蜈蚣坝　　

今日由呼和浩特至武川县沿山腰修的公路，曲曲蜿蜒依山势而行，酷似一条蜈蚣，遂把这条山现今写作蜈蚣坝。因此，不知其源的人们误以为其名是由这条公路的走势而来的。那么，蜈蚣坝之名是在什么年代出现的？其含意又是什么呢？　　

首先，看看古代亲临其境人的记述。（〔清〕钱良择《出塞纪略》：）　　

“康熙二十七年（1689）夏五月朔日壬申。皇上御乾清门，奉使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玮等率同使诸臣进见，兵部督捕理事官臣张鹏翮、兵科给事中臣陈世安，特膺简命，同予参画，纶言指授，谆谆受命，陛辞而出。初二日，癸酉。满汉文武诸臣，寅出德胜门。”　　

“十八日，已丑。晴凉，行五十里至归化城，城为蒙古之要地，设官镇守，其广如中华之中县。南关颜额，上为蒙古书，不能晓，下横书‘翁阿洪’三大字，字亦左行，用蒙古式也，以岭翁阿而知之。”　　

“二十一日，壬辰。早微雨时作，行十余里，登阴山之麓，憩蒙古毡帐旁，……行上高岭，名翁阿岭，又名都楞打八，意即李碑所谓捷径故道也。”“闻归化城守土之官，春秋必以牲宰致祭，不知其何神也。既至山巅，怪石插天，两崖壁立，石路一线，曲折而下，如直入重泉，不知其所底止。临崖一望，心动股慓，路既逼仄，石复动摇，人马践之，岌岌欲坠，有随足圆滚而下者，其不颠仆也几稀，如是十五里许，方至山麓，回望天门，划然屹立云际，乌道萦之，忽断忽续，忽隐忽现，化工特造，海内之所仅见，方信‘一夫当关，千人辟易’非虚言也。”　　

阴山。即今大青山，此名为清代始有之。　　

翁阿岭。即今蜈蚣坝。　　

都楞打八。“都楞”，汉意数字的“七”或“首”不清，这里似乎是“首”，以蒙古语意表示“最高处”。“打八”，蒙古语汉意为“高坡”。　　

翁阿岭，其名最早出现是在明时北元时期。　　

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卷六》载：达延汗“遂  起兵征伐西部万户，自翁观山口入，沿图尔根（河）下也，……”。　　

西部万户。指以鄂尔多斯、永谢布、满宫嗔三部。　　

翁观山口。即今坝口子。　　

图尔根河。蒙古人称今大黑河为伊克图尔根，小黑河为巴嘎图尔根，这里是指大黑河。　　

蜈蚣坝的含意到底是什么呢？　　

《归绥县志·民族志·种族》载：“至归化六月十五日，在吴公坝祭脑包，例由付都统委参领代祭。无布库、跑马诸戏，视为具文故不详载焉。”　　

副都统。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7）土默特旗分左、右两翼，各翼设都统一人，副都统各二人。　　

《十朝圣训》卷二三○载：乾隆二十八年（1764）谕旨“归化城都统一缺，原系土默特蒙古世袭，因其习染颓敝，无可承袭之人，是以另赏世袭。其都统一缺，由京揀选补放，但拣放之员不谙彼地情形，未能整饬。归化城事本无多，应将都统淘汰，归绥远将军管理。副都统二员分驻绥远城、归化城，协助将军办事”。归化城副都统管理土默特军政事务。　　

参领。蒙古人称“札兰”，五个佐（蒙古人称苏木）上设一个参领。　　

民国年代，取消清制改设总管。　　

蜈蚣坝之名系由翁观山、翁阿、吴公等音变而来，蒙古语中汉意为“神山”。蜈蚣坝为土默特人认定的神山，原来在山顶颠处置有脑包，随星转月移，现在脑包已不见。　　

蜈蚣坝，是大青山往武川县的一个通道，不是指大青山的整体。大青山古称白道岭。　　

《水经注》：白道岭上有垣若颓基沿溪互岭，东西无极，疑是赵武灵王之所筑也。　　

北魏白道城。《水经注》：“芒干水西南，  径自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而水，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　　

