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就是名称，如人名、地名、事件名、物品名、职衔名等等。在志书的记述过程中，必然要运用到各种各样的称谓。用之得当，可以使志文合乎规范，提高质量，也可使读者一目了然，省去一些麻烦；用之不当，效果恰恰相反。如何在志文中使称谓使用得当，本文谈以下七点。

一、采用通用的

通用的，即通行的，流行性大的，知名度大的，广为人知的。一人、一地、一物、一官职，往往会有几种称谓。在志文中，就要采用通用的、流行性大的、广为人知的一种。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不必加以谈说，其实不然。就拿一个人来说，除了名字以外，还会有字、号，有的人以名行（知名），有的人以字行（如蒋介石），有的人以号行（如杨虎城）。古人诗文中，还往往以某人的家乡地名或官职，作为某人的代称，如家在凤洲的称凤州，做过吏部尚书的称天官。之所以如此，或为表示尊敬、庄重，或为显得文气、高雅。在一定的时间、地域、范围内，读者一看便知其所指为谁。但时间、地域、范围一变，就难知其所指，非进行考证不可。就连方志大家章学诚的文章中，此类毛病也在所难免。正如仓修良先生所说：“章氏在许多文章中都批评前人行文很不规范，其实他自己亦是如此”。古今名人大多使用字号，一般很少直呼其名，但查找起来可就麻烦了。尽管有多种名人字号辞典，历史上不同朝代人物，会有十多个人在使用同样一个字或号，于是有时候很难辨哪一位是你所要查找的人物。有许多并非有名的人物，辞典也不收录，这就更难找了。还有许多则是用地名、官号来称呼人名，如万甬东、胡德清、徐昆山、潘济南等。以官号名者如梁制军、周内翰、谢藩伯、徐学使、翁学士等等。影响比较大的自然容易识别，影响小的麻烦就大了，因为任何名人辞典都无从查找。所以，为了使广大读者和以后的读者能够顺畅地阅读志文，不给他们制造麻烦，志书中的称谓应该采用通用的、流行性大的、广为人知的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如人物对话中或记述特定时段、环境的事），需要用冷僻的、流行性不大的称谓时，也应加上注释。渭南民间曾称井岳秀为井十，称樊钟秀为樊老二，称麻振武为麻老九。有的志稿在记述涉及这些人的历史事件时用了他们的异称，却没有注释通行姓名，使读者非常费解。

二、关于规范性与俗称

一个人、机构或物，往往有几个名称，有正式名称，也有除此之外的俗称。同一动、植物，异地异名的现象就非常普遍。马铃薯，又叫山芋、洋芋、土豆、山药蛋，陕北还叫蛮蛮；雉，又叫野鸡。中草药，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不胜枚举。在志文中，若不采用正式的、规范的名称，势必产生混乱，使读者误解。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里的“约之以命”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共识，产生规范的名称。志书是严肃的资料书，对一切人、事、物，均应采用规范的、正式的、准确的名称。例如志书的人物表中，记载某人是“国民党军第×军军长”。这个“国民党军”，就不是规范的、正式的称谓，只是表明了其归属。国民党的军队自从1925年7月成立，直到败退台湾，正式名称都是“国民革命军”。再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新中国”就是俗称，应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

我强调使用规范的、正式的称谓，这只是就普遍的、大多数或绝大多数而言，并不是说俗称一概不能用；凡事都不能绝对，都有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例如“黄埔军校”，这并不是它的正式名称。它的正式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在广州黄埔长州岛，世称“黄埔军校”。这个名称虽然不是正式名称，但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类似正式名称的效应，也算一种“约定俗成”吧。若在志书中记载某人“系陆军军官学校第×期毕业生”，反倒叫人觉得陌生。又如孙中山，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又号逸仙；因进行反清革命时化名中山樵，遂世称孙中山。这虽不是他正式的名、字或号，但已被社会接受，若无特殊需要，还是称“孙中山”为好。若因为不是正式的名、字、号，在志文中涉及它而不用，就显得迂腐可笑，不近情理。说道这里，想起一个笑话。说是有个腐儒走到河边，为河中涨水不可涉过而发愁。旁边一个人向他说，河面不太宽，一跳就过去了。腐儒就双脚并拢一跳，结果掉到河水中去了。旁边那人笑他怎么双脚并拢，而不先把一只脚向前跨。腐儒埋怨那人道：“单足为跃，双足为跳。你叫我跳，没叫我跃呀！”撰写志文时，在总体上把握规范、正式的前提下，对特殊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这才符合辩证法，才不至于闹出笑话。

