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如果说宋代是方志学初创时期，那么元代则是方志学持续发展时期。元代方志理论发展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创新的一面。其理论要点大致可归纳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观念论，含方志起源、图经概念、图文关系3 说。第二部分为编纂论，含目的、责任、人才、义例、征材、规则、书法、续修8 说。第三部分为文本论，含性质、作用、内容、分类、排列、体裁6 说。第四部分为接受论，含刊印、阅读2 说。其中图文关系、编纂责任、编纂义例、门类排列、文本体裁等问题则为元人首先论述。

关键词：元代 方志理论要点

元代是方志理论的发展时期，在方志理论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现存元代方志论文计有百篇许，为我们研究元代方志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与宋代相较，元代方志理论研究既有继承、祖述的一面，更有深化、创新的另一面。其总体状况恰如有的学者所称：“元人关于方志理论的探讨，在宋人方志理论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1】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学界对元代方志理论一直比较粗疏和薄弱。此前方志书文在论及元代方志理论问题时，因受史料局限，多如蜻蜓点水，语焉不详，不能展示彼时方志理论的基本状况。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注意利用当下有利条件，尽力挖掘现存史料，且试把元代方志理论要点作如下梳理。

一、观念论

1.方志起源说

元方志学家承前代余绪，继续对方志起源问题进行探讨，但各家认识很不一致。许有壬认为，方志起源于古代史官制度。他说：“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来尚矣。”【2】黄溍也有类似见解。他说：“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道地图以诏工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诏王者，有诵训之官焉。”【3】有的认为，方志起源于古地图。如杨升云说：“郡邑之有图志，其来尚矣。盖自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图之经始见。

班孟坚载地理之志，而志之书始行。”【4】

2.图经概念说

北宋李宗谔释图经特点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5】元末张铉继承和发展李宗谔思想，认为图经就是“图”、“志”（即文字记载）的结合体。他说：“春秋诸候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图志兼记事记言之体。自山川物产、民俗政教、沿革废置、是非善恶、灾祥祸福，无不当载。

载而上之，王朝修为通史，著为经典，则褒贬之义见焉。”【6】

3.图文关系说

元人承宋人余绪，继续研究志书中的图、文关系问题。黄溍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图、文在志书中是相辅相成的。他说：“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

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地道图以诏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诏王者，有诵训之官焉。凡皆达于朝廷而关于政令，不特以资学士大夫之泛览而已，后世列郡或有志无图，或以图合于志”。【7】

二、编纂论

与宋代相较，元代在方志编纂研究方面有所深化。有的认为，志可缓修但不可不修。如戴良曰：修志“盖差可缓而不可废者也。”【8】戴氏这个见解是前所未有的。

1.目的说

元人对于修志目问题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修志是为了传承历史。如欧阳玄曰：“郡县之图志何为而作也？国有贤守令，犹家有贤子孙。守令保图志以治分地，子孙保关券以治分业，能治其所有，即为贤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污莱者乎？因户口之有定数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赋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没乎？在私者，有暴横乎？因士习之有旧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者乎？有可濯磨而作新者乎？治之而无倦，则田野可辟，户口可增，赋役可均，风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则图志可一日而阙乎！”【9】在这里，欧阳氏把“国有贤守令”喻为“家有贤子孙”，无疑道出了封建社会修志传统历久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认为，修志根本意义就在于垂信后世。如揭傒斯评《元统丰水续志》曰：“条敷类析，穷搜极简，将以垂信方来。”【10】有的认为，修志主要目的不是在于备观览，而是就在于资考证。如汪元相曰：“郡邑之有志尚矣。其所以纪山川、人物、风土、政绩、古今废兴，庶后之人取以考征，非特备观览也。”【11】有的认为，修志目的在于资教化。

如杨敬德曰：“著星土，辩躔次，而休咎可征矣。

奠山川，察形势，而扼塞可知矣。明版籍，任土贯，而取民有制矣。诠人物，崇节义，以彰劝惩而教化可明矣。”【12】有的认为，修志目的在于备观览，垂鉴戒，补教化。如张铉曰：志书“不特可备观览于邦人，亦足以垂鉴戒于天下，其于风化不为无补”。【13】张如此表述是比较全面的。

