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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 【盟市园地】旅蒙商、龙票、海拉尔商业“八大家”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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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年间,郭、赵等姓山西商人随喇嘛庙一带牧民游牧行商至海拉尔河流域,这是海拉尔历史上最早的旅蒙商。旅蒙商通称“出地的买卖人”,海拉尔旅蒙商发展的历史不是始于旅蒙的商业“八大家”,而是始于17世纪康熙年间,也就是说,海拉尔旅蒙商出现早于商业“八大家”。  

    雍正八年(1730),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以呼伦贝尔地广而腴,且邻俄境,疏清筑城”。清政府为防止帝俄蚕食,粉碎帝俄“黄俄罗斯”美梦,遂于雍正十年(1732)批准建呼伦贝尔城。开始计划在扎罗木得建城,因该地霜大;雍正十二年(1734)在扎可丹(今正阳街)建城。清政府指定当时北京城内的聚长城、隆大号、广太号、晋兴号、鼎开号、大利号、无聚号、弘盛隆八家商铺到海拉尔经商。这就是海拉尔的商业“八大家”。值得说明和弄清的是真正到海拉尔经商的却不是清政府指定的北京城商业“八大家”商号本身。“八大家”商号被指定到呼伦贝尔草原作买卖后,很害怕,不愿到本地来,皇帝知晓后,就给他们发了“龙票”,有了皇帝发给的专利特许证,行动有了保证,本该起身,可是“八大家”的掌柜们享受贯了,吃不了苦,谁也不愿动。不去完成皇帝交给的使命,违抗圣旨,他们又担当不起。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各自从自己的老家招集亲戚、朋友,让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拿着皇帝签发的证件到草地经商,这样既尊了圣旨,又省了冒险,还帮了穷亲友。招来的旅蒙商人,尤多出身股,北京“八大家”掌柜把货物、车辆交给他们,出一定资本,规定利润分成比例;个别“八大家”掌柜只给替他们经商亲友较高的工资,利润全部收回。  

    这些替代北京城“八大家”出入草地的买卖人,多来自山西,持有的“龙票”是皇帝亲赐的。据亲眼见过“龙票”的人说:“龙票”用一尺三寸见方白麻纸制成,四周印有龙纹,中间盖有御印,里面有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的条文。条文主要内容包括持“龙票”商号人员,出入蒙旗地方,地方官员应负责保护等。这是最初各业“八大家”所持的“龙票”。老海拉尔都知识文件事。人们不清楚的是后来陆续来蒙地经商的旅蒙商人拿的“龙票”就不是皇帝赐给的了。“龙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出入草地买卖人的通行护照和营业执照。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地区贸易的旅蒙商人,须经由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等批准,须发入蒙地的“龙票”(部票),在指定蒙旗经商贸易;凡入蒙地商人,在登记领取票照时,必须注明人数、姓名、货物品种、数量和起程日期,他们到达蒙地后,须在当地盟、旗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  

