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孔子，总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并非笔者不知崇圣尊贤，而是历代统治者总是把孔老夫子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捧之上天，或贬之入地，玩笑开得不成体统，所以才生出这种感觉。经过上世纪初“打倒孔家店”和七十年代“批林批孔”，孔孟之道名声扫地，代之而起的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儒学大受冷落，几乎销声匿迹。然而近年来，老祖宗们又被国人记起，继“戏说乾隆”、“水煮三国”之后，说孔道孟、解老释庄者一起亮相，一派国学复兴的气象。感动之余，也来凑个热闹。
        偶读《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老夫子及其弟子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只有除去后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才能真正了解先哲的思想与智慧、欢乐与痛苦。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杰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个失败的政治活动家；他聚徒讲学，培养出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孔子有徒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可谓盛况空前。然而孔子的学说在当时曾受到许多批评和反对，老子、庄子、墨子都不赞同他的理论，孔子生前也遭遇过冷嘲热讽。了解这些情况，对于真正了解孔子和他倡导的儒学是有帮助的。
        一、大凡圣哲，其出身与经历似乎总有些与众不同。孔子被封为万世师表，但他的出生并不伟大，简直就是屈辱。“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据考证叔梁纥先生与颜氏女野合时已是六十大几的老头子，老夫少妻，在当时不合礼法，故称野合。这大概是后人为维护孔子的名誉而作的解释。无论如何，在汉语中“野合”是个龌龊的字眼，野合而生之子历来为世人所轻贱。更糟的是孔子呱呱坠地不久，叔梁纥老先生就死了，寡妇孤儿，如何生活，史无记载。在那个时代，男子六十岁以上已算高寿，生儿育女早已力不从心，叔梁纥是“祷于尼丘得孔子”，心诚则灵，可见圣人的降生毕竟是有些灵异之处的。
        圣人的相貌大抵也是与众不同的。古人相面讲颅圆足方，颅圆象天，足方象地。孔子的头顶恰好相反：四面高中间低，呈“凹”字形。不过身高还是超出常人，“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由于父亲早亡，孔子早年贫贱，对这段经历，孔子并不讳言。当子贡称扬他多才多艺时，他这样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吾不试，故艺。”意思是：我年青时贫贱，为人作杂役，所以学会许多技能，但都属于卑微的工作。我不能为国家所用，所以学得一些技艺以谋生。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使孔子产生平民意识，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和仁民爱物的政治思想，赢得后人的景仰。
        二、孔子的政治生涯坎坷多难，除了在鲁国做过三个月的代理宰相外，一生辗转于各诸侯国之间，而没有一个国君重用他。孔子自己作过这样的概括，叫作“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之间，三日不火食。”孔子一生怀才不遇，是因为他的仁政思想迂腐难行，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这是为学所累。还有一个原因是孔子名声太大，遭人畏忌，因而不为诸国所用，这是为名所累。其三是心高气傲，直道而行，不肯变通迂回，故难为诸侯所用，这是为气所累。我们不妨举例说明。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改日齐景公又问起政事，孔子回答说，为政之要在于节约财力。