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宝昌、沽源、康保四县，是抗日战争中发生在锡察草原上（锡盟、察盟当时为察省所辖；1958年察盟并入锡盟，四县的多伦、宝昌现为锡盟所辖）规模最大地对日进攻战，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助长日本关东军实施全面侵华野心，制造1931年“九一八”惨案，使东北军驻守北大营官兵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下造成严重伤亡败局，进而使“19万东北军面对19000关东军不战而退丢了东三省”及热河省，日寇又进犯并占领察北四县后，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高举抗日大旗，发起的一次具有抗日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众武装抗日行动。也是“九一八”事件后中国对日作战中首次收复失地取得胜利的战例。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信心。对于这段历史，中华儿女不能忘记，特别是战役发生地的锡林郭勒儿女更不能忘记。为了让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文拟从同盟军形成时的形势、形成过程、组织建置、主要战绩、解散经过、精神及启示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形成时的国内外形势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形成于1933年（民国22年）5月26日。这一时期，正处于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剧烈动荡、战乱不断的态势中。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914—1918年），而二战在一战的阴影中不断发酵并即将全面爆发。1929—1933年的国际经济危机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大萧条，为转嫁国内危机，列强抓紧了对世界弱国小国的瓜分，加深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同时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苏联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方显蓬勃生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曲折中艰难前行，捷报频传。

中国经过1840年后列强的屡次浩劫，赔款、割地已国将不国、元气大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国期间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封建帝制与民主共和制的较量尚在进行。中国国力衰弱，一盘散沙，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陷入苦难屈辱和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对新生的共产党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白色恐怖”在全国白热化，中共临时党中央被迫撤离上海迁至党中央苏区。极左路线几乎已将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推向绝境，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受到排斥。蒋介石正在调集百万大军实施第五次围剿。共产党及红军将进行战略大转移、面临国民党围追堵截这一生死存亡的考验。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加紧了对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入侵，旨在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进而称霸世界。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地对日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得寸进尺，步步为营，借1931年策划的“柳条湖”事件而制造的“九一八”惨案，袭击东北军北大营打开缺口，一举占领我东北全境，随后扶持建立了亲日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又侵入热河省，攻破长城防线，威逼京津及察哈尔首府张垣（张家口）。察哈尔的多伦、宝昌、康保、沽源等地的相继沦陷，使华北连接东北、张家口通往外蒙古的通道被拦腰切断。日本关东军还到处派出特务机关加以渗透，企图进一步肢解中国，在内蒙古培植所谓的“伪蒙疆政权”。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全国各族各界及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抗日救亡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

