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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 【方志大观】内蒙古方志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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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古自治区118.3万平方米的热土上,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金斯太洞穴遗地;新石器时代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阿拉善文化;青铜时代的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夏家店文化,等等,他们的符号已经在草原陶绘、草原雕塑和青铜器的文饰、图案、造型方面向后人昭示着曾经的辉煌。内蒙古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猃狁、鬼方、诸狄、诸戎,到春秋战国的林胡、楼烦,秦汉时期的匈奴、汉、东胡、鲜卑、敕勒、乌桓、突厥、回纥(鹘)、党项、契丹、女真等部落,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互相撞击、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架构成中国北方民族文明发展史的交响,积淀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精髓。遍历狩猎文化、游牧文化、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乃至城市文化,无不拓印着他们的足迹,播撒着他们的血汗,书写着他们的文明,更为今人谈古说旧留下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  

    十二世纪初,驰骋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成吉思汗日益强大,继而南下、西征,最终建起强大的蒙古帝国,并创建蒙古文字。蒙古文字产生后,对于有关地方文献的使用记载,前元《蒙古源流》为例,该书记录的有蒙古史的事例,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清代大一统,是中国封建统治时代地方志的发达时期,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重修《一统志》。清政府诏令全国州、府、县修志。满蒙和亲政策,为北地的文化发展带来契机,加之蒙古文字的发展,志述内蒙古方物之各类地情文献不断面世。以内蒙古地区为例,清康熙五十八年(1793),沈宗衍撰《蒙古沿革志》;咸丰九年(1859),张曾撰《古丰识略》;同治十年(1871),陈宝晋撰《和林格尔旗志略》;光绪三十七年(1907);还有《绥远城驻防志》等,开方志之先河。内蒙古地域辽阔,与诸多省区如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与今之蒙古、俄罗斯国多有关连,与俄罗斯国毗邻。有关今之内蒙古地区的历史记载,在临省、临国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如中文版的《口北三厅志》《黑龙江通志》《吉林通志》《辽宁通志》《河北通志》《山西通志》《大同府志》《承德府志》以及《云中郡志》《神木县志》《河曲县志》等,俄文版的《满洲通志》等,这些地方文献,已成为洞悉今之内蒙古地情的珍贵资料。  

    中华民国时期(1912 — 1949),北洋政府饬令各省、府、市、县修志,继于民国18年(1929)12月颁发《修志事例概要》。内蒙古地区的修志工作因民国政府的倡导,一批走西口、闯关东进入北地的才人举子,以及衙署政客中的文人墨客接踵塞外,间或被聘为某志的编纂、总纂、编撰、主编,不乏其例,不乏其人。如归绥县县令郑植孚从江西请来郑裕孚,历时一年编纂成《归绥县志》。再如民国9年(1920)张鼎彝撰《绥乘》,民国12年(1923)程廷恒撰《呼伦贝尔志略》,以及《林西县志》(1931)、《赤峰县志略》(1933)、《归绥县志》(1936)、《绥远通志稿》(1936)、《西科后旗志》(1938)、《武川县志略》(1940)、《萨拉齐县志》(1943)、《包头市志》(1943)等,多有邻省文人学士参与编修,这是已知内蒙古地区编修旧志的之先河与主流方面。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后,日军开始大规模侵华,到民国34年(1945)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内蒙古东部区盘踞长达14年,中西部区8年。这一时期,国人在日军的欺压下民不聊生,抗日志士被杀害,自然资源被掠夺。日本侵略军遣使其本土学者、学生大批涌入内蒙古地区(含东三省等地),全方位地进行踏勘、测量、访问、拍照、取证,并分门别类加以编辑印刷,为其侵略活动服务,其著述如《蒙古志》《蒙古地志》《蒙古问题》《满蒙经济》《兴安东省事情》等近十种。他们不仅窃取军事、政治情报,同时把内蒙古地区之地情资料,从地下矿藏资源,地上植物、动物、水资源,以及农产品、畜产品、狩猎产品的收获、分配情况,乃至农人、牧人、猎人、宗教人士的姓氏、人口、家庭状况、生产习俗、宗教信仰等,均如实、如数记载。客观的说,这些资料流传至今,为今人研究历史提供着一定的参考。  

