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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掌故)大盛魁与发财境遇——“大盛魁现象”之三
  • 大盛魁之所以由起初的三个肩挑货郎——“丹门庆”发展成为以后内外蒙古地方的豪贾巨富,是与它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得天独厚的良好机遇与优势条件分不开的。

    所谓“天时”,是指大盛魁从创始到发展时期的背景和条件而言。

    在清朝建立之前的一百多年里,长城以南的“内地”与长城以北的“边地”之间的互市贸易,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明代嘉靖以前的十一个皇帝,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地区始终是顽固地坚持和实施“边禁政策”:一方面频频用武力,驱赶南下内地求贡互市的鞑靼兵民;一方面劳民伤财、大兴土木,补修、加固、增修、新筑长城“边墙”、堡寨、烽火台、嘹哨台等等防御设施。然而严格的限制毕竟是违背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交往意愿的。在明嘉靖八年(1529),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以军事和谈判两种手段,迫使明廷答应,在长城沿线的三边、大同威远堡、宣府万全、张家口、右卫、山西水泉营等地准开互市,但这种互市仍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前清时期,清廷仍然沿袭明制来对待旅蒙贸易。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亲征噶尔丹后,始废除了明朝的“马市”,重又开辟了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贸易中心点。之后,又许可旅蒙商人请领“票照”,在内外蒙古进行流动贸易,但对坐贾行商仍有严格的限制。深入内外蒙古地区开展贸易活动的多为晋陕商人,而大盛魁即属于地道的晋商。他们不但持有清廷颁发的“票照”,而且还能借助满洲八旗兵营的庇护,堂而皇之地进行自己的商贸经营。到其极盛期,还能带着“龙票”——即盖有当代皇帝印玺的特许营业执照,到广大牧区去“放印子”——从赊销放贷中获得成倍的利润和收取高额放贷的利息。当时归化城的字号,除了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旅蒙商号外,其他商号是拿不到“龙票”的。

    所谓“地利”,是指大盛魁充分利用内地与边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从发挥优势中得到好处。大盛魁有一副春节门楹残联这样写道,上联是:集廿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十字佚,猜想有“才可用其所长弥其所短”之意);下联是:“步()千里之云程披星戴月方能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大盛魁把内地和草原的丰富物产贩来倒去,长途贩运,为的是从中获得丰厚巨额的利润。而在客观上却拓通了蒙汉两地的经济交往渠道,实现了民族和地域间的互通有无。大盛魁所经营的范围极为宽广,“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无所不营。但大宗的、主要的赚钱项目,是大宗的茶叶、丝绸、布匹、羊、马、牛以及大宗的畜产品。他们以极低廉的批发价格从内地广大地区采购回牧区急需的茶叶、丝绸、布匹、烟、糖、酒、药品以及其它生产生活日用品,以“放印子”的形式赊销给内外蒙广大牧区,这样既赚得巨额利润,又收取了“放印子”的高利贷利息;同时,他们又以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换回广大牧民所养的羊、马、牛以及所产的皮张、绒毛、肉乳和野生珍奇动物的皮、毛等产品,再高价运销内地广大地区,从而再赚得大笔巨额利润。长途贩运,购进卖出,所得到的是白花花的银两,每年记入大盛魁经营账上的是成百上千万两白银的丰厚巨额所得,从而使大盛魁成为以经营内地和边疆物产为主要业务的旅蒙豪商巨贾,形成了“以地()生财”的“滚雪球发财”方式。

    所谓“人和”,是指大盛魁在生意经营中的“以人为本”理念。

    与其说大盛魁靠“财神”暗助起家发财,还不如说大盛魁是抓住了发财的良好机遇;与其说大盛魁靠“巨獒”的灵性帮助赚了钱得了利,还不如说大盛魁靠人的智慧、经营管理策略和方式方法而成巨富。

    大盛魁总在供奉“桃园三结义”异姓三兄弟的画像,表明它弘扬的是精诚团结、合作共事的“义”。大盛魁的掌柜和财东之间、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之间、有股份人员和无股份人员之间、从业人员和雇用人员之间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但他们从来不容许这些纠葛占据市场,他们有许多严格的禁规和惯例,用以约束和规范其各层次人员的言行。