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形成过程

在民国初，察哈尔与热河、绥远一同被设置为特别区域，1928年三地又同时改为行省。察哈尔地处内蒙古腹部，是京津北部门户，其北接外蒙古、南通平津，东连黑吉辽热、西临归绥，并有张（张家口）库（乌兰巴托）国际交通线贯通南北，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察哈尔所辖地域曾几经变更，1933年辖有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部）以及口北道的10个县，省会设在张家口（张垣）。日军侵占东三省后，其“北上”计划在对苏的“诺门坎战役”受挫，随即以“伪满洲国”为大本营，策划“南下、西进”图谋，推行其“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1933年4月29日，侵占多伦，随后又占领宝昌、康保和沽源等地，并抓紧策划扶持“伪蒙疆”政权。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国内外华人的极大愤慨，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强烈。但是蒋介石、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日退缩，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共产党及红军上。而中共苏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正在积极争取各方力量开展一致抗日活动。在国难当头、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反蒋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顺应民心，挺身而出，主动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在张垣组织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著名民族主义爱国将领，较早接受了共产党革命思想影响。1925年与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建立了深厚的关系，1926年经共产党人刘伯坚介绍到苏联寻找革命真理并在苏联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9月17日回国，在今巴彦淖尔盟五原县举行国民军联军誓师大会并参加北伐。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其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交由刘伯坚、邓小平等人负责。1930年中原大战（蒋、冯、阎）后，失去政治地位，处于隐居状态。1932年5月，冯玉祥旧部、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到泰山找到冯玉祥，请求其凭威望和影响再次出山，“只求领兵抗日报效中华”。冯玉祥“激于民族大义，决定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合作，利用其在西北军旧部的影响，到察哈尔建立一支义勇军，抵抗日军”。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经天津、北平抵张家口，受到其老部下、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和代理察哈尔省主席佟麟阁的热烈欢迎。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卖掉了自己的全部家产筹集6万余元，购进一批武器秘密运往张家口。冯玉祥随后召集旧部部下张允荣、方振武、高树勋、刘定五、徐维烈、吕向晨、孙良诚到张，同时中共北方局派张金刀（张慕陶）、吴化之、武止戈三人工作组与冯玉祥共同组织抗日活动，之后又派共产党员许权中、杨晓初、马志敬、宣侠父、张存实、柯庆施、张克侠、柳子叶、张秉仁、庞志杰、周益三、钟师统、张养吾、石仲伟、陈嘉思、张公干、李平一、郭永照、赵汇川等先后到张家口开展工作。1933年5月初，冯玉祥电调山西省汾阳西北军军校3000余人赴张，编为一个师，又与从东三省退居察哈尔的邓文、李忠义、冯占海等领导的东北义勇军联系并使他们积极加入抗日同盟军。张家口各界人民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朱庆澜等人组织成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把北平、上海募集的10万元巨款送到张家口作为抗日经费。冯玉祥表示：“我决心为国家民族生存而与日本帝国主义拼命。我有三千人就拼三千人，有二千就拼二千，有八百拼八百，有八个人拼八个人，有三个拼三个，剩我一个人也继续来拼……”。

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桥东的大操场上，隆重举行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宣布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实行民众武装抗日。冯玉祥宣告就职随即发表通电：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国家独立自由，有一份力量，尽一份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吾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吾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北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冯玉祥的行动及号召，得到各地纷纷响应，不到一个月，云集到张家口的不满于不抵抗政策的军民和学生，就达10余万人。

1933年6月15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各界军民代表61人参加。会议决定组成了由35位委员、29位候补委员参加的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冯玉祥、方振武、张允荣、佟麟阁、邓文、张杰、邱山宁、孙良诚、张慕陶、宣侠父11人任常委、冯玉祥兼任主席。

时间不久，投军人员已达12万人，筹集枪支10万多支。由于聚集的很多积极要求参军的热血青年不会打仗，冯玉祥决定设立军事政治学校，进行军训。同盟军在国民党政府拒不承认、闭锁和不断发难施压的情况下，弹药、粮草等军需都靠自筹。但如果长期靠察哈尔地区的财力及民众资助，是很难支撑的。在内有蒋介石派遣何应钦出兵干涉包围进行孤立，外有日本关东军强敌压境步步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冯玉祥仍坚持抓紧筹划保卫察哈尔、收复失地的一系列工作。

三、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机构和基本组成

因当时察哈尔代理主席正仵庸避居北平，冯玉祥为加强战时领导，派原警备处处长佟麟阁暂代省主席，派吉鸿昌代警备处处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同时，任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李忠义为右路总指挥，邓文为左路总指挥。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基本构成及设置情况

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冯玉祥，总参谋长邱山宁，秘书处长徐维烈，参谋处长王际递、副处长宋秀德，总务处长余心清，军政处长软墨林，财政处长张允荣、副处长于树本，军需处长于树本、副处长魏汉池，军法处长邓哲熙、副处长吕向晨，政治部长张允荣、副部长徐维烈，军械处长尚德胜，军医处长缴文龙，副官处主任王作舟，交际处长张子奇，总参赞刘注洲，总参议朱霁青，干部学校校长冯玉祥（兼）、副校长张克侠。