    “八大家”来海拉尔后,一进城,先拜访官吏和上层人物,以厚礼——大批金银和物品表示敬意,逐渐与官吏及上层人物打得火热。副都统在天聚号入了股份,开厅审理案件时,请“八大家”经理培审、参议。“一品官、二品官”,牧民们忍气吞声,不得不经其剥削。有的牧民说:“有东西多少钱都行,贵就贵点吧”。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随着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封禁政策的松弛,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盛。这个时期旅蒙商固定贸易网点不断扩大,成为永久性的商号,先期到草原的商界们“往来既久,渐与蒙人稔习,乃乞隙区支窝棚久而不去”,“迨至囊丰商,遂营用宅,畜牛马,易行商为坐   ”。“八大家”就这样在海拉尔扎下了根。每年春季,携带大批物资入草地,进行买卖;旧历8月初一甘珠尔庙会,以大车运载货物与牧民交易牲畜、皮张,贸易通年不断。经营范围不只限于呼伦贝尔地区,最远达到蒙古边远地方。他们采取设总柜、分号和流动3种形式经商。资金大者3万两银予以上,人员达百八上下;一般资金在2000万两银予以上。他们一方面从东北和关内大商号购进蒙古包、大轮车、鞍  、炉子、绸缎、布匹、烟、酒、糖、茶、粮食等日用生产、生活用品,销售给牧民;另一方面交换或收购牧区牛马羊和畜产品,输入外埠和国外,利用不等价交换,获得高额利润。他们既批发给中小商号商品,收购畜产品;同时又直接零售,出草地销售和收购。弘盛隆最多时有8个蒙古包、40多辆牛车和70多人分布在4个牧业旗,畜产品推销至齐齐哈尔、哈尔滨、上海等地。1886年,清政府宣布放荒,废除了封禁政策,本地移民增多,促进了“八大家”进一步发展。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于中俄战争,“八大家”部分遭到战争破坏,加之生意不佳,伙计不合等原因,有的商号倒闭了,另建商号;有的几家合伙经营,有的一家分为两家。经过分合后,形成了鼎恒升、福生公、永生昌、玉盛和、福巨洪、天一生、大利号、聚长城新的商业“八大家”。笔者前些年编写《海拉尔商业局志》,在社会调查中,发现老海拉尔提高的商业“八大家”不同,与文字原始记载的“八大家”亦不符,以为商业“八大家”有不同说法。后翻阅“海拉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霍然明朗,原来老海拉尔所提的鼎恒升、永生昌等“八大家”是由最初来海拉尔经商的“八大家”发展而来的。  

    1905年海拉尔被辟为“通商城市”后,大批俄商进入呼伦贝尔,争夺市场,倾销商品。加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呼伦贝尔,畜产品出口困难重重,“九·一八”前夕,海拉尔商业“八大家”只剩下了“聚长城”、“大利号”两家在困境中挣扎。不久大利号解体(聚长城一直坚持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代之而起的是无增合、普盛魁、巨发号、瑞兴泰、福生利、无增厚、永生长、晋义成等经营范围、规模较大的旅蒙商号。这些旅蒙商再无往日“八大家”的辉煌,失去了对商业市场的垄断地位。随着1953年海拉尔开始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社会主义改造,活跃在海拉尔地区的商业“八大家”最后徐徐落下了历史帷幕。  

                                 (作者: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档案史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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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盟市园地】旅蒙商、龙票、海拉尔商业“八大家”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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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年间,郭、赵等姓山西商人随喇嘛庙一带牧民游牧行商至海拉尔河流域,这是海拉尔历史上最早的旅蒙商。旅蒙商通称“出地的买卖人”,海拉尔旅蒙商发展的历史不是始于旅蒙的商业“八大家”,而是始于17世纪康熙年间,也就是说,海拉尔旅蒙商出现早于商业“八大家”。  

    雍正八年(1730),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以呼伦贝尔地广而腴,且邻俄境,疏清筑城”。清政府为防止帝俄蚕食,粉碎帝俄“黄俄罗斯”美梦,遂于雍正十年(1732)批准建呼伦贝尔城。开始计划在扎罗木得建城,因该地霜大;雍正十二年(1734)在扎可丹(今正阳街)建城。清政府指定当时北京城内的聚长城、隆大号、广太号、晋兴号、鼎开号、大利号、无聚号、弘盛隆八家商铺到海拉尔经商。这就是海拉尔的商业“八大家”。值得说明和弄清的是真正到海拉尔经商的却不是清政府指定的北京城商业“八大家”商号本身。“八大家”商号被指定到呼伦贝尔草原作买卖后,很害怕,不愿到本地来,皇帝知晓后,就给他们发了“龙票”,有了皇帝发给的专利特许证,行动有了保证,本该起身,可是“八大家”的掌柜们享受贯了,吃不了苦,谁也不愿动。不去完成皇帝交给的使命,违抗圣旨,他们又担当不起。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各自从自己的老家招集亲戚、朋友,让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拿着皇帝签发的证件到草地经商,这样既尊了圣旨,又省了冒险,还帮了穷亲友。招来的旅蒙商人,尤多出身股,北京“八大家”掌柜把货物、车辆交给他们,出一定资本,规定利润分成比例;个别“八大家”掌柜只给替他们经商亲友较高的工资,利润全部收回。  