三、关于时段性（时代性）

时段性，就是历史性。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一定时段之内，与它们紧密联系着的名称（称谓），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段性。例如，现在记述“×××（1910—1980），韩城市人”，这就不对。因为韩城1984年才由县改为市，其人从生到死，都不存在“韩城市”这个建制；而应记述为“×××（1910—1980），韩城县（今韩城市）人”。如果记述为“×××，1910年出生于韩城市”，那更不对了，而应记述为“×××，1910年出生于韩城县（今韩城市）”。又例如，记述某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不对。因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名称，1925年才产生，此前该组织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再例如，记述某人“1930年到北京”，这是不对的，因为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复称北京。此后若再使用“北平”也是错误的。同样，关于人的职衔的记述，同一职衔，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县级行政长官，隋、唐称县令，明、清称知县；等等。就某一个人来说，他一生所任的几种或多种职衔，也有严格的历史时限，丝毫马虎不得。例如胡宗南，“1942年1月，代理军委会委员长行营西安办公厅主任，3月，再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1月代理司令长官。1945年1月12日，赴汉中正式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一篇人物传记中，若在不同的年月几次出现胡宗南，他的职衔就会不尽相同。在交代他的职衔时若大意，就会出差错，不可不小心谨慎从事。

四、关于全称与简称

    在志书记述中运用事物的全称，可以显得庄重、规范、正式、准确；但若处处使用全称，也会使行文累赘，于是有运用简称的必要。“八路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志书记述中，涉及到某人某年参加八路军，某人某年参加新四军，不必要用其全称，用“八路军”、“新四军”就行了。在何种情况下用全称，何种情况下用简称，这就要看具体的语言环境（上下文的情况）了。一般地说，简称类似于语法中的代词，如“他”、“它”。运用代词，必须有“前行词”，即“他”或“它”的名称。否则，读者读到“他”、“它”就不知所指了。“我今天见到张三，他的身体很健康。”“我刚读完《红楼梦》，李四就把它借去了。”这两句话中“张三”就是“他”的“前行词”；“《红楼梦》”就是“它”的“前行词”。试想如果没有前行词，读者如何准确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同样道理，对一些名称，特别是那些知名度不是很大，或只流行于某行业某地域的事物名称，若其在一篇文字中只出现一次，就必须用全称，后文重复出现时，才可以用简称。这里牵扯到缩略语，如“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五讲四美”、“五好家庭”等等。今天的读者一看，似乎都知道只流行于某行业、某地域的缩略语，更应如此。撰文者一时疏忽或偷懒，就会给后人留下难解的谜团。

五、关于称谓中几个成分的顺序

笔者在阅读志书、志稿和其他书籍、文章的时候，往往发现称谓中一些成分的位置放置不当，粗略看去，似乎可以，仔细辨析，就有问题，影响文义的表达，影响语言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准确性。

其一，“原”、“前”的用法或位置不当。有县志稿记述：“×年×月×日，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来×县……”。经查证，当时这位省委书记没有退休或调走，正是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身份来×县视察工作，那怎么能用“原”字呢？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所记载的是以往某年的事，并不是修志之时的事。有志稿记述：“×年×月×日，原×县人民政府县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句话中的“原”字位置不当，应该是“×县人民政府原县长”才确切。因为“×县人民政府”还存在，不能在其前加“原”字，彼人是“县长”职务不存在了，在“县长”前才可以加“原”字。有志稿记述：“前县志办公室主任×××任第二轮县志主编”，这句话中“前”字位置也是不对的，应该是“县志办公室前主任”。因为县志办公室仍然存在，只是该人的“主任”职务不存在了，属前任。正如现在对戈尔巴乔夫，可以称“前苏联总统”；而对尼克松，不能称“前美国总统”，应称为“美国前总统”。