    大盛魁的资本积累方式与通常的积累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运行的机制与通常字号的运行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大盛魁的实际经营范围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印票”部分的业务,就是放高利贷,以钱生钱的部分;二是日用采购部分的业务,就是把全国各地采购的日用百货运到外蒙各旗进行销售;三是牲畜交易业务,就是把从蒙古地方收印票账得来的羊、马、牛运到归化城,再销售到全国各地;四是皮毛、药材部分的业务,就是从蒙古地方交换或收购皮毛、药材及其它产品运回归化城,再向全国各地进行销售。这几个部分的营业人员,都必须熟悉本行业务,特别是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员,对他们所担负的业务,更要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长。

    大盛魁开始时,是一种“人力合伙”性质的集体制小字号,并没有“财股”这个名堂。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几个创始人死亡若干年后,仍然是“人力合伙”,而没有所谓“财股”。据说,它没有财股的原因,是他们合伙的成员中,都没有投资的能力,而又不愿意向外面征求“财股”。不设财股是大盛魁的一大特点。它的创始人在世时坚持了这一做法,实际上他们的后继者也都是遵循这种做法去办的。

    嘉庆十年(1805),大盛魁为死去的王、张、史等三位创始人各以股银一百两记入新设立的开业底帐——“万金帐”上。到道光年间(1821年——1850),又对王、张、史三位创始人的股份,重新做了规定,以两千两银子为一股,三家各有一股,王相卿因对创立大盛魁功劳最大,因此另加半个世袭股。三股半共计七千两银子;而以财股名义记入“万金帐”上的是三个整股,共为六千两银子,但这些财股既不是创办时的投资,也不是中途的增资,而只是对三位创始人追念性的褒奖,这种股被称作“永远身股”,在那时的商号内也称“死人股”。到嘉庆十年,才把“永远身股”改为“财股”,每股由号内的“纯盈余”项下提出一百两银子作为股金,记入“万金帐”内,只保留王相卿的半个“世袭身股”。从此以后,大盛魁才有了没有垫过资的“财股”和“财东”。但是,赚钱的时候,财东可以按股分红,亏空赔钱的时候,则不负赔钱的责任。

    大盛魁在市场上威信昭著,是凭借它有雄厚的“公积金”,而不是凭借它的所谓“财东”。实际上这些后来的“财东”只不过是承受他们祖先的“永远身股”的余荫罢了。

    大盛魁积累“公积金”的办法很多,这是它的又一显著特点。我们略知一二的“公积金”积累办法如:按不等价交换划低牲畜皮毛价格;发不出去的货物不划价;降低铺房的折价;加大对“外该”(债权)的折扣;“提存护身”实行非至“顶生意”、出号或死亡不得支取股金;实行“按股分红”后的所得部分“人力公存”,但“公存”的款项不付给利息等等。

    大盛魁的历任总号经理,绝大多数是商号内经过多年的经营管理实际操作,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有出类拔萃的业绩,十分能干的有效管理者。据说清廷开始发给大盛魁“龙票”,是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秦铖担任总号经理开始的。他对大盛魁的组织、制度、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大加整顿,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账簿;对清朝和外蒙古的王公加强了联系,从此,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大加扩展,并按照清朝的捐例,为他本人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北京等几十个分号掌柜都捐到了“红顶子”——二、三品类似“候补道员”的顶戴。道光至咸丰年间,大盛魁总号的经理王廷相更是一名任劳任怨、深谋远虑、经营有方、料事若神的出类拔萃之辈。正是这些人,有效地协调上下,跑通内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从而使大盛魁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大盛魁的“万金帐”上究竟记录着什么?当年号外的人不得而知,号内的普通人员也不清楚,只有总号经理和账房主管清楚。今人判断,他们不仅在“万金帐”上记有财股的份额,更主要的是记录了商号的创业精神、经营理念、交易秘诀、发财之道等等,用一句话概括,“万金帐”上所记的乃是大盛魁的“企业精神”!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

