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是一部名闻天下的移民史，是一卷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一次闻名遐迩的大移民约始自明末清初，历时300余年。

走西口广义的含义是：晋陕冀等省人主要为生计所迫，也为发家致富，越过长城来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谋生发展。

西口确指什么地方？最早指山西省右玉的杀虎口，后指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这从一些史料上可以见到此地名称谓。因为走西口主要指从山西到内蒙古；就山西而言，一直指张家口为东口，指呼和浩特为西口。1893年，俄国人、蒙古学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内蒙古旅行考察时写道：“我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也同样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走西口如此著名，流传至今，还是因了那首在全国称山西民歌，在内蒙古是二人台的传统代表剧目“走西口”。清咸丰年间，山西省大旱遭了年限。家住太原二里半村的农民太春，欲与新婚妻子玉莲道别，走西口谋生好养家。这一对新婚夫妇离别的场景：玉莲欲留不能，欲送不忍，悲痛欲绝……太春欲走不忍，欲留不能，苦涩难言……

玉莲流泪一遍遍叮嘱要上路的太春：

哥哥你要走，

玉莲泪双流。

走路走大路，

你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

能给哥哥解忧愁。

……

太春：走出一里半，

扭回头来看，

筦见小妹妹，

还在房上站。

这一首婉转凄绝，回肠荡气的演唱，让观众内心产生出强烈的共鸣与震撼！

正是“走西口”独具的艺术魅力，让我们记住了这一移民史。也是因为现在内蒙古生活繁衍着千千万万晋、陕、冀走西口的后人，才创造、养育了“走西口”这朵艺术奇葩。

走西口并无个体的剧作者，走西口也非始自咸丰正五年，走西口更不仅只一个太春。在明代，明廷视长城为国界，是严禁汉人出塞的。但是因塞外游牧部落粮食、生活用品极度短缺，逼使其犯边入塞虏获生活所需和人口。其间，也有部分汉人私自出塞来到这片“崇山环合，水草丰美”适宜农耕的地方定居下来。出现了“开丰州地万顷，建村数百的板升。从深层意义讲，这部分人也应属走西口人群。”明隆庆四年（1570），明蒙关系出现了新篇章。这就是著名的“俺答封贡”。从此明蒙少有互相攻掠，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边互市。

有清一代，清朝政府对内地民人出口耕商是“时禁时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原因，清朝官府和民间通过屯垦、私垦、放垦，经历了三次高潮，成千上万走西口的山西人进入土默特地区。

第一次是康熙到乾隆时期，这一高峰持续时间较长。清初，清廷对走西口采取的是封禁政策。“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区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傥私相嫁娶，查出将所嫁之妇离异，给还母家，私取之民照地方例治罪。”同时限制出口人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八万张，逐年换给”。（《清会典事例》卷九七八《理藩院》户丁篇）所以，这一时期走西口的人只能春出秋归，被称为“燕行客”。但是，内地大量面临生存危机的平民与塞外有大片待垦的荒地同时并存，终难以禁止走西口人为生计挺而走险。清朝官府面对“禁者自禁，垦者自垦”，不得不对封禁政策进行调整。到雍正元年（1723）设置了归化城理事同知，专门管理口外汉人，隶属于山西朔平府。说明调整封禁政策后，更有大量内地农民走出西口，这些人数已初具规模。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咸丰时期。二人台《走西口》的故事，正是发生在那个年间。据载，仅托克托县一地，走西口人所建移民村庄就达69个。

第三次高潮是光绪年间。山西巡抚岑春煊等上奏清廷实行“移民实边”，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决定放垦口外全部土地，取消内地通往口外的限制。所以形成了又一次走西口的高潮。

据估计，有清一代山西平民走西口，在土默特地区从事耕商者有80万人。

“走西口人来到塞外，与草原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广袤的大漠上，不仅出现了良田万顷，生产五谷的塞上江南，更出现了商贾辐辏、百货杂陈的繁荣城镇”（《山西移民史》）。

这里引几句话，作为上文所述的结语：为什么会出现“走西口”，和“走西口”的结局。

“蒙古地区的开发、开垦，是蒙古族社会和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矛盾和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民众生活的贫穷化、国家财力拮据对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种反应和需求。”“蒙古族社会融入清朝社会，是由政治强势决定的，然而政治强势是以一定的经济、文化强势作为背景的。”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政府为加强对边疆蒙地的控制而拒绝汉族移民迁入，最后却因汉族移民迁入使得清朝政府从根本上巩固了对这一区域的统治。”（《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及语言教育》）

