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续修志书的工作已经开始。对于上一届志书的编修，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继往开来，以提高和保证志书的质量。

前一届志书的“人物志”，普遍存在、比较突出的一大通病，是缺乏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一些作者刻板、机械地编排人物志材料，不是着眼于刻画人物形象，而是抽象、概念化地“写问题”。有的甚至写人物履历表加悼词：先写人物的生年、籍贯、历任职务，再抽象地写什么“忠心耿耿地忘我劳动”，“谦虚谨慎、勤俭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严肃地坚持原则斗争”，等等。这里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没有人物的个性，而是以千人一面、干巴巴抽象的套话，掩盖了人物的真实面貌。这样，“人物志”就难于发挥“记一方人物、激千秋之爱憎”，弘扬中华浩然正气的功能作用。

人们普遍认为：《人物志》应当编写得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把人物写得既真实而又栩栩如生，有人物个性，使真实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人物的显现不是由作者说教，不是由作者讲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而是用情节的描绘把人物烘托出来，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使人物活灵活现，历历在目。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史学家、文学家，用十六年时间完成了《史记》的著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著述。它的一百多篇传记人物大都栩栩如生，性格鲜明，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本质特征，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并开我国史传文学之先河。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保证续修“人物志”的写作质量，笔者认为应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着眼于人物形象的刻画

写好“人物志”的人物，并不要求“虚构”、“合成人物”。《史记》既是文学著述，又是真实的历史，没有虚构的情节，也没有“合成”人物。古代“文史不分”，《蒙古秘史》^【1】同《史记》一样，既是史书，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刻画的成吉思汗等众多人物，无一虚构之处。鲁迅在谈文学的典型时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细微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2】。由此可见，写真人真事同样可以刻画人物的典型。

有的同志长期一直写工作汇报和总结材料，习惯于用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构思，头脑里想的是几个条理化的“问题”和有关的政策规定。他们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写人物，所列举的材料是围绕几个“问题”构成的，思想活动没有伴随着艺术形象，而是把人物写成了概念化的、没有灵魂的木偶。作者思考正确的政策并不是坏事，它可以帮助作者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但是，政策条文不能替代艺术形象的描绘。刻画人物离不开艺术形象。描绘艺术形象不能仅仅使用抽象的概念，而必须形象地表现人物的心灵、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人物的命运。编写“人物志”，必须从生活和人物形象入手，而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入手。文学作品是通过个别的、特殊的表象，表达普遍意义的。个别表象具有特殊性，表露着各自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和刺激，而产生艺术感染力。“人物志”如果堆砌，充斥着众多抽象的概念，缺乏感人的艺术形象，就不能深深地打动人和感染人。

有人简单化地认为：文学作品不过是个“宣传工具”，只要把正确的政治内容，用文艺技巧加以描写，就会成为一部好作品。这种说法，否定了生活是文艺作品唯一源泉的创作规律，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图解政策的谬误思路。“文革”前，一些文艺作品产生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就是源于这种想法和做法。“四人帮”鼓吹的“主题先行”论，同这种错误观念是一路货色。把文艺作品仅仅当做某种政策的传声筒，就否定了文艺作品必须从生活出发的创作规律，从而阻碍、限制了文艺应当发挥的教育、鼓舞、激励人的功能作用。

“文革”前，内蒙古有个紧跟政策、人称“除四害、讲卫生”的作家，他写作品很快，内容多是写中心工作、具体政策，针对时弊的，而忽略了文学作品的长远生命力。一些政策是有时间性的，他作品中的政策过时了，作品也就失去时效了，没有人看了。他作品中的人物是按照政策需要配制的“活动道具”，是没有灵魂、没有意志的傀儡和“死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在粗制滥造。

“人物志”的编写，必须摆脱图解政策的倾向，而是要刻画人物的灵魂，通过作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丰富人们的内心生活，震撼人的心灵，改造和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为此，斯大林称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写好人物的核心问题，是把人物性格写得鲜明，写行栩栩如生。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感人，才能让人读下去。这种要求是符合现实生活真实的。在客观世界里，没有无性格的人，有的人虽然没有“棱角”，不多说话，人们认为他没有性格；而实际上这正是他的性格。“人物志”刻画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格，就要写人物的心灵，触及人的不同道德观念。道德观念对人们的生活起引导、规范作用，决定人们的行为举止，人们是依照自己的道德观念生活着，支配自己行动的。