  • (地方掌故)大盛魁与发财境遇——“大盛魁现象”之三
  • 大盛魁之所以由起初的三个肩挑货郎——“丹门庆”发展成为以后内外蒙古地方的豪贾巨富,是与它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得天独厚的良好机遇与优势条件分不开的。

    所谓“天时”,是指大盛魁从创始到发展时期的背景和条件而言。

    在清朝建立之前的一百多年里,长城以南的“内地”与长城以北的“边地”之间的互市贸易,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明代嘉靖以前的十一个皇帝,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地区始终是顽固地坚持和实施“边禁政策”:一方面频频用武力,驱赶南下内地求贡互市的鞑靼兵民;一方面劳民伤财、大兴土木,补修、加固、增修、新筑长城“边墙”、堡寨、烽火台、嘹哨台等等防御设施。然而严格的限制毕竟是违背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交往意愿的。在明嘉靖八年(1529),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以军事和谈判两种手段,迫使明廷答应,在长城沿线的三边、大同威远堡、宣府万全、张家口、右卫、山西水泉营等地准开互市,但这种互市仍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前清时期,清廷仍然沿袭明制来对待旅蒙贸易。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亲征噶尔丹后,始废除了明朝的“马市”,重又开辟了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贸易中心点。之后,又许可旅蒙商人请领“票照”,在内外蒙古进行流动贸易,但对坐贾行商仍有严格的限制。深入内外蒙古地区开展贸易活动的多为晋陕商人,而大盛魁即属于地道的晋商。他们不但持有清廷颁发的“票照”,而且还能借助满洲八旗兵营的庇护,堂而皇之地进行自己的商贸经营。到其极盛期,还能带着“龙票”——即盖有当代皇帝印玺的特许营业执照,到广大牧区去“放印子”——从赊销放贷中获得成倍的利润和收取高额放贷的利息。当时归化城的字号,除了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旅蒙商号外,其他商号是拿不到“龙票”的。

    所谓“地利”,是指大盛魁充分利用内地与边地丰富的物产资源,从发挥优势中得到好处。大盛魁有一副春节门楹残联这样写道,上联是:集廿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十字佚,猜想有“才可用其所长弥其所短”之意);下联是:“步()千里之云程披星戴月方能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大盛魁把内地和草原的丰富物产贩来倒去,长途贩运,为的是从中获得丰厚巨额的利润。而在客观上却拓通了蒙汉两地的经济交往渠道,实现了民族和地域间的互通有无。大盛魁所经营的范围极为宽广,“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无所不营。但大宗的、主要的赚钱项目,是大宗的茶叶、丝绸、布匹、羊、马、牛以及大宗的畜产品。他们以极低廉的批发价格从内地广大地区采购回牧区急需的茶叶、丝绸、布匹、烟、糖、酒、药品以及其它生产生活日用品,以“放印子”的形式赊销给内外蒙广大牧区,这样既赚得巨额利润,又收取了“放印子”的高利贷利息;同时,他们又以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换回广大牧民所养的羊、马、牛以及所产的皮张、绒毛、肉乳和野生珍奇动物的皮、毛等产品,再高价运销内地广大地区,从而再赚得大笔巨额利润。长途贩运,购进卖出,所得到的是白花花的银两,每年记入大盛魁经营账上的是成百上千万两白银的丰厚巨额所得,从而使大盛魁成为以经营内地和边疆物产为主要业务的旅蒙豪商巨贾,形成了“以地()生财”的“滚雪球发财”方式。

    所谓“人和”,是指大盛魁在生意经营中的“以人为本”理念。

    与其说大盛魁靠“财神”暗助起家发财,还不如说大盛魁是抓住了发财的良好机遇;与其说大盛魁靠“巨獒”的灵性帮助赚了钱得了利,还不如说大盛魁靠人的智慧、经营管理策略和方式方法而成巨富。

    大盛魁总在供奉“桃园三结义”异姓三兄弟的画像,表明它弘扬的是精诚团结、合作共事的“义”。大盛魁的掌柜和财东之间、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之间、有股份人员和无股份人员之间、从业人员和雇用人员之间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但他们从来不容许这些纠葛占据市场,他们有许多严格的禁规和惯例,用以约束和规范其各层次人员的言行。

