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指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确定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开发的方向、道路，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和民族文化资源。充分认识、合理开发以草原文化为代表的内蒙古人文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内蒙古经济发展重要的新生长点。

    一、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之一。

    中华文明有三大主源——

    一为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文化，即农耕文化。历经夏、商、周三朝，至孔夫子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层；

    二为长江以南的苗越文化，为农耕——山林复合型文化。在秦、汉以前，此地为苗、百越、骆越等少数民族为主，以后渐受中原文化影响，南宋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成为与中原文明并列的文化中心；

    三为草原文化，以北方草原为主，西北乃至西域、青藏高原均属于这一文明体系，这是在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上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并列发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文明主源之一。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于存在不存在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居于什么地位，历来存在严重的偏见和歧视。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长期以来视少数民族为“夷”、“蛮”、“狄”、“胡”、“戎”等，甚至不当人看，认为北方少数民族如兽、如犬、如虫。

诸如：

“鬼方”——谓其非人而类鬼；

“猃狁”、“北狄”、“西狄”、“赤狄”、“戎狄”——皆从犬旁，谓其状如犬类；

“犬戎”——更是赤裸裸地直呼为“犬”；

“蛮”、“蠕蠕”（丁零、高车、柔然、敕勒一族，亦作蠕、芮芮、茹茹）——说是其人“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魏书·蠕蠕传》）。同是出身草原民族的鲜卑人、北魏世祖拓跋焘尚如此贱视同类，以正统自居的农耕文化代表就更可想而知了；

“匈奴”——匈同凶，凶恶、凶暴之谓也；奴，奴隶、奴仆、奴婢之谓也；匈奴则是凶恶、凶暴的奴隶、奴仆之称谓；

“鲜卑”——卑为卑下、卑小、或同婢，奴婢、婢女之谓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其人、其族如此鄙薄贱视，对其文化自然也要大加排斥挞伐。

即使是出身草原的毡帐之主，也纷纷为自己“正名”，标榜自己的血统是“华夏正宗”，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是“黄帝苗裔”。例如，匈奴号为“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匈奴，东胡之后，鲜卑、突劂等等，莫不是牵强附会以黄帝为先祖，自奉为黄帝血胤。

这一方面说明，以正统自居的中原文化对视为旁门的草原文化——夷狄文化——的歧视排斥；另一方面也说明，毡帐之主自己也缺乏信心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提并论。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问题，对草原文化如此鄙薄排斥都是不应该的。

姑且不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推动了中原诸候兵制、政制的改革，为秦始皇兼并六国、海内一统肇发先声。即使从出身北方少数民族或有其血统的帝王入主中原来看，其所建王朝也超过了汉族——

黄帝号有熊氏，是虎、熊、罴、貅等部落同盟的首领。以动物为图腾，带有草原民族的鲜明特色；黄帝终其一生迁徙不断，居无定所，也带有游牧民族的特点；

敫商先祖敫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史记·敫本纪第三》），出身毡帐，为游牧民族血统无疑。有专家论证敫商原为游牧商业民族，不无道理；

周之先祖处西歧，“犇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第四》），是牛羊遍野的畜牧大户，也属毡帐之民；

秦之先祖世居西北，与西戌为伍，大费曾“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并令其“后世亦为朕息马”（《史记·素本纪第五》），是地地道道的牧马人一族。其子孙马上功夫了得，屡次征伐西戎得胜，方才得为西戎霸主，位列诸候，为秦始皇一统华夏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魏、东魏、西魏，北凉、南凉，西秦、前秦，北周、北齐等，皆为匈奴、鲜卑、氐、羌之属，史称“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

建立隋朝的杨氏，建立唐朝的李氏，其先祖均为北魏六镇之武川镇将，数代居于草原牧区，史家称之有草原民族血统，所以精于攻战，一统华夏。隋炀帝尊重突劂文化习俗，认为“毡裘卉服，各尚所宜。”（《隋书·突劂传》）唐太宗明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实行怀柔政策，得到毡帐部落的拥护，被尊为“天可汗”，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唐亡，继起的“五代十国”君主不少是羌、氐、胡、羯之属；