    内蒙古地区“旧志之最”,当属《绥远通志稿》。关于《绥远通志稿》的编修,始于民国20年(1931),时由绥远省国民政府傅作义主政,委托绥远文化名流郭象伋、阎肃为正副馆长,支付撰稿费用200块现洋,成立“绥远通志馆”,聘请本埠一批蒙汉学者如荣祥等20多人为编辑、采访员,组成编撰队伍。开始《绥远通志》的编撰工作。历时6年辛勤劳作编修而告竣。全书计120卷,400万字,卷帙浩繁,内容富赡,集朔方以志书形式纪事之大成。其后,秉承傅作义之意,委荣祥携稿赴北京请社会名士傅增湘通审全稿。时值“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中国领土上发起进攻),抗日战争爆发,付梓无望。侵华日军得知《绥远通志稿》的编修情况,即设法将志稿送到日本东京东亚文化研究所印制。书稿印毕,适美国飞机轰炸东京,书与稿皆毁于战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内蒙古图书馆与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内蒙古人委办公厅等联合提议印刷该书,并委托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荣祥、馆员刘映元等人重新校订。期间又经“文化大革命”运动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受阻。最终,于2007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如此一波三折、屡经磨难,终使《绥远通志稿》面世,了却三代修志人的夙愿。  

    1985年,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意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内蒙古旧志进行整理,摘抄并编印《呼伦贝尔志略》《呼伦县志》《布特哈志略》《宁城县志》《归绥县志》等旧志。内蒙古图书馆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联手整理翻印的《内蒙古旧志丛书》,包头市图书馆编印的《包头史志资料汇编》及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印制的《热河经棚县志》,内蒙古通志馆翻印的《归绥县志》等,对于当代编史修志不无裨益。  

    、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的设立及其修志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提出首轮修志任务。1982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为主任的“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在国内、区内尚属首次,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学习边工作。办公设备简陋,地方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在缺少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知难而进,凭借两条腿、一张嘴、一支笔,走遍东到额尔古纳、西到额济纳的全区118.3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盟市、102个旗县;骑自行车跑遍自治区各厅局委办。据不完全统计,地志办公室工作人员为各修志单位先后讲过五六百次课,接待过一万余名(次)修志人员,从而开拓出内蒙古地方志工作的一片崭新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指出:“中国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精粹之一,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它历经上千年时间,形成自成一体的方志文化。”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物华天宝。编史修志,承载地情,记录历史,存真求实,卷卷方志敞开内蒙古自治区这个窗口,让世人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为促进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加快文化强区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这项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内蒙古方志界同仁不负众望,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3年4月8日成立)的领导下,在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悉心辅导下,本着对历史和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克服工作环境差、缺乏设备、缺少资料等困难,认真查阅、核实筛选入志资料。特别是有许多耆宿之士,皓首穷经,他们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伏案挥毫,笔耕不辍,“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他们任劳任怨,默默地从事着大量科学、严谨、艰苦的编修工作。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们用心血与汗水铸就的一部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已被世人所瞩目。志书中的凡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方面的内容,不但被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研究生、博士所参考和学习,被国内各大图书馆、研究院、大中专院校图书馆,甚至包括图书收藏者收藏、参阅。有的甚至漂洋过海,被五大洲各国图书馆珍藏。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许多旗县如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额济纳旗、固阳县等,史无志书。及至20世纪末,这些旗县不仅顺利修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有的还修出二轮、三轮志,甚至修出蒙古文志。这是共和国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奇迹,用“破天荒”、“史无前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些志书在内蒙古自治区绿色文化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厦的树起一道靓丽的风景。而随着历史的推移,这批文献将愈来愈彰显出它们独特的价值,是全区2 400万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一笔极其珍贵的财富。  

    到2014年6月底,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旗县的第一轮修志工作已基本结束,共修出161部盟市旗县志;预定的83部《内蒙古自治区志》各分志也已修出59部。其中有二轮志41部,鄂伦春自治旗和武川县已正式出版第三轮志书。这一部部、一卷卷典籍,书写乡间事,铭记前辈人;存一方文献,经世资治,恢弘文化,垂示方来;是实实在在的地情资料,是教育后代爱国爱家的乡土教材,同时添补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史的空白。  

    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从成立后,从未间断过刊物《内蒙古史志》的编辑工作,至2014年6月,已陆续出版140期,每期7 — 10万字不等,共计刊发志界同仁有关修志理论文章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宗教、人物等方面的史志资料3 000多篇,约1 400多万字。可以说,《内蒙古史志》是一方培养锻炼修志人的演兵场和提高修志人水平的基地,他不仅培养着自治区的修志队伍,而且为推进全区修志工作与理论研究、传播信息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不可或缺与替代的作用,具有传、帮、带的功能。其中,许多文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各盟市旗县也编印出一批辅助资料,如有呼和浩特市党史地方志编辑出版的《呼和浩特史料》,包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包头史料》,呼伦贝尔市地方志编修的《盟情》《市情》,伊克昭盟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鄂托克史志资料》,巴彦淖尔盟地方志编印的《巴彦淖尔史料》,乌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乌海史料》,阿拉善盟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阿拉善史料》等。有的旗县为加强修志与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也编印出许多史志文集,如土默特左旗地方志编印的《土默特史料》等.有些旗县在机构设置方面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档案馆与地方志办公室整合在一起,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共同编印有关史志资料,成效甚佳。  