四、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主要战绩

日本关东军攻占热河后，迅速派小柳津指挥精锐部队以及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近千人，还有从承德调来的日军重炮部队及日伪李守信部队进攻察省，于1933年4月攻打多伦，阎锡山部赵承绶率部抵抗受挫后撤出多伦，5月1日多伦被日军占领。日军还利用其特务机关先劝诱汤玉麟投降，遣张海鹏及日军官多人与崔兴武等伪军首领在沽源平定堡举行会议，决定一路西进宝昌、康保、商都等地，随即南袭，计划由张北取张家口；另一路南进独石口，伪军张海鹏、崔兴武6月4日攻陷宝昌，6月8日占领康保。省会张家口受到极大威胁，张北告急。

在抗日同盟军成立召开的第一届军事委员会上，冯玉祥把收复察北失地作为第一战略要务，抽调部分人马由吉鸿昌亲自率领从大境门出发北上，中共前委组织10名宣传员随后同行。出征前吉鸿昌在全体官兵誓师大会上宣誓：“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已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扶危”。北上左翼第一梯队即五路军由左卫出发，经太师庄、上营房、水泉梁、宣平庄、旧万全县城、水磨厂向张北县集结待命。右翼第二梯队即第十六军由万全县经水磨厂、正北沟、神威台、北马厂向张北县以东阮家庄一带集结。第三梯队即骑兵三师由张家口出发，经南天门、周坝、猴儿山、左石滩到张北县城集结。

1.首捷康保。盘踞在康保县的敌人是日本关东军从东北调来的崔兴武部日伪军。得知同盟军大举北征的消息后，日伪军极为恐慌。1933年6月22日，同盟军的察哈尔自卫军第一支队王德重部队向康保发起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6月22日午后3时同盟军进入康保县城，敌军纷纷向宝昌溃退，并遗弃不少马匹辎重。

2.攻克宝昌。6月27日，冯玉祥电令吉鸿昌迅速率各部收复宝昌。吉鸿昌将所部编为三个梯队，另编二个掩护队，分头向宝昌挺进。第十六军为先遣第一梯队，由原驻地经二台向宝昌靠近；第五军为第二梯队，由驻地经二台、小庙子、英土壕向宝昌移动；第三师为第三梯队，由原驻地经黄土房、小黄土湾，进驻二台；胡云山为左翼掩护主力部队，经公会、忽乱胡同、石柱梁掩护主力部队，张励生部曹汉相师、张凌云部乜玉岭游击师为右翼掩护主力部队。

由于连日阴雨，同盟军官兵衣物全被淋湿，加之沿途因战乱不断而满目荒凉、村落稀少，道路泥泞、补给紧张，战士们除携带一点炒米外，只能向老百姓征集一些土豆、大瓜等来充饥。但战士们杀敌心切、不畏艰难，情绪高昂，经兼程跋涉于6月30日上午，曹汉相、乜玉岭部已逼近宝昌、沽源。

盘踞在沽源一带的日伪军张海鹏部和崔兴武部，得知同盟军将至，大举增援宝昌，并向热西日军茂木旅团求得大批武器弹药，以骡驮千余匹向沽源载运，企图顽强抵抗。同时收买大批土匪到处烧杀掠抢，破坏村庄使同盟军无处栖身整休。

7月1日，攻克宝昌战役打响，第五军、第十六路军以及乜玉岭、胡云山、曹汉相等各师在解家营、刘家营、柳条沟一带与日伪军主力发生激战。同盟军一面予以合围打击，一面积极开展鼓动宣传，劝教一些日伪军不要为日寇卖命，使不少人携带枪支弹药反正。傍晚，同盟军先后攻入敌各主要阵地，顽抗不降的3000余名敌军弃城退至多伦、沽源。同盟军夜晚进驻宝昌。这次战役，又缴获敌军不少物资，抓获一些俘虏，其中还俘虏白俄士兵37人。

