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所谓地方志，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某个特定地区内自然、社会、历史等方方面面情况的资料性著作。也可称其为一方之百科全书。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志，在东汉魏晋时期即已出现，其体例至宋代基本定型。明清两朝，编修地方志逐步成为国家行为而被制度化，多次组织力量编修国家一统志。民国时期，被列为国家重要事项，曾由党中央政府下令各地设立方志馆、方志局，编修省、市、县三种志书，并颁布了修志条例与规定。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旧志有8000多种，10余万卷，约占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言：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编修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关怀下，新编地方志工作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截至2004年，全国各省市县三级志书已出版5000余部，另外，还出版了4万多部部门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等，内蒙古自治区业已出版区志、盟市志、旗县志三级志书123.5部，其他各类志书400余部，大多数志书的出版问世，填补了地区或行业历史上没有志书的空白。毋庸置疑，新编地方志工作对于我们摸清、摸准地情、国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志书有“资政、教育、存史、交流”等功能。如果读志用志群体弱小抑或无人问津，志书的价值就无从谈起。编纂志书是我们的职责，倡议读志用志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和任务。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韩愈过岭南，先借《韶州图经》入界，朱熹下南康任职，先问地方官员：“志书可曾带来？”

毛泽东同志非常爱读地方志，他认为地方志书详细记载了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之类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情势，就能打胜仗。即使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也时常阅读。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他在县图书馆一住下，就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他挑灯夜读清代续修的一部八卷集《瑞金县志》，长征途中，毛泽东也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建国后，毛主席每到一地都要看当地的地方志书，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倡导在全国编修地方志。至1960年，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开展了新编地方志工作。

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的伟人毛泽东，还是古代文人大家韩愈、朱熹，都对地方志书厚爱有加，足以说明志书“经世致用”的特殊作用。志为镜，揽照古今，志为信史，昭示兴衰。我们以为，各级领导读志用志，应是首要提倡的。领导要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治好一地，必须要了解地情民情，还要清楚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以及地理沿革、历史情况，读志书肯定是最为便捷的手段。各类专业人员要读志用志。从事工业的，要读用工业志，从事农业的，要读用农业志……各取所需。志书中记载了许多经过实践或发现的具有科研价值的资料，只要去读用，定会受益匪浅。也让我们身边的同志朋友读志用志，他们会发现志书中所载的文化、社会内容与自己身边的生活是如此息息相关。走亲访友，不会因不懂风尚习俗而尴尬，节假日去名胜古迹游玩，也可品味出文物胜景的真谛或由来。当然，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读或使用地方志，对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增长知识，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都是大有碑益的。

编修志书是一项惠及当代、造福后代的一项艰苦工作，它是中华文化宝库中重要的载体，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编修志书的目的就是让社会各界人士去读之用之，发挥其真正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科学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