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多伦诺尔，即现在的多伦。多伦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南部的一个县城。多伦诺尔，蒙语是七溪或七泉的意思。从康熙三十年（1691年）第一次多伦诺尔会盟后，在多伦诺尔先后建成了“汇宗”“善因”两大喇嘛教寺院，逐渐成为我国北方藏传佛教中心。多伦诺尔“因庙而兴”，是先有庙，后有市。从龙票商人开始，多伦诺尔就以寺庙为纽带和核心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草原牧区畜产品重要的集散地和商贸城市，人口最多时达十万之众。清朝雍正十年（1732年），在多伦诺尔设宣抚理事厅，为口北三厅之一。管理“察哈尔左翼正白、镶白、正蓝、镶黄四旗及内扎萨克、外喀尔喀一百三十余旗蒙民交涉、命、盗等案并查缉逃匪，审理汉铺争讼、窃劫、人命各案之事。”，是一个历史重镇。民国2 年，废多伦诺尔厅，设多伦县至今。第一次多伦诺尔会盟，清政府化解了喀尔喀各部的矛盾和积怨并确立了对喀尔喀（即外蒙古）的有效统治。在1745年，乾隆皇帝在多伦诺尔召集蒙古各部举行第二次多伦诺尔会盟，进一步强化了党中央和蒙古各部的关系。这样，多伦诺尔不仅成为蒙古民族统一，中华民族统一的一种象征，而且是蒙古民族统一，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历史见证。2008年12月23日多伦县城区，即多伦诺尔镇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命名为历史文化名镇。

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1878年{光绪四年}和1893年{光绪十九年}，先后两次到过多伦。（②21页）。阿·马·波兹德涅耶夫1876年在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受教育部的派遣，加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装备的蒙古考察队，到蒙古地区进行考察，1878年第一次到过多伦。14年后，即1892年，俄国外交部奉沙皇之命，派遣他到我国蒙古地区调查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现状，同时研究俄国对中国的贸易关系。那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已经是彼得堡大学蒙古文学教授，精通蒙文并知晓满文。考察中，他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广泛接触社会各个阶层，收集政治、经济情报。1893年5 月中旬，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第二次到多伦。这次考察回国后著有《蒙古及蒙古人》一书，其中第二卷第七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多伦诺尔的地理位置、街道、商业、官府和关税、牲畜及畜产品的输出和庙宇等，其中着重介绍了汇宗寺、善因寺有关情况。说汇宗寺有内、外蒙古喇嘛五百多名，善因寺有内、外蒙古喇嘛四百多名，规模宏大。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对研究当时内蒙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喇嘛教等有关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书中对多伦诺尔的表叙确有许多错误与不实之处。

书中说“多伦诺尔平原上的主要河流是汉人所称的西河，蒙古人则称之为额尔腾河。它的基本流向是东南，注入离多伦诺尔约七十俄里的上都河。”……“多伦诺尔实际是由位于额尔腾河左侧的买卖城和河右岸距买卖城两俄里半的两座庙宇组成的。买卖城是个相当大的市区，南北长度是东西宽度的三倍。”（①330页）。其中关于多伦诺尔平原上西河的流向是错误的。实际上，多伦诺尔的西河，即额尔腾河，是由城区西南部的额尔腾泉、七里河、长胜号河、转山子河、南河等支流汇合成小河子河，流经耗来沟、黑山嘴，多伦诺尔城区西侧，在城区这段称为西河，然后经过城市北面流向东北，最后在上都河乡注入滦河。因此西河全程的基本流向是南东而不是东南，这里，他把西河全程的基本流向给弄反了。由于对西河流向这个地理坐标的错误，他由此推论说，买卖城在西河的左侧，两座庙宇在西河的右岸则是错误的。实际上应该是买卖城在河的右岸，汇宗寺和善因寺两座庙宇在河的左岸才对。（②93页）。

书中说“多伦诺尔除了买卖城外，还有两座有名的大庙，人们都把它们叫做锡拉苏默和呼和苏默，即黄庙和蓝庙。这两座都是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为蒙古人建造的。锡拉苏默大概建于1691年，呼和苏默建于雍正中期。”（①344页）是错误的。他把两座庙，锡拉苏默和呼和苏默给弄颠倒了。实际是：呼和苏默，蒙语意为蓝庙，因为主体庙正大殿顶覆以青蓝色琉璃瓦而得名。始建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汉名为汇宗寺，当地人俗称东大仓，仓即庙意。（详见《内蒙古史志》2007年1期《汇宗寺被毁的前前后后》一文）；锡拉苏默，蒙语意为黄庙，因为主体庙正大殿顶覆以金黄色琉璃瓦而得名，汉名为善因寺，当地人俗称西大仓，建成于雍正九年（1731年）。当年，清政府拨白银10万两，在汇宗寺西约一里处，兴建了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的善因寺，工程占地413亩，仍由北京故宫设计者雷发达父子设计，善因寺除建有的佛仓、官仓、当子房和山门、钟鼓楼、跳舞场外，还有天王殿、雍正行宫等，主体建筑的特点是：正大殿仿北京故宫中和殿，楼二重，木质结构，每层纵横各九间，积九九八十一间之数，“中柱皆空，以泄雨水”。大殿顶覆以黄色琉璃瓦，在绿色的草原上，远远望去，显得格外壮观、灿烂辉煌。善因寺内竖有雍正皇帝御制善因寺碑文。大山门上方有雍正亲书“敕建善因寺”额，并“慈云广被”匾。在善因寺旁边还专门为雍正皇帝修建了是一座花园式建筑群的行宫。（③3-39页。）

