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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天地)大漠长河共沧桑——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连载五)
  • 五、丹青文采千秋史——草原文化艺术对中华文学艺术发展的贡献。

    草原民族生活在蓝天碧野之间,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产、生活的环境朴实无华,然而内心的情感世界仍然是丰富多彩的。以其独具特色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形成了散发着草原芬芳气息的文化艺术瑰宝。

    1、万里岩画留下了草原文化的历史画卷。

    岩画是远古以迄人类在山岩上刻凿岩石留下的图画,因其年代久远,跨越历史时代长,内容包罗万象,故被称为“刻在岩石上的历史”。

    我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上岩画分布最广、年代最久远、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市至西部阿拉善盟,均有岩画分布,其中,赤峰岩画群、乌兰察布岩画群、阴山岩画群、阿拉善岩画群为四个庞大的岩画群。

    这些岩画自上万年前延续至清代,其作者包括了原始先民至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草原民族。应当说,曾经在蒙古草原游牧生息过的民族,都在岩石上留下了凝结着自己智慧和蓬勃生命力的生动写照。

    草原上的岩画作品,是极为珍贵的历史画卷,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了对太阳、月亮的崇拜及对日月星辰的认识,反映了对生命的热爱、讴歌和对生殖的崇拜,记录了劳动、畜牧、狩猎、战争等现实的社会生活,生动地再现了各种祭祀舞蹈、庆贺狩猎成功舞蹈、欢庆战争胜利舞蹈、爱情舞蹈等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

    草原岩画与中原岩画、南方岩画共同构成了中国岩画文化艺术的宝库。

    2、草原地区的墓葬壁画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由于自然及社会历史的原因,草原地区留传下来的壁画较少。但是硕果仅存的若干墓葬壁画,仍然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甚至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972年,在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发现了东汉护乌桓校尉壁画墓。在墓中的4657幅壁画中,描绘了墓主人步入仕途的历程和担任东汉党中央政府协调、处理北方草原民族事务的重要官员护乌桓校尉的车马出行图、官府图、庄园、粮食、坞壁、庆功宴筵、接受褒奖等场面和榜题,还有当时北方草原放牧、耕作、厨役、酿造等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画面,仅记述了墓主人的一生,而且生动、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时期北方草原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壁画中有众多乌桓等游牧民族的人物形象,不仅反映了北方草原当时各民族共处杂居的状况,也雄辩地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是迄今为止国内已知的壁画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榜题也最多的东汉壁画墓。美术专家认为,壁画构图美观,笔法流利纯熟,色彩鲜艳,是难得的瑰宝。

    契丹族建立辽王朝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统治中心之一,并留下了大量的墓葬。在辽代皇帝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中,绘有春、夏、秋、冬四季皇帝捺钵(即随季节流动的居住地)的山水和生活场景,反映了草原民族的游牧特点。辽代皇陵和贵族墓葬壁画中,多在墓道两边绘出行、归来信使图,壁画中有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物,组成草原生活的生动画卷。壁画中真实地描绘出契丹族的衣冠服饰、髡发、架鹰、毡车、骑马、驭驼等形象,也有具有汉文化特点的宴饮、伎乐等场面,表现出草原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特点。

    3、石窟文化艺术是中华文明宝库中流芳千古的瑰宝。

    石窟大都是在河畔山崖开凿修建的佛教寺庙,因此也称之为“石窟寺”。不少石窟寺洞窟密集,被人们称之为“千佛洞”。我国开窟礼佛之风来自印度(天竺),在公元五、六世纪北魏王朝时蔚然成风,流传到隋、唐二朝,仍呈一时之盛,明朝以后才逐渐式微。

    我国石窟的分布主要可分为西藏地区,新疆(西域)地区,北方地区(即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四大区域中,以北方地区特别是甘肃省石窟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是中国石窟文化艺术的主要部分。    

    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是中国石窟文化艺术的主要代表。而这四大石窟的修建均与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联系在一起。