    回首三十年修志历程,一部百万字的志书,其编修人员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从事此项工作。由此,自治区三级志书的编纂需要1万多人的修志队伍,且涉及到蒙、满、回、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朝、华俄后裔等20多个民族和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可以想见,这是何等庞大的一项工程。目睹这些志书,就其包装,有线装(《托克托县志》),洒金(《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志》),精装加锦盒(《丰镇市志》)、精装加护封(《内蒙古自治区志·共产党志》)、软精装(《土默特志》)、平装(《呼和浩特大事记》)、简装《苏米图镇志》等;就其纸张,有铜版纸、书写纸、轻型纸、硫酸纸、特种纸等;就其字体,有宋、楷、隶、黑、圆;就其开本,最大的4开(《内蒙古革命烈士名录》),最小的64开(《锡林郭勒盟种子志》);其印数,多则10 000册(《土默特志》),少则30册。无论开本多大,印数多少,多数志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异彩纷呈。  

    、内蒙古第二条修志战线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条修志战线,即非政府“三级志”的系列,系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大事记、人物传,由各单位自行组班,进行编写。这些志书,不仅能够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同时也为编修自治区志、盟市志提供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起到推动与借鉴作用。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许多厂矿企业与政府行政部门撤、并、改后,业已不存在或与其他机构合并,而及时地把这些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机构、部门的史实记录下来,将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如《呼和浩特市郊区志》其所志述的内容,系原来围绕呼和浩特市内三区(新城区、玉泉区、回民区)周边农村的志书。2000年6月,因城区改造,“以城市带农村”,把包括郊区在内的呼和浩特城区一分为四,撤销原郊区建制,新设赛罕区。而划入新城区、玉泉区、回民区原属郊区管辖的农村社队,其先前的有关地情资料,就存在《呼和浩特郊区志》中。俟三五十年后,这部《郊区志》不仅具备“存史”的价值,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因为这部志书记载和印证着城区的演变和农村的发展,记载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的足迹。  

    专业志、部门志的编修,一个显著特点是编辑出版周期短,速度快。据统计,内蒙古自治区数以万计的修志队伍能在30年内修出1 700多种部门、行业志,200多部大事记、人物传,这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史上堪称空前。这批史志资料,无疑是促进内蒙古经济建设,推进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不可或缺的文化财富。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笔财富将越来越彰显出其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与社会意义。  

    方志为一方地域之全史,表桑梓之杰,扬故土之长,存历史真容。而编史修志同时可带动着文史资料、党史资料、档案资料和年鉴的收集、编研、整理、出版等诸多方面。特别是自治区许多盟市旗县的方志工作与党史、档案合署办公,其具体工作有分有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相得益彰。各地已修毕诸多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如:《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内蒙古家畜家禽品种志》《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院志》《中国二冶志》《内蒙古自治区电力志》《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厂志》《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志》《呼和浩特市民间歌舞团志》《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交通志》《通辽市文化志》《通辽市监狱志》《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农作物优良品种志》《锡林郭勒盟畜牧志》《乌兰察布盟金融志》《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川工业园区志》《包头铝厂志》《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志》《鄂托克旗民族志》《乌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志》《吉兰泰盐化集团公司志》《阿鲁科尔沁民俗志》(蒙文版)《翁牛特名贤集》(蒙文版)等。这些志书,无论从选题还是志书的总体质量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全区修志工作大好局面的促动下,一批年鉴厂史、校史、村史,以及各种类型的区情、盟情、县情和大事记、名录、年谱、家谱等层出不穷,为存史资政,为一地制定社会发展方略而提供科学依据。应该提及的是,历史上较落后的内蒙古农区、牧区,交通不便,文化滞后,十里八村很难找到一位断文识字的先生。受共和国首届修志工作的影响,许多村镇编修出村志,如《建昌营镇志》《厂忽洞村志》等,不下百余部。这些最基层的方志,不仅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教育的极好的乡土教材,同时也印证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经济的繁荣昌盛。  

    、民间修志  

    民间修志,古来有之。其法有三:一是官方延聘民间文人志士操此业,“民修官办”,终由官家作序,并出资印刷。二是政府(国家机构)委托民间机构修志,“花钱买服务”,系政府行为,最终由国家机构有关领导担任主编。志书合格后印刷出版,版权归出资者所有。三是民间自发修志行为,即自定选题。这类志书,在内蒙古地区有200多部。不论以上哪种方式,均须按照章法设定大纲,科学组合入志内容,虽排法不拘一格,但图、序、述、表、传、录、记等体例俱全。  

