资料的稀少，使得西夏文化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气息。随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愈来愈多西夏文物、史志资料的出土，特别是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西夏文物的考古发现推动了西夏社会的深入解析，研究成果颇丰。西夏学作为一门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　　

 一、额济纳旗黑水城在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地位　　

  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羌族的一支，早期生活在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过着游牧氏族生活，唐王朝中后期，党项人结束了氏族原始游牧生活转辗四川及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加快了社会封建化进程逐渐发展形成一个以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宋初占据灵州（今宁夏灵武）之后，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宋元宝元年（103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正式立国。西夏疆域的东部、南部是土质肥沃利于种植的黄土高原和自古以来就有“塞上江南”美誉的宁夏平原，天宝物华的贺兰山在其境内；北部是虽有大漠的蒙古高原，但这中间有富甲一方的河套平原、宜农宜牧阿拉善高原；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北缘，这里有祁连山雪水浇灌的誉为粮食生产基地的河西走廊。　　

  一千年前，党项族在西北建立西夏王朝，统治西北地区达两个世纪，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对宋辽金以及回鹘、吐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西夏文明也渐渐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涛巨浪中，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失去了独立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族所同化，经明、清而消亡，西夏王朝也成为世人不知的“神秘王朝” 。　　

　　1804年，西北史地学家张澎在甘肃武威发现了砌封多年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西夏碑，“西夏碑”的出现拉开了西夏文史资料的序幕。　　

　　1908年的初春，俄国人科兹洛夫探险队的驼铃声回响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的上空，他掠走了一批西夏文献 。1909年，科兹洛夫的探险队再次来到黑水城，6月12日，他打开了距黑城西城门500米建于西夏时期的“辉煌舍利塔”时，他惊呆了，“是一座小型图书馆的规模”，席卷走全部的西夏文物。科兹洛夫第一次带走的是十个邮箱的文物，第二次从辉煌舍利塔中带走2000册西夏文书，300副好的不能再好的佛像，雇佣近百峰骆驼驼运文物，把真人大小的佛像埋了起来，待以后再来取。他运回俄国的文物，有3500多个编号的藏于冬宫博物馆，8000多个编号藏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这批文献主要是西夏文,也有部分汉文和梵文,文献年代可确定为西夏和元朝时期,保存有较丰富的社会文书,内容包括历书、医书、卜卦书,契约、账册、户籍册,律书、诉讼文件、官府呈文等,对人们认识西夏、元朝政治、经济、法律、民间贸易及天文医药发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科兹洛夫这两次发掘黑城的成果一经公布，震惊了世界，也使英国、美国、瑞典和日本的探险家，纷至沓来。英藏黑水城文献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共计7000多件,也是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额济纳黑水城掠走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绿城等地再次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献，使西夏学研究更为丰富。　　

  西夏灭亡后，元朝并未对西夏载入史册，只是以传的形式附缀，作为西夏境内官方使用的西夏文也已是一种消失几百年的死文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国学大师倾注心血为中国西夏学奠基，1932年1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荟萃中外西夏学专家、学者，有额济纳旗黑水城考古介绍，西夏文文献释文、西夏文文献目录，编辑西夏文佛经目录，译介西方著述，成为当时西夏学的一次盛会。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所逐渐形成西夏研究基地，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对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研究更为重视。随着科兹洛夫从额济纳旗黑水城带走的西夏文重要字典《文海》和《音同》的翻译和研究，已经达到能基本译释西夏文文献原文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俄双方共同合作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同时西夏学的学术交流活动频繁。2006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西夏学的进展。西夏学作为一门浓郁民族特色的学科，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西夏学的发展可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作出特殊的贡献，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使世界性的西夏学研究进入科学殿堂。　　

