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写自传，翻弄许多已经发黄的日记…… 突然，一件尘封了40多年的“历史档案”浮现在我的面前。档案里的人虽然与我的自传并无多大关系，但他却不该为人们所遗忘。于是，我将他感人至深的事迹先行记述下来：他就是当年第一个给周总理写信反应内蒙古“挖肃运动”的“草莽之人”——现居于乌兰浩特的著名法官王建林。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与前苏联国家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开始互派访问学者。 经国家教委和最高法院考试选拔，王建林以第一名成绩被派往前苏联留学,这给一位大学毕业后“支边”来到内蒙古的“草莽之人”蒙上了几分神秘色彩…… 1965年，我还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来到地图上都没有标识的内蒙古东部科右前旗居力很公社前进大队当了“四清”工作队员。在那里，我遇见了毕业于天津河北大学俄语系的王建林。 王建林当年24岁，怀着豪情壮志，在毕业分配“志愿”栏内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服从分配——支边”一行字，随即，踏上了北行的列车…… 王建林的性格外向，不但英俊潇洒，血气方刚，豪爽直率，而且凡事都要较个真儿。 在一次要给生产队社员李华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讨论会上，王建林顶撞工作队长说道：“李华是国民党上尉连长不假，军衔够‘伪、警、宪、特’的‘历史反革命’，但他是部队起义人员，按照政策既往不咎，不能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于是，工作队长与王建林展开了激烈争论。与会的工作队员无不为之捏把汗：在当时“极左路线”的环境下，王建林竟敢替“历史反革命”说话，与领导争论得面红耳赤，其草莽之味儿显露无遗。最后，工作队长认输了，他说：“王建林，你当领导不行，做个法官还可以。”“四清”工作结束后，王建林被呼伦贝尔盟人事处分配到科右前旗乌兰浩特四中当了俄语教员。 不久，王建林再次成为舆论中心。工作队出村三个月后，他竟然和生产队里一位漂亮姑娘杨淑琴结了婚。 在“四清”运动中，“工作队员不准谈恋爱”是铁的纪律。然而，这种“纪律”却违反了人类普遍情感的规律，摧残了人性。德国伟大作家席勒说道：“疯狂起来的爱情不受法律约束”。就在出村之前，王建林与杨淑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地下恋情”。对此,王建林说道：“心动了，就是爱。爱需要胆量。”他的话很有点席勒的气魄！20世纪60年代，一位大学生能娶一位农村姑娘为妻，对爱情又有不合时宜的解释，实属另类，引起舆论一片哗然。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多亏大队书记证明“四清”运动期间王建林与杨淑琴并不在一个生产队，不存在恋爱嫌疑，他才躲过一劫。1968年10月，内蒙古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挖新“内人党”运动，王建林所在的乌兰浩特四中老校长赵宇清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所谓“内人党”，指的就是“搞分裂” 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要把内蒙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其实属无稽之谈。 王建林再也坐不住了，遂开始秘密调查，别人问他：“你不怕受到牵连么？”他则回答道：“看到熟识的领导、同事突然成了闻所未闻的反革命——‘内人党徒’，在反省室里被拷打得哀号呻吟，瘦得像骷髅，以致死亡、自杀，能无动于衷吗？不过我很小心，害怕被‘积极分子’发现，和爱人约好，半夜调查回来，用指甲盖敲窗户。” 彼时，天气零下30多度，王建林的爱人正“坐月子”，因为寒冷又患上了严重关节炎，他对此感到非常内疚。然而，看到学校“逼、供、信”被挖出的“内人党”全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骨瘦如材，死的死、残的残；特别是对教育事业无限忠诚的老教师忠耐爬上几十米高的大烟筒，用蒙古语诉说自己不是“内人党”后，在几百名围观者目光中一跃而下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因为爱人杨淑琴的娘家仍然住在生产队，那里的“挖肃”比城里搞得还要厉害，王建林便从市区潜入农村。调查得知：爱人所在的21户人家，竟被挖出19户“内人党”，情况更加惨不忍睹。出于良知，王建林下定决心要向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去告“御状”。他让家里发来一封电报，称母亲病重须返津。因为害怕被跟踪，王建林戴上大口罩，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豪情踏上了南下列车。抵达北京后，王建林找到在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的正定高中时期的同学刘俊芳，向他陈述了来京目的，得到刘的支持，便在他的宿舍开始整理材料。1969年2月20日，刘俊芳带着王建林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东侧小院——中共中央、党中央军委、党中央文革、国务院接待站。他将“探家证明信”和大学毕业证书交给接待员进行了核对，当他像见到亲人一样述说起“内人党”遭受“刑讯逼供”情况时，不由得潸然泪下，哽噎起来。就连一身戎装的接待员也忍不住泪水涟涟，站起来给他倒了杯热水。 接着，王建林又将各个学校、农村、牧区很多人被活活打死，自己如何在大年三十辞别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登上火车，来北京告“御状”的经过都讲给了接待员。接待员听后问道：“如果像你说的这么严重，为什么没人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王建林回答说：“控制得非常严，‘积极分子’挖起来没完没了，没挖到的怕受牵连，开会迟到都被认为对毛主席不忠，谁还敢来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我是母亲病重请假回来探亲，路过北京，又和内人党无半点瓜葛，才准的假。” 接待员让王建林把材料留下，但他却说道：“如果将材料转回去，我必然会成为替‘内人党’翻案的‘反革命’，我的命就没了。” 接待员考虑一下最后对王建林说道：“那这样吧，你想给哪位领导人写信，我们给转。” 王建林接过接待员给他的纸笔，便伏案写道：　　

