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人(今河北涿县)人。他出身于显姓大族之家，生活在东汉后期。祖父崔骃，  “博学有伟才，”[1]“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2]父亲崔瑗，“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3]崔骃、崔瑗都曾任地方官吏，均以文学名于当世。崔寔在东汉桓帝时被举为“至孝独行之士[4]”，他“明于政体，吏才有余[5]”，曾任议郎、五原太守等职，政绩主要表现在五原太守之任上。所著《政论》，被当时名士仲长统高度评价为：“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6]所著的《四民月令》，是东汉时期留传下来的唯一一部综合性农书，在这两部著作里，崔寔全面论述了他的治国思想和主张。本文则重点探讨崔寔在边疆开发和治理方面的理论认识与实践。

一、移民开发为“振人之术”的理论

西汉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土地兼并的加剧，中原地区人地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人口大半密集于司隶、豫、冀、兖、青、徐六州，即今山东全省、河北东北、河南南部、苏皖北部、陕西中部，尤以山东、河北、河南交接处一带，人口最为密集。这六州所占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而人口则占13％以上。反之，比豫州面积大一倍的豫章，则人口仅相当于豫州的1／20，人口分布极不平衡。”[7]东汉政权是依靠豪强地主建立起来的，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豪强地主竭尽能事地对农民的土地巧取豪夺，土地兼并之风愈炽。不仅—般农民的土地被兼并殆尽，一些中小地主甚至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章帝时外戚窦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8]章帝对此十分震惊，感叹到：“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9]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失去了生活资源，加剧了社会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上家累巨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10]特别是随着首都的东移，青、徐、兖、冀四州人口更加稠密，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与此同时，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甚至包括陕西中部的三辅地区则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废弃，农业生产萧条。边疆地区更是地广人稀，大量可耕地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针对这种情况，崔寔认为：“今青、徐、兖、冀，人稠地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11]，建议把边疆地区作为移民开发的理想场所。以移民开发来缓解土地兼并的矛盾，并不是崔寔首先提出的，从西汉到东汉多次通过徙民、屯田等方式实施过。但崔寔却把以移民开发来调节人地矛盾，开发边远地区措施的作用提高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别具慧眼地指出：“徙贫民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12]

崔寔的超众之处在于，他把移民开发，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缓解人地矛盾，不仅仅看作是政治经济问题，更看作是对人精神的振奋问题。贫苦农民由于失去土地，“历代为虏，犹不瞻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13]不仅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变为衣食无着，有力无处用的流民，而且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失去了人生的快乐和希望。这样封建的伦理道德就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边远地区由于人口稀少，土地难以有效开发，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不到推广和应用，从而导致那里的人民缺乏生气和活力，没有对土地的热爱、珍惜和重视，苟且偷生，经济难以繁荣发展。通过移民开发，可以使失去上地的农民在西部边远地区重新获得土地，一改沮丧绝望的精神状态，因再度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欢欣鼓舞、振奋精神，发挥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和内在潜力。这不仅可以减轻农业发达地区的人口压力，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缓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使重新获得土地的农民充满希望，精神饱满地投入生产，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建置家业，把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和先进的耕作技术应用在新开发的土地上，从而推动边远地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边远地区会因移民开发获得新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使那里的社会充满活力，经济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带动当地的人民全面提升自身的素质和精神状态，使边远地区的振兴和繁荣产生内在的驱动力。

当然，以移民开发来解决封建国家的土地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已。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崔寔能从振奋人的精神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把移民开发的重要意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确实具有独到之处。

二、治理边郡的成功实践

崔寔曾任五原太守和辽东太守，特别是在他担任五原太守期间，使自己边疆开发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五原郡秦时称九原郡，汉时更名为五原郡。治所九原，在今包头市西的乌拉特前旗三顶账房古城。[14]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以东地区、包头市及伊克昭盟东北部一带。这里土地肥沃，人口稀少，非常适宜移民开发，也是东汉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边郡。汉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赠弓弩衣服。”[15]五原地区平坦广阔，处于黄河岸边，是移民开发的理想场所。但由于缺乏劳动力，缺乏先进的生产和纺织技术，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五原土宜麻枱，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16]崔寔到任后，把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教化引导人民振奋精神，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当作首要任务。他果断地变卖官府中储存的财物，“为作纺绩，织絍、纟束緼 之具以教之。”[17]并从纺织技术先进的地区请来老师，

“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及纺，以教民织。”[18]崔寔从实际出发，没有采用输血式的救济方式，不是直接给当地贫民提供棉衣，而是拿出政府的不急之需，用于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用授人以渔的方式使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五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五原地区“民得以免寒苦[19]，成为直接的受益者。

随着东汉后期国力的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断侵扰边郡。“是时胡虏连入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20]崔寔在五原郡建立和完善防御体系，组织当地人民积极抵抗，“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21]，保证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对于维护东汉王朝在边疆统治的稳固做出了突出贡献。

崔寔治理五原能取得突出成绩，是与他的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分不开的。他有一句名言，“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22]，把廉洁为公作为自己的为官箴言。他位至郡守高官，而不事聚敛，“亦取足而已，不至盈余，及仕官，历任边郡，而愈贫薄”，[23]以至于死后，“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24]，由友人备棺埋葬。这样的穷太守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时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崔寔的母亲不仅教子有方，而且深明大义，对儿子作好太守工作给予了极大地帮助与支持，“母有母仪淑德，博览群书。初，寔在五原，常训以临民之政，寔有善绩，母有其助焉。”[25]

由于崔寔治理有方，五原郡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在东汉王朝的边郡考核中多次名列前茅，“常为边最。”[26]后来因为身体多病，崔寔又被调回到首都任职。由于鲜卑不断侵扰东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朝廷“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司徒黄琼荐寔，拜辽东太守。”[27]崔寔对辽东地区的农业生产进行了考察，看到了当地耕作手段的落后，与先进技术相比，既浪费人力、耕牛，又效率低下。“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田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力。”[28]可惜这种先进的技术到东汉时期仍然未能在辽东地区推广应用。“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29]可见，崔寔把解决辽东边境问题的关键放在了繁荣经济，稳定社会方面，并且已经找到了影响生产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正当崔寔准备在辽东地区再展治国才华，实现政治理想之时，他的母亲病重去世，他只好“上疏求归葬行丧[30]，未能再次在辽东地区一显政绩。

作为著名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崔寔具有较高的声誉。史学家范晔认为：“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31]他所著的《四民月令》是继《氾胜之书》之后和《齐民要术》出现之前的一部重要的农家著作，被誉为地主庄园经济的经营手册。对于这些内容，学者们已多有研究。而崔寔在边疆开发方面的理论认识与成功实践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其中的许多内容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的。

参考文献:

[1][2][3] [4] [5] [6] [16] [17]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30] [31] (汉)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7]翦伯赞《秦汉史》第176-1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8] [9]《后汉书》卷二十二《窦融列传》。

[10] [11] [12] [13] [18] [22] [28] [29]崔寔《政论》，引自《全后汉文》卷四十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14]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第3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15]《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