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中国特有的方志传统影响，地方综合年鉴的产生和发展都染藏着明显的史裁基因，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明显的史裁痕迹。20世纪初兴起的近代新史学对当代史迹和地方史的重视，以及史学领域向文化史、社会史开拓的思想，契合了年鉴记当时、当地事及其偏向于社会与文化的特点，堪称年鉴入史的理论先导。这些思想在年鉴复兴的1980年代后得到了呼应，并再次为年鉴入史打开了通道。从方志入史的历史经验、"资料性文献"的史裁风骨和地方史书写的可能性来分析，史裁取向是地方综合年鉴发展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年鉴  史裁  基因  通道  取向　　

《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地方综合年鉴在度过立法后的“试用期”和“适应期”，对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趋向重新做一个评估和判断，既必要，也适时。笔者在此提出地方综合年鉴入史的观点，希望对这种评估和判断有所裨益。　　

一、基因论　　

我国现代年鉴起源于欧洲，是伴随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西学的东渐而从国外传入的。清同治三年(1864)创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是中国现代年鉴的先驱，而地方年鉴（大致同于今日所称的地方综合年鉴）最早为1930年出版的《无锡年鉴》。中国的年鉴，特别是地方综合年鉴，其产生和发展都染藏着明显的史裁基因。　　

在中国年鉴刚刚起步，地方年鉴尚未出现的1929年，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针对浙江省志的续修，提出了解散方志旧体，分编年鉴、各门调查和省史“三书”的方志革新思想。虽然方志迄今尚未“解散”，但西方年鉴刚传入中国不久就出现这一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年鉴和传统方志的不解之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的年鉴“不能从古代历书中找到直接的血缘关系，倒是与历代的类书、史书、地方志的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中国年鉴的直接来源是在近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仍保持了某些明显的‘编史修志’的痕迹”。[1]这一评述应当是符合实际的。中国年鉴在经历百年左右（年鉴逾百年，地方年鉴不及百年）的发展后，《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法定为地方志，这既是《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和传统方志亲缘关系的认同，也是对这一关系的历史性确认。　　

地方综合年鉴的史裁基因，决不仅仅依靠和方志的“裙带关系”推论出来，其内容和形式都带有明显的史裁痕迹。地方综合年鉴一般设有特载、特录、大事记、专记、人物等篇章，其不同程度具有史裁特征。大事记形同史裁之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备载其事，形于目前”。[2]专记和人物形同于正史之纪传，或“包举大端”，或“委曲细事”；[3]特载、特录一类则传承史籍的载言传统，如史著之“书部”：“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4]其实，地方综合年鉴横陈百科的结构，固然移植于传统方志，但和被奉为正史正宗的《史记》融纪、传、表、志为一体一样，“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蕴藏着构建“全史”的宏图大旨。[5]　　

“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6]《条例》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所应记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就是一代一代人“作业之情状”，地方综合年鉴通过连年地编纂积累，自然“相续”而成史了。　　

二、通道论　　

地方综合年鉴是否入史，一方面取决其自身，一方面和人们对史裁范畴的认识紧密相关。因为只有当史裁的内涵与地方综合年鉴的内涵出现一定的交集，地方综合年鉴才可能被史裁接纳。在中国年鉴的百年历史中，新的史学思想不断出现和更新，为地方综合年鉴入史开放了通道。　　

在中国年鉴尚未出现的20世纪初，受进化史观等西学思想的影响，诞生了中国近代新史学。梁启超是新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所持若干思想对年鉴入史具有重要的理论先导意义。　　

一是对当代史迹的重视。梁启超抨击旧史“什九为死人作”，“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认为“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7]因此，当代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较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8]地方综合年鉴立足于记当代人、当代事，与新史学“以生人本位”的要求无疑是契合的。既然记述“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应当成为历史，年鉴，特别是记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的地方综合年鉴自然具备了成为史裁的可能。　　

二是对地方史的重视。我国传统的正史并不包含地方史，不管是习惯所称的二十四史还是后来将《新元史》包含在内的二十五史，全都是“国史”级别，“地方”与之无缘。如果地方无史可言，地方综合年鉴即便具有史的基因，也是断然不能入史的。因此，解决“地方”的问题，也是地方综合年鉴入史的一个先决条件。新史学思想通过阐述地方专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地方史入史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地方综合年鉴入史创造了条件。“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因为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前人作史，专以党中央政府为中心，只有几个分裂时代以各国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但中心亦不过几个——三国有三个，十六国有十六个——究未能平均分配。研究中国史，实际上不应如此”。因此，“如欲彻底的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在方法上，“广博点分，可以分为几大区，每区之中，看他发达的次第。精细点分，可以分省、分县、分都市，每县每市看他进展的情形。破下功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极大。”[9]应当看到，对于地方入史，章学诚“志乃史裁”的论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就是因为方志被断定为史，作为“方志的变相”[10]的地方史才登上历史的大雅之堂。　　