景公听了很高兴，准备赏赐田地给孔子。齐相晏婴进谏说：“儒生卖弄口舌，不可以约束；傲慢不恭，自以为是，不可以驱使；推崇丧礼，教人尽哀，使人民为厚葬死者而破产，不可以为风俗；四处游说，谋求俸禄，不可以掌国政。周王朝已经衰败，其礼乐制度废弃已久。如今孔子高冠博带，修饰仪容，崇尚繁琐虚伪的礼节，穷一生精力也学不会那套礼节，几代人也搞不懂他的学说。怎么能用这些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呢？”景公从此对孔子敬而远之，对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怏怏返回鲁国。晏婴是有名的贤相，晏子的进言，切中儒学要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孔子政治主张的不合时宜，其遭到冷遇也就不足为奇了。卫灵公对孔子很敬重，曾给予他在鲁国执政时的俸禄。但卫国的大夫不喜欢孔子，有人向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孔子惧而离开卫国去陈国，路过匡，差点被匡人杀掉，于是返回卫国。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出行，让宦者陪同，让孔子乘后面车子，招摇过市。孔子叹道：“我没见过人能象喜欢美色一样喜欢德高望重的人！”于是再次去卫居陈。陈国不安宁，孔子又返回卫国，卫灵公亲自远迎，但仍不用孔子。一次灵公问孔子军事方面的问题，孔子说：“祭祀方面的事我很擅长，带兵打仗嘛，没学过。”第二天灵公又与孔子闲聊，看见天上有大雁飞过，仰头凝视，不理孔子，孔子看出灵公有怠慢之意，便拜别灵公又去了陈国。这个事例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在诸侯兼并、弱肉强食的时代，各国君主最关心的莫过于富国强兵，大国以此吞并小国，小国以此守城自保。卫灵公问兵革之事，孔子断然回以不知战阵，这样的儒士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肯重用，原因很简单：靠祭祀是不可能兴国的。其二，孔子名望很高，虽为布衣，却以帝王师自居，所以当国君不能以贵宾之礼相待时，他就辞别而去，不肯迁就，这恐怕也是他颠沛流离的原因之一吧。其三，孔门之徒言必称（夏、商、周）三代，以复古为理想，志大而疏略于事，不知兵法，不言货利，又清高孤傲，不肯屈己事人，所以走到哪都不受欢迎，这也是孔门虽然贤者众多，但显达者无几的原因。
        三、孔子被士大夫尊称圣人，主要由于他的博学多闻，而在老百姓看来，孔子也没什么了不起。一次在进入郑国的时候，孔子和弟子们走失，一个人站在东城门外张望。子贡向郑人打听，有人告诉他：“东门口有个人，脑门儿像尧，脖子像皋陶，肩像子产，腰以下比禹要短三寸，形容憔悴，有如丧家之狗。你要找的大概就是这个人吧？”子贡把这番话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形状说得准不准倒不重要，说我像丧家之狗，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长沮、桀溺是两位隐士，并肩在耕田。孔子从那里路过，派子路去问路。两人得知是孔子问路，便对子路说：“世道污浊，就像洪水泛滥，难能改变现状？与其追随躲避恶人的人，还不如追随避世的人！”说罢，二人继续耕田。子路随孔子出行，落在后面，遇见一位锄草的老人，就问：“您看见夫子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把他当夫子？”两位隐士、一位老农（其实这位丈人也是一位避世高人），都对孔子的言行不以为然，一则因对世道的看法不同，一则因他们都是自食其力者，而孔子对生产劳动十分鄙视，（弟子樊迟请学稼，被孔子斥之为小人）所以这些隐士对孔子颇有几分反感。当时的哲人智者对孔子则抱讽劝批评的态度。楚国的狂人接舆从孔子身边走过，一面唱道：“凤凰啊！凤凰！多么生不逢时！过去的时代无法挽回，以后的过失还可以补救。算了吧！算了吧！当今执政者的处境多么危险！”唱罢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孔子曾去周王室考察礼制，顺便拜访老予以求教，临别时老子送孔子一席话：“倚仗聪明才智，明察秋毫而喜欢议论是非的人，就离死不远了；博闻强记、宏辩滔滔、揭露别人罪恶的人，会有性命之忧。为人子者不可有这些缺点，为人臣者不可有这些缺点。”给孔子“上课”的还有一位“渔父”。这件事见于《庄子•渔父》：有一回孔子与弟子野游，林间休息，弟子们读书，孔子弹琴唱歌。