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一天，我把乌兰夫同京剧、歌舞演出人员座谈时的讲话记录整理成文件，送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归档(现存于内蒙古档案馆)。

    在新城宾馆一个大厅里，乌兰夫分别同京剧、歌舞演出人员座谈两次。座谈形式活泼：桌上摆放着糖果，有的人围在乌兰夫身边谈话，  也有人在跳交际舞。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是，乌兰夫多次谈到现代戏《巴林怒火》、《白云红旗》，提出：京剧艺术应勇于创新，反映现实生活，创造出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蒙派”京剧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乌兰夫实际上是在对文艺工作者作指示，然而他眯着笑眼，态度和蔼，始终以建议和商量的口吻说话，令人倍感亲切而心悦诚服。

    乌兰夫的意见在当时既新颖而又独到，是京剧艺术扎根于内蒙古的关键所在。内蒙古京剧团过去一直在演古装戏，如《苏三起解》、穆桂英挂帅》等，现代戏特别是反映蒙古族人民生活的戏很少。在京剧艺术领域里很需要以贴近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物形象，去鼓舞人们奋发前进。

    关于文艺的民族特点问题，在当时的学术领域是一禁区，极左思潮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记得在1962年，《内蒙古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公然说：内蒙古只“是一个地区”，“不存在民族特点问题”。依照这种错误说法，中国各个民族地区相互间是没有民族差别的，五个民族自治区的民族文化应当千篇—律、千人一面。内蒙古虽然是“一个地区”，但它并不是河北，山西那样的地区，而是一个民族地区，是以实行自治的民族自治地区。认为内蒙古只是“一个地区”而“不存在民族特点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对内蒙古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否定。蒙古族在内蒙古是居于主体地位的民族，内蒙古的文艺民族特点，应主要表现为蒙古族的特点。乌兰夫以后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①周恩来总理早于195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对于以“地区”否定“民族”的错误说法就给予驳斥，指出“……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胡昭衡，在自治区直属单位文艺人员大会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内蒙古日报》上这篇文章的错误观点。随后，《内蒙古日报》辟专栏展开了关于文艺民族特点问题的学术讨论。

    内蒙古自治区从事文艺创作、有创作实际经验的—些作家、画家、戏剧家、作曲家说：我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写文艺理论文章属于“逻辑思维”方面的工作，表示不愿参加文艺民族特点问题的学术讨论。过去他们因为较少进行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缺少理论准备，写理论文章也确实感到吃力。有一位作家根据乌兰夫在座淡小说《乌兰奥德》时的讲话精神，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理论文章《更全面地反映内蒙古》，后来他感慨地说：“我怎样努力，文章也没能超出2622个字。”

    当时写理论文章、参加学术讨论的多是一些大学的教学人员，他们来内蒙古的时间不长，对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缺乏了解，也缺少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因此，一些文章脱离实际，不是理论联系实际，而是从理论到理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曾批评说：民族特点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很空泛，像隔靴搔痒。

    在文艺作品中，我国很早就倡导民族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针对“洋八股”和教条主义，提出党的作风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当然适用于文艺工作领域。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艺作品除应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外，还应当百花齐放，各具特色。这样，中华文化的整体就会百花争艳、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乌兰夫在座谈会上号召创造“蒙派”京剧艺术，让京剧艺术反映蒙古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并具有蒙古民族特点，这样直接从创作实践入手解决文艺作品的民族特点问题，给人的启发是深刻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如果不联系具体的文艺创作实际活动而局限于理论上的泛论，必然会陷入纸面上的空谈。

乌兰夫关于创造“蒙派”京剧艺术的号召，为以后京剧现代戏《草原小姐妹》的涌现，拓宽了道路，展现出内蒙古京剧艺术空前繁荣的局面。

    乌兰夫还进一步指出：文艺作品具有民族特点十分重要，它同民族团结问题紧密相关。他以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为例说：电影最后一场被包围的匪徒都是穿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人，这一场景设置得不妥当，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似乎好坏人是以民族来区分的，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如果同包围匪徒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起，也有穿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民兵参加，就比较妥贴了。    ’

    乌兰夫在这里提出了—个十分严肃的文艺作品的典型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尽管确有一小股维吾尔族匪徒为非作歹，最后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和抓获，这是个别的事例；而广大的维吾尔族人民是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作为文艺作品的电影，场景的设置应具有社会意义的普遍性，应代表历史发展的主要倾向和广大范围的人群，才具有典型性。文艺作品中不论正面或反面人物，都应当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六十年代初，民族工作中有—股“左”的思潮，它公开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就是各民族在各个方面都必须一个模样，不能有任何差别，  内地的各种做法应当在民族地区不走模样地“照搬”；谁如果强凋按照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地工作，就会被指责为“民族地区特殊论”、“地方民族主义”、“搞独立王国”。这种形而上学的极左思潮显然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列宁指出：应当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也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的向导。”