二、西夏统治居延地区的背景及黑水镇燕军司的职能　　

  额济纳地区史称“居延”，自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的活动，是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碰撞与融合的家园。居延位于河西走廊与漠北草原之间的戈壁沙漠中，同时处于东进银川西去哈密东西大道的十字路口，东邻巴丹吉林沙漠北缘，西界马鬃山地，南通河西走廊，北近戈壁沙碛。古弱水（今额济纳河）流经巴丹吉林沙漠形成的约三百公里的天然绿色长廊成为北可以抵漠北，南可以直入河西走廊地区的重要通道。在地理位置上，居延自古是河西走廊的北方门户，从汉朝起就是匈奴等少数民族南下河西走廊所必经之地，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占领居延修筑了东接阴山、南连酒泉的防御体系。魏晋南北朝时由前凉、前秦、北魏、北周等地方割据势力占据，唐时曾在这里设置“安北都护府”，后为吐蕃、回鹘的领地，公元926年辽占据居延地区。宋天圣六年（1028年）元昊领兵大败回鹘政权占据的占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随后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沙洲（今甘肃敦煌）相继降夏，西夏雄踞整个河西走廊，推断此后不久居延也陷入西夏的统治中。居延地区地理位置显著、军事意义重大，西夏在建立之初就于大庆元年（1036年）置黑水镇燕军司驻扎居延地区统领居延事务。据《宋史》记载,西夏在初建时期, 李元昊称帝后，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对西夏全境的军队进行过重大的调整和规范，确定兵制，以黄河为界，把西夏全境分为左、右两厢，黑水镇燕军司为右厢所辖，全国共设十二监军司，各立军名，驻防在各军事要地，十二监军司建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机构，对居民实行区域性的统治，而监军司的职能除军事防御征战及对内维持治安，镇压反抗外，还有不少行政职能，如接受僧人及俗人等奔投、传唤、催促差人、催缴纳粮，迁转官畜、谷、物、管理牲畜等，黑水镇燕军司的职能亦如其他监军司。西夏的监军司的数目后来又有所增加，在西夏中期天盛年间增至十七个军司。　　

 三、黑水城出土卷轴画中供养人服饰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是俄罗斯享誉全世界超一流美术馆，现藏有科兹洛夫带走的黑城出土的3000多个编号的文献，其中有一个十二世纪的卷轴《阿弥陀佛来迎》绢本。此本长125公分、宽64公分在绢本左下方有男女两位供养人，所绘的人物形象都取自当时真人的形象。男子脸型方圆，目长嘴小，体态修长，身着圆领青灰色长袍，腰束带，具有西夏官服的特点，双手握持如意，唯发型不是“ 秃发”，而是覆发下垂至耳际露耳，没有与中原男子一样挽髻。党项原先是披发，或者蓬首。元昊自称是鲜卑族的后裔，于显道二年（公元1033年）下“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尊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1]。”男子也留发，却不像中原宋朝人那样把头发绾成发髻簪在头顶，而是只剃掉中间的头发，将剩余头发编成小辫垂于两侧或散落于四周。此男供养人留长发，自开国皇帝李元昊为追忆先祖在全国实行髡发令后，现存表现西夏秃发习俗的实物资料毕竟很少，秃发令实际实施的情况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女供养人脸型圆润，目长嘴小，着枣红色褙子，梳高髻并戴莲蕾形冠，这种冠分四瓣，冠边有纹式，冠侧附配饰，挽髻垂肩。有一首由元代诗人马祖掌所做《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子: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略窥出党项族妇女审美受到回鹘贵族妇女服饰的影响。从出土的西夏供养人中女施主所饰服饰中看知党项妇女们喜穿那时很流行的一种直领对襟，左右腋下开长衩，衣服长到脚面名叫褙子的长袍。　　

　　另藏一幅丝质卷轴《水月观音》绢本的右下角是一幅山坳的一块平地上有四个的西夏男子演奏跳舞的娱乐场景。四男子中有一似观众的男子和一演奏竖琴的男子半侧身，两人秃发式样为头顶及后脑头发剔去，前额留刘海，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垂于耳前，一演奏长管乐器的男子只见背影头戴斗状圆顶帽，露半个秃发的后脑勺，另一舞者也是背影，髡发只至耳际上方半个后脑勺至头顶蓄发，引人注目的是他还扎两个长及肩部的小辫子。两名演奏者及舞者身着青绿色窄衣宽裤，观者着红色窄袖长袍四人皆足蹬短靴。　　

  党项人立国之前已熟练掌握用木质的刮布刀和石质的纺轮纺织一些毡、毯、衣服、巾帽、袜子之类的生活用品。由于毛织业所需要的原料可以就地取材，工序简单，易于操作，一般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操作，皮、毛制的衣物为党项族的传统服饰。党项人的审美追求在与中原王朝频繁地接触、贸易、交聘中虽已逐渐汉化，并受到吐蕃、回鹘等周边民族的影响，但还是保留着游牧文化心理喜欢穿戴皮毛。从黑水城出土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可以看出，西夏政府从颜色上对各阶层所着服饰进行规定，权贵着紫、红色，民庶着青绿色，以区分贵贱。服饰的种类也与中原一样非常丰富，从黑水城出土的另一本西夏汉文本《杂字》一书“衣物部”中有服饰可分为：公服、披袄、褙心、褙子、汗衫、衬衣、腰绳、束带、皂衫、手帕、罗衫、蝉衣、绰绣、大袖、袈袋、绣裤、绣袩、宽裤、窄裤、袈裟、披毡、睡袄、征袍、三袩、褐衫、毰袄等[2]。　　