    以内蒙古通志馆为例,即系是内蒙古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民间修志机构,创立于2000年。其工作与性质有四:一是广泛收集、收购,交流各类方志及地情资料。遍及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102个旗县市区,还有数以百计的厅局委办并300多个乡镇苏木,收集、交流、购买、复印、索要、抄写回10万余册有关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情资料,包括方志、年鉴、统计资料、年终报表、大事记、人物传、概览、概况、区情、市情、盟情、纪要、访谈录、名录、日记、图册、画册、照片、家谱等。其中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包括志、大事记、人物传,就有2万多种。二是协助有关单位修志。内蒙古通志馆成立后,已协助有关单位编修出的史志书籍如《内蒙古自治区志·文史研究馆志》《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内蒙古卷》《呼和浩特政协志》《呼和浩特大事记》《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等20多部,600多万字。三是自己确定选题,自己拟订大纲,自己打印,自己校对,自己寻找出版机构,自己联系印刷厂。内蒙古通志馆本着敬老崇文,广纳贤才的宗旨,所聘十几位年过六旬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辞年事已高,不吝车辆岁走,“不用扬鞭自奋蹄”,15年编出32部志史、典、集,约4 000万字,从而创造出内蒙古地区编史修志的奇迹。四是组织对外交流。十几年来,已先后与中国社科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上海、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广东、云南等地的史志机构、大学、图书馆等交流3万多册(卷)有关内蒙古的地情资料,为宣传内蒙古、发展内蒙古做出应有的贡献。  

    、民文志书  

        内蒙古地区用蒙古文字(民文)编修的志书,已有120余部。其中,旗志有《阿鲁科尔沁旗志》《巴林右旗志》《正蓝旗志》《苏尼特右旗志》《巴尔虎镶黄旗志》《鄂托克旗志》《土默特志(下卷)》等;苏木(乡镇)志有《新召苏木志》《昂素镇志》;嘎查(村)志有《沙日布日都嘎查志》《巴音高勒嘎查志》《巴达拉胡嘎查志》等;校志有《大板一中校志》《阿鲁科尔沁道德高中志》等百余部。蒙汉文合璧的志书有《额尔和图苏木志》《苏米图苏木志》等。承前述,如果说800年前的《蒙古黄金史》是第一部用汉语拼读蒙古语撰写的典籍,那么,800年后,这数以百计的蒙古文志书,对于传承蒙古族文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研习、应用、传承蒙古族文字,对于培养少数民族文史学者,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与意义。特别是,这些新方志全面记述一方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各业详备,资料真实,体例完备,文图并茂,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且能丰富地区民族文化宝库。这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游牧文化的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等,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意义。  

    结  语  

    2014年,第二轮修志工作已全面展开,已有多部二轮志书印行。“现在编辑新方志,必须用新史学观点和方法,重订例目,决不能为常格所拘。但须达到三种目的:(一)激发人民爱乡邦、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二)为科学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为全国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历史的编辑积储资料。”(傅振伦《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直面第二轮修志工作,无论在篇目结构的设置方面,在资料的取舍方面,在行文的遣词造句方面,在标点符号的使用方面,以至在表格插图的编排方面,版式板面的设计方面,图书的装帧印刷方面,都应该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如果志家仍沿袭陈规老套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广泛的读者群体,就会影响到志书的质量。毋庸讳言,第一轮志书存在着的资料取舍偏颇谬误问题、妄加评议问题、“穿鞋戴帽”问题、交叉重复问题、文风不一问题、错别字与病句问题等,在今后修志工作中要切实加以改进。还应指出,方志要坚持“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原则。方志学家李泰棻著《方志学》指出:“奉命修志,往往徒应功令,临事网罗,官吏视为具文,乡绅视为斗升,粉饰太平之具而已。”顾炎武还提出志书要“去华求实,经世致用”的主张。这是前人对于志书弊病的批评。而当今志书亦有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坏,说大不说小,空话、假话、套话不断等问题,也须加以改正。要做到篇目框架科学合理,资料翔实可靠,行文准确流畅,装帧美观大方。但重中之重的,是秉笔直书,用事实说话,是保证志书质量的生命线、底线。  