    文艺领域里所以出现这种观点，是把党性误解为“一花独放”，只有统一的一致性，否定事物千变万化的多样性，这实际上丢弃了百花齐放在文艺创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存在着统一的性格，这就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即：“中华民族统一的民族性格”。毛主席这段论述，是在抗日战争中强调“各民族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并没有否认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除具有统一意志之外，还存在着各自性格上的差异。在文艺作品中死板地强调性格无差别论，就会把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艺作品搞成—个模样、一张面孔、—种典型，势必造成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而阻碍民族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乌兰夫倡导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蒙派”京剧艺术，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意义十分重大。这就从文艺创作实践方面冲破了“禁区”，破除了“左”的禁锢，切实地开拓了文艺创作繁荣和发展的新局面。

    1963年在呼和浩特宾馆召开的另一次文艺座谈会上，乌兰夫对涉及成吉思汗的文艺作品题材问题讲了他的看法。

    关于对成吉思汗的评价，国内外—直有不同的说法，它涉及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还影响到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思想感情问题。早在抗日战争年代，成吉思汗陵冢从伊盟西迁甘肃省经延安时②，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成吉思汗纪念堂”匾额，表达了对成吉思汗的赞扬和肯定意见。

   多年来，自治区内外发表了不少关于成吉思汗的科研论文，而文艺工作领域由于存在着极左思潮的干扰，有关成吉思汗的作品寥寥无几。

    座谈会上，内蒙古日报的一位画家说：因为成吉思汗没有历史定论，这方面的作品难于创作。乌兰夫马上严肃地说；怎么没有定论?毛主席都给成吉思汗做了结论，成吉思汗的优点是—代天骄嘛，缺点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嘛!

    乌兰夫引用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肯定了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成吉思汗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不仅对中华多民族统一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把东方文化传向欧洲，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然而国内外有些著作对成吉思汗持否定态度。实践征明，这一论点已逐渐被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所取代。

    1964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者做出“两个批示”，这实际上是发动“文革”的前奏，内蒙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愈演愈烈。这般极左思潮的势头之所以既强又猛，还因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礼堂的处以上干部会上，按照林彪、江青的调门大放厥词，硬说内蒙古是“一潭死水”，煽阴风、点鬼火。一些看风使舵的人品味到，乌兰夫的地位已经不稳，要“挪窝”了。

    这时开始了“文艺整风”运动。—些人首先对布赫所作“三独会演”、“巴盟文代会”两个报告发难。这两份会议文件是经我记录整理，发表在《草原》文学月刊上的。这两个报告并无不妥之处。报告强凋对文艺遗产的借鉴问题应引起重视，既不应兼收并蓄，也不应粗暴否定。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当时存在着的主要倾向是民族虚无主义：忽视和否定民族文化遗产。纠正这种倾向是必要的。当时，一些文艺工作者下乡深入生活是“蜻蜓点水”式的，从宾馆到宾馆，在上面看好像下去了，而实际仍飘浮在上边，不重视观察、体验人民群众的生活，对于民族民间文艺遗产更是不闻不问。文艺创作如果不扎根于民族文艺遗产的土壤上，借鉴和吸取营养，是难以创作出具有浓郁民族特点好作品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然而在“文艺整风”中，有人硬是以这两个报告为根据，给布赫扣上“无批判地继承封资修”的大帽子。   

    “文艺整风”中，有人继而又污蔑文化大院③是“妓女大院”。文艺工作者中的—些人在男女交往上，确有不符合我国传统习俗的现象，甚或越轨的事。但这只是个别情况，而文艺界的大多数还是严守传统的。就是对那些有越轨行为的人，也不应该污辱她(他)们的人格。然而这种极左的错误论凋，却得到宣传部门某位领导人的赞同。

    乌兰夫不同意文艺界极左谬论的观点，并不因为内蒙古文化局党组书记布赫是他的长子，而是实事求是地认为：内蒙古文艺战线切实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以全区建立乌兰牧骑来说，1956年冬，布赫率调查组赴乌盟察右后旗牧区蹲点，实际了解基层文化工作状况。次年，在调研工作基础上，文化局阿日鲧起草《乌兰牧骑试点方案》，在锡盟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全区也是全国第一个乌兰牧骑。而后，乌兰牧骑像雨后春笋—样，遍布内蒙古各盟市、旗县，被誉为文化“轻骑兵”，充分显示了这一具有民族特色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内蒙古文艺工作从整体看，不容置疑是成绩卓著的。诸如，宝音德力格的独唱，获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舞蹈《鄂尔多斯舞》、《挤奶员》获国际奖。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敖包相会》一直在全国传唱。莫德格玛在法国巴黎访问演出《盅碗舞》，被称为“蒙古美人”而备受欢迎。1959年，内蒙古民歌在首都北京展览歌唱，受到热烈赞扬。电影《鄂尔多斯风暴》、《草原晨曲》、《草原上的人们》，话剧《金鹰》，歌剧《血案》、《慰问袋》、《达那巴拉》，京剧《巴林怒火》、《草原小姐妹》，舞剧《布里雅特婚礼》都获得了好评。内蒙古作家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其中有：《王若飞在狱中》、《红路》、《茫茫的草原》、《金色的兴安岭》、《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蒙古小八路》、《花的草原》、《阿力玛斯之歌》、《遥远的戈壁》等。内蒙古有—支众多民族的作家群体，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成员中，就有杨植霖、胡昭衡两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的文艺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内蒙古的民间文艺也是繁荣的，整理出版的作品有《内蒙古民歌》、《爬山歌选》、《英雄格斯尔可汗》，民间剪纸、美术图案以及蒙古、达斡尔、鄂伦春民间故事等。内蒙古美术馆举办的历届美术、摄影展览，乌兰夫几乎都来参观指导。他赞赏：“旺亲画的马，你从左边看它对着你；你从右边看，它还是对着你。”1961年，乌兰夫邀请老舍、曹禺、叶圣陶、端木蕻良等二十多位全国各民族的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来内蒙古参观访问，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内蒙古的优秀作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介绍了内蒙古，其影响是空前的。

