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之恩，报之涌泉。余理解，此言所指，并非人们日常生活中诸如你帮我的孩子找个合适的家教，我在你往六楼搬煤气罐时搭把手之类的行为。这些每日每时发生在同事、朋友、邻里或是陌路人之间的事儿，虽说皆出自友情善意，但仍属人之常情，举手之劳，远无须日后涌泉回报的。

    这“滴水”的价值，只有在受领者处境非常的时刻，方显其弥足珍贵。有了它，可能使某件被认为绝无解决希望的事情峰迴路转，可能使某位身陷泥潭即将没顶的人绝处逢生。它是严冬里一缕温馨的阳光，它是沙漠里一汪甘冽的清泉，它是八天没饭吃的人意外获得的一个烤熟了的小土豆。如此“滴水”，回报“涌泉”，不是十二分的应该吗?

    十年浩劫中，我们家在艰难的境遇中曾得到过不少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们给予的无私帮助。而其中一位青年人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以其特定的身份，采用特殊的方式给予我家的帮助，尤其令我感念至深。

    1968年冬，惨绝人寰的“挖肃”运动在草原上进一步“升级”，我的父亲也未能幸免。单独关押父亲的牢房是其所在单位一栋平房改建的，窗户用土坯抹泥堵了起来，里层铁门、外层木门全加了锁。父亲一生刚正不阿，  自然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内人党”，  因而受到比其他落难的人更多的摧残。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听到某某单位抓的“内人党”  “畏罪自杀”了，某某人被“群专”打死了的噩耗。父亲被抓进去已半月有余，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全家人焦虑的心情不言而喻。  当时，我两个未成年的哥哥为挣钱养家都到社会上干临时工，给父亲日送两餐的任务便落在我这个13岁的“小大人”身上。

    那时我正在读小说《红岩》，  于是便将渣滓洞白公馆里“猩猩”、“狗熊”等色厉内荏的敌特看守和眼前“内人党专案组”的几个从长相到作派都差不多的看守逐个对上号，背地里就这样称呼他们。但是有一个像是刚刚喝过酒那样面颊总是红扑扑的、我私下里称其为“红脸”的年轻看守，他虽然不轻易开口和我讲一句话，却从来没有像其他看守那样凶神恶煞般地待我。尤其是他不像其他看守那样，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送的热饭，故意放凉了或把带馅的面食掰开捣碎仔细检查之后才给父亲送进去，而是饭随到随送，对饭菜的“检查”程序也是人前走个形式，无他人在场则程序取消。但我却抱有警觉，谁知道他是不是《红岩》中伪装成“革命同志”欺骗进步学生的那个郑克昌呢?

    一天下午我去送饭，正赶上“红脸”看守值班，和几个“专案组”人员在屋里打扑克。我象往日一样在一旁等着取用过的饭盒。“红脸”有意无意地看了我几眼，突然用不耐烦的口吻对我说：到外面等去!我心理骂道：果然是一丘之貉！在“专案组”昏暗的走廊里等了约半个钟头，屋内牌局才暂告一段，所有的人都去院里解手，  走在最后面的“红脸”突然停下来，一边把用旧书包装的饭盒塞给我，一边小声言道：  回家看看里面!言毕，似感内急，疾步向院边走去了。

    我很紧张又很好奇，故意慢慢地走出单位大院便一路狂奔回到家中，把书包饭盒递给母亲。经母亲仔细检查，终于在书包底层发现一张小纸条。  因时间久远，我今天只依稀记得上面写着我身体还好勿念，外边形势如何?上面有何精神?这样几句话，是我朝思暮想的父亲的笔迹。但是鉴于当时“阶级斗争非常复杂”，文革浑水搅得一些事情真假难辨，出于谨慎，母亲决定对“红脸”再考验一下。前几日“专案组”通知所有被关“内人党”的家属：  一律不得送带馅食品，对不听告诫者，一经发现，食物即予没收，  “内人党”挨饿活该。  因此，在轮到“红脸”值班那天，母亲特意做了饺子，依然包裹得严严实实让我送去。我眼前出现了渣滓洞女牢难友考验“疯老头”华子良的情形，不由地兴奋起来，母亲却捏着一把汗。