“人物志”把人物写活，作者必须熟悉人物，掌握大量的有关人物的生活细节，做到：作者的头脑里对人物形象是活生生的，性格鲜明的，人物有自己的意志，像个活人，就像作者的亲朋好友一样，同作者息息相关。否则，刻画的人物就不会活灵活现，不会感动人。为此，作者必须下功夫，多方面深入寻访、挖掘资料。那种推说“事迹简单、材料不足”，把人物写得干巴巴、“悼词”式的做法是不尽责任的。土左旗写《高凤英传》，先后寻访九十多名知情人，这种科学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关于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中国古典小说的手法是：一般不直接写人的内心活动，而是通过人的行动、人的音容笑貌，烘托人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中国文学的传统描写手法称“白描”，要求用最简练的精神之笔，勾勒人物的精神面貌，朴素自然。人们认为，鲁迅的小说是白描的典范作品。西方小说则赤裸裸地直接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人物志”的人物刻画，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中西并用。

二、形象思维问题

“人物志”的一些人物未能栩栩如生的关键是，作者忽视和否定形象思维的功能，仍然以过去“写材料”的做法，仅仅用抽象思维方式写人物。

“人物志”刻画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描绘历历在目的景物，缺少不了形象思维；而如果仅仅用抽象思维则难以达到目的。刻画人物形象，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互相交织、相辅相成的，离不开具体可感知的现象形态，是以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观察和表现生活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毛主席在给陈毅的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3】。毛主席明确指出，用形象思维写作文艺作品，是一种不能违背的艺术规律。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谈《弗兰茨·冯·济金根》作品时指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人物“被描写得太抽象了”^【4】。恩格斯也批评说：“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没有表现“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剧本没有“生动起来”^【5】。

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都一致认为，写文艺作品要用形象思维，否则就会“味同嚼腊”，“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写得太抽象”，不能“生动起来”。

毛主席的理论文章，在结尾常写一些形象比喻的字句，如：“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6】“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7】“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8】。这些语句气势磅礴，鼓舞人心，回味无穷。毛主席不是在讲抽象的概念，而是描绘了烁烁闪光、历历在目的视觉形象。

形象思维以形象进行思考，通过形象认识，反映客观世界，与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写文艺作品虽也运用抽象思维进行思考，但是，伴随着抽象思维，还要运用形象思维。作者在作品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思想活动是同形象联结在一起的，伴随着物象，并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是否运用形象思维，关系到作品能否展现生动可视的艺术形象。

构思、写作作品，不仅运用形象思维，也运用抽象思维（也称“逻辑思维”）。关于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如何交错、交互发生作用，茅盾称：“文学作品的技巧问题包括素材的分析、综合、提炼、主题思想的确定，主要是逻辑思维在起作用，但伴随着，也有形象思维。至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性格细节的描写，社会环境和作品主角活动场所的具体描写等，则主要是形象思维在起作用，但伴随着，也有逻辑思维。”“从开篇到结尾，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交错又是反复进行的。”“全书初稿完成后的最后修改以至定稿，都是交错起作用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反复过程。但是作家在写初稿时，自然主要运用形象思维。”^【9】

理论界对待形象思维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形象思维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进行概括的思维方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认识事物的本质，只能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只是“艺术想象”，是感性认识。而两种意见都不否认：在作品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作者的思想活动是同具体事物的可视形象伴随在一起的，艺术形象是不可缺少的。

三、关于情节的筛选和加工

“人物志”刻画的人物须栩栩如生，这样还不够，人物还必须表现这一人物固有的精神本质。所谓“本质”，并不是人们常说的“主流”，而是人的本质、思想和灵魂。写人物，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把人的一生都写进来，而要从万象纷纭的生活中，选择那些能体现人物本质、有特点的典型情节去写。

山西《五台县志》写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个情节，生动而鲜明地揭示了人物的本质特征：“1929年冬，阎同意与唐生智联合倒蒋，因唐发表倒蒋通电，将名字列于阎之前，阎又与张学良通电拥蒋反唐。”这一情节的描述，把阎锡山在政治上投机、毫无原则的丑恶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一个小官的笔记中记录了他两个有本质特征的生活细节：一是“帝上朝，衣裙摆动甚大。”崇祯当时登帝位年纪已较大，他故意装出一副皇帝的气概和威严，走路迈八字步，表露刚愎自用的人做作的气派。二是“每下朝，多面雇”。这是崇祯的特点：好猜疑，他换了几十个宰相，对谁都不信任。他“多面雇”，是担心别人暗算他。这些细节的描写很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

有一部县志写一名钻进党组织内部搜集情报、进行破坏活动的暗探，于1944年被日寇枪杀。这种描写存有很多疑点。人们会问：这个暗探既然为日本人效劳，却被鬼子枪杀，究竟是为什么？起码作者是没有讲清楚因果关系。

