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历尽70年风雨沧桑的《绥远通志稿》终于出版发行了。抚摸着一本本精美的书籍，人们不应该忘记曾参与此书编写的一名外省学者——李泰棻。　　

（一）　　

李泰棻字革痴，号痴庵，1896年出生于河北省阳原县揣骨疃镇一个清贫的读书人之家。祖上世代经商，财雄一方，富冠塞上。到李泰棻祖辈、父辈，家道开始衰落。其父李景清发愤苦读，博学强闻，成为饱学之士，但屡试不第，于是弃仕经商，经营三年获利可观，正准备大干一场时，却遭庚子拳乱，商店被劫掠一空，从此便一蹶不振。李景清无心经商，便返归故里，伺母教子，时年李泰棻只有5岁。　　

李泰棻自幼聪颖敏慧，在父亲的训授下，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少年时的苦读与强记，为日后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9年，14岁的李泰棻考入了直隶宣府中学堂读书，他勤奋努力，各科考试成绩皆名列前茅，其父和祖母“每闻先生试冠侪辈，必驰书谆谆告诫勿得称骄，勉之。”（《阳原县志》），李泰棻用四年的时间越级读完了中学全部课程。　　

1913年，李泰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但因学费昂贵，旋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专攻史地。由于家境衰落，李泰棻在祖母典当衣饰和亲友解囊相助下方完成学业。大学三年级时，李泰棻就写作了史学著作《西洋大历史》，书稿完成后，在校长陈宝庄的支持和鼓励下得以顺利出版。李大钊、陈独秀等名教授对其著作极为推崇，皆为其作序，这一时成为京城学府的佳话。李泰棻22岁时，被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破格聘为教师。　　

在北大任课期间，李泰棻还兼任北京私立国民大学、朝阳大学的教授，后又任山西大学教授和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文史地理部主任。　　

1923年，李泰棻开始了仕途生涯，他离开京城来到塞外绥远省，出任省教育厅厅长兼禁烟会办，后又任绥远通俗讲演所所长，次年又任察哈尔教育厅厅长。1928年，李泰棻又回到北平任北平市教育局长兼自治筹备处处长，旋即任***永定河务局长，办理永定河工程事宜。1930年初，李泰棻被委任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不久，绥远省组建通志馆，准备编写《绥远通志稿》，因他与省主席李培基素有交往，李十分推崇他的学识，因而被李聘来担任通志的总纂。　　

（二）　　

绥远通志馆馆长郭象伋，副馆长阎肃，主任纂修荣祥，三人都是地方饱学之士。除李、郭、阎、荣四位负责人员外，通志馆还聘请了二十余名蒙汉学者，将他们分为内务组和外勤组。内务组主要是编辑人员，始招六名：由省政府聘请一名，总纂李泰棻推荐了北大毕业生白映星（萨拉齐人）任编辑，其余四人皆为馆长郭象伋推荐。　　

六名编辑在主任纂修荣祥的带领下，负责翻阅古籍、查找资料、整理素材和抄写辑录。李泰棻则负责编写提纲和起草拟定调查要点。　　

外勤组则分东、西两个调查组，负责采访和辑录各地资料，他们用了近二年时间进行集中采访，为编写通志积累了大量素材。与此同时，馆内编辑也查阅了许多史志书稿，辑录了丰富的资料。从1933年3月起，通志馆的工作转入了内务处理阶段，各位编纂开始分头撰写。原计划用一年时间编写出初稿，可是到了当年的11月份，时间已过去了三分之二，志稿只完成了“金石志”和“艺文志”的草稿，到了第二年2月已届期时，总纂改订了交来的二分之一的草稿，一年脱稿的计划落了空。此时，总纂李泰棻与绥籍地方人士的矛盾更为激烈化。　　

其实，在建馆之初，就荐人用人之事上，李、郭就早有嫌隙，李泰棻认为，“调查人员及各编纂，须由总纂荐聘。”（《方志学》序），而实际上是六名编纂中有四人是郭馆长推荐的，李泰棻只推荐了一人。至于调查员，更是“悉由馆长委派”（引文同上），因用人引起的矛盾冲突，使李泰棻到职不久就向省主席李培基表示过要辞职的意愿，李培基一再挽留了他。1934年4月1日，馆长郭象伋向省政府提出了闭馆的报告，当时李泰棻不在归绥。当他回到归绥得知此事后，便致函省主席傅作义(此时傅已接替李培基任)，提出通志馆若是由他来主持,再过半年便可完成；如果郭馆长要干，他便让给郭；若是再筹款、延长时间，他就辞职不干了。傅作义主席回答说：“应遵地方人之意见。”李泰棻只好愤而辞职，返京潜心著述。　　

（三）　　

李泰棻一生专心史学，志在探讨和研究中外历史，著书立说，他还酷爱治甲研金，从政并非是自己的追求。1923年，他出任绥远教育厅厅长时，其父曾长途跋涉来到绥远，语重心长地告诫李泰棻说：“为官日短，做人日长，务须敬慎厥职，千万勿负人望。吾意勿如专力历史为佳。”李泰棻遵父之命，一生把精力倾注于史学研究，著写了许多史学专著。　　

《西洋大历史》1916年出版，全书80余万言，为中国编著西洋史之首举，全国各大学均以此书为世界史教科书，史学价值甚高，一版再版。　　

《中国史纲》80万余言，为国内较详细的通史之一，亦为当时高校主要教参之一。　　

《今文〈尚书〉正伪》，仿晋省学者阎百诗《古文〈尚书〉正伪》所作，时任***次长赵丕廉作序，被学界认为是一部价值甚高的佳作。　　

 《西周史征》是李泰棻倾多年苦心所作，凡有关西周史料或解经新说，无不广证博引，全书共计50余万言。　　

 《国民军史稿》共计30万余言，附有国民军将官之简历及小照多幅，堪为研究国民军之重要史料。　　

《西洋近百年史》、《新著世界史》和《中国近百年史》三书皆为纪事本末体，均为大学预科或中学教科书。　　

 《方志学》全书50万余言，重点阐述了方志的选辑法、整理法、鉴定法等。《方志学》的出版，代表着一门学科研究的确立。此书写作之时正是李泰棻担任《绥远通志稿》总纂之时，真可谓是一部方志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　　

（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京，李泰棻滞留京城，辞去各校之职，在家赋闲，一年后，出任天津市伪教育局长之职，1939年又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他仍在大学任教，1948年冬，李泰棻辞去北师大教务，再次在家赋闲。是时，傅作义将军主政北京，李泰棻在绥远编写通志时与傅将军素有往来，傅派邓宝珊登门邀请李泰棻出来工作，李因曾出任伪职，自惭形秽，羞见故人，婉言谢绝。　　

北京和平解放，李泰棻为生活所迫，始在私立中华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李泰棻又参加了各校的复课、讲学工作。　　

1950年，李泰棻应察哈尔省政府之邀，回省到宣化中学、宣化师范学校任语文、历史教师，后调张家口师专教师进修科任教，之后又到天津历史教学研究所工作，期间赴京参加《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编写工作。　　

1972年李泰棻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　　

今逢《绥远通志稿》顺利出版的盛事，倘若九泉之下的李泰棻有灵的话，亦可含笑而眠了。　　

 （作者： 内蒙古自治区纪检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