2.责任说

修志究竟是谁的责任？有的继承宋人观点，认为修志是守土者之责。如赡思曰：“易代制度之变当纪矣，而国朝因革之宜未书，纪录不备，为郡之典良有阙焉。斯责固守土者之所任”。【14】有的认为，主持修志虽为地方长官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协助地方修志也是地方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如王恽《汲郡图志引》引其父王天泽语曰：吾“世郡人也，生于斯，长于斯，宦学于斯，聚族属于斯，由宋而金，而皇朝百有五十余祀。……及论其郡国之本未，舆地之因革，牧守政教之贤否，土产风俗之醇醨，山泽利益之隐显，人物古今之盛衰，则藐然不知。责将谁归至？”【15】如此理解修志责任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在元代，有些地方官非常重视修志工作，有的甚至视修志为首务。如冯福京自谓曰：“夫舆地之间，所司之务，土壤之物，宜与夫革命以来所损所益之大政令，皆当刊入志书，以备天子史官之采录，乃臣子职分之当然。而或者以为非期会簿书之所急，则不敬莫大乎是。余尝佐州昌国，即以是为第一事，亦既编摩锓梓，以补是邦之阙文矣。”【16】就理论而言，居官“第一事”无疑是在于改善一方的国计民生，故冯氏把修志视为居官“第一事”是不足为训的。

3.人才说

元同宋一样，颇注意对纂修人才的选择。首先是主纂的选择问题。有的认为，志书主纂当由“博物洽闻”、“作事不苟”者来充任。如索元岱誉《金陵新志》主纂张铉曰：“予闻张君博物洽闻，而作事不苟。”【17】有的认为，志书总纂当由“学问老成、词章典雅”的“大手笔”来充任。如《金陵新志·修志文移》指示曰：“所有续纂新志，非仗大手笔未易成就。近闻陕西儒官张用鼎名铉，学问老成，词章典雅，必得其人，事能就绪。”【18】其次是一般修志人员的选择问题。有的继承前人思想，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修志者，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如冯福京曰：“史所以传信。传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长，曰学、曰识、曰才，而后能传信于天下。盖非学无以通古今之世变，非识无以明事理之精微，非才无以措褒贬之笔削。三者阙一，不敢登此职焉。”【19】揭傒斯对选用史志人才问题的见解最为独到。他说：修史当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20】这里所言“心术”就是后世所言思想道德。揭氏此论最具学术见地。

4.义例说

所谓“义例”包括修志思想和体例两方面。“义例”作为方志编纂学的一个术语，是严德元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论及《奉化县志》编纂问题时说：“仇泰然旧为青人，周美成旧为汴人，而子孙皆生长于此也。此不书，故书之义例也。”【21】后张铉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率先对修志义例进行理性探索。他述《金陵新志》编纂主旨曰：“至于事文重泛，非关义例者，本志既已刊行，不复详载。”他一方面认为，志书所记之事必须“有关天下”。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诸侯史也。《乘》《梼杌》缺亡，不可复知。以《春秋》经传考之，诸所记载，或承赴告，或述见闻，其事有关天下之故者，虽与鲁无预，皆书于册。其非义之所存，及闻见所不逮者，虽本国事，亦或弃而不录。”他另一方面认为，修志在体例上当以“《春秋》《史记》法”为宗。他说：“修《景定志》者，用《春秋》、《史记》法，述世年二表。经以帝代，纬以时地、人事，开卷了然。”【22】

5.征材说

有的元人继承前人观点，认为修志征材当“穷搜博采”。如汪元相总结《祁阊志》编纂经验曰：“邑乃下令所属，摭实以陈。于是研精覃思，穷搜博采，以所得乡闾耆旧相传之实，参以郡志所载，质以平日父师之言。”【23】对于修志取材问题， 元人有超越前人的深入研究。有的认为，修志资料取舍当以有关风教为主旨，否则“一切不取”。如冯福京曰：“事不关于风教，物不系于钱谷，诗不发于性情，文不根于义理，皆一切不取。”【24】冯氏在这里率先提出按主旨来取材的主张是颇具学术见地的。至正间， 许汝霖还直言批评高似孙《剡录》取材思想标准而使人不知“得失之归”的做法。他说：“高氏之书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将何以垂则后世，启览者之心，使知古今得失之归乎？”【25】许氏如此批评是很在理的。

