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赤峰市翁牛特旗政府驻地乌丹镇西北三、四公里处，坐落着一座在赤峰地区很有名的寺院－－梵宗寺（俗称北大庙）。近期，京城宗教界知名人士出巨资，要对寺庙重新修复。在其没有恢复旧观之前，我再一次来到这座昔日的佛教圣地游访。　　

走进梵宗寺，置身于这片古老的建筑群中，远望高大的正殿，环顾座座配殿，徘徊在阴暗的廊柱间，如同步入时间隧道。仰望飞檐斗拱，虽经二百多年风雨的侵蚀，仍显示出当年风采；近观雕梁画栋，虽饱含岁月风霜的痕迹，依稀能领略出大殿昔日的辉煌。我缓步浏览，又不时地驻足凝视。隔着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尘埃，从砖隙瓦缝间残存的岁月风烟中，我读出了清王朝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内涵；从昏暗屋角积集的历史尘封里，弄懂了当时统治者为镇边御民而修建寺庙的初衷。　　

公元17世纪40年代，雄踞东北的爱新觉罗军事集团，在大汉奸吴三桂的引导下，率领大军，跃马扬鞭，跨越重重关山，跨越千年军事屏障－－长城，直捣北京，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　　

已握住神器的满族统治者，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治理这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入主中原后，由于当时天下没有平定，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帝没来得及认真处理这个问题。历史把重大责任，同时也是成就名主的机遇一同交给了年幼的玄烨。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的康熙，十六岁干脆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展开了削平三藩的决斗，经过八年的征战，削藩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南方平定后，成熟了的康熙又把目光转向塞北。北方的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南下袭扰，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各个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从战国的赵武灵王、一统华夏的秦始皇，到汉唐、宋明王朝，无不靠修筑长城来固边境。修长城、守长城，是历代王朝的重要国事。万里长城，代代修、岁岁守，曾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曾制造了多少旷男怨女的故事，从“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些悲凉慷慨的边塞诗词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古老的历史难题再次摆到了年轻的康熙面前。他多次巡视长城，面对这座受到历代帝王密切注视的雄伟长城，他思索了很多很多。他眼前不时地出现跨跃长城的北魏马队、辽金雄兵、蒙古大军的铁骑，以及他的祖辈、父辈飞跃长城的身影。堂堂党中央帝国，仅靠这些砖块碎石能保卫得住？但是如果没有了长城，朝廷在边疆地带又怎样设防？　　

经过明末和清初的连年战争，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1691年5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上奏道，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在这个奏折上，康熙批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北方少数民族中，给康熙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勇猛剽悍、曾称雄过中原的蒙古民族。怎样才能使其臣服，如何修德安民，筑无形长城，使边境自固？康熙和他的幕僚们思考着，探寻着。被称为一代圣主的康熙，从先帝利用蒙古民族对藏传佛教虔诚而对其怀柔的做法，找到了修德安民的捷径。当时，蒙古民族的大部分人信仰佛教，而且一部分人对藏传佛教到了极其崇拜的地步。以此为基点，康熙重新制定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其核心是顺其民意、悦其民心、修德安民，达到固守边境的目的。康熙把喇嘛教视为“至宝”，极力推崇，百般礼遇。不但多次对蒙古地区的掌印喇嘛下谕封诰，而且规定历代的蒙古地区的掌印喇嘛都要与清帝“师徒相会”。1696年秋，康熙还将亲征噶尔丹的御甲、戎装、武器赐予内蒙古青城小召寺作为留镇山门之永久纪念。由于帝王的大力扶持，喇嘛教在蒙古民族中也就更加受崇，修寺庙、做喇嘛成了当时两大时尚。为此，在北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自西向东兴建了一座座寺庙，众多牧民放下了马鞭，加入到喇嘛的行列，收回世世代代驰骋在草原上的不安分，静心诵经，虔诚修炼。这样，清王朝以宗教为基，以寺庙为础，在塞外广袤的草原上，建起了一条新的长城。　　

在这样的形势下，梵宗寺的修建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它是清王朝“修德”的具体体现，是无形长城上的一个烽火台。康熙三十年(1691）青海喇嘛帕?丹巴来翁旗布教。经过他的奔走，在莲花吐他拉修建了翁牛特旗第一座喇嘛庙。雍正十年(1732)在距今乌丹镇西北四公里处的查干布热北山南麓，动工兴建梵宗寺。庙址开始选在山下平地，接近竣工时，毁于洪水。第二次建到一半又毁于大火。最后选定山南坡，建筑群坐北朝南，随山势高低筑成阶梯式院落。乾隆八年(1743)竣工。建成后，乾隆亲自赐名“梵宗寺”，并定为旗庙，总揽全旗喇嘛庙务，受北京雍和宫直接统辖。从此以后，翁牛特旗境内又陆续修了一些庙宇。到清末，全旗共建喇嘛庙19座。喇嘛教兴盛时，全旗共有喇嘛近二千人。　　

为了靖边安民，清廷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朝廷鼓励牧民进寺庙做喇嘛，给予喇嘛许多优惠政策，喇嘛可以不当兵、不纳粮，可以荣受封典，因此“人多羡而为之”。渐渐地，喇嘛教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到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时形成一种强大的控制力量。香烟缭绕的平静的寺庙内，飘荡着的不再是复杂的政治风云；缓慢而低沉的晨钟暮鼓声中，传出的是喇嘛对如来佛的虔诚和在尘世中的善举。历代王朝最难念的“经”，在一座座庙堂里由喇嘛们代替，轻松而愉快地天天默诵。清朝的宗教政策不但很好地调整了民族关系，而且，有效地控制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按照宗教的规定和习惯，一家有兄弟三、四人，须有二、三人出家当喇嘛。喇嘛是不准娶妻生子的，这就有力地控制了蒙古族人口的发展。到清朝末年，蒙古族人丁大减。历史上那个铁蹄曾踏过亚欧大陆的剽悍民族，在寺庙的围墙里成了清王朝的顺民。　　

清王朝除了有效实施宗教政策之外，还辅之以与蒙古贵族和亲、封蒙古亲王等怀柔政策，很好地调和了朝廷与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整个清王朝260多年，除了噶尔丹叛乱外，其它民族地区极其安定。　　

清王朝用悦民的方式来安民，用重视宗教建寺庙来靖边，用联姻结亲方式调解民族关系，以寺庙代替长城，以怀柔代替冲突，以积极调和代替消极防御，在当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民族和睦远比民族冲突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清王朝靖边安民、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如同远古时治理那场滔滔洪水，鲧用堵的办法，窃息壤以湮洪水，结果越堵水灾越大。舜杀鲸而外举不避仇，启用禹。禹则一改常规，弃堵变疏，开山浚壑，导洪水于东海，消除了水患。康熙弃有形长城，摒弃历代统治者“堵”的做法，建寺庙，修德政，顺民心合民意，筑无形长城，实现“众志成城”的预想，看来这与大禹治水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