3.收复沽源。攻打沽源的同盟军是李忠义部（第十六军）。驻守在沽源的日伪军是刘桂棠部。刘桂棠依附伪满，是因环境压力以及个人升官心切所驱使。他投靠日寇后，在山东的老母亲得知消息十分愤怒，专门到热河去责骂其不要当民族败类。刘桂棠是个孝子，母亲的训斥使他悔恨不已，决心痛改前非。加之冯玉祥声势浩大的抗日行动以及同盟军攻康保、占宝昌旗开得胜的战况，给刘部一些官兵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军心动摇。抗日同盟军兵临城下，正好给刘桂棠反正创造了极佳的机会，于是刘桂棠一面派出副军长尚武赴张家口请见冯玉祥表示要追随同盟军，一面派人到宝昌与吉鸿昌会面商议反正事宜。7月1日刘桂棠通告全国，声明加入抗日同盟军并就任第六路军总指挥。这就使驻沽源的另一支日伪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被同盟军余亚农部大刀队击退，这一战役共歼日伪军700余人，俘虏500余人，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张海鹏部残余势力退至多伦，至此沽源得到收复。

4.苦战多伦。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战略要地的多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地理位置上，多伦是连接察哈尔首府张垣、绥远、热河之间及沟通内外蒙古抵达京津的交通枢纽，也是著名商埠。日军攻占多伦后，迅速派小柳津的精锐部队和茂木谦之助的骑兵旅团、日驻承德的重炮部队千余人驻守多伦。还有驻守在多伦的日伪军李守信部以及从康保、宝昌溃逃而来的崔兴武、张海鹏部。防守多伦的总指挥小柳津为加固防线，在多伦城外修筑了18排32座炮台、电网以及数十座明碉暗堡，用交通壕连接，作为城外围阵地。日军茂木谦之助骑兵第四旅团及炮兵部队在善因寺附近固守，日伪军李守信、索华岑部在外围布阵，日军西义第八师团驻守丰宁以形成犄角之势。1933年7月4日，同盟军逼近多伦，张凌云在七里河前的后孤子山驱逐敌人前哨，将敌前哨近百人击毙，抵多伦城附近，同盟军其它部也先后抵达。从地形看，多伦城周围地形平坦开阔，目标不易隐蔽，加上层层防御工事，很不利于攻城。在同盟军准备进攻之际，刚刚反正的刘桂棠向吉鸿昌提供情报说，敌军正向多伦派遣增援部队，一方面是从开鲁调动的日军第三旅团先头部队已越过浑善达克向多伦开进；一方面是日军第八师团一部及伪军6000多人从多伦南面的方向压来。根据敌情，吉鸿昌、方振武当即在大榆树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以张凌云部为左路、李忠义部为中路、刘桂棠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派徐荣华的第四师、宣侠父的第五师等部赴滦河以北阻击增援的日伪军，并成功击退敌增援的先头部队。这些消息影响了多伦城内日伪军的军心。

同盟军克服兵力不足、武器装备差，特别是缺乏重型武器，部分战士手中只有大刀和手榴弹等种种困难，7月7日开始攻城。为了阻挡同盟军的进攻，日军还派出三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同盟军阵地，给我军造成巨大伤亡。8日晨，同盟军突破部分敌军防线，乜玉岭部攻占城西的西菜园，对西大仓的日伪军形成合围之势。下午6时，被重创的日伪军退缩到城内，敌军伤亡惨重，同盟军缴获敌步枪113支，战马157匹，轻机枪70余挺，重机枪3挺，抓获战俘290余人。到9日拂晓，敌在城外的据点均被同盟军攻占，但攻城时敌军火力密集，同盟军伤亡240余人。10日夜，吉鸿昌率领敢死队经十几次冲锋，均被敌方密集火力打退。11日破晓，同盟军再次攻城，又经三次冲锋均未得手，敌机继续轮番空袭使同盟军阵地硝烟弥漫，加上多伦城上日伪军火力配合猛烈，使同盟军伤亡较重，不得不停止进攻另图它策。这时武止戈从城外抓获的俘虏中审问出多伦城防的安排部署情况，并报告吉鸿昌，吉鸿昌立即召集方振武、柯庆施、武止戈、张金刀、张凌云、李忠义、邓文、刘桂棠、周义宣、李林春（骑兵三师第三团团长）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改变打法。