“走西口”极其深刻、复杂、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历时三百余年的过程，在晋蒙陕冀以至蒙俄欧亚广袤的地域上，构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

一、雁行客

古老、雄伟的明长城自西蜿蜓而来，在夕阳下，朔风中更显得莽莽苍苍。

在内蒙古的中南部，一段明长城，成了内蒙古与山西省的界墙。多少文人雅士，曾站在长城上，怀古抒怀，“望长城内外……”生活在长城脚下的老百姓称长城叫“边墙”。山西的老百姓称家乡为“口里”，过了长城到内蒙古叫“出口外”。这个口里、口外的“口”是哪里？沿长城有很多口：古北口、独石口、南口、张家口、杀虎口……这些口大概是修长城时，无法跨越的河沟、山谷，所以绵延的长城才留下了这些个口子。

从历史地理的观点看，明长城是中原与塞外的分界线，是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界，也就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分界线。明朝官府更把长城比为国界，视偷越长城的汉人为叛人，要杀头的。

历史上明蒙战争不断，就是从这些“口子”杀进杀出。“口子”成为当时的边陲要塞。

到了清朝，长城内外成一统，都在党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汉蒙两大民族结束了分隔争战的历史。清初至民国，晋陕冀许多地方人稠地狭，连年荒旱。成千上万的晋陕冀人，纷纷出口外从事耕商谋生。（晋北一带人通过杀虎口，晋西北、陕北一带人度过黄河进入内蒙古）。

“雁行客”是指走西口在内蒙古中西部开垦种地农民，春往秋归者的称谓。“雁行客”们“春季载耒耜而往，秋盈橐囊而还。”“雁行客”们每年有如此喜人丰盈的收获，定有不少人愿定居西口外，不愿归里。然而，他们不能！只能做“雁行客”。因为有清朝前期官府的封禁政策：“不准带妻子前往，春出冬归。”“雁行客”是封禁政策的产物。

清廷“封禁政策”的制定，是出于统治阶级狭隘的政治利益。恐汉蒙民族联合起来。但是，屡禁难止走西口的晋陕冀农民。因为内地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突出，加之逢灾荒年，农民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所以还是挡不住内地农民走西口求食谋生。康雍乾百余年来便形成“禁者自禁”“耕者自耕”的局面。但也有例外的年代，清朝政府也曾松动过封禁政策。在灾荒之年开放关口，允许百姓到口外谋生，以“借地养民”。

这时康熙皇帝也说：“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种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

实际上，在清朝政府对“雁行客”们走西口种地，时禁时放，时松时紧的年代里，有很大一部分“雁行客”已在口外定居下来。

在此形势下，光绪年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提出将实已定居的“雁行客”编立户籍的主张。张之洞上奏道：

“查土默特部附近边内，其服食起居竟与内地民人无异……有地而不习耕耘，无畜而难为孳牧。惟赖民人租种其地，彼才有粮可食，有租可用。故现在蒙古以耕牧为生者十之二三，藉租课为生者十之七八，至该旗有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余年于兹矣。该民人等久已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著，历年既久，寄民渐多……大青山以南，归化城以东以西，延袤数千里，西汉元朔以来，久为郡县，即定襄、云中、五原之境。况以国家休养生聚二百余年，士农工商数十万户，断无驱还口内之理。”（《清会典事例》）

张之洞的奏疏实施后，已在土默特地区定居的“雁行客”民，被编入户籍，有了合法的身份。

从现在看，张之洞当年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因为“雁行客”民已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他们虽是寄民客居身份，但长期定居早成事实。政府适时将他们编入户籍，确是因势利导，顺应时势之举。

时至清末，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光绪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开放了长城内外的禁区，鼓励内地人出口耕作。从此，山西人唱着“走西口，去归化，西口外金银窝，就拿小簸箕摄”的民谣，携妻将雏，赶着牲灵，挑着担子，浩浩荡荡，如不尽长江奔西口而来。西口成为他们一心向往的自由乐园，掏金致富的理想之地。