赵长城的遗迹在呼和浩特北红山口，登上大青山仍清晰可见。　　

白道岭。其名由今呼和浩特西乌苏图西北大青山山颠面东南有一处宽二三百米长、四五百米的白石滑坡处，二三十里外清晰可见而得，非由通道而得，见前文康熙年间之对蜈蚣坝实况记述，即其证，何谈北魏时有其所修道路。只是一条北往南来的天然通道而已，亲临者也未谈到其地质或路面上有什么白色的特征处。　　

大青山。由蒙古名达兰·特哩衮、达兰·喀喇的音变。达兰，汉意为数字之“七十”。特哩衮，这里汉意为“首”、“山头”。喀喇，汉意单译为“黑”，这里表示“黑山头”。　　

达兰·特哩衮，最早出现于上述《蒙古源流卷六》达延汗征伐右翼三万从翁观山口入，“时，右翼三万得闻合罕出征，乃迎于达兰·特哩衮，接战时，合罕降旨曰，……”。这次战役是在今土默特川进行的，以右翼三万户失败西逃而结束。　　

今日之由呼和浩特至武川公路是1956年后修通的。原由呼和浩特至武川之路是乌素图穿越大青山而行的。蜈蚣坝之称不是由现今的公路走势而得名的。　　

宝格达山　　

冯秉钧译《多桑蒙古史》注释说：“兀勒灰河发源于北纬四十七度之索岳尔吉山。此山在大兴安岭山系中，自东北向西南，界蒙古、满洲两地之间，兀勒灰河注入戈壁一小湖以前，有一条小水亦名索岳尔吉河来会。”　　

兀勒灰河。即今东乌珠穆沁旗东境之乌拉盖河。　　

索岳尔吉河。今作色也勒钦高勒。　　

满洲。指我国东北地区。　　

索岳尔济山，辽名七金山，周千三百里。西临大漠，东接西兴安岭，草木丛茂，禽畎繁殖。康熙三十四年（1696）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称，偏历阴山南北，惟索岳尔济山，形势高大，定为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军边井近兵会集之所。康熙四十年（1701）平准噶尔部林丹汗之叛，圣祖幸索岳尔山，诏曰：“此山形势崇险，允称名胜。嗣后，断禁行围。”遂以其山作为木兰围场，环山设守护围场卡伦四十，秋狝典礼祭祀。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巡幸至此，作赋赞其风景颂祖绩曰：“杭爱阿尔台舒右臂，索岳尔济凭左肩。”又曰：“皇祖昔年曾一至，即今圣迹苍岩间。经两朝润色，荒微之山遂与岱华争耀矣。”且将围场周围划归于黑龙江、喀尔喀、乌珠穆沁、哲里木四处境界。留山顶为公共地，裁撤卡伦，并令哲里木、锡林郭勒、克鲁伦虎城（位今蒙古国东境）三盟和呼伦贝尔副都统，轮年致祭，著为例。”《黑龙江省志》。　　

    索岳尔吉山，元明两代称朵因、温都儿、朵颜山。元延祐三年（1316）设朵因温都都儿兀千哈千户所。《明史纪事本末》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月，……故辽王阿札失礼寇边，屯朵颜山。命傅友德、郭英总兵讨之。”　　

    《国朝献征录》卷十《昌平伯进侯封颖国公谥武襄杨公洪神碑》文：“（正统元年，1444）春，兀良哈寇迤西，公受命追袭。败（之）于应昌之别儿克。贼尽弃所掠人畜器械遁走。复追之朵颜稳都儿，以克列苏贼得险，欲拒战，公躬身督兵进攻，并者赤王部属，生擒其首打剌孩等，蒙赐玺公褒谕，进左都督。”　　

以克列（乌）苏。今克鲁伦河。　　

者赤王。指阿札失里王。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金夏元分册载：“朵因温都儿（今索岳尔济山）”。　　

朵因、朵颜，喇嘛庙的主殿，称“杜根”、“朵因”、“朵颜”系其异写。温都儿，汉意“高”，这里又有含“山”之意。　　

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东北角处与兴安盟阿尔山市相壤处宝格达山即元明代朵因温都儿，从清代始称索岳尔吉山。蒙古族民歌中有一首《索岳尔吉山》歌至今广泛流行于蒙古国和我国蒙古民族中。同时也萌生出宝格达山之名。随着乾隆帝巡幸至此，取消木兰围场，以山峰分水岭为界分给蒙古国、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盟，并由它们轮流进行祭祀，这样，宝格达之名逐渐兴起，导致一个时期索岳尔吉、宝格达双名齐行。索岳尔吉山之名最后见于史料是，宣统三年（1911）八月三日，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叛乱，事败后其旗众由索岳尔吉山逃入蒙古国；最后出现就是《多桑蒙古史》译者冯秉钧的注释所言了。嗣后，均以宝格山之名见于史籍和群众的口传中了。　　