    三十年历程,三十年笔耕,每一部百万言的社会主义新方志,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千年往事,见证着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辉煌历程。更是建设内蒙古文化强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志载千年事,激励后来人。方志的编修工作,将伴随着自治区的发展而发展,代代相济,十年一修,永不断章,为能够加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强区的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内蒙古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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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志大观】内蒙古方志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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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古自治区118.3万平方米的热土上,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金斯太洞穴遗地;新石器时代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阿拉善文化;青铜时代的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夏家店文化,等等,他们的符号已经在草原陶绘、草原雕塑和青铜器的文饰、图案、造型方面向后人昭示着曾经的辉煌。内蒙古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猃狁、鬼方、诸狄、诸戎,到春秋战国的林胡、楼烦,秦汉时期的匈奴、汉、东胡、鲜卑、敕勒、乌桓、突厥、回纥(鹘)、党项、契丹、女真等部落,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互相撞击、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架构成中国北方民族文明发展史的交响,积淀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精髓。遍历狩猎文化、游牧文化、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乃至城市文化,无不拓印着他们的足迹,播撒着他们的血汗,书写着他们的文明,更为今人谈古说旧留下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  

    十二世纪初,驰骋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成吉思汗日益强大,继而南下、西征,最终建起强大的蒙古帝国,并创建蒙古文字。蒙古文字产生后,对于有关地方文献的使用记载,前元《蒙古源流》为例,该书记录的有蒙古史的事例,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清代大一统,是中国封建统治时代地方志的发达时期,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重修《一统志》。清政府诏令全国州、府、县修志。满蒙和亲政策,为北地的文化发展带来契机,加之蒙古文字的发展,志述内蒙古方物之各类地情文献不断面世。以内蒙古地区为例,清康熙五十八年(1793),沈宗衍撰《蒙古沿革志》;咸丰九年(1859),张曾撰《古丰识略》;同治十年(1871),陈宝晋撰《和林格尔旗志略》;光绪三十七年(1907);还有《绥远城驻防志》等,开方志之先河。内蒙古地域辽阔,与诸多省区如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与今之蒙古、俄罗斯国多有关连,与俄罗斯国毗邻。有关今之内蒙古地区的历史记载,在临省、临国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如中文版的《口北三厅志》《黑龙江通志》《吉林通志》《辽宁通志》《河北通志》《山西通志》《大同府志》《承德府志》以及《云中郡志》《神木县志》《河曲县志》等,俄文版的《满洲通志》等,这些地方文献,已成为洞悉今之内蒙古地情的珍贵资料。  

    中华民国时期(1912 — 1949),北洋政府饬令各省、府、市、县修志,继于民国18年(1929)12月颁发《修志事例概要》。内蒙古地区的修志工作因民国政府的倡导,一批走西口、闯关东进入北地的才人举子,以及衙署政客中的文人墨客接踵塞外,间或被聘为某志的编纂、总纂、编撰、主编,不乏其例,不乏其人。如归绥县县令郑植孚从江西请来郑裕孚,历时一年编纂成《归绥县志》。再如民国9年(1920)张鼎彝撰《绥乘》,民国12年(1923)程廷恒撰《呼伦贝尔志略》,以及《林西县志》(1931)、《赤峰县志略》(1933)、《归绥县志》(1936)、《绥远通志稿》(1936)、《西科后旗志》(1938)、《武川县志略》(1940)、《萨拉齐县志》(1943)、《包头市志》(1943)等,多有邻省文人学士参与编修,这是已知内蒙古地区编修旧志的之先河与主流方面。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后,日军开始大规模侵华,到民国34年(1945)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内蒙古东部区盘踞长达14年,中西部区8年。这一时期,国人在日军的欺压下民不聊生,抗日志士被杀害,自然资源被掠夺。日本侵略军遣使其本土学者、学生大批涌入内蒙古地区(含东三省等地),全方位地进行踏勘、测量、访问、拍照、取证,并分门别类加以编辑印刷,为其侵略活动服务,其著述如《蒙古志》《蒙古地志》《蒙古问题》《满蒙经济》《兴安东省事情》等近十种。他们不仅窃取军事、政治情报,同时把内蒙古地区之地情资料,从地下矿藏资源,地上植物、动物、水资源,以及农产品、畜产品、狩猎产品的收获、分配情况,乃至农人、牧人、猎人、宗教人士的姓氏、人口、家庭状况、生产习俗、宗教信仰等,均如实、如数记载。客观的说,这些资料流传至今,为今人研究历史提供着一定的参考。  