    这些替代北京城“八大家”出入草地的买卖人,多来自山西,持有的“龙票”是皇帝亲赐的。据亲眼见过“龙票”的人说:“龙票”用一尺三寸见方白麻纸制成,四周印有龙纹,中间盖有御印,里面有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的条文。条文主要内容包括持“龙票”商号人员,出入蒙旗地方,地方官员应负责保护等。这是最初各业“八大家”所持的“龙票”。老海拉尔都知识文件事。人们不清楚的是后来陆续来蒙地经商的旅蒙商人拿的“龙票”就不是皇帝赐给的了。“龙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出入草地买卖人的通行护照和营业执照。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地区贸易的旅蒙商人,须经由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等批准,须发入蒙地的“龙票”(部票),在指定蒙旗经商贸易;凡入蒙地商人,在登记领取票照时,必须注明人数、姓名、货物品种、数量和起程日期,他们到达蒙地后,须在当地盟、旗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  

    “八大家”来海拉尔后,一进城,先拜访官吏和上层人物,以厚礼——大批金银和物品表示敬意,逐渐与官吏及上层人物打得火热。副都统在天聚号入了股份,开厅审理案件时,请“八大家”经理培审、参议。“一品官、二品官”,牧民们忍气吞声,不得不经其剥削。有的牧民说:“有东西多少钱都行,贵就贵点吧”。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随着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封禁政策的松弛,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盛。这个时期旅蒙商固定贸易网点不断扩大,成为永久性的商号,先期到草原的商界们“往来既久,渐与蒙人稔习,乃乞隙区支窝棚久而不去”,“迨至囊丰商,遂营用宅,畜牛马,易行商为坐   ”。“八大家”就这样在海拉尔扎下了根。每年春季,携带大批物资入草地,进行买卖;旧历8月初一甘珠尔庙会,以大车运载货物与牧民交易牲畜、皮张,贸易通年不断。经营范围不只限于呼伦贝尔地区,最远达到蒙古边远地方。他们采取设总柜、分号和流动3种形式经商。资金大者3万两银予以上,人员达百八上下;一般资金在2000万两银予以上。他们一方面从东北和关内大商号购进蒙古包、大轮车、鞍  、炉子、绸缎、布匹、烟、酒、糖、茶、粮食等日用生产、生活用品,销售给牧民;另一方面交换或收购牧区牛马羊和畜产品,输入外埠和国外,利用不等价交换,获得高额利润。他们既批发给中小商号商品,收购畜产品;同时又直接零售,出草地销售和收购。弘盛隆最多时有8个蒙古包、40多辆牛车和70多人分布在4个牧业旗,畜产品推销至齐齐哈尔、哈尔滨、上海等地。1886年,清政府宣布放荒,废除了封禁政策,本地移民增多,促进了“八大家”进一步发展。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于中俄战争,“八大家”部分遭到战争破坏,加之生意不佳,伙计不合等原因,有的商号倒闭了,另建商号;有的几家合伙经营,有的一家分为两家。经过分合后,形成了鼎恒升、福生公、永生昌、玉盛和、福巨洪、天一生、大利号、聚长城新的商业“八大家”。笔者前些年编写《海拉尔商业局志》,在社会调查中,发现老海拉尔提高的商业“八大家”不同,与文字原始记载的“八大家”亦不符,以为商业“八大家”有不同说法。后翻阅“海拉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霍然明朗,原来老海拉尔所提的鼎恒升、永生昌等“八大家”是由最初来海拉尔经商的“八大家”发展而来的。  

    1905年海拉尔被辟为“通商城市”后,大批俄商进入呼伦贝尔,争夺市场,倾销商品。加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呼伦贝尔,畜产品出口困难重重,“九·一八”前夕,海拉尔商业“八大家”只剩下了“聚长城”、“大利号”两家在困境中挣扎。不久大利号解体(聚长城一直坚持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代之而起的是无增合、普盛魁、巨发号、瑞兴泰、福生利、无增厚、永生长、晋义成等经营范围、规模较大的旅蒙商号。这些旅蒙商再无往日“八大家”的辉煌,失去了对商业市场的垄断地位。随着1953年海拉尔开始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社会主义改造,活跃在海拉尔地区的商业“八大家”最后徐徐落下了历史帷幕。  

                                 (作者: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档案史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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