有宋一代，辽（契丹）、金（女真）、西夏（党项）与之对峙；直到成吉思汗雄起朔漠，畛域四方，使大中华重又归于一统；明朝建立，蒙元复还于草原，直到满族入关，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还有山林民族共同创造的。毡帐之民也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其间，有矛盾，有斗争，有战争，有动乱，有掠夺，有杀戮，但是，合作、融合是主流。翻开《百家姓》有多少汉姓祖先来源于草原呢？所以，同是汉族，北方为蒙古人种，南方为马来人种，血缘差异而已。

二、草原文化的特点。

    草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民族特点、时代特点，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草原文化不断发展、不断演变，至今仍保留着生机与活力，充满多姿多彩、神奇瑰丽的魅力。

    1．奋发进取、自强不息是草原文化昂扬激越的主旋律。

蒙古草原地处亚洲北部腹心地带，气候干旱，春季多风，冬季漫长、严寒，气候条件要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严峻得多。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草原民族，形成了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和文化传统。在草原民族历史演替的过程中，往往形成弱小的、落后的民族历经艰难、发展壮大、追赶先进文明的进程。

   例如，拓跋鲜卑原来居住于大鲜卑山，即呼伦贝尔盟的大兴安岭地区，现今鄂伦春自治旗的嗄仙洞即为著名的“鲜卑石室”，即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到推寅担任首领时，决议走出山林，向南迁徙。历经艰难险阻，先迁居于大泽即呼伦湖地区。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美，较之大兴安岭的自然环境显然改善了许多。于是部众繁衍，牲畜蕃息。为了争取更为广阔、优越的发展空间，到邻担任首领时，决议再次南迁，因邻年迈体衰，传位于其子诘訜，率部众启行。史称，拓跋鲜卑的南迁历经九难八阻，经数代人不懈追求，迁徙到阴山河套一带。到力微担任首领时，诸部来归，实力大增，东进土默川，建立代国，定都盛乐。此后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成为塞北的强大政权。后来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阳，统一中国北方，为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如，原为东胡苗裔的蒙古族，祖先也是居住在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后迁徙到鄂嫩河上游、肯特山一带。成吉思汗崛起之时，蒙古民族积贫积弱，世代受到金朝的压迫欺凌，也受到周边强大草原部落的侵凌。成吉思汗审时度势，内聚人心，外击强敌，不断吸取先进民族(即使是敌人)的优秀文化，使蒙古民族迅速地壮大强盛起来。40余年时间使弱小、贫困、落后的蒙古族成为纵横欧亚大陆、屡败强敌的强大力量，并且为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历史性统一拉开了帷幕，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扫除了障碍。   

    值得重视的是，草原文化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包容性。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兼收并蓄，体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特点，这与中原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排他性文化大不相同。有元一代的统治阶层中，不仅有蒙古人，也有来自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色目人，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人，原为毡帐出身的曾为对手的契丹族、女真族人，中原的汉族人等。在宗教方面也是传统的萨满教、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平共处。

    值得重视的是，草原民族的崛起、强大，往往是在中原王朝腐朽、衰落的同时形成的。当中原文化在日薄西山、物欲横流、道义沦丧的末世氛围中沉沦、挣扎之际，新兴的草原文化则挟大漠雄风，以凌厉磅礴的气势，摧枯拉朽，激发中原文化中的奋斗昂扬的正气，从而开一代风气之新。

    2．质朴天然、本性纯真是草原文化的特点。

    草原文化天然去雕饰，没有中原文化的繁文缛节、粉饰雕琢、清规戒律的礼法约束，因而能够更真实贴切地反映人们的本质特性。其歌，或昂扬激越，或豪迈粗犷，或热烈奔放，或如泣如诉，情感流淌，自然质朴；其舞，或盘旋腾越，或舒展轻柔，或矫健刚劲，或婀娜多姿，抒情达意，美在天成。  

    由于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古代的草原民族大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留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大都是依靠中原文化的转述，实属凤毛鳞角，而且其间误传的也不少。即使如此，从硕果仅存的若干诗歌中，也可领略草原文化的独特风采。