四、从黑水城出土经文反映西夏佛教盛况　　

    黑水镇燕军司是一座被浓郁生活气息包裹着的军事防御性城市，城里城外都有诵佛的声音，西夏作为一个多民族王朝也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度[3]。党项人最初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流行。西夏建国后，受周边影响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科兹洛夫从额济纳黑城出土的不同版本的西夏佛经近千种。但同时,在西夏境内,道教也一直流传不息。西夏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佛教与道教、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并产生了自己异常绚烂的文化。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独立的国家体制，西夏需要一套自己的书写系统翻译佛经，公元1038年在国主李元昊的控制下，这个特殊的翻译组织在有翻译经验的回鹘僧人指导下开始把汉文佛经《莲华经》翻译为西夏文。陆续用西夏文翻译好的佛经很快传播到了大后方的黑水镇燕军司。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献中有一幅连环插图版画讲述了一个男子为女儿的婚宴屠宰了很多羊。死后，阎王判决要求他要大量的翻印并向信徒散发《金光明经》这样他才可被宽恕和还阳。黑城信奉佛教的信徒和僧侣们在黑城的城里城外修建了许多的佛塔寺庙，西夏城西城墙附近的密檐式佛塔、城外被科兹洛夫誉为的“辉煌舍利塔”及绿城的绿庙、红庙等都是西夏时期修建的。　　

　　在那个时代僧侣们在西夏的国度里享受着特权，可以免税、犯罪后处罚也要比平民轻。同时西夏的法律里规定只有寺院的装饰可以和皇宫一样使用雕塑和彩瓦。此外，西夏崇尚黄色，在色彩方面，只有僧侣才配和王公贵族们穿黄衣。想出家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西夏国对成年男子的情况都登记在册，如果一位成年男子出家，国家将损失一份人头税，所以出家要得到出家功德司的批准，并要进行特殊的培训且年龄合适、身体健康的人才有资格出家。僧人们在黑城享有很高的地位，寺院占有大片的土地，因为不纳租税僧人们要比一般的老百姓富裕，所以到了西夏后期寺院成了向外贷粮的大户。　　

五、从黑城出土的户籍册谈西夏的社会生活　　

  黑水镇燕军司是一个边长238米的正方形的城，按照西夏的社会组织这里按十户为一小甲，五小甲为一小监，两小监为一农迁溜，每个迁溜100户。“农迁溜”是西夏时期基层社会组织，相当于中原的“里”，黑城的社区组织已经完善。西夏社会，为全民(丁)皆兵的征兵制度。其中的“溜”是军队的基层组织。军队的“溜”与乡里组织“迁溜”有密切关系，可能平时为“迁溜”，战时为“溜”。 从西夏法典规定可知，迁溜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社区组织；负责人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从民间选拔的管理人员。科兹洛夫1909年从黑城掠走的这批西夏文物中有一册西夏文草书的户籍文书是黑城的一个农迁溜的户籍册[4]。“饶尚铁百”这个党项人是这个农迁溜的负责人，但他管辖的仅有79户。看来一迁溜100户仅是政府原则规定，具体每一迁溜管辖的户口可能还是以当地居民点的情况而定，可以少于法律规定户数。“饶尚铁百”他的权限很多，包括对所辖住户户口、土地、牲畜及其他财产的登记，编制申报乡里籍账，负责催缴租税，组织开渠、修渠等。西夏迁溜还有一种职能，就是对西夏基层军事组织人员的登记和管理。这种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殊职能与西夏征兵制度有密切关系。　　

  “饶尚铁百”管理的这个迁溜里共计220人，大多为党项人。党项人多为复姓，如：平尚、律移、千叔、没罗、嵬移、酩布、居地、耶酉、千玉、耶和等。这一个迁溜里党项人的取名也很有生活气息，有的名字带有祈福、祥和的色彩，如寿长有、福有宝、吉祥等；有的带有月份，如正月金、五月金、七月犬、九月铁、十月盛等；有的因为佛教为国教则带有佛教色彩，如般若山、般若乐、三宝茂等；有的可能是正话反说或是取这种名字好养活，一些人名带有蔑视或动物的称呼，如善月奴、奴宝、瑞犬、老房犬、驴子有、雨鸟等，甚至女人也有这类名字，如乐盛犬、犬百金、犬妇宝等，而且兄弟或姐妹名字多不排行，反而有父子、母女名字可以不避讳排行，这与中原的儒家思想有所不同。　　