12日凌晨，同盟军向多伦城发起全线总攻。吉鸿昌在前线督战并冲锋在先，敢死队从战壕内迅速冲向城下，并架起云梯爬上城墙。这时，事先由吉鸿昌秘密派遣化装为回民商人混入城中的40余名警卫营战士，在营长马国栋的率领下，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在城内策应并高喊“同盟军已经进城了！”，顿时使守城敌军乱了阵脚，丢下碉堡和城头阵地四下逃命，同盟军乘势追击。李海山、刘震玉的东北义勇军骑兵部队首破西门，占领城西。随后同盟军从南、北门冲入城中，经三个多小时的厮杀和巷战，许多伪军投降，残敌夺路从东北方向逃窜，向关东军第八师靠拢。逃跑敌军经同盟军追歼和沿途各地民众抗日武装多次截击，逃至开鲁时仅剩下3000余人。经过5昼夜的激战，沦陷72天的多伦城终于被同盟军夺回。在收复多伦的战役中，共击毙击伤日、伪军1000多人、俘虏数百人。同盟军在收复四地的战斗中，共伤亡1600多人（包括团长5人），其中阵亡312人，重伤453人，轻伤927人。

五、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解散的经过

抗日同盟军对察北四县的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沦陷区夺回失地的成功战例，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信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穷凶极恶的侵略气焰。虽然蒋介石集团严密封锁消息，百般歪曲事实，但得知战况的全国一些团体组织，以及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都纷纷向冯玉祥、吉鸿昌致电祝贺。一些日伪军将领也派遣代表向冯玉祥表示反正。辽宁、吉林方面一些义勇军积极想方设法与冯玉祥联络共商抗日大计。同盟军进驻多伦后，立即在山西会馆举行万人抗日御侮大会，吉鸿昌站在会馆的大戏台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更加激发了全体同盟军将士及多伦各界人士的抗战热情，消息传出也引起了全国各界爱国民众的广泛赞誉。正如天津《益世报》所言：“从‘九一八’起直至今日，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当然，收复察北四县、不是抗日同盟军的最终目的，而同盟军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要收复东北（辽、吉、黑、热）全境，并“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因此，攻占多伦后，吉鸿昌就开始积极筹备东征。然而，这时的同盟军，内受蒋介石的严密封锁，信息传递和全国赞助款物渠道全被切断；外有日寇在外交上向蒋介石施压，在军事上正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已处于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处境。同盟军庞大的军费开支已无法保障。

蒋介石当时的主要精力不是用在和日本人作战上，而是用在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上，同盟军的出现及其在打击日寇上四战告捷，让他始料未及。为了扼杀抗日同盟军，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联合通电，给冯玉祥扣上“妨害统一政令”、“滥收散兵土匪”、“煽动赤焰”等帽子。明令严禁任何团体、组织和个人接济“叛军”。何应钦在北平发表谈话：“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又闹出这样的事来了”。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大批政客、间谍前往抗日同盟军各部中进行分化、收买，不久，冯占海、李忠义、鲍刚、檀自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党中央”，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对同盟军进行收编。

收编情况为：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其部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为1个团；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刘桂棠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良诚自解兵权离开察省；刘震东部、唐聚五部各编为一个团；张励生聘为省府顾问，所部解散；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部均照军分会规定收编；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清乡司令韩青芳部被令解散；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500余人均被遣散，令方振武出洋，但本人不愿离开部队。7月30日，不愿接受改编的邓文被特务暗杀。在蒋介石的重重压力下，同盟军这一本来很松散的组织很快被瓦解。7月19日起，日军开始反击，关东军毛贺旅团、茂木旅团及张海鹏伪军2万余人，分两路入侵多伦和沽源，吉鸿昌奋力抵抗，取得了“滦河伏击战”胜利，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这场战斗击毙日军官兵138人。伪满军21旅梁凯部1800多名官兵放下武器退离战场。但在战斗结束时飞临战场上空的十余架敌机向同盟军扫射，使同盟军战士伤亡769人。