    从大兴安岭嗄仙洞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统治者,对凿岩开窟有着特殊的爱好,而又笃信佛教。因此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即于城外砂岩山上开凿石窟、修建巨大的佛像。在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后,又修建了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相传始建于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后,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均有大规模的修建。

    在这些石窟中,不仅留下了众多的佛像,也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瑰丽历史画卷,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可从中领略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歌舞等生动形象的风采。

    值得重视的是,过去国内外的传统认识认为蒙古族无建造石窟的习惯,蒙古草原也没有大规模的石窟。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阿尔寨石窟的再发现,澄清了这一误解。阿尔寨石窟现存60多眼石窟(山体下部被砂石掩埋的尚不清楚),近1000平方米壁画,其中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崇拜图、成吉思汗安葬图,壁画中的内容包含了草原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荟萃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内容,在国内外是绝无仅有的,故称之为“草原敦煌”是名副其实的。

    4、草原地区的艺术品是魅力永存的珍宝。

    内蒙古红山地区是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发祥地。1971年春,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了一件大型墨绿色玉龙,它通体高26厘米,猪首蛇身,蜷曲如钩,长吻修目,颈鬃飞扬,状如飞腾,势若飘升。这件玉龙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此后,在赤峰地区又相继发现了若干件玉龙及龙形装饰,说明龙文化和龙艺术均是在约7000年前从内蒙古的红山地区发源的。

    在这一时期,红山地区的玉雕彩陶、泥塑等均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在红山文化发现中,有大量的玛瑙、水晶、碧玉等制作的玉器,其中的勾云纹玉饰、双龙首玉璜、玉玦、玉琮、玉鴞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红山地区女神庙中的女神泥塑造像,被誉为“东方维纳斯”。

    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时,北方草原地区也出现了青铜文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了青铜器,并有鼎等大型青铜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鄂尔多斯地区夏至商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的青铜器———爵、戈、短剑、刀、镞、鍪、圆牌饰等。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适应草原民族游牧、狩猎、征战的要求,也有不少中原传统礼器,说明北方草原既是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的。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在中华陶瓷文化发展史上,辽、元二朝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之一。辽瓷吸收了唐、五代、宋陶瓷业的先进工艺,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辽瓷以白瓷为主,也有大量的辽三彩,继唐三彩之后,在北方大放异彩。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等适应马背民族需要的瓷器,是辽代特有的。与中原瓷器相比,辽瓷别具一格,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品。元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也是陶瓷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陶瓷业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在宋瓷的基础上,定瓷、钧瓷、影青瓷、龙泉窑青花瓷等均有新的发展。东西方贸易的畅通,输入了产于西亚的钴兰釉料,使中国青花瓷臻于成熟,并畅销海内外。颜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为瑰丽多彩的明、清彩瓷奠定了基础。在内蒙古地区,汇集了大量的元代瓷器精品,特别是1970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出土的元代钧窑香炉,是极为罕见的稀世珍品。香炉造型浑厚硕大,制作精细,釉色纵横,光亮晶莹,生动美观,气势雄壮,体现了元代鼎盛时期的精神风貌,被专家赞誉为“国之瑰宝”。

    5、草原民族的歌曲舞乐是中华文明大花园中瑰丽的奇葩。

    能歌善舞是草原民族的天性。所谓草原上的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因此,草原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此言不差。

    特别是,由于不少草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因此,民族的历史、道德的教育、情感的抒发,乃至生产、生活技能的传授都是通过唱歌跳舞传达的,因此,歌舞不仅具有娱乐的作用,还具有教育及相互沟通的各种功能。

    草原民族的诗歌往往直抒胸臆,朴实无华,不事雕琢,更无晦涩冗赘之病,然而情感炽烈感人,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草原民族的诗与歌与舞往往是联为一体的,诗即能唱,歌即能舞,情绪所至,吟之唱之,舞之蹈之,实在是自然的很。虽然历史上的许多草原民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草原民族的歌曲舞乐仍然在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歌曲舞乐中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蒙古族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搜集、整理出来的达25000多首,实为洋洋大观。