    大盛魁的资本积累方式与通常的积累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运行的机制与通常字号的运行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大盛魁的实际经营范围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印票”部分的业务,就是放高利贷,以钱生钱的部分;二是日用采购部分的业务,就是把全国各地采购的日用百货运到外蒙各旗进行销售;三是牲畜交易业务,就是把从蒙古地方收印票账得来的羊、马、牛运到归化城,再销售到全国各地;四是皮毛、药材部分的业务,就是从蒙古地方交换或收购皮毛、药材及其它产品运回归化城,再向全国各地进行销售。这几个部分的营业人员,都必须熟悉本行业务,特别是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员,对他们所担负的业务,更要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长。

    大盛魁开始时,是一种“人力合伙”性质的集体制小字号,并没有“财股”这个名堂。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几个创始人死亡若干年后,仍然是“人力合伙”,而没有所谓“财股”。据说,它没有财股的原因,是他们合伙的成员中,都没有投资的能力,而又不愿意向外面征求“财股”。不设财股是大盛魁的一大特点。它的创始人在世时坚持了这一做法,实际上他们的后继者也都是遵循这种做法去办的。

    嘉庆十年(1805),大盛魁为死去的王、张、史等三位创始人各以股银一百两记入新设立的开业底帐——“万金帐”上。到道光年间(1821年——1850),又对王、张、史三位创始人的股份,重新做了规定,以两千两银子为一股,三家各有一股,王相卿因对创立大盛魁功劳最大,因此另加半个世袭股。三股半共计七千两银子;而以财股名义记入“万金帐”上的是三个整股,共为六千两银子,但这些财股既不是创办时的投资,也不是中途的增资,而只是对三位创始人追念性的褒奖,这种股被称作“永远身股”,在那时的商号内也称“死人股”。到嘉庆十年,才把“永远身股”改为“财股”,每股由号内的“纯盈余”项下提出一百两银子作为股金,记入“万金帐”内,只保留王相卿的半个“世袭身股”。从此以后,大盛魁才有了没有垫过资的“财股”和“财东”。但是,赚钱的时候,财东可以按股分红,亏空赔钱的时候,则不负赔钱的责任。

    大盛魁在市场上威信昭著,是凭借它有雄厚的“公积金”,而不是凭借它的所谓“财东”。实际上这些后来的“财东”只不过是承受他们祖先的“永远身股”的余荫罢了。

    大盛魁积累“公积金”的办法很多,这是它的又一显著特点。我们略知一二的“公积金”积累办法如:按不等价交换划低牲畜皮毛价格;发不出去的货物不划价;降低铺房的折价;加大对“外该”(债权)的折扣;“提存护身”实行非至“顶生意”、出号或死亡不得支取股金;实行“按股分红”后的所得部分“人力公存”,但“公存”的款项不付给利息等等。

    大盛魁的历任总号经理,绝大多数是商号内经过多年的经营管理实际操作,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有出类拔萃的业绩,十分能干的有效管理者。据说清廷开始发给大盛魁“龙票”,是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秦铖担任总号经理开始的。他对大盛魁的组织、制度、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大加整顿,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账簿;对清朝和外蒙古的王公加强了联系,从此,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大加扩展,并按照清朝的捐例,为他本人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北京等几十个分号掌柜都捐到了“红顶子”——二、三品类似“候补道员”的顶戴。道光至咸丰年间,大盛魁总号的经理王廷相更是一名任劳任怨、深谋远虑、经营有方、料事若神的出类拔萃之辈。正是这些人,有效地协调上下,跑通内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从而使大盛魁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大盛魁的“万金帐”上究竟记录着什么?当年号外的人不得而知,号内的普通人员也不清楚,只有总号经理和账房主管清楚。今人判断,他们不仅在“万金帐”上记有财股的份额,更主要的是记录了商号的创业精神、经营理念、交易秘诀、发财之道等等,用一句话概括,“万金帐”上所记的乃是大盛魁的“企业精神”!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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