    内蒙古地区“旧志之最”,当属《绥远通志稿》。关于《绥远通志稿》的编修,始于民国20年(1931),时由绥远省国民政府傅作义主政,委托绥远文化名流郭象伋、阎肃为正副馆长,支付撰稿费用200块现洋,成立“绥远通志馆”,聘请本埠一批蒙汉学者如荣祥等20多人为编辑、采访员,组成编撰队伍。开始《绥远通志》的编撰工作。历时6年辛勤劳作编修而告竣。全书计120卷,400万字,卷帙浩繁,内容富赡,集朔方以志书形式纪事之大成。其后,秉承傅作义之意,委荣祥携稿赴北京请社会名士傅增湘通审全稿。时值“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中国领土上发起进攻),抗日战争爆发,付梓无望。侵华日军得知《绥远通志稿》的编修情况,即设法将志稿送到日本东京东亚文化研究所印制。书稿印毕,适美国飞机轰炸东京,书与稿皆毁于战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内蒙古图书馆与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内蒙古人委办公厅等联合提议印刷该书,并委托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荣祥、馆员刘映元等人重新校订。期间又经“文化大革命”运动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受阻。最终,于2007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如此一波三折、屡经磨难,终使《绥远通志稿》面世,了却三代修志人的夙愿。  

    1985年,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意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内蒙古旧志进行整理,摘抄并编印《呼伦贝尔志略》《呼伦县志》《布特哈志略》《宁城县志》《归绥县志》等旧志。内蒙古图书馆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联手整理翻印的《内蒙古旧志丛书》,包头市图书馆编印的《包头史志资料汇编》及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印制的《热河经棚县志》,内蒙古通志馆翻印的《归绥县志》等,对于当代编史修志不无裨益。  

    、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的设立及其修志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提出首轮修志任务。1982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为主任的“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在国内、区内尚属首次,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学习边工作。办公设备简陋,地方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在缺少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知难而进,凭借两条腿、一张嘴、一支笔,走遍东到额尔古纳、西到额济纳的全区118.3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盟市、102个旗县;骑自行车跑遍自治区各厅局委办。据不完全统计,地志办公室工作人员为各修志单位先后讲过五六百次课,接待过一万余名(次)修志人员,从而开拓出内蒙古地方志工作的一片崭新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指出:“中国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精粹之一,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它历经上千年时间,形成自成一体的方志文化。”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物华天宝。编史修志,承载地情,记录历史,存真求实,卷卷方志敞开内蒙古自治区这个窗口,让世人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为促进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加快文化强区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这项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内蒙古方志界同仁不负众望,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3年4月8日成立)的领导下,在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悉心辅导下,本着对历史和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克服工作环境差、缺乏设备、缺少资料等困难,认真查阅、核实筛选入志资料。特别是有许多耆宿之士,皓首穷经,他们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伏案挥毫,笔耕不辍,“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他们任劳任怨,默默地从事着大量科学、严谨、艰苦的编修工作。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们用心血与汗水铸就的一部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已被世人所瞩目。志书中的凡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方面的内容,不但被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研究生、博士所参考和学习,被国内各大图书馆、研究院、大中专院校图书馆,甚至包括图书收藏者收藏、参阅。有的甚至漂洋过海,被五大洲各国图书馆珍藏。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许多旗县如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额济纳旗、固阳县等,史无志书。及至20世纪末,这些旗县不仅顺利修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有的还修出二轮、三轮志,甚至修出蒙古文志。这是共和国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奇迹,用“破天荒”、“史无前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些志书在内蒙古自治区绿色文化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厦的树起一道靓丽的风景。而随着历史的推移,这批文献将愈来愈彰显出它们独特的价值,是全区2 400万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一笔极其珍贵的财富。  

    到2014年6月底,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旗县的第一轮修志工作已基本结束,共修出161部盟市旗县志;预定的83部《内蒙古自治区志》各分志也已修出59部。其中有二轮志41部,鄂伦春自治旗和武川县已正式出版第三轮志书。这一部部、一卷卷典籍,书写乡间事,铭记前辈人;存一方文献,经世资治,恢弘文化,垂示方来;是实实在在的地情资料,是教育后代爱国爱家的乡土教材,同时添补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史的空白。  

    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从成立后,从未间断过刊物《内蒙古史志》的编辑工作,至2014年6月,已陆续出版140期,每期7 — 10万字不等,共计刊发志界同仁有关修志理论文章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宗教、人物等方面的史志资料3 000多篇,约1 400多万字。可以说,《内蒙古史志》是一方培养锻炼修志人的演兵场和提高修志人水平的基地,他不仅培养着自治区的修志队伍,而且为推进全区修志工作与理论研究、传播信息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不可或缺与替代的作用,具有传、帮、带的功能。其中,许多文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各盟市旗县也编印出一批辅助资料,如有呼和浩特市党史地方志编辑出版的《呼和浩特史料》,包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包头史料》,呼伦贝尔市地方志编修的《盟情》《市情》,伊克昭盟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鄂托克史志资料》,巴彦淖尔盟地方志编印的《巴彦淖尔史料》,乌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乌海史料》,阿拉善盟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阿拉善史料》等。有的旗县为加强修志与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也编印出许多史志文集,如土默特左旗地方志编印的《土默特史料》等.有些旗县在机构设置方面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档案馆与地方志办公室整合在一起,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共同编印有关史志资料,成效甚佳。  