    例如，汉武帝北伐匈奴，迫使匈奴退回漠北，当时匈奴人作歌云：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悲怆凄切之情，溢于言表。

    再如，北魏初期敕勒人畜牧于大青山、黑河、黄河之间，史称敕勒川(今土默川地区)，安居乐业，人口大增，牛羊遍野，呈一时之盛。敕勒人性格豪放，擅长歌舞。公元五世纪中期，“五部高车(敕勒)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敕勒人纵情歌唱道——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诗大气雄浑，粗犷劲健，以凝炼朴素的语言，质朴真切的情感，描绘了敕勒川一带的苍莽辽阔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遍布，是千古传唱的我国古代草原诗篇的代表作，对初唐、盛唐昂扬豪迈的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在中华大地脍炙人口，也流传国外，甚至编入日本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而中原文化每到王朝后期，骄奢淫逸、奢靡颓废之风大盛，例如——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

至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溢美荒唐的文字，汗牛充栋，铺天盖地，不仅浪费笔墨，而且只能产生荼毒心灵的危害。

3.草原文化具有丰富广博的内涵。

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存在一种浮浅的、片面的看法，似乎只是喝酒吃肉、唱歌跳舞、骑马摔跤，这是很有害的。固然，草原文化包含饮食、宴乐、衣、食、住、行等，而且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例如，汉字中的“鲜”字为“鱼”与“羊”的组合，“美”字乃是“羊大”为“美”；赵武灵王以短衣窄袖的“胡服”取代宽袍大袖的汉装，以轻骑捷利、硬弓长枪的“骑射”取代滞重僵化的兵车，对中华文化均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但是，草原文化的内涵要宽广得多、深厚得多。

林胡、楼烦的“胡服骑射”，曾为华夏师表；东胡、匈奴都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从嗄仙洞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雅好凿岩开窟，礼佛弘法，大同云岗、洛阳龙门、敦煌莫高窟等，均肇兴于北魏，使石窟文化艺术成为中华文明的—朵奇葩；契丹、突厥等草原民族，都曾叱咤风云，在中华历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了自己威武雄壮的活动轨迹。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   

    面对烽烟四起、战乱不已、无法无天、惟以暴力是求的草原社会，成吉思汗从登汗位之日起，即颁行《大札撒》，约束部众，引导蒙古民族从野蛮社会跨入法制社会。这是使一个弱小民族迅速成为强大民族的先决条件。在世界法制史上，作为草原民族法典代表作的《大札撒》是一座里程碑，它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法典代表作《大秦律》、欧洲的《罗马十二铜表法》、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一样，都代表了人类法制建设划时代的历史跨越。  

    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民族没有文字，处于蒙昧状态。成吉思汗取得征伐乃蛮部的胜利之后，即命俘获的原乃蛮部掌印官、维吾尔人塔塔统阿依照回鹘文字母与蒙占语的发音，创制了蒙古文字——回鹘蒙文。从此，军国大事皆可书于“白纸青册”。成吉思汗并命令子侄与贵戚、重臣子弟学习文字，成为蒙古民族第一代有文化的人。其后蒙文虽然历经演变，但是现在的蒙文仍然是以回鹘蒙文为本，甚至后金创制满文，也是以回鹘蒙文为参照的。成吉思汗使蒙古民族从没有文字的蒙昧时代跨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成吉思汗一生虽无著述，但是他的言论经辑录为《成吉思汗箴言》，这是荟萃草原文化精华的智慧结晶，与孔子的《论语》同为闪烁着哲人智慧光芒的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其间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道德、伦理等十分丰富的内容。

    正是因为以法制、文治、思想和道德教育作为基础，成吉思汗才能使分散的、一盘散沙的草原民族团结起来，结为一体，在共同的法制约束、道德理念下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向心力，从而迅速强大起来，连克强敌，成就一世伟业。国际上将成吉思汗评为10名人类的“千年伟人”的第一名，其道理恰在于此。  

    当然，草原文化内涵博大精深，也存在其局限性，决非一篇短文所可尽述。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三、弘扬草原文化，开发文化产业。   