书中说“……在多伦诺尔的公共建筑中有二十五座和尚庙，其中最好的是三官庙和位有于宁远街的白玉观，白玉观是由多伦商人们共同出资建造的，建成的时间不算很久，因此里面的神像和器具都还很洁静、艳丽。城里除和尚庙和孔庙之外，还有六座清真寺……。”（①339页）。他把市区二十五座庙宇，除了孔庙之外统统说成是和尚庙是错误的。‘和尚’一词，是从古印度梵文而来，是对堪为人师之人的尊称，不分男女，后来演化成佛教出家男众的专用名词。因此和尚庙就应该是男性出家人主持的佛教寺庙。因为在多伦诺尔的人群来自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他们信奉的神灵是极不相同的，因此所修建的庙宇也各不相同，市区内绝大多数庙宇并不是和尚庙。仅就他所例举最好的三官庙和白玉观就不是和尚庙。三官庙是直隶会馆，早期康熙年间，从北京的龙票商人开始，在多伦诺尔经商的以北京、河北商人俱多，俗称燕帮。这些本来就有雄厚资本的龙票商户，他们由于最早到此，因“市肆鳞繁，货财骈集，日新月盛，获三倍之资。”是财源滚滚而来、实力大增。为“供一方神灵，求其保佑人财两旺”，遂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集资兴建此庙，正殿供奉天、地、水三官，因为华夏上古时就有祭天、祭地、祭水的礼仪，是早期道教尊奉的三位天神，故亦称“三官庙”。因此，三官庙是道教的庙宇，而不是和尚庙。 三官庙实际是燕帮商人结社、集会、议事和娱乐的地方（③79-82页）。而多伦诺尔则没有白玉观，如果存在的话，按其名称看，应该是道教的庙宇，因为将俄文Хуй-юй-гуань（①666页）翻译成白云观也是可以的，白云观在全国各地都有，如上海、兰州、佳县、北京都有白云观。北京白云观是道教全真派宫观之一，奉祀老子。因此，白云观当然不是和尚庙。而其它市区的庙宇，按建筑年代排序，主要有兴隆寺，俗称佛殿（雍正十二年，即1734年建。③71-74页）这倒是一座和尚庙；城隍庙（乾隆二年，即1737年建。③83-86页）是一座道教的庙宇；碧霞宫，俗称娘娘庙（乾隆四年，即1739 年建。③75-77页）奉祀道教女神，中座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左右座分别是催生娘娘和送子娘娘，是道教的庙宇；外关帝庙，供奉关帝爷（乾隆九年，即1744年建。③89页）；山西会馆，又称伏魔宫（乾隆十年，即1745年建。③63-70页）。多伦诺尔生意兴隆，买卖好做，各地商家接踵而至，后来以山西商人为多，称为晋帮。山西商人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善于经商，且有强大的资本支持，其实力逐渐超过了燕帮。山西商人同样为团结同乡，提供聚集场所，亦组织了同乡商社，并于乾隆十年（1745年）也就是在三官庙建成三十四年后，山西商人才集资兴建了“山西会馆”亦称“伏魔宫”，占地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规模比三官庙大，主要供奉关帝爷；内关帝庙，供奉关帝爷（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建。③90-91页）；山神庙（乾隆四十八年，即1784年建，③87-88页）这些都是建筑规模较大，形式风格各异，但都多建有钟楼、鼓楼，其中有六座庙宇还建有大戏楼，它们多建在康熙-乾隆年间。除此还有些规模较小的庙宇如财神庙、马王庙、龙王庙、河神庙、观音堂、老君庙、吕祖庙、三圣祠（供奉刘备、关羽、张飞）、将军祠、五道庙、狱王庙、宝林寺、小喇嘛庙和游家庙等……（③102-118页）。在多伦诺尔城内的庙宇，只有兴隆寺（俗称佛殿）和小喇嘛庙是和尚庙。其中像山西会馆、外关帝庙{俗称外老爷庙）、内关帝庙（俗称内老爷庙）和游家庙则主要供奉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关羽，俗称关公，关老爷。关老爷是汉族群众普遍尊崇的英雄和偶像，是他们心目中信奉的武圣人，也是他们认同的保护神和财神爷，因此关帝庙当然不是和尚庙。前面提到，在多伦诺尔，没有宁远街，更没有一个称作白玉观（白云观）的庙宇，他可能是把别处的事情错记在多伦诺尔身上了。也可能是把庙的名称记错了。因为市区大型、有名的庙宇都是康熙－乾隆年间，商业鼎盛时期修建的。在多伦诺尔如果确实存在白玉观（白云观），按建造年代来说，应该是指游家庙。游家庙确在光绪年间所建，它是由游永春私人在1875年修建的一座供奉关帝爷的家庙。游永春是山东省青州府受广县人，在同治末年因家乡受灾，无法生活，便只身逃荒到了多伦诺尔。由于他吃苦耐劳、经营有方，逐渐富裕起来，为感谢上苍，在光绪年间修建了这座家庙。此庙设门厅三间，入门东西两侧各有泥塑红、白马一匹。院内正殿阔三间，正中供奉关公及关平、周仓塑像。在正殿东西各有小殿堂一间，左间供土地、右间供山神。该庙规模小，无配殿，周围有院墙环绕，环境幽静。同时，游家庙又是地处宁仁街。宁仁和宁远，音相近，把宁仁（俄文Нин-юань-цзе①649页）翻译成宁远是可能的。这样按建造年代和地点看，他所说的“白玉观” （白云观）应该是指游家庙了。此庙内的关公等塑像，1945 年被前苏蒙联军捣毁。（③92页）。由此可见，在多伦诺尔城内的庙宇，多数不是和尚庙。另外，对一座古庙宇的总体评价，无论从建筑规模、形式风格，还是建筑年代等方面来进行考量，在多伦诺尔的庙宇中，游家庙都算不上最好的，这可能是评价标准的差异吧。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对中华各个民族民众的信仰及民俗、民情知之不多，深入调查了解很少。当然这不是他考察的重点，但作为一名学者也是不应该的。还有，正如日本人剑虹生在《多伦诺尔记》一文中所写“┄┄以寺庙之多，亦可证土地之殷富。”，由于这些庙宇多建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而多伦诺尔城区主要街道的石条路亦修建于乾隆年间。由此推论，多伦诺尔的旅蒙商贸最繁荣的时期，应该也在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是合理的。