宝格达，原是藏语，蒙古人称班禅为班禅宝格达，即其证。另外，蒙古人称历代皇帝为宝格达合罕，这可能同汉文称康熙帝谥号为圣主有关。宝格达，在蒙古人的心目中是汉意的“神人”、“圣人”、“佛爷”。宝格达山，最终形成为“神山”了。　　

乾隆谕旨上述四地轮流每年祭祀，且经清康熙、乾隆二位被人们认为最“圣明”皇帝亲幸过，宝格达山之名最终形成而索岳尔吉之称泯灭，但民歌《索岳尔吉山》和色也勒钦高勒作为其遗迹而流行着存在着。　　　

西口　　

几年前拍出了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走西口》，本人在电视上断断续续地看过几段，《走西口》，西口是指哪里？恐怕编剧弄错了。　　

不论秦长城也罢，赵长城明长城也好，辽金边壕也好，所筑目的主要是当时为御其北边的敌对方的，一方强盛时也成了出击或进攻之关口，是个军事设施。各口依其地形，对应内外部敌对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关口有大有小，屯兵有多有少，相互间距离有长有短，同时长城的修筑走向依此直曲也不同。敌对双方修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也成了贸易口，自由出入或指定某一口为定期互市地。元代由于一统天下，人无分南北，可自由出入。元亡建明，明宣德（1426—1436）以后，蒙古诸部势力日渐向南扩展，威胁明朝安全，因此明自东而西置辽东、蓟州、宣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习称九边的镇置重兵守边，并修有边墙相连。其中，山西镇，位今山西宁武，一直是蒙古人入明内地的要冲之一，其边墙西起今内蒙古清水河县黄河东岸老牛湾，至老营堡与大同边墙相接，又岔而向东南经宁武、雁门，到平型关，习称内边。明与蒙古人的地区交界标志，是老牛弯至阳和卫一段的外边。大同一直是明蒙往来的枢纽，蒙古入明使者例由大同入。隆庆五年（1571）后，大同沿边开得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北）、守口堡（位今山西阳高县北）、新平堡（位今山西天镇县北）三处，山西开水泉营（位今山西偏关县北）一处为市口，与蒙古俺答汗各部互市。互市是定期举行，蒙古人以牲畜和畜产品换取日用品，售出的某些日用生活品也有严格的数量和品种规定。如“汉禁铁器”，明朝互市时铁器不准上市卖给蒙古人，连铁锅都不卖给。杀虎口，当时也不是互市之处，由于地靠近明代右玉县旧址，东邻左云县，从而成边墙要口之一。但它不是以旅蒙商为主的清代所称的“东口”和“西口”中的“西口”，也就是说《走西口》不是走杀虎口。清代，长城各口已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再不是关内关外的禁通口了。在蒙古地方已出现汉人做生意了，尤其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之乱，外蒙古内附后，旅蒙商逐渐增多，随之形成了“东口”、“西口”贸易口。　　

那么，“西口”究竟指的是哪里呢？　　

武昌亚新地学社制《中华析类分省图》中的《绥远省》表解说明《省会兼商埠归绥》一表中载：“长城以北，内蒙以南，蒙商荟萃之地凡三，即张家口、归化、包头是，俗称张家口曰东口，归化曰西口。以归化居东口、包头之间，为货物转达中枢，商业自昔称盛。”“蒙商”，指旅蒙商，以今蒙古国为主要贸易的商人，所谓“东口”、“西口”是内地物产销往其地，购回牲畜和畜产品的集散地，贸易口岸，并不是指明边墙设置的各关口。后来由于原绥远地区土地大批开放，吸引山西人大批涌入，从事农耕和经商“发家致富”，“西口”成了绥远地区的泛称。这样，“走西口”不仅仅是到原归化城为止，而是凡往原绥远省各地的广义说法。　　

有“西口”必有处同一平行线上的东口，且两者均非军事要冲、政治中心即商贸重地。清代归化城和张家口两地均系通往外蒙古的旅蒙商联驻地，从而称“西口”、“东口”有据。　　

　　                             （作者：内蒙古军区第三干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