这时有一位打鱼的老人从船上走下来，“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待琴曲结束，这位须眉交白的长者招子贡、子路到身边，指着孔子问：“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子路回答：“他是鲁国的君子。”问：“姓什么？”答：“姓孔。”问：“孔氏以什么为业？”子贡答：“孔门之人性怀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问：“是国君吗？”答：“不是。”问：“是侯王的辅佐吗？”答：“不是。”于是老人笑着说：“仁倒是仁了，只怕是身不得安、心不免劳，唉！离道还远着哪！”说罢上船而去。子路子贡回头报告孔子，孔子推琴而起，说：“是圣人吧！”赶紧到水边去追。渔父正要撑竿行船，回头看见孔子，问道：“您有什么事吗？”孔子再拜而起，对渔父说：“孔丘自幼为学，到现在已经六十九岁，仍没有听到最高深的道理。刚才先生有所指教，敢不洗耳恭听！”渔父说：“你所研究的是关于人的事情。天子、诸侯、大夫、庶人，这四个阶层各安其位，互不相侵，这是治理国家的理想状态；如果四者的地位错乱，就会天下大乱。官治其职，人忧其事，就不会上下相欺凌。所以百姓以衣食为忧，官吏以职事为忧，大夫以爵禄为忧，诸侯以辅佐为忧，天予以治乱为忧。如今你既没有王侯的权势，又没有大臣的官职，而擅自制礼作乐，整顿人伦，教化民众，岂不是太多事了吗？好做大事变更常俗以显功名，叫做叨；垄断知识自以为是，叫做贪；见过不改，闻劝愈甚，叫做很；排除异己，不能兼容，叫做矜。你若能避免这四种弊病，才可能受教益。”孔子面带愁容叹道：“我游说诸国，一再受挫，不知错在哪里？”渔父凄然地说：“你真是难以醒悟！有人不喜欢自己的影子和脚印，就狂跑想消除影迹，结果跑得越远脚印越多，跑得越快影子越近，最后气绝而死。这个人不懂得处于阴暗中影子自然消失，静止不动脚印无从产生的道理，真是蠢到家了！你不能安分守己，远离祸患，而妄求于人，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在隐士高人那里，孔子态度谦恭，还能得到礼遇；然而在与大盗地对话中，孔子大失体面，几乎丢了性命。《庄子•盗跖》篇详尽记载了孔子历险受辱的情形：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的弟弟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盗跖。据说此人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掠夺财物妇女，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批评柳下季：“做父亲的要管好儿子，做兄长的要教育弟弟，你是当世有才之士，弟弟为盗而不管，我真为你羞愧。我要替你去说服他。”柳下季说：“如果儿子不服管教，弟弟不听劝告，既使有你这样的辩材，又能怎么样！况且我弟弟这个人心机百出，敢作敢为，其强横可以御敌，其雄辩可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经常出言伤人，先生千万别去。”孔子不听，坚持去见盗跖。盗跖在大山南坡上与卒徒吃切细的人肝，听说孔子求见，怒发冲冠，对通报的人说：“告诉他：你戴着用树枝为骨的高冠，用死牛肋作的带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胡言谬说，擅生是非，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学者忘本迷宗，妄作孝弟，以求取功名爵禄，真是罪大恶极，马上给我走！不然，把你的肝也做了下酒菜。”孔子不甘心，坚持求见，盗跖余怒未息，按剑瞋目，咆哮着说：“到我面前来！今天你说的话若顺我的心意就让你活着出去，否则就让你死在这里。”孔子说：“我听说天下有三种德性：相貌美好，人见人爱，这是上等德性；知晓天地，辨别万物，这是中等德性；勇悍果敢，聚众率兵，这是下等德性。人能有其中一德，便可称王称霸，而将军身兼三德，却被称作盗跖，我为将军感到遗憾。将军若肯听从我的劝告，我将作为您的使臣出使吴越晋楚齐鲁宋卫诸国，说服诸侯为将军建造几百里大的城郭，迁移几十万户人民，归您管辖，尊将军为诸侯，使天下太平，如何？”盗跖大怒道：“被利益诱惑和被言语打动，那只是平常之人罢了。长大美好，是我父母的遗传，你不夸我自己也知道。城广人众，又怎能长久占有？尧舜富有天下，子孙无立锥之地；商汤、周武王立为天子，而后世灭绝。岂不是利大之祸害？