另外，书中说：“城里除和尚庙和孔庙之外，还有六座清真寺……。”（①331页）。也是不对的。他到多伦诺尔考察时，城里实际只有四座清真寺。即清真南寺始建于1727年（雍正五年，③47-49页）；清真北寺建于1771年（乾隆三十四年，③50-53页）；清真东寺建于1869年（同治八年，③54-55页）；清真西寺建于1879年（光绪五年，③56-57页）。而第五座清真寺即清真中寺则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③57-59页），是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第二次到多伦15年后才开始修建的，他怎么会见到呢！？这座清真寺是由回民王国富、闪云兴等人发起集资兴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再次捐资扩建，属伊斯兰古行教派。在多伦诺尔城里从来就没有过第六座清真寺！虽然这样，但在多伦诺尔这样一座草原小城，竟有东、西、南、北、中五座清真寺，除了回族聚居区之外，就在全国也是极罕见的。因此这足以证明，当时在多伦诺尔各民族和睦相处，回族旅蒙商人生活之富足程度！           

书中还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康熙皇帝到多伦诺尔来正式接受喀尔喀诸王公归顺时，先曾到过这里的一座和尚庙，叫三官庙。他在庙里礼拜如仪之后，就在城里信步而行，后来他觉得饿了，就走进他见到的第一家客店吃了一点烙饼，这家客店叫兴隆店……”（①284页）。首先是时间不对，康熙皇帝到多伦诺尔正式接受喀尔喀诸王公归顺时，即第一次多伦诺尔会盟的时间，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这时的多伦诺尔是一片丰美的草原，既没有庙宇，更没有街市。而三官庙是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是第一次多伦诺尔会盟后二十五年的事情了。其次是从背景和情节来看，也不合情理。按常理，康熙皇帝是不会到一个地方会馆的庙里去行礼膜拜的。而实际上，这应该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发生的故事。其年七月，康熙皇帝巡视塞外，途经多伦诺尔。这时多伦诺尔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市区已有兴盛、福盛、兴隆、承恩等十几条大街，称作买卖营，街市热闹、商贸发达。一天，康熙皇帝微服漫步在市区大街上，顿觉腹中空空，于是走进一家高姓人开的饭馆进餐。别具风味的牛肉面，热情憨厚的店主，使圣心大悦。康熙边进餐边向店主了解多伦诺尔的风土人情，临走提笔为店主打下十两白银的领条，告诉店主到多伦诺尔衙门讨要。翌日，店主持领条到衙门讨要，方知进餐的是当今皇帝康熙。为感皇恩浩荡，店主将康熙皇帝进餐的桌椅餐具，用黄绫遮盖起来，供奉在饭店的党中央以示荣耀。后来，店主将那些桌椅餐具移放到兴隆寺供奉。据说在公元1949 年，还有人在兴隆寺见过康熙皇帝曾经使用过的这些桌椅餐具。（②740-741页）。因此，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书中表述的故事随意性很大，没有经过认真推敲，作为一名教授实在有点不负责任、胡编乱造的味道。

参考文献

①《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 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本

②多伦县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年版

③多伦文物古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 任月海编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6

       （作者：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五号院一楼6门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