  经过与汉民族的长期交融，在西夏境内只要经济条件尚可，党项男子是可以一夫多妻，并且番汉可以通婚。在饶尚铁百这个党项人管理的迁溜里，有一个叫千玉吉祥有的党项人他就娶了二房，一个是汉族叫翟氏五月金，另一个没有明确记载据，推测可能是党项族叫梁氏福有。党项族早期是流行“收继婚”的，后来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收继婚”已退出历史舞台，与中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样，成婚者须明媒正娶[5]，男方准备聘礼，女方准备嫁妆。女孩子长至13岁就有媒人上门提亲，西夏社会一般以15岁作为男女的婚龄。西夏婚俗买卖婚姻盛行[6]，西夏政府对聘礼、嫁妆都以法律形式按照地位的高低做了限制，不同与中原的“嫁娶必多取资”，在生产力落后的西夏境内这一规定有利于西夏社会的稳定。西夏政府还规定订婚后三年内男方必须迎娶，不迎娶官府要给予处罚，如果男方由于承担不起聘礼，可以在女方家无偿打三年工以抵聘礼，亦可迎娶。西夏的婚礼也是由“纳礼、食价、婚价、嫁妆、迎媳[7]”等一些缔结婚姻的环节，热闹而又隆重，结婚的日子也要择“吉日送迎”，亲家双方都要大摆喜酒“磨刀霍霍向牛羊”了。西夏社会对非婚生子女较为宽容， “凡育女稍长，靡由媒约，暗有期会，家之不问”。《天盛律令》规定“诸人取妻，后与他人行淫乱而怀有杂子女者，不许取状寻问[8]”。但非婚生子女社会地位较普通人低，没有继承官位和军职的资格。　　

六、从黑城出土的日常器皿谈饮食习俗　　

  额济纳博物馆陈列一批西夏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敦实，厚胎，釉色以黑褐釉见长，器型有常见的盆、壶、罐，高足黑釉碗等，比较明显的器物特征是在腹部饰以剔刻花草纹饰，与同一时期的中原瓷器风格上迥然不同。这批西夏瓷器中有一件直径34厘米， 刻有“辛亥年官□务置王”的黑釉扁壶十分引人注意，“扁壶”多以马背民族所使用，用来装水、酒或奶。西夏人普遍喜欢饮茶喝酒，喝茶是一天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冬天御寒，夏天消暑还有助于消化。喝酒也是西夏人生活中不能分离的一部分，但凡聚会、红白喜事、出战征讨，都要取酒痛饮并要一醉方休。平时人们多以肉食、奶酪、面食为主，宰杀牲畜后还保留着“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老百姓也要靠野菜度日。农牧并重是西夏社会经济的特色，党项族人民在与中原的频繁交往中已熟练掌握农作物种植。黑城在西夏统治时期在城的西南及绿城周边开凿新渠、律移渠、习盼渠等多条水渠发展引水灌溉农业，在汉代屯田的基础上继续开垦种植小麦和杂粮，同时也发展着畜牧业，然而西夏与同一时期的其政权相比，毕竟是一个相对贫弱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有限，社会和一般家庭的财产并不富裕，境内大多数的民众生活苦难。　　

　　随着时间的流淌，到了西夏的后期，社会动荡，蒙古大军的西征更是让黑水城处在社会最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公元1126年2月，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率领蒙古大军出征西夏的途中旋取了黑水城，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军事据点继续使用，使得大批黑水镇燕军司的西夏文物得以保存。公元1127年，西夏陷落于蒙古的铁骑之下，为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大批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毁损。自元朝灭西夏后，在西夏故地，西夏文字已不再作为官方使用的文字，逐步被放弃使用，元朝统治者不断将征服的中亚、西域的穆斯林和南宋汉族居民，迁入西夏故地屯田耕作，而党项人也不再说党项语，或客走他乡或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完完全全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中鲜为人知的“神秘古国”。 额济纳地区地处偏僻，干旱缺水，气候异常干燥，黑城遗址中保留了西夏时期丰富的文化遗存，出土的以万计的西夏文物，为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社会组织、艺术、科学技术、礼仪风俗、以及当时佛教盛况等方面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兴的国际性学科——西夏学。　　

 参考书目：　　

　　［1］汤开建：《西夏“秃发”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02，21～30页　　

　　［2］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　　

　　［3］史金波:《西夏社会》第546页　　

　　［4］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研究　　

　　［5］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番汉合时掌中珠》34页　　

　　［6］史金波:《西夏社会》—第十八章 婚姻　　

　　［7］李娜:《略论西夏妇女的法律地位》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八“烧伤杀门”，第296页　　

                                 （作者：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