同盟军经蒋介石的打压瓦解，处境越来越艰难。7月31日，愤怒的冯玉祥发电诘问蒋介石“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也”。吉鸿昌与同盟军各将领联名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在军费、粮草弹药缺乏又无法补充、蒋介石继续施压的状况下，冯玉祥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不得不与国民政府接洽，宣布抗日同盟军归顺国民党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解散司令部，各部自愿去留。不久，冯玉祥又回到泰山隐居。8月8日，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柯庆施按照党中央的布署召开会议，决议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将二、五、十六、十八师等部队以及工会等抗日救亡团体撤离张家口，转移到张北一带。8月中旬，中共河北省委与吉鸿昌、方振武部先后集结在张北、康保、尚义一带。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张北二井村召开会议，推荐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许权中、刘振远、柳青等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会，领导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9月初，柯庆施率抗日同盟军由张北转移到直中、直南与当地农民运动组织汇合。9月下旬，同盟军攻占怀柔、密云县城，直逼北平。

蒋介石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同盟军打而不散、压而不垮的顽强气概气急败坏，勾结日军和伪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同盟军在吉鸿昌、方振武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弹尽粮绝，最后在牛栏山被击败。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24日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处死，临刑前写下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同盟军失败后，方振武逃离，隐居于香港，1941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宝贵精神及启示

（一）宝贵精神。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北四县的抗日壮举虽然已远离我们有83年之久，但其形成的伟大精神却永存，并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宝贵精神财富。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人民遭涂炭的苦难时刻，不甘当亡国奴，誓死捍卫国家利益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冯玉祥、吉鸿昌是这一思想的杰出代表和率先践行者，他们挺身而出，高举爱国主义、抗日救国的大旗，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号召组成民众抗日同盟，激起了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积极响应。吉鸿昌为报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让其妻胡红霞在天津变卖了全部家产凑得6万元用于抗日同盟军的军需。吉鸿昌、邓文、方振武在国民党软硬兼施的威逼下，义无反顾，丝毫不移彻底抗日之志。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没能牺牲在抗日前线，却被国民党所杀害，成了千古奇冤。还有在收复察北四县中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他们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只求到最前线冲锋陷阵，甘愿当“敢死队员”去杀敌报国，这种可歌可泣可敬的精神将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2.爱我中华、荣辱与共的民族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对这一精神做出了最好诠释，这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大敌当前，中华民族面临亡族灭种的危难关头，冯玉祥将军顶住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巨大压力，采纳共产党人的主张推行民众抗日，是民心所向。这一举措，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受到中华儿女的最广泛支持和拥戴。在短短的几天里，上海、北平、天津、河北、广东、西南各省、东南五省、皖、闽、港、澳等各族各界各人民团体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都纷纷致电声援冯玉祥将军，全国各大报纸也大力赞扬抗日同盟军的壮举。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有人捐物，一些热血同胞冲破阻力向着抗日同盟军的总部——张家口汇集。这种巨大的力量来源于血脉相通的手足之情，是中华儿女几千年优秀历史传统文化凝炼出的民族气节，那些率先奔向抗日前线，视死如归的抗日先烈，是民族的脊梁。这种可贵精神是中华民族饱经苦难、历经艰辛而不亡的根本所在。

3.百折不挠、不畏强暴的不懈奋斗精神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催生了西方列强。日本经明治维新，也赶超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这时的中国却因闭关锁国，统治腐朽，加之军阀混战和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签订、赔款割地，沦为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路线后，侵略中国就成为其首当其冲的目标。在侵吞我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后，步步紧逼，已使张家口告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在敌强我弱、敌进我退、国民党“不抵抗”而又坚决反对抗日的态势下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队伍。比较而言，日军装备精良，有飞机、大炮，武器粮草充裕，而抗日同盟军供给紧张、武器缺乏、粮草不足，有不少战士只能扛着大刀上前线。正如曾任同盟军教导团副班长的曹志真2000年1月6日在北京回忆所说的：“我们的士兵们装备都是简陋的‘汉阳造’，开枪时要推一下，拉一下，只有5发子弹。生活又苦，每月才两元生活费，吃得是灰色的莜面，穿得是破破烂烂。”是在“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没有武器弹药的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同盟军没有被强敌所吓倒，他们攻坚克难，一举收复了察北四县，有力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戳穿了其“不可战胜”的神话，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种以弱胜强、置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精神，是中华民族由苦难走向辉煌的根本保障。