    6、草原民族的乐器是中华音乐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宝贵遗产。

    据史书记载,匈奴的乐器主要有胡茄、琵琶、鼙鼓、胡箎等。胡茄原以芦叶卷制,后以木管代替,音调哀怨悲怆,极其感人。匈奴人不仅以胡茄演奏乐曲,而且充当战斗中的号角。东汉末年,蔡文姬流落匈奴,作《胡茄十八拍》,云“胡茄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晋刘琨被匈奴围于晋阳,铁骑重重,冲突不出,窘迫无计,遂效楚汉相争的“四面楚歌”故事,于午夜奏胡茄,引起匈奴人的怀土之情,流涕歔欷,拂晓再次吹起胡茄,思乡心切的匈奴人竟“弃围而走”,可谓兵不血刃,胡茄胜似刀枪!

    琵琶是匈奴人习惯于马上演奏的乐器,欧阳修诗云“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明妃曲·和王介甫》)汉代的细君公主出嫁乌孙王、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均于马上奏琵琶。至唐朝,马上演奏琵琶仍十分流行,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曲》)可见琵琶不仅是抒情达意的乐器,还具有催人出征的功能。

    鼙鼓也是匈奴等草原民族喜爱的乐器。《胡茄十八拍》中说“鼙鼓喧兮从夜达明”,可见是通宵达旦饮宴欢聚所不可缺少的。白居易《长恨歌》中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又可见鼙鼓在战争中还有惊天动地、鼓舞士气的作用。

    胡箎则是以竹子所制、单管横吹的乐器,与笛子相似。

    草原民族的乐器还有羌笛、胡笛、胡琴、胡箜篌等等。时至今天,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头琴、胡拨斯、冬不拉、热瓦甫、手鼓等,仍以其独特的表现力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待续)。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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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天地)大漠长河共沧桑——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连载五)
  • 五、丹青文采千秋史——草原文化艺术对中华文学艺术发展的贡献。

    草原民族生活在蓝天碧野之间,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产、生活的环境朴实无华,然而内心的情感世界仍然是丰富多彩的。以其独具特色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形成了散发着草原芬芳气息的文化艺术瑰宝。

    1、万里岩画留下了草原文化的历史画卷。

    岩画是远古以迄人类在山岩上刻凿岩石留下的图画,因其年代久远,跨越历史时代长,内容包罗万象,故被称为“刻在岩石上的历史”。

    我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上岩画分布最广、年代最久远、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市至西部阿拉善盟,均有岩画分布,其中,赤峰岩画群、乌兰察布岩画群、阴山岩画群、阿拉善岩画群为四个庞大的岩画群。

    这些岩画自上万年前延续至清代,其作者包括了原始先民至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草原民族。应当说,曾经在蒙古草原游牧生息过的民族,都在岩石上留下了凝结着自己智慧和蓬勃生命力的生动写照。

    草原上的岩画作品,是极为珍贵的历史画卷,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了对太阳、月亮的崇拜及对日月星辰的认识,反映了对生命的热爱、讴歌和对生殖的崇拜,记录了劳动、畜牧、狩猎、战争等现实的社会生活,生动地再现了各种祭祀舞蹈、庆贺狩猎成功舞蹈、欢庆战争胜利舞蹈、爱情舞蹈等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