三是史学领域向文化史、社会史的开拓。中国传统史学以治乱兴替为其主线，不太注意地方社会和民生利弊，因此，二十四史常被称作帝王的家谱。新史学识其弊端，揭示了将历史视角向文化、社会延伸的必要性：“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11]由于地方不是一个理乱兴亡的主体，因此，地方史也好，地方志书也好，地方综合年鉴也好，相对于一国之史而言，天然地要偏向于社会与文化，新史学向社会史方向开拓和着重于文化的倾向，无疑为年鉴入史提供了又一个理论依据。　　

新史学思想出现的20世纪初，正是中国年鉴萌芽时期。它对中国年鉴的出现及其模样塑造产生多大的影响，并非本文探讨的范畴。但可以肯定，新史学思想的出现至少为年鉴入史提供了可能，只要年鉴（地方综合年鉴）有意朝此方向发展，通道是开放的。近代新史学思想经过一番兴衰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呼应。其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史学思潮不断涌入，本土史学思想不断生长，前面述及的近代新史学所倚的当代史、地方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史学取向，都在这一时期重新得到重视，并且愈加丰富和深入。尤其是近代新史学出现的时期，正是年鉴即将兴起的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阶段则正好是中国年鉴复兴的时期。如果说近代新史学思想对地方综合年鉴入史是一种理论准备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与之呼应并得到深化的史学思想，则是对地方综合年鉴入史的一次理论支持，它们又一次为地方综合年鉴打开了欢迎之门。　　

三、取向论　　

我们探讨地方综合年鉴入史的问题，其实也是探讨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笔者认为，史裁取向未必是地方综合年鉴朝前发展的唯一选择，但至少是可供选择的若干路径之一。　　

首先，方志入史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如前所述，中国年鉴，特别是地方综合年鉴，虽然使用了西方输入的“年鉴”之名，却多行传统方志之实。地方综合年鉴在我国一出现，就基本抛弃了年鉴输入时所附带的西方年鉴传统，径直走了一条亲于方志的“中国之路”。《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这条道路更显明晰和确切。地方综合年鉴的这一方志“情结”，注定要和方志的命运相联系。既然如此，研究年鉴入史的问题，就不妨以传统方志作一参照。纵观方志发展的历史，方志被判为史裁还是在章学诚之后。“志为史裁”这个在当时还颇有争议的观点，至今却几乎成为共识。一直以来被认作地理书的方志终被广泛接受为史裁，固然和方志本身的史裁基因不无关系，但也从中反映出人们对方志“应然”取向的判断和抉择。方志由地理书到历史书的这个转变是不是历史的必然，笔者不好妄断，但方志入史这一“已然”发生的历史经验，理应可以为地方综合年鉴的“应然”决策提供一个借鉴。　　

其次，“资料性文献”的史裁风骨有待塑造。《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规定为“资料性文献”。在此之前，对于年鉴定位的提法很多，如地情书、信息书、参考书、工具书、资料书。这些提法和“资料性文献”未必存在冲突，但反映了人们对地方综合年鉴已然和虚然价值的判断。今天，任何一种信息载体，恐怕都无法避开互联网这一强势参照物。笔者认为，不管年鉴以其地情性、信息性、参考性、工具性、资料性中哪一端去和短、平、快的互联网海量信息相比，都是以己之短克敌之长。换言之，地方综合年鉴固然具有地情、信息、参考、工具、资料等各种功能，但难以成为其比较优势和核心的竞争力。笔者曾言：“如果说地方志是一种资料性文献的话，那么，这种资料性文献的最高境界就是‘史’。”[12]地方综合年鉴为地方志之一员，当不例外。经过了数年“试用期”的地方综合年鉴，现在正面对着不同“生长”方向的选择，地方综合年鉴未必应该走上完全的史裁之路，然而，这种资料性文献的史裁风骨无疑值得期待。　　

最后，地方史书写的历史性机遇需要把握。由于我国历代均未设置地方史相关机构，个人则难以具备撰写完全地方史的条件，因此，我国少有甚至可能没有“完全”的地方史。正因为如此，历代倡修的方志在地方典籍极端有限的数千年中，实际担当了保存地方历史的使命，方志也因此被誉为“一方之全史”。然而应当看到的是，自古以来方志都没有自觉地承担记录一方之史的使命，只是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各级都设立了党史部门，但其视野基本局促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因此可以说，地方史还存在着大片有待开垦的领地。在今天看来，地方史书写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从事这项工作的价值也不言而喻。从现行行政机构设置来看，从方志实际履行史责的传统看，方志机构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对于年轻的地方综合年鉴来说，这是欣逢其时的历史机遇，也是值得担当的历史使命。　　

[1]肖东发，邵荣霞，戴龙基，王建华，钱锋．年鉴学概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204　　

[2][3]刘知几．史通·叙事[A]．史通评注[M].北京：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6.　　

[4]刘知几．史通·叙事[A].史通评注[M]．北京：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43.　　

[5]刘知几，史通·叙事[A].史通评注[M].北京：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6.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6．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31 - 32.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83.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51  - 152.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51.　　

[11]吕思勉．中国通史[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2 -3．　　

[12]刘善泳，“一方全史”说的时代审察[J].广西地方志，2011，(3)　　

（作者：江西省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