    回首三十年修志历程,一部百万字的志书,其编修人员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从事此项工作。由此,自治区三级志书的编纂需要1万多人的修志队伍,且涉及到蒙、满、回、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朝、华俄后裔等20多个民族和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可以想见,这是何等庞大的一项工程。目睹这些志书,就其包装,有线装(《托克托县志》),洒金(《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志》),精装加锦盒(《丰镇市志》)、精装加护封(《内蒙古自治区志·共产党志》)、软精装(《土默特志》)、平装(《呼和浩特大事记》)、简装《苏米图镇志》等;就其纸张,有铜版纸、书写纸、轻型纸、硫酸纸、特种纸等;就其字体,有宋、楷、隶、黑、圆;就其开本,最大的4开(《内蒙古革命烈士名录》),最小的64开(《锡林郭勒盟种子志》);其印数,多则10 000册(《土默特志》),少则30册。无论开本多大,印数多少,多数志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异彩纷呈。  

    、内蒙古第二条修志战线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条修志战线,即非政府“三级志”的系列,系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大事记、人物传,由各单位自行组班,进行编写。这些志书,不仅能够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同时也为编修自治区志、盟市志提供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起到推动与借鉴作用。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许多厂矿企业与政府行政部门撤、并、改后,业已不存在或与其他机构合并,而及时地把这些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机构、部门的史实记录下来,将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如《呼和浩特市郊区志》其所志述的内容,系原来围绕呼和浩特市内三区(新城区、玉泉区、回民区)周边农村的志书。2000年6月,因城区改造,“以城市带农村”,把包括郊区在内的呼和浩特城区一分为四,撤销原郊区建制,新设赛罕区。而划入新城区、玉泉区、回民区原属郊区管辖的农村社队,其先前的有关地情资料,就存在《呼和浩特郊区志》中。俟三五十年后,这部《郊区志》不仅具备“存史”的价值,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因为这部志书记载和印证着城区的演变和农村的发展,记载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的足迹。  

    专业志、部门志的编修,一个显著特点是编辑出版周期短,速度快。据统计,内蒙古自治区数以万计的修志队伍能在30年内修出1 700多种部门、行业志,200多部大事记、人物传,这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史上堪称空前。这批史志资料,无疑是促进内蒙古经济建设,推进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不可或缺的文化财富。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笔财富将越来越彰显出其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与社会意义。  

    方志为一方地域之全史,表桑梓之杰,扬故土之长,存历史真容。而编史修志同时可带动着文史资料、党史资料、档案资料和年鉴的收集、编研、整理、出版等诸多方面。特别是自治区许多盟市旗县的方志工作与党史、档案合署办公,其具体工作有分有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相得益彰。各地已修毕诸多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如:《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内蒙古家畜家禽品种志》《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院志》《中国二冶志》《内蒙古自治区电力志》《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厂志》《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志》《呼和浩特市民间歌舞团志》《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交通志》《通辽市文化志》《通辽市监狱志》《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农作物优良品种志》《锡林郭勒盟畜牧志》《乌兰察布盟金融志》《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川工业园区志》《包头铝厂志》《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志》《鄂托克旗民族志》《乌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志》《吉兰泰盐化集团公司志》《阿鲁科尔沁民俗志》(蒙文版)《翁牛特名贤集》(蒙文版)等。这些志书,无论从选题还是志书的总体质量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全区修志工作大好局面的促动下,一批年鉴厂史、校史、村史,以及各种类型的区情、盟情、县情和大事记、名录、年谱、家谱等层出不穷,为存史资政,为一地制定社会发展方略而提供科学依据。应该提及的是,历史上较落后的内蒙古农区、牧区,交通不便,文化滞后,十里八村很难找到一位断文识字的先生。受共和国首届修志工作的影响,许多村镇编修出村志,如《建昌营镇志》《厂忽洞村志》等,不下百余部。这些最基层的方志,不仅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教育的极好的乡土教材,同时也印证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经济的繁荣昌盛。  

    、民间修志  

    民间修志,古来有之。其法有三:一是官方延聘民间文人志士操此业,“民修官办”,终由官家作序,并出资印刷。二是政府(国家机构)委托民间机构修志,“花钱买服务”,系政府行为,最终由国家机构有关领导担任主编。志书合格后印刷出版,版权归出资者所有。三是民间自发修志行为,即自定选题。这类志书,在内蒙古地区有200多部。不论以上哪种方式,均须按照章法设定大纲,科学组合入志内容,虽排法不拘一格,但图、序、述、表、传、录、记等体例俱全。  