    草原岩画与中原岩画、南方岩画共同构成了中国岩画文化艺术的宝库。

    2、草原地区的墓葬壁画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由于自然及社会历史的原因,草原地区留传下来的壁画较少。但是硕果仅存的若干墓葬壁画,仍然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甚至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972年,在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发现了东汉护乌桓校尉壁画墓。在墓中的4657幅壁画中,描绘了墓主人步入仕途的历程和担任东汉党中央政府协调、处理北方草原民族事务的重要官员护乌桓校尉的车马出行图、官府图、庄园、粮食、坞壁、庆功宴筵、接受褒奖等场面和榜题,还有当时北方草原放牧、耕作、厨役、酿造等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画面,仅记述了墓主人的一生,而且生动、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时期北方草原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壁画中有众多乌桓等游牧民族的人物形象,不仅反映了北方草原当时各民族共处杂居的状况,也雄辩地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是迄今为止国内已知的壁画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榜题也最多的东汉壁画墓。美术专家认为,壁画构图美观,笔法流利纯熟,色彩鲜艳,是难得的瑰宝。

    契丹族建立辽王朝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统治中心之一,并留下了大量的墓葬。在辽代皇帝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中,绘有春、夏、秋、冬四季皇帝捺钵(即随季节流动的居住地)的山水和生活场景,反映了草原民族的游牧特点。辽代皇陵和贵族墓葬壁画中,多在墓道两边绘出行、归来信使图,壁画中有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物,组成草原生活的生动画卷。壁画中真实地描绘出契丹族的衣冠服饰、髡发、架鹰、毡车、骑马、驭驼等形象,也有具有汉文化特点的宴饮、伎乐等场面,表现出草原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特点。

    3、石窟文化艺术是中华文明宝库中流芳千古的瑰宝。

    石窟大都是在河畔山崖开凿修建的佛教寺庙,因此也称之为“石窟寺”。不少石窟寺洞窟密集,被人们称之为“千佛洞”。我国开窟礼佛之风来自印度(天竺),在公元五、六世纪北魏王朝时蔚然成风,流传到隋、唐二朝,仍呈一时之盛,明朝以后才逐渐式微。

    我国石窟的分布主要可分为西藏地区,新疆(西域)地区,北方地区(即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四大区域中,以北方地区特别是甘肃省石窟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是中国石窟文化艺术的主要部分。    

    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是中国石窟文化艺术的主要代表。而这四大石窟的修建均与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联系在一起。

    从大兴安岭嗄仙洞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统治者,对凿岩开窟有着特殊的爱好,而又笃信佛教。因此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即于城外砂岩山上开凿石窟、修建巨大的佛像。在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后,又修建了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相传始建于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后,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均有大规模的修建。

    在这些石窟中,不仅留下了众多的佛像,也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瑰丽历史画卷,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可从中领略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歌舞等生动形象的风采。

    值得重视的是,过去国内外的传统认识认为蒙古族无建造石窟的习惯,蒙古草原也没有大规模的石窟。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阿尔寨石窟的再发现,澄清了这一误解。阿尔寨石窟现存60多眼石窟(山体下部被砂石掩埋的尚不清楚),近1000平方米壁画,其中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崇拜图、成吉思汗安葬图,壁画中的内容包含了草原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荟萃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内容,在国内外是绝无仅有的,故称之为“草原敦煌”是名副其实的。

    4、草原地区的艺术品是魅力永存的珍宝。

    内蒙古红山地区是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发祥地。1971年春,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了一件大型墨绿色玉龙,它通体高26厘米,猪首蛇身,蜷曲如钩,长吻修目,颈鬃飞扬,状如飞腾,势若飘升。这件玉龙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此后,在赤峰地区又相继发现了若干件玉龙及龙形装饰,说明龙文化和龙艺术均是在约7000年前从内蒙古的红山地区发源的。

    在这一时期,红山地区的玉雕彩陶、泥塑等均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在红山文化发现中,有大量的玛瑙、水晶、碧玉等制作的玉器,其中的勾云纹玉饰、双龙首玉璜、玉玦、玉琮、玉鴞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红山地区女神庙中的女神泥塑造像,被誉为“东方维纳斯”。