敬爱的周总理，我是1965年天津河北大学毕业的青年，支援边疆到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浩特四中工作，现在向你老人家反映有关内蒙局势的重大问题：即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居力很公社前进大队213户，挖出了194户“内人党”。前进三队是有名的贫下中农队，全汉族，21 户，挖出了19户“内人党”，只有陈国芹（64岁）、杨二舌子（外号，62岁）不是“内人党”外， 18岁的女共产党员杨淑兰都被迫登记为“内人党”……总理，如果“内人党”发展到如此程度，内蒙不早就叛变了？不早就被发现了？现在，军民关系已 遭到严重破坏，一旦发生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疆的红色长城将不复存在。请赶紧派人调查。以上如有虚假，愿受国法制裁。内蒙乌兰浩特第四中学教员王建林。大学毕业证号：文凭登记河大外子第00185号。　　

回到家里，王建林急忙赶到生产队，特别对社员嘱咐道：“如有来人调查挖‘内人党’情况，一定要说实话，不然欺骗党中央罪就大了。” 1969年3月10日，前进三队的刘海棠大爷急匆匆找王建林，告诉他说党中央来人调查了他们村子挖“内人党”的情况，他还掰开腮帮子让解放军看了他被打掉的嚼牙…… “挖肃”运动停止了。上级在传达停止挖“内人党”（1969）第24号文件时，同时传达了周总理4月的讲话：他说2月份有个天津青年给他写信，说挖“内人党”挖到蒙古包、生产队去了，一个20多户的生产队只有两户不是“内人党”，显然扩大化了嘛。 王建林当年如果不是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为妻，不了解农村、牧区的“挖肃”情况，他也不可能成为给周总理写信的“草莽之人”。在防止“文革”运动扩大化，“内人党”得到平反昭雪的工作中，他功不可没。 1969年,周总理号召复课闹革命，学校让老师们带领学生勤工俭学，自力更生盖新教室,分配给王建林班里15000块坯的任务。他将学生分成12个组，每组5个人，展开评比竞赛。不料，超额完成任务后，个别教师竟然纵容学生给他贴出大字报：说分组脱坯是刘少奇“包产到户”在学校里的反映，是在顽固坚持“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1970年11月11日，风雪交加中，王建林带着“五七战士”身份带着老婆孩子下到了搞“四清”的生产队。第二天，他便戴上狗皮帽子，脚穿“胶皮乌拉”，跟随社员下地劳动。不料，公社书记于显忠打电话将王建林叫到他的办公室，问道：“你叫王建林？” “是的。”王建林感到有点紧张。 于显忠头也不抬，从三屉桌中间抽屉里拿出一把枪交给王建林，说道：“从现在起，你到公社来上班吧，作政法工作。” “啥枪？”王建林不解问道。“德国造，三号匣子。”于显忠很严肃地说道，“小心点，别走火”。“啊，是的！”王建林激动起来，掂量着手里枪支的分量，细心体会着公社书记“小心点，别走火”几个字的深层含义，这是在告诉他做事要认真，判断要准确，不能有一丝含糊。一夜之间，由“臭老九”变成了带枪的无产阶级战士。童话中描写的厄运逝去，幸福突然降临的故事，竟然落在王建林头上——一年之后，一纸调令将他调到旗公安局刑侦股，真的应验了“四清”运动中那位王队的话：他当上了法官。“小心点，别走火”，王建林一直保持着给周总理写信时的那分执着、认真、事事较真儿的劲头。“公检法”恢复时，从未谋过面的老院长朱云阁点名将他调到法院，随即迁升为刑事庭副厅长。不久，便被国家选派赴前苏联留学。　　

                                     （作者：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