乾隆、咸丰、光绪年间，“雁行客”走西口经历了三个高峰后，让我们看看这份“移民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建立自然村”的统计：

乾隆年间，仅土左旗就建村189个，总计建村383个；咸丰年间，托克托建村69个，总计建村77个；光绪年间，武川建村17个，总计建村64个。三个移民高峰，带来了三个建村高峰。（据王卫东著《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移民过程》表1）

从清初至民国，三地共建移民村862个。移民及其后裔不少于80万人。“雁行客”们不再雁行，从此在西口外生息繁衍。

今天，当你翻开呼和浩特地名志，当你走进土默川大地，你就会遇到这样的村街名：崞县营、阳曲窑、代州营、寿阳营、忻州营、陕西营、交城坡、宁武巷、太谷巷、盂县窑、偏关卜……这些村庄建于康熙至民国的二百五十余年间。这些内蒙古的山西地名，是走西口“雁行客”给子孙后代留下的一个“胎”记，祖先从山西来。

长城虽高，未能阻断“雁行客”们逾越的脚步。封禁虽严，难以禁锢“雁行客”们求生的决心。一部新的历史，就这样在“雁行客”们的犁铧下翻开了。

二、旅蒙商

走西口有两支大军，一是开垦耕地的“雁行客”，二是经商作贾的商人。

一耕一商，耕者“雁行客”，今人很少知晓提及了；商者“旅蒙商”，闻名遐迩的晋商中之一支劲旅。也就是走西口的商人。“旅蒙商”的名称，在有关专著资料中的定义是：清代活跃于中国北部蒙古高原地区从事边境贸易的商人、商号和商帮的通称。

说“旅蒙商”，还应从长城说起。长城把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分隔开来。长城外的游牧区粮食、生活用品极贫乏。自古游牧的少数民族，不是为了政权和领土，只为了衣食，杀进长城内掳掠人口、粮食财物。

到了明代，在边政松弛之时，沿边的内地民人便带茶布等货，出塞与蒙古牧民走私交易马羊等畜产品。这可能是最早的旅蒙商人。长城内外蒙汉民族对各自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使这样的走私贸易难以禁绝。为缓和由物质短缺引发的民蒙矛盾，以防蒙古兹扰边境，明朝政府遂于正统三年（1438），在大同等边镇开设了“马市”。蒙汉民族得以在边境自由交易：蒙古人用马、牛、羊等畜产品，换取茶、布、针线、食品等物。

1637年，清皇太极为争取漠南蒙古土默特部归顺，曾命满族贵族大臣率一万多名皇商，带着绸缎、茶布等货物到归化城土默特部进行贸易。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清政府组织部分山西商人，随军深入到喀尔喀蒙古地区，贩运军粮、军马等粮饷供应，并兼与沿途蒙古人以绸缎、布帛、烟茶交换马匹、纸张等做“蒙古生意”。这些随军贸易的“皇商”，后来就被称为“旅蒙商”。这就是延至清代，产生了旅蒙商的政治、经济背景。

总号设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的“大盛魁”商号，是旅蒙商中最著名的商号。

“大盛魁”商号约成立于清雍正二年（1724）到1929年宣告歇业。其由小到大，由盛到衰，经历了二百余年历史。大盛魁的创办人，就是三个随军贸易的小贩。他们是山西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史大学、张杰。

康熙年间，费扬古部队在杀虎口驻防，王、张、史最初在费扬古军中当厨夫、服杂役。也为部队采买一些日用品，得便时采集蘑菇之类挑到归化城出卖。因为给费扬古部队采买牛羊，与蒙古人交易，日久学会了简单蒙语、蒙俗。

费扬古部队，在康熙统师下平定噶尔丹叛乱中，王、张、史三人肩挑货担，不辞千万里大漠戈壁行军之苦，随军贸易。他们以山西商人特有的热情服务、买卖公道和诚信，使生意十分兴隆。

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归化城后大青山。但部队供应仍从杀虎口运送，王、张、史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大盛魁”。这是大盛魁的创始。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重兵。以“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统辖外蒙及乌梁海诸部落；以“参赞大臣”驻科布多。乌、科两地军政人员需要大量的军需和生活服务。为此，“大盛魁”的总号设在了乌里雅苏台。为清朝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大盛魁”的经营范围，有句话叫“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就是说无所不有，有买什么的，“大盛魁”就卖什么。据说，连清朝政府对外蒙的税收，驿站费用的征收，都包给了“大盛魁”。