汤、武以来，天下大乱，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你推崇文、武之道（周武王、周文王），率领天下论辩之士，衣服造作，言行虚伪，以此迷惑国君，谋求富贵，这才是最大的盗，天下为什么不叫你盗丘而叫我盗跖？你自称才士圣人，却到处流浪，不容于天下。黄帝为世所推崇，而涿鹿一战，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不能自爱；汤流放桀，武王伐纣，这不是以下犯上吗？有什么可崇拜的呢？至于伯夷、叔齐、介子推之类的所谓贤士高人，在我看来只是愚忠轻死之辈，而比干、伍子胥之徒，号为忠臣，剖腹沉江，不值得效法。人生短暂，转瞬即逝，不知及时行乐，怡情延命，却以空洞的说教追求永恒，真是不识时务，不明道理。你说的那套对我全无用处，你快走吧！”孔子对盗跖拜了两拜，一路小跑奔了出来，面如死灰，紧张得连马缰绳都拿不住。这些事例清楚地说明，孔予以仁义为纲，忠孝为本，礼乐为教的治国之术和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不仅在诸侯国那里行不通，在士大夫阶层和民间也不大受欢迎。司马迁评价孟子时说：“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从（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列传》）这段话是对孔子、孟子政治上失败的最好注解。另一方面，孔子在整理古籍、传播知识、发扬文化、培育人才等方面的贡献与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道德人格修养方面的示范和影响，至今不衰。这就是孔子充满矛盾与传奇色彩的一生，集失败绝望与成功荣誉于一身的双重形象。他身后的无上荣耀补偿着生前的穷愁潦倒；他在近代已来的屡遭批判，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及政治背景。无论如何，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才是当务之急，也应是夫子的心愿吧。
        四、春秋战国之际，儒、墨、道、法号称四大显学。四显之中，儒学为最。孔子是儒学创始人，求仕的失败没有影响他在教育上的成功，夫子弟子三千多，贤者七十二，在当时的确是无人能及。不过，弟子们因孔子而荣显者不多，因礼教而倒霉的倒有几个，最典型的是子路和颜回。子路在《论语》、《孔子世家》中出现频率差不多是最高的。此人孔武有力、敢作敢为、正直刚强、忠心不二。就是因为这些性格，孔子经常批评他，嫌他质野朴鄙；而子路也是唯一敢于对老师表示不满、提出质疑的弟子。关于这方面的事例有许多，限于篇幅，不作赘述。众所周知，子路死得很惨，被人乱剑砍成肉泥。事情很明显，明知卫君出走大势己去，偏要进城讨逆自投罗网，已是寡不敌众险象环生，却还顾及仪表，弃剑结缨，这等迂腐愚忠的思想行为显然是受孔子的影响。所以盗跖在斥责孔子时说：“予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其卒之也……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最得孔子赏识的是颜回。颜回安贫乐道，谦恭好学，聪慧贤达，完全符合老夫子的道德标准，所以孔子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住在穷街陋巷，过着乞丐般的生活，还能快乐无忧，这恐怕只有神仙才做得到。事实是，颜回因生活贫困潦倒，二十九岁头发就全白了，不久就死了。虽然孔子为之恸哭了一场，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老师早劝这位贤者出去做事，还愁没有职位俸禄吗？何至于短命早死？孔子在评价弟子时也有过失误。子羽（澹台灭明）相貌丑陋，想拜孔子为师，孔子认为他资质差而给予冷遇。后来子羽自己研究学问，培养德行，成为德才兼备的人，他到南方游学，有三百名弟子随行，名扬当世。孔子听说后后悔地说：“我通过言辞看人，结果错看了宰予；通过相貌取人，结果看错了子羽。”需要说明的是，孔子说错看了宰予是反面的，他原以为宰予能言善辩，是可塑之材，后来发现他白天睡觉，就骂他是朽木粪土，不堪造就。其实孔子贬斥宰予的真正原因是宰予反对老师三年守孝的规矩，认为这是不近人情的虚伪做法。这正说明宰予是个求真务实、不随波逐流的君子，孔子对宰予的看法当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