    以内蒙古通志馆为例,即系是内蒙古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民间修志机构,创立于2000年。其工作与性质有四:一是广泛收集、收购,交流各类方志及地情资料。遍及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102个旗县市区,还有数以百计的厅局委办并300多个乡镇苏木,收集、交流、购买、复印、索要、抄写回10万余册有关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情资料,包括方志、年鉴、统计资料、年终报表、大事记、人物传、概览、概况、区情、市情、盟情、纪要、访谈录、名录、日记、图册、画册、照片、家谱等。其中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包括志、大事记、人物传,就有2万多种。二是协助有关单位修志。内蒙古通志馆成立后,已协助有关单位编修出的史志书籍如《内蒙古自治区志·文史研究馆志》《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内蒙古卷》《呼和浩特政协志》《呼和浩特大事记》《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等20多部,600多万字。三是自己确定选题,自己拟订大纲,自己打印,自己校对,自己寻找出版机构,自己联系印刷厂。内蒙古通志馆本着敬老崇文,广纳贤才的宗旨,所聘十几位年过六旬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辞年事已高,不吝车辆岁走,“不用扬鞭自奋蹄”,15年编出32部志史、典、集,约4 000万字,从而创造出内蒙古地区编史修志的奇迹。四是组织对外交流。十几年来,已先后与中国社科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上海、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广东、云南等地的史志机构、大学、图书馆等交流3万多册(卷)有关内蒙古的地情资料,为宣传内蒙古、发展内蒙古做出应有的贡献。  

    、民文志书  

        内蒙古地区用蒙古文字(民文)编修的志书,已有120余部。其中,旗志有《阿鲁科尔沁旗志》《巴林右旗志》《正蓝旗志》《苏尼特右旗志》《巴尔虎镶黄旗志》《鄂托克旗志》《土默特志(下卷)》等;苏木(乡镇)志有《新召苏木志》《昂素镇志》;嘎查(村)志有《沙日布日都嘎查志》《巴音高勒嘎查志》《巴达拉胡嘎查志》等;校志有《大板一中校志》《阿鲁科尔沁道德高中志》等百余部。蒙汉文合璧的志书有《额尔和图苏木志》《苏米图苏木志》等。承前述,如果说800年前的《蒙古黄金史》是第一部用汉语拼读蒙古语撰写的典籍,那么,800年后,这数以百计的蒙古文志书,对于传承蒙古族文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研习、应用、传承蒙古族文字,对于培养少数民族文史学者,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与意义。特别是,这些新方志全面记述一方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各业详备,资料真实,体例完备,文图并茂,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且能丰富地区民族文化宝库。这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游牧文化的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等,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意义。  

    结  语  

    2014年,第二轮修志工作已全面展开,已有多部二轮志书印行。“现在编辑新方志,必须用新史学观点和方法,重订例目,决不能为常格所拘。但须达到三种目的:(一)激发人民爱乡邦、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二)为科学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为全国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历史的编辑积储资料。”(傅振伦《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直面第二轮修志工作,无论在篇目结构的设置方面,在资料的取舍方面,在行文的遣词造句方面,在标点符号的使用方面,以至在表格插图的编排方面,版式板面的设计方面,图书的装帧印刷方面,都应该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如果志家仍沿袭陈规老套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广泛的读者群体,就会影响到志书的质量。毋庸讳言,第一轮志书存在着的资料取舍偏颇谬误问题、妄加评议问题、“穿鞋戴帽”问题、交叉重复问题、文风不一问题、错别字与病句问题等,在今后修志工作中要切实加以改进。还应指出,方志要坚持“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原则。方志学家李泰棻著《方志学》指出:“奉命修志,往往徒应功令,临事网罗,官吏视为具文,乡绅视为斗升,粉饰太平之具而已。”顾炎武还提出志书要“去华求实,经世致用”的主张。这是前人对于志书弊病的批评。而当今志书亦有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坏,说大不说小,空话、假话、套话不断等问题,也须加以改正。要做到篇目框架科学合理,资料翔实可靠,行文准确流畅,装帧美观大方。但重中之重的,是秉笔直书,用事实说话,是保证志书质量的生命线、底线。  

    三十年历程,三十年笔耕,每一部百万言的社会主义新方志,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千年往事,见证着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辉煌历程。更是建设内蒙古文化强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志载千年事,激励后来人。方志的编修工作,将伴随着自治区的发展而发展,代代相济,十年一修,永不断章,为能够加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强区的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内蒙古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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