约在咸丰年间，“大盛魁”总号改设在归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成为支号。

 “大盛魁”极盛时期，每年的贸易总额达一千万两银予以上。归化城市场上的几种重要商品，都由大盛魁来做开盘行市，如果大盛魁的货物未运进来，就必须推迟开盘。时称：“大盛魁，半个归化城”。有人形容它的资本之大，说用50两重的大元宝铺路，能从库伦（今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城。

“大盛魁”的买卖主要是驼运销售。把各省的特产和小工业产品，聚集在一起，运往外蒙各地以至欧亚大陆。“大盛魁”的从业人员最多时曾达六七千人。它从归化城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运输货物。驼队，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有在商路上走着的。护卫驼队的狗就有1200只，真让人不可想象。在归化城与“大盛魁”并称的旅蒙商号，还有“元盛德”“天义德”。人称归化三大号。除这三大号外，还有中、小旅蒙商号三四十家。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包头的“复盛公”商号。此号也是走西口的山西祁县人乔贵发于乾隆年间创办的。有一句话叫“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可以说明“复盛公”商号在包头商业史、建城史上的地位。

漫漫荒漠，驼铃叮咚，餐风宿露，万里跋涉。继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之后，旅蒙商们又在欧亚大陆上踏出一条国际商路——茶叶之路。旅蒙商中多晋商。旅蒙商们何以能称雄大江南北，欧亚大陆二百余年之久?他们赶上了什么机遇?他们的精神气质来自哪里?

旅蒙商赶上了清朝前期进行统一全国版图的征发战争。因山西地处近边，与蒙古边境早有贸易。征战期间，清朝部队允许山西商人随军贸易。此举一为军需，也为了笼络沿途的蒙民。此为历史机遇。   

山西的很多地方史志都讲：“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山西大部地区土瘠地燥，每遭荒旱，迫于生存压力，晋人多“迫而履险涉遐，负贩贸易迁以为谋生计尔”。   

雍正皇帝也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称：“山西商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后仍从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康熙皇帝赞誉晋商颇善经营说：“今朕行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尔晋省之人，而土著者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

由是坚韧辛劳，俗尚勤俭，善贾重利，注重诚信，组成了旅蒙商的精神气质。

三、二人台

说道二人台，自然想到《走西山》。唱起《走西口》，人人部知道那是一出二人台小戏。民间有“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樱桃”一句俗谚。百余年来，《走西口》久唱不衰，成为了二人台的代表剧目。也有人误以为，二人台就是《走西口》，《走西口》就是二人台。可见二人台与《走西口》的关系，《走西口》成了二人台的代名词。

追根溯源，二人台的起源、形成，是从晋陕等省人走西口开始的。

从清朝初年始，晋陕等省人出口外垦地的“雁行客”、做草原生意的“旅蒙商”、修庙建城的泥瓦木匠、擀毡缝皮的毛毛匠……越长城、渡黄河，纷纷来到西口外谋生发展。他们带来了农耕生产技术，定居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文化，也带来了晋剧、秦腔、民歌、社火、道情、大秧歌。走西口移民的大量涌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蒙汉杂居村落。

蒙汉人民长时期杂居相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渐渐地，这一区域由牧转耕，从游牧到定居。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我们知道，任何先进的知识、技术、文化的传播，都需要语言文字的交流。久之，这一区域蒙汉两族人民在语言的交流、演进、融合后，形成了一种被学界定名的方言“内蒙古晋语”。至今，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村、城镇的土著居民，仍操着一口与山西语音相近的方言。从东南部移民这一地区的人，称这种口音为“此地话”。地方音乐、地方戏曲、旋律、唱腔的产生、形成和创作，本地方的语音是基础，是主要元素。

唱腔、腔调，是由腔而调；腔决定了调，有什么腔就有什么调。所以地方音乐曲谱的旋律，地方戏曲的唱腔、道白，都是由地方语音决定的。我们看戏，听其道白、唱腔就知是什么剧种。说道底，语音是一个剧种形成的渊源。