有两种刻画人物典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一是，人物虽写行栩栩如生，但不具有这一人物固有的本质特征。例如清代的雍正和乾隆，有的作品写他们是完美无缺的好皇帝。而实际上，雍正大兴文字狱，广事株连，杀害了众多的文人墨士。如，江西考官查嗣庭被诬下狱，后死狱中，仍戮其尸，株连亲属。浙江吕留良犯禁，吕早死，戮尸，子孙学生多人被杀或罚为奴。乾隆在位时虽修成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但目的在于：通过纂修官书，控制思想。对于搜求到的图书，稍有妨碍便加销毁或篡改，使我国古籍遭到浩劫。“文物志”如果违背历史的真实，对于封建皇帝过分地溢美，就混淆了新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

二是，张冠李戴。《三国志》里，刘备怒鞭督邮；在《三国演义》里写为“张翼德怒鞭督邮”，这使张飞“猛”的性格突出了。这种做法只能出现在“演义”里，而志书必须真实，“合成”人物的写法是不能允许的。

志书虽然写真人真事，但并不是要机械、刻板、自然主义地拼凑原始材料。作者应当融会、消化材料，对材料进行挑选和必要的加工。“人物志”中的情节，不应当是刻板的“材料”，而应渗进作者的感情和观点，包容作者的思想倾向、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是典型化了的生活，是精神产品。这样对于读者，才会起到感染、熏陶、启发、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们受到启迪和鼓舞，而感奋、惊醒起来。如果作者对所写的内容毫无感情，写出的作品是不会感动人的。

“人物志”描写的人和事，是客观事物与作者观念的统一体，而不是现实生活纯客观的翻版，不是对实际生活的随波逐流。鲁迅说：画家创作的“表面上是一张画，一个雕像，其实是他思想和人格的表现”^【10】。毛主席也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1】作者的主观作用虽然重要；但是，这并不是说，作者可以不顾客观实际地为所欲为。像“四人帮”那样搞“主题先行”，用主观的框框套现实生活，是主观唯心论的做法。

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个情节，都是个别的、具体的，尽管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能体现事物的本质。作者选取的情节，不应是任意现象的真实，而应是本质的真实，即：这种个别现象，应充分体现历史发展的趋向，表现时代精神的特征，同时代、发展的大真实联系起来，同它合拍。如果某一情节在一定范围内是真实的，但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真实，就不能称做本质的真实。

四、环境描绘

“人物志”对于环境的描绘，同人物刻画是相辅相成的。对环境描写的要求是：做到情景交融，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景和情融为一体。环境描绘与刻画人物不是相互孤立的，要以环境的描写展示人物的思想情绪、人物的意志和愿望，渲染衬托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

要造成这种思想艺术境界，作者必须怀有强烈的思想感情去描写。如果作者纯客观、毫无感情地描绘景物，是不能感人的，会使读者觉得索然无味。

古代一些优美的山水诗之所以感人、百读不厌，是因为诗中的山水景物蕴含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和思想境界，诗中咏物有所寄托，把写景同抒情、言志相结合。古代诗词还采用化情入景、化景入情手法，颇引人入胜。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先写“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在岸上望孟浩然，人已望不见了，只望见孤帆远影；后写“惟见长江天际流”，他在岸上看到帆影也在空间里消失了，而只看到茫茫的长江水在天边流着。李白把同孟浩然深挚的情意，入化于隐隐约约、飘渺的天际里，感情深切而悲怆。荆轲的《易水歌》，上句写“风萧萧兮易水寒”，侧重写风和水，含有悲壮情绪；下句写“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写荆轲决死的感情，把凝重悲壮的景物入化于壮士刺杀秦王的决死的情感之中。

上述作品展现一幅幅优美的画面，具有诗情画意。作品具有美的意境，是对于美的创造，是一种节奏感、音乐感和图画感。作品具有美的意境，可以激发人们的同情心、进取心和向往美好的思绪，令人流连忘返。作品如果没有美的意境，格调就会比较低。作者如果热爱生活，必然会在作品中表露出美的意境。美是客观的，因为生活本身就存在着美，是作者所应当追求的。

人物的性格、道德观念，同人物所入的环境是对立统一的：环境对人物有所影响，但并不是环境决定一切；人物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环境，但必须在客观条件的可能范围之内，并不是主观意志决定一切。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离不开所处的历史、社会和道德环境；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物的性格会对客观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

【1】《蒙古秘史》是以汉文标音的蒙古语著作，原称《元朝秘史》，写于公元1240年。

【2】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六卷。

【3】《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1965年7月21日），《诗刊》1978年1月号。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0、341页。

【5】同【4】，第345页。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7】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

【8】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

【9】茅盾：《漫谈文艺创作》，《茅盾论他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0】《鲁迅全集》第一卷404页。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