    以“左”的目光观察问题的人，不正视普遍的大量存在的事物，不是全面地看问题，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某位领导人在向宣传部门汇报“文艺整风”情况，谈到文化大院是“妓女大院”时，—位负责同志气愤地责问：“文化大院是‘妓女大院’，谁是老鸨啊?”在向乌兰夫汇报时，这位领导人仍坚持原来的调门和说法。乌兰夫批评说：“你们在‘文艺整风’中是搞方针政策，还是主要整男女关系问题呀?”这位领导人在第二次汇报“文艺整风”时，便改弦易辙，把原来洋洋得意的表功改为哭哭啼啼地作检讨，并承认了错误。

   乌兰夫处理“文艺整风”中的极左错误问题，困难在于：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是否定文艺工作的，乌兰夫不能持相反的论调，但良知使他不能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遏制极左思潮的肆行。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自治区党委对“文艺整风”的领导班子作了必要的组织凋整。

    正在此时，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观看了内蒙古乌兰牧骑代表队的演出，并接见演职人员，肯定并称赞乌兰牧骑深入蒙古包、为基层人民送歌献舞的文艺方向。《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赞”乌兰牧骑的短评，各行各业都表示要向乌兰牧骑学习。公众一致认为，乌兰牧骑长期深入牧区，在蒙古包前为广大牧区群众送歌献舞，演员—专多能，节目短小精干，适应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特点，很受蒙古族人民的欢迎，因地制宜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周总理决定：让内蒙古的乌兰收骑赴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报纸上连续发表乌兰牧骑在海港码头、工厂矿山、解放军部队、苗岭、瑶寨及天山演出的消息。这接踵而来的喜讯就像正义的宣言，鞭挞了兴妖作怪的极左歪风，打击了从阴沟里吹出来否定内蒙古文艺工作的斜气谬论。

    然而不久，“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它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内蒙古文艺界在这场大劫难中成了重灾区。

    早在五十年代，自治区机关在张家口时，乌兰夫就常常深入文艺单位，同人们亲切交谈。一些文艺战士至今仍保存着当年同乌兰夫合影的珍贵照片。乌兰夫平易近人，笑容可掬，说话幽默。在1963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乌兰夫风趣地说：“史秀云(独唱演员)有些儿困难(爱人在北京工作)。”他的话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乌兰夫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成了人们心目中可敬佩的党的领导干部的理想形象，令人崇敬和信赖。乌兰夫在文艺工作者当中有崇高的威望。

    “文革”初，内蒙古文艺界展现了历史上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人们心急如焚地关注着乌兰夫的政治命运，夜以继日地忧心忡忡，再不能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乌兰夫遭到陷害。他们想：应当维护党的干部，因为党的领导机关就是由身经百战、令人敬仰的老同志所组成的；应当维护为毛主席、周总理所信赖的战友；应当维护党的组织原则，不能颠倒黑白，不能陷害无辜；应当维护乌兰夫的名誉和尊严，不能听任—些人辱骂和污蔑，这是他在艰苦的年代里舍生忘死、为党辛勤工作所取得的。这些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基于这种信念，他们挺身而出维护乌兰夫。不少文艺工作者纷纷帖出维护乌兰夫的大字报，这种雄伟、动人的场面是自治区其它机关所没有的。这种宏伟的壮举，是对极左妖风的坚决回击，是维护党的组织原则的正义行动，是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所展开的英勇斗争。

    依照我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人们本来是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然而在林彪、江青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维护乌兰夫的革命文艺战士多被打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保皇派”。大阴谋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竟公然大喊“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口号，致使大批文艺战士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

    在内蒙古，人们把乌兰夫看做是一位为党无私奉献、久经考验的党的领导人，一位和蔼可亲、谦虚善良的长者和良师益友，人们将牢记他的教诲，永远深切地怀念他。

   注  解：

    ①《人民日报》1981年7月14日

②当时由于担心日本侵略者掳走成吉思汁陵冢用于蛊惑人心，故而西迁。延安隆重祭奠，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延安还专门打了三孔大窑洞，修建成吉思汗纪念堂。  

③“文化大院”的单位有：内蒙古文化局、文联、歌舞团、京剧团，杂技团，文化馆。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