比如内蒙古的东西部，东部是二人转，西部是二人台。二人台又分为东路、西路，也是因语音的差异而形成。二人台的音乐、唱腔就是在内蒙古晋语的语音声调上又从蒙古族民歌中吸收了营养形成的。在内蒙古晋语语言、语音形成的同时，晋陕等省人还带来了家乡的民歌、社火、小戏，与蒙古族音乐、民歌交流融合。那时的蒙古族民歌有《森吉德玛》、《三百六十只黄羊》、《四公主》等。现在，这些蒙语民歌的歌词失传了，但它的音乐融进了二人台牌子曲。晋陕等省人带来了闹社火、扭秧歌唱的码头调《西厢》、《卖莱》、《割韭菜》、《掐蒜苔》等；民歌《走西口》、《十对花》、《五歌放羊》、《打连城》等。

这时，一种近似陕北信天游的爬山歌，也在这一地区广泛流行。这种爬山歌都是上下两句成段的，比如：“小妹妹爱唱爬山调，谁听了谁就睡不着觉。小妹妹唱曲脆生生音，顺风风刮上来叫哥哥听”。爬山歌也是二人台形成最早的基础。还有一种特殊的民歌是用蒙汉两种语言演唱的，蒙汉群众称“风搅雪”。就是蒙汉艺人合作演唱之意。歌有《阿拉奔花》、《海莲花》等，现在已很少有人会唱了。

在二人台形成的这个前期，有着数不清的民歌小调、秧歌舞蹈，在西口外蒙汉杂居的地区流传着，为蒙汉群众喜闻乐见。但这一时期的民歌演唱，是一种随时随地的清唱，没有乐器的伴奏。后来才出现了有乐器伴奏的演唱形式，叫“打坐腔”。蒙汉群众在劳动余暇，喜庆聚会时，三、五个人围坐一起，又拉又唱，直至尽兴而散。乐器有笛子、四胡、三弦、梆子等，先演奏牌子曲，然后伴奏演唱民歌小调。

二人台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火”的溶入。社火是晋陕移民带来的一种群众文娱活动形式。有秧歌、舞蹈、游艺。如跑圈秧歌、高跷、小车、旱船、龙灯、狮舞、抬搁、挠搁、大宝娃娃、哑老背妻、花灯、焰火、九曲、灯谜等。

现在，每到正月十五的前后几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城镇，表演社火的队伍，便走村串巷，喧闹沸腾，尽情欢乐。群众称此为“闹红火”。社火的传入，是形成二人台的重要因素，在蒙汉民歌、坐腔的基础上，吸收、提炼了社火的舞蹈。创造了二人台歌舞、化妆表演形式。

荟萃了蒙汉民族的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二人台就在晋蒙陕冀接壤的地区诞生了。她形成的时间约在清光绪初年，是蒙汉人民的一次集体创造。

光绪年间，长城下，黄河边，一个蒙汉杂居的村庄。在一农家土屋前的打麦场上，五、六个面目黧黑、衣衫破旧的蒙汉农民，或坐或立围成一圈；他们手持着自制的四胡、笛子、三弦、四块瓦等乐器打坐腔。那些乐器与他们的衣衫一般破旧，而奏出的牌子曲却激越、悲怆、高亢而悠扬。这曲调传出去很远，在村庄上空袅袅飘扬……不一会，打坐腔的场院便围满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蒙汉村民。这时候，打坐腔的人兴致更高了，演奏到激越处，手中的乐器与身姿随节奏摆动着。

 “喜相逢”、“森吉德玛”、“推碌碡”、“巴音杭盖”，一曲罢了又一曲，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

从围观的人群里走出两个中年汉子，他俩走进场党中央对唱起《海莲花》来：

准格尔达拉王爷旗，

准格尔地出了个乌云其，

乌云其，生得美，

爱你的人儿实多哩，

海莲花，乌云其花，

莫乃口肯赛拜淖！

清早起，要早起，

一股青烟冲天起，

你妈生下你美貌女，

爱你的人儿实多哩，

准格尔达拉王爱召，

蒙古民人年轻的好，

年轻的看见年轻的好，

长胡子老汉灰下了。

……

唱到缠绵动情处，常常博得场外一阵阵喝彩声。

《海莲花》这一首伊盟蒙古民歌是在蒙汉农民的传唱中，后来转变为二人台小曲。

然而，二人台艺人们的生活、命运却是极其悲苦的。他们过的是半卖艺半乞讨的生活。在庙会、红白事宴、黄河码头、车马大店、秋收场上、商号门前、赌场的宝局……常常能看到他们求乞卖艺的身影。