    内蒙古是文化资源大区，但是文化产业开发相对滞后，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必须加强文化产业的开发，全面提高内蒙古的文化生产力。

   文化产业，是通过文化资源的开发，形成产业化的进程，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消费，创造精神财富和经济效益的新兴产业。近年来，国外有的专家在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的基础上，将信息产业列为第四产业，将文化产业列为第五产业。并且认为：文化产业是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这种认识是很有道理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大众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消费需求之后，文化消费的需求势必不断增加——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对地域民族文化不同特色的兴趣，对新时代精神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追求，在高度竞争、工作与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现代社会中修身养性的休闲消费需求，等等，都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内蒙古古老神奇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蕴藏着开发草原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价值。以草原文化为特色的文化产业，不仅将成为未来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中—道亮丽的风景线，产生巨大的品牌效益，也将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生长点。

    首先，应当做好草原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

    内蒙古地域辽阔，历史悠久，草原文化遗迹分布广泛，保护的难度非常大。多年来，历史文化遗迹的自然损毁已很严重。近年来又受到人为的严重破坏。不仅一些犯罪分子利欲熏心，丧尽天良，大肆盗窃破坏，  —些地区为了加快经济开发而破坏文物、古迹的事情也屡有发生。历史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一旦遭到破坏，便无法挽回。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草原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严格执法，加强执法力量，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特别是在农村、牧区建立自上而下的文物保护责任制，坚决防范、制止草原文化资源的破坏。

    其次，加强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

    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本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能否得到妥善的保存和弘扬，是严峻的现实考验。值得重视的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草原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此后，草原文化遗产又不断流失海外，而目前已经到了敲响警钟的时候。例如，“文革”以前自治区经过艰苦努力，搜集、整理出来的蒙古族民歌达25000多首，目前能够整理出来的已不到5000首，而且，掌握传统民歌、乐曲、舞蹈的民间艺人大都年高体弱，一旦人亡艺绝，其损失无法挽回。再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经过十年浩劫幸存的蒙古族传统服装、首饰大量流失海外，如不及时制止、抢救，今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甚至要到海外去窥原貌了——那将不能不是极大地悲哀！因此，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进程中，应当投入必要的财力、人力，加强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只有保护好草原文化的宝贵资源，文化产业的开发才能顺利进展。

第三，加强对草原文化的研究。

    草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是过去长期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虽然有些学者(如内蒙古大学的林干先生等著名专家)筚路蓝缕，做了非常有益的开拓性工作，但是仍有大量的课题需要完成。例如，对于曾经在蒙古草原活跃了数百年、上千年的马背民族，东胡、匈奴、鲜卑、乌桓、敕勒、突厥、契丹等等，其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的诸多方面，尚需要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细致的研究，并与中原文化、异域文化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明了其历史、文化地位及其特点。蒙古学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引起国内外关注。与专题性的研究成果相比，目前显得较为薄弱的是蒙古族地域文化的研究，对于不同的地区来说，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更弱一些。加强地域文化及其特色的研究，对于文化产业的开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合理规划、正确引导文化产业的开发。

    文化产业涉及面广，新闻出版、影视制作、文艺旅游等均可包括。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既要把握政治方面，又要确保产品质量，还要注重经济效益，才能使产业化开发稳步推进。因此，有必要进—步提高对草原文化的特殊地位、丰富内涵、重要意义的认识，将有效保护、深入研究、合理开发、充分利用草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和高度，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特点，制定适合自身条件、体现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划，从而使内蒙古丰富的草原文化资源在落实十六大精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推进小康社会，促进内蒙古自治区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值得重视的是，过去进行文化产品生产的多是事业单位，近些年在体制改革中虽然引入了一些企业管理的因素，仍然与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激发其生机与活力；吸引国内外企业和有关机构投入文化产业开发；建立、发展健康、健全的文化市场，形成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机制；并努力贯彻、充分利用国家有关文化经济的政策和在西部大开发中促进文化经济建设的扶持政策，将内蒙古建设成为以草原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文化大区。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