    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时,北方草原地区也出现了青铜文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了青铜器,并有鼎等大型青铜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鄂尔多斯地区夏至商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的青铜器———爵、戈、短剑、刀、镞、鍪、圆牌饰等。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适应草原民族游牧、狩猎、征战的要求,也有不少中原传统礼器,说明北方草原既是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的。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在中华陶瓷文化发展史上,辽、元二朝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之一。辽瓷吸收了唐、五代、宋陶瓷业的先进工艺,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辽瓷以白瓷为主,也有大量的辽三彩,继唐三彩之后,在北方大放异彩。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等适应马背民族需要的瓷器,是辽代特有的。与中原瓷器相比,辽瓷别具一格,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品。元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也是陶瓷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陶瓷业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在宋瓷的基础上,定瓷、钧瓷、影青瓷、龙泉窑青花瓷等均有新的发展。东西方贸易的畅通,输入了产于西亚的钴兰釉料,使中国青花瓷臻于成熟,并畅销海内外。颜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为瑰丽多彩的明、清彩瓷奠定了基础。在内蒙古地区,汇集了大量的元代瓷器精品,特别是1970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出土的元代钧窑香炉,是极为罕见的稀世珍品。香炉造型浑厚硕大,制作精细,釉色纵横,光亮晶莹,生动美观,气势雄壮,体现了元代鼎盛时期的精神风貌,被专家赞誉为“国之瑰宝”。

    5、草原民族的歌曲舞乐是中华文明大花园中瑰丽的奇葩。

    能歌善舞是草原民族的天性。所谓草原上的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因此,草原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此言不差。

    特别是,由于不少草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因此,民族的历史、道德的教育、情感的抒发,乃至生产、生活技能的传授都是通过唱歌跳舞传达的,因此,歌舞不仅具有娱乐的作用,还具有教育及相互沟通的各种功能。

    草原民族的诗歌往往直抒胸臆,朴实无华,不事雕琢,更无晦涩冗赘之病,然而情感炽烈感人,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草原民族的诗与歌与舞往往是联为一体的,诗即能唱,歌即能舞,情绪所至,吟之唱之,舞之蹈之,实在是自然的很。虽然历史上的许多草原民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草原民族的歌曲舞乐仍然在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歌曲舞乐中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蒙古族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搜集、整理出来的达25000多首,实为洋洋大观。

    6、草原民族的乐器是中华音乐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宝贵遗产。

    据史书记载,匈奴的乐器主要有胡茄、琵琶、鼙鼓、胡箎等。胡茄原以芦叶卷制,后以木管代替,音调哀怨悲怆,极其感人。匈奴人不仅以胡茄演奏乐曲,而且充当战斗中的号角。东汉末年,蔡文姬流落匈奴,作《胡茄十八拍》,云“胡茄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晋刘琨被匈奴围于晋阳,铁骑重重,冲突不出,窘迫无计,遂效楚汉相争的“四面楚歌”故事,于午夜奏胡茄,引起匈奴人的怀土之情,流涕歔欷,拂晓再次吹起胡茄,思乡心切的匈奴人竟“弃围而走”,可谓兵不血刃,胡茄胜似刀枪!

    琵琶是匈奴人习惯于马上演奏的乐器,欧阳修诗云“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明妃曲·和王介甫》)汉代的细君公主出嫁乌孙王、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均于马上奏琵琶。至唐朝,马上演奏琵琶仍十分流行,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曲》)可见琵琶不仅是抒情达意的乐器,还具有催人出征的功能。

    鼙鼓也是匈奴等草原民族喜爱的乐器。《胡茄十八拍》中说“鼙鼓喧兮从夜达明”,可见是通宵达旦饮宴欢聚所不可缺少的。白居易《长恨歌》中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又可见鼙鼓在战争中还有惊天动地、鼓舞士气的作用。

    胡箎则是以竹子所制、单管横吹的乐器,与笛子相似。

    草原民族的乐器还有羌笛、胡笛、胡琴、胡箜篌等等。时至今天,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头琴、胡拨斯、冬不拉、热瓦甫、手鼓等,仍以其独特的表现力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待续)。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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