其二，用以限制某词的数量词与它所限制的词距离太远。有的志稿记述：“×渠通水后，解决了一个全县人民渴望了多年的几十万亩旱原农田灌溉的大难题。”其中的“一个”是数量词，“大难题”是它所要限制的中心词，中间隔了那么多的字，实觉别扭。把位置原应在后的词移到前面，在语法上叫“前置”，起突出与强调的作用，在上面这句话中“一个”没有突出与强调的必要，还应保持它原来应在的位置。所以，这句话应调整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又如，“进军途中，遇到几名打了败仗成为散兵游勇、正在乡间逞凶作恶欺侮老百姓的日军士兵。”其中的“几名”是限制中心词“日军士兵”的，但距中心词太远，就调整为“遇到……几名日军士兵”。

其三，人大、政协名称中的届次的位置不当。全国人大，规范的称谓是“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规范的称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国委员会”。人大，届次在名称前；政协，届次在名称后。而在志稿中，往往出现该前却后、该后却前的混乱现象。

其四，职衔的位置不当。有志稿中记述“×××在朝鲜战场上，生俘了美军鲍威尔上校”，类似的称谓“×××校长”、“×××主任”、“×××团长”等等。这种把职衔置于姓名之后的写法，在志书中是不适当的，应该一律把职衔放在姓名之前。放前或放后，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仔细品味鉴别，含义不同。职衔在前，书面语成分多；职衔在后，口头语成分多，而志书采用书面语，不采用口头语。职衔在前，属中性记述，不带感情色彩；职衔在后，带有亲切的感情色彩，而志书的语言，要求客观地记述资料，不要求带感情色彩。

六、关于称谓的感情色彩

前面提到，志书的语言，要求客观公正地记述，运用中性的词汇，一般不带感情色彩。这不是说志书不要政治倾向性。志书的政治倾向性，是通过取材和记述，寓事理于事实之中。对“匪”、“盗”、“敌”、“友”、“伪”之类充满强烈感情的称谓，不是完全拒绝使用，而是要使用得准确。不同的历史时期，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赋予这些词的含义各有不同。一部志稿在记述一位封建官员的政绩时说：“平定了著名盗匪×××之乱。”经查有关史料，这名所谓“盗匪”是不堪忍受封建当局的欺凌压榨而官逼民反率众起义的领袖。这就是个原则问题，不容忽视。说轻点，是对史料没有弄清；说重点，就是立场问题。即使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不同的历史时期，“敌”、“友”的所指也有不同。有的志稿记述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把国民党当局及其军队都称为“敌人”，这就不对了。在当时，只有日寇、汉奸、伪军（投降日军的中国兵）可以称为敌人。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中，即使是制造与八路军、人民政权摩擦的顽固派，也只称其为“顽固派”而不称“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把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过职的人员统称“敌伪”人员。于是在有的志稿中，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政官员都给冠以“伪”字，“伪县长”、“伪保长”等等。这是不恰当的。历朝历代的封建政权都不是人民的政权，难道都要给冠以“伪”字？所以对国民党政权中的官员，只称为“县长”、“保长”等就行。对汪精卫等汉奸政权中的官员，可以冠以“伪”字。

七、关于称谓的角度

撰写志稿时的角度恰当与否，关乎记述是否客观公正的问题。志书要求使用第三人称（他），而不要求用第一人称（我），就是要求修志者站在史官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史实的参与者的角度去进行记述。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我”，仅《鲁周公世家》中，就有“齐伐取我隆”，“齐伐我”、“楚伐我”等，是他在整合各国史料进行记述的过程中，没有把原来的称谓改变过来，可以说是疏忽，是瑕疵。今人修志，不必效仿。现在有的志稿中，把引用原话与转述其意中的称谓分辨不清，互相混淆。有志稿中说：“×××慷慨激昂拍着胸脯发誓说‘他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一辈子干革命，永远不变心！’……”这句话中的“他”应该是“我”。若保留用“他”那就不是原话，而是转述其意，那就不能使用引号了。另外，一些志稿对“以来”用法不当。“以来”为“方位词。表示从过去某时直到现在的一段时间。有部志稿中用了不少“以来”，但其“现在”（下限、立足点）不明确，有的似乎到了该志下限，有的却在该志下限以前。如一部下限为2006年的志书，为一个去世于2000年的人立传，说他“任×××中学校长以来……”这里的“以来”就颇有年终或某阶段工作总结的味道，与该志的下限不符，不如改用“后”或“期间”。“以来”在志书中虽然不能说完全禁用，但牵涉到具体时段的，最好写明某年至某年。这样，才不致下限模糊，费人猜测。

以上所谈，仅属管见；如有不妥，敬请赐教。

                         （作者：陕西省渭南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