反复叮咛我如何行事，在“专案组”，“红脸”正与几个造反派侃大山。我递上装有“违禁”食物的书包，紧张地连气儿也喘不匀了。只见他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解开带子掀开盒盖，煞有介事地看了一番，突然甩出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又送疙瘩汤，你爹能吃饱吗?说完扣上盒盖快步给我父亲送进去了。他那张原本就红扑扑的脸，不知是否也因紧张所致，在我看来反正是愈发红了，而旁边那几个造反派还在有一搭无一搭地  聊着……

    父亲与家里之间有了一条沟通信息的秘密渠道!为尽量减少给“红脸”带来灾难的可能，除非急需，父亲和家里一般不轻易通信。“红脸”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一无索求，甘愿担当这个联络员，他的正义之举，不仅使我身陷囹圄的父亲与家人沟通了信息，心灵得以慰藉，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挖肃”不得人心，进而增添了战胜邪恶的信心!而“红脸”本人则成了我少年时期敬仰的华子良一样的英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依旧日送两餐，“红脸”仍然不轻易开口讲话，我们之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事实上他无怨无悔地将使命进行到底了！

    党中央“5·22批示”之后，父亲和其他被诬陷的同志一起走出了“牢房”，“内人党”冤案被平反。这期间，我几次听到父亲在人前赞扬“红脸”为人正直，不干昧良心的事，但对其为之传递信息的事却缄口不言，因为担心这样讲了，会使仍在原单位与曾经同为看守的其他人继续共事的“红脸”多有不便。因此，“红脸”在“挖肃”中的这段故事就鲜为人知了。那时人们之间的关系都很朴实，我家除了请“红脸”吃过一顿饭之外，我不记得对他有什么特别的酬谢。不久，组织上调我父亲去负责一个新厂的筹建工作，而我则上了中学，我们与“红脸”之间那段经历就这样过去了。

    “挖肃”给父亲的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他终因伤病日益严重而撒手人寰。唯一能聊以自慰的是，他终于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

    父亲中年早逝，给我心灵深处留下永久的伤痛。多年来，无论我到数千里之外的边关从戎，还是转业回到家乡，  我都很怕回顾“挖肃”那段岁月，尽管它是那样令人刻骨铭心。这也是我没有去寻找“红脸”的原因。  当然，会时常想起这位我少年时期结识的英雄：他如今在做什么呢?身体还好吧?应该抽空儿去看看他。随着时光流转，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几次闪现，但最终未付诸行动。

    2001年春节前，我决定寻找“红脸”。几经辗转，才查到他侄儿家的电话。我以兴奋与期盼的心情向他们打听他叔叔的住址，可是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叔叔已于1997年冬病故了!

   我怅然良久。心情十分悲哀，又十分懊悔，好多天熬煎在难以释怀的自责之中！如果说，早些年因我下乡插队，从戎戍边，千里相隔与之联系不便情有可原，那么这些年我们就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怎么就没有在他生前去看望他呢?什么工作繁忙无暇旁顾，什么怕触及“文革”遗留的内心伤痛，统统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懒惰，说得更直白一点，简直就是忘恩负义!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对“滴水”与“涌泉”的内涵由此有了新解：诚然，当初于你“滴水”相助的人，是不图什么日后回报的，  而作为“滴水”的受惠者，如果你内心觉得此情当了，此恩须报，那么你就且莫踌躇延捱地去了却去报答。有条件回报“涌泉”自是最佳，条件不备亦无须拘泥，报之一桶水、一碗水乃至依然清水一滴都未尝不可，那是为人处事的诚信，是一份发自内心的情愫。

   “红脸”的名字叫马和，去世时54岁。1968年我们相识时他才25岁，从那以后，我再未见到过他。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年轻。

（作者单位：内蒙古锡盟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