有钱人为他们取了个歧视性的名儿，叫“玩艺儿”。因他们通常五、六人一班演出，也称“二人台小班”。据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二人台没有女演员。通常一丑一旦，旦角都是男演员男扮女装来演。

1946年，有一个二人台小班正在乌兰花演出，偶遇一个十三岁孤苦伶仃的女孩子。老艺人秦五毛眼见她聪明伶俐，有个好嗓子，遂推荐给同班的著名老艺人计子玉收为徒弟。

这个女徒弟叫班玉莲，后来她成为了演二人台的第一个女演员。1953年，她在呼市演出《走西口》、《压糕面》、《卖菜》等剧，轰动了全城。当时，观众流传这样两句话“不抽恒大烟，也要看看班玉莲；不吃莜面喝稀粥，也要看看班玉莲的走西口。”

走西口的晋陕等省人曾在归化城及托、和、清、萨、丰、宁厅广建庙宇、戏台。逢庙会必唱戏，但唱的是北路梆子、道情、大秧歌等。二人台却未能登上这样的戏台。

大秧歌是产自山西的剧种。就我所知有：太谷秧歌、岭后川秧歌、踩圈秧歌、轱辘秧歌、凤秧歌、伞头秧歌、晋中秧歌、繁峙大秧歌、朔县大秧歌、广灵大秧歌等。山西人带来大秧歌后，大约在西口外流传了近200年之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衰落消失。在流传的那些年代里，也溶进了西口的风土人情，成为了散发着西口泥土气息的大秧歌。还出了不少蒙古族演员，如“蒙古有”、“蒙古亥亥”和“蒙古壮壮”等驰名的大秧歌把式。

我认为：前文已肯定了山西人把民歌、社火带到内蒙古，与蒙古族音乐文化杂糅，形成了二人台。

那带民歌、社火到内蒙古的就有河曲人。河曲人春出秋归，又把形成的二人台带回家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据河曲县于1953年对二人台源流沿革的一次调查：二人台在五十多年前传入河曲。一位当年60岁的业余老艺人任淑世回忆，二人台在河曲的首次演出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地点在巡镇。那时，有几个在内蒙古作职业艺人的本地人回来省亲，他们参加了镇上的闹红火活动，表演了二人台的《十样锦》等几个节目。人们非常喜欢这种新的歌舞形式，河曲的农民开始学唱二人台。这个调查结果，同以上的源流说法是相一致的。

位于晋陕蒙交界，鸡鸣三省的河曲人与内蒙古人隔河对唱：“都说口外好地方，遍地都是牛和羊……”

四、大融合

站在呼和浩特街头，望着飞驰、拥挤的车流，恍若这是奔腾嘶鸣的马群……耳边又响起产生于一千多年前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昔日如潮奔涌的马群蹄声渐远，终于消失后，驰来如注的车流，走来摩肩接踵的人群。这变迁，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但是，这变迁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是人，是人的流动、迁徙、交流、创造、融合。因为人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正如著名学者葛健雄先生讲：“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动来传播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对整个中国如此，对一个省、一个地区更是如此。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由牧转耕，从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是一次历史性的社会文化转型。走西口移民成为了这次转型的滥觞。

当然，对于走西口的移民，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迁徙活动，将使他们的目的地发生社会文化转型。然而，一部民族融合史，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正是在太春、玉莲的泪蛋蛋里，雁行客往返长城内外的季节里，在旅蒙商跋涉大漠的驼铃声中，在二人台高亢、悠美的曲调声里，开始和形成了。统治者们的征伐，是为了开疆拓土，统一天下；而汉族的北上，游牧民族的南下，只是生存的需求。无论汉族北上，还是游牧民族南下，他们身负的文化背景，到了不同的文化区域，两种文化相遇，必然经历起起伏伏的碰撞与交融。两种不同文化，长期共处在一个地域，经过起起伏伏的碰撞交融，最终必然走向融合。