（二）几点启示。“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回顾抗日同盟军的短暂历史，在给我们留下遗憾和伤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深深的启示。

1.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人们也常说：“忘记了历史就等于背叛！”那么不学习历史，对历史表现得无知，肯定要比“背叛”还要恶劣，还要无耻！所以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际，国内外开展各种隆重的庆祝活动，就是让人们重温历史、勿忘国耻、以史为鉴，增强民族认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一部部抗战故事是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最为生动的教材。只有学好这些真实的历史并代代坚持下去，中华民族才会警钟长鸣，才会揭穿别有用心者对历史的篡改，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才会爱憎分明认清诸如所谓“伪满洲国”、“伪蒙疆”等傀儡政权以及李守信、崔兴武、张海鹏等卖国贼的可耻嘴脸并永远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将军受共产党和苏联革命的影响，靠其威望和影响而组建起来的。论当时的号召力，共产党无法与国民党相比，由于共产党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在其战略摆布上，消灭共产党要比对日作战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所以共产党对其来讲是“地下组织”，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产党有一定影响力但不可能成为领导核心，甚至有些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的身份无法公开。同盟军从成立到作战，蒋介石一直视为“非法”。这支队伍作为一个自发的民众组织，人员组成也很杂乱，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及坚定的信仰，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最终走上失败或被收编、遣散，有的甚至走上了卖国求荣之路（比如德穆楚克栋鲁普）。对比之下，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经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在围追堵截中进行长征，走上北上抗日的道路。论红军的处境，比抗日同盟军还要险恶艰苦得多，86000余党中央红军从党中央根据地江西出发，到达陕北时仅剩下7000多人，但由于共产党人有信念，有坚定彻底的革命性，不仅没被国民党打跨，而且到延安落脚后逐步发展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3.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孙中山讲过：“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840年后的旧中国，矛盾重重，内忧外患。但当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民族矛盾上来。但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结果使中国痛失东北三省及热河省。不可置疑，冯玉祥组成抗日同盟军，拉开了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的序幕，是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广大民众、形成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范例。在当时同盟军的组成中，成分十分复杂，有冯玉祥旧部、有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地方武装，有东北撤出的义勇军，有蒙古民兵，有青年学生甚至还有土匪武装等。这种同盟关系能够团结起来就是统一战线。这种凝聚力必然能产生四战告捷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北上抗日，顺历史潮流而动，1934年打出“北上抗日”旗帜，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同年12月在瓦窖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定之一。这一历史决策得民心、顺民意，有力印证了“顺之者昌”的名言。

4.“落后就要挨打”是铁一般的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生物界的生存法则，同时也是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法则。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在滚滚向前的世界发展洪流中落伍了，沦为一个大而穷、大而弱、大而落后的国家，进而出现了八国联军侵略凌辱中国的黑暗历史。像我们的近邻“小日本”这样的国家，自中华盛唐以来，一直以中国为师，追捧中国。1900年前后，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成为强国，才出现了“蛇吞象”的现象，使中华民族遭受到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杀戮和侮辱。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即使是国际关系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今天，国与国之间也仍然如此，谁弱谁就被动，甚至挨打。

如前南斯拉夫问题、伊拉克问题等等都足可证实这一点。

中国必须强大起来，只有强大了，我们才有足够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家，维护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汲取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期的历史教训，就是要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能勿忘国耻、知耻后勇，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浮躁、不松懈，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态度努力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

（作者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