6.规则说

传信传疑。元人继承前人之法，强调修志必须像作史那样贯彻传信传疑原则。如冯福京曰：“史所以传信。传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长，曰学、曰识、曰才，而后能传信于天下。”【26】由此可见，在冯氏看来，修志只有奉行传信传疑原则，才能使志书“传信于天下”。后张铉加以发展，认为传信传疑是撰志的一个基本原则。他总结《金陵新志》编纂经验曰：“辑为斯志，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7】

详近略远。元人继承前人思想，认为修志当贯彻详近略远原则。如黄邻评郡乘曰：“诸暨自秦汉以来代为县，而今为州，上下千有余岁，而志书无述。其登附于郡乘，十不能一二，盖由其悉近而略远也。”【28】这里所言“悉近而略远”意即详近而略远。吴师道还认为，修志所以贯彻详近略远原则，这是由世人“见闻”特点所决定。他说：“夫人之见闻，详近而略远。志图所纪唐，视汉为详，于秦已略，周则泯泯无考矣。”【29】吴氏如此分析原因是很在理的。

7.书法说

笔法。元人继承前人思想，继续对志书行文笔法问题进行探索。有的从志属史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修志当用“史笔”。如郭晦曰：“图志之书，古史笔也。”【30】这一说法被当时多数人所认可。有的则从志书本身特点出发，认为修志当用志笔。如杨维桢曰“操志笔者，非有太史氏之才，孰得与于斯乎？”【31】以今天观点去审视，其中“志笔”提法较为科学和可取。

记载善恶。元人对志书记人善恶问题有两种对立意见。彼时多数学者继承前人思想，主张志书记人当记善不记恶。如揭傒斯说：志书“于政教，所书必录其善而遗其不善。此居其乡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32】元末张铉一反常见，借鉴史法，率先提出志书无论是记事、记人都应善恶并书。

他论《金陵新志》记人经验曰：“人物志析为世谱列传，皆据前史。纂其名实，钜细兼该，善恶毕著。”【33】张氏此说对后世修志有较大影响，为后明康海等人所肯定和践行。

8.续修说

元人承宋人余绪，深入研究续志编修问题。其中张铉对对此问题看法最为独到，其主要见解有三。

一是关于续接对象的选择问题。自宋以降，编修续志多以前一部志书为续接对象。如宋宝庆《会稽续志》就以前部嘉泰《会稽志》为续接对象，开庆《四明续志》就以前部宝庆《四明志》为续接对象。至元代，由于有些地方前一部志质量不佳，这样就产生了续接对象如何选择的问题。张铉述金陵旧志曰：“至顺初元，郡士戚光纂修续志，屏却旧例，并却其图，览者病焉。今志一依旧例，以山川、城邑、官署、古迹，次地为图，冠于卷首，而考其沿革大要，各附图左，以便观览。”【34】张氏此话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郡士戚光”所修金陵“续志”质量低劣，不宜作为新修续志的续接对象。其二是说《景定建康志》质量甚佳，当以此为续接对象，即“今志一依旧例”。二是对于前志体例的扬弃问题。

张氏认为，后人在编修续志时，对于前志体例应该有扬有弃。他在论及《新志》与前“周氏、戚氏二志”关系问题时说：“惟《景定志》五十卷，用史例编纂，事类粲然。今志用为准式，参以诸志异同之论，间附所闻，折衷其后。”又说：“历代以来，碑铭记颂、诗赋论辨、乐府叙赞，诸作已具周氏、戚氏二志，不复详载。今辑其篇，第志于古迹卷中。”

张氏这两段话均含扬弃结合的意思。张氏这两点意见，于古今编修续志皆有借鉴意义。三是记载断限的设置问题。张氏认为，续志记事必须确立断限。

他总结《金陵新志》编纂经验曰：“今依景定志，以周元王四年己巳，越相范蠡筑城长干，为金陵城邑之始。断自是年，表其行事，迄今至正癸未，凡一千八百一十五年。损益旧闻，附著时事。首尾该涉，粗为详备，而春秋以前，事迹散见诸篇，文有错互，览者详焉。”【35】

三、文本论

1.性质说

时至元代，志书不仅记载地理，而且还记载人文。有鉴于此，学界多数人都把志书视为历史书。