历史上，匈奴人从建武二十六年（50年）开始入居山西。与晋人杂居，熟悉农业生产，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持续200余年后，匈奴人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匈奴族主体并未被消灭也没有外迁，他们南下后哪去了？他们融合于汉民族。他们被称为“并州之胡”，山西也成为汉族农业区中匈奴人最集中的地区。而汉族的赵武灵王，是一个大胆改革，主动向少数民族学习，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开先河者。他命令军队“变胡服，习骑射”，提高战斗力。“胡服骑射”在民族交融的历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迁都平城（今大同），再南下迁都洛阳，成为主动接受汉族文化的典范。在汉族、少数民族千余年拉锯式的南下、北上间，两个民族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民族融合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演化着。

时至今日，与晋陕趋同的今内蒙古西部文化区形成，是由明清时期成千上万走西口移民定居西口外发挥了重要影响。今天，你到呼和浩特、包头、临河、集宁等地，你会听到当地人的语言、口音与晋陕北部人的语音颇相近。问到他们的籍贯，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山西。其祖先来到塞外的年代不一，远则清初，近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他们大都记得来自山西某县，再问哪个村多数人已不得而知了。走西口人的踪迹所至，走出一个晋语方言区，走出一个晋蒙交融独特的文化区。

“内蒙古晋语”，不光是走西口移民后裔们的语言，也是这一地区蒙古族的语言、口音。关于这个地区的蒙古族，丧失了本民族语言的现象，史料志书很少提及，外界知道的也不多。对此我们不应该回避，也绝与耻辱无关。这应是中华民族融合史中很值得研究的一章。我曾问过许多当地人，这个地区的蒙古人，为何不会讲蒙古话？答曰：语言环境变了。

我认为答案不应到此为止。是什么使语言环境变了呢？是走西口移民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教育，是走西口人占到了这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多数。另外，汉族的文化教育也起了促进作用。在走西口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是以塾师为业的人士。他们开馆办学，教授蒙古子弟汉语文字，及儒家典籍。

乌兰夫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祖父给我们新请来的这位先生姓贺，是山西崞县人，长得眉清目秀，说话慢条斯理；为人正直、热情，教书很上心。他念过私塾也上过洋学堂，知识渊博。他不仅教我们学习国文，还教算术、地理等。”

清初，也有许多汉族人和蒙古族人打交道，做买卖，学会了蒙语。那时有个行业叫“通事行”，是专门翻译蒙语的。后来，“通事行”的翻译成了最早到草原做生意的旅蒙商。所以决定语言变化的是经济，是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

我们也应知道，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晋陕语言相近的方言里，也融入了蒙古族语言的一部分词汇。与语言现象密切相关的是地方戏曲。二人台成为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前面已细述过还有晋剧，由山西移民带来，不仅移民后代喜欢，年长日久后蒙古族群众也爱看爱听，表现了文化的认同。有一首民谣唱出了晋剧在内蒙古的现象：“学戏在忻、代二州，红火在东、西两口，吃肥在水淹包头……”

除了语言，今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民情风俗的历史渊源，也应追溯到走西口的移民。民国《归化县志》说“邑民其先多晋产，唐风之遗，首尚勤俭，迩来居城市者稍稍奢靡矣。”民俗中年节、婚庆、民居、饮食……其礼俗、样式、习惯，多源自晋风晋俗，同时融入了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民族融合的最终结果并不是一方将对方完全吞并，而是两个民族充分交融后新的民族结合体。”从明末清初至今三百余年间，走西口的晋陕人：雁行客、旅蒙商、铁木工匠、塾师艺人……一代一代来到口外，耕商营生，繁衍生息。他们与蒙古、回、满等少数民族，杂居处，通婚亲，同耕织，互贸易，共窗读。三百多年在这块土地上交流融合，“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也。”

三百余年蒙汉交融，产生了一个新的结合体，这就是“内蒙古人”。这个“内蒙古人”不是一般意义上，以省份称呼其居民，如居住地在某省就称某省人。这个“内蒙古人”应加入新的内涵。虽然他们并没改变本民族成份，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地域习俗、性格、文化，甚至相貌特征。

从走西口移民开始，走向今天的大融合。这一篇移民史，是开发、建设生机勃勃的内蒙古的近代史。

这一篇移民史，融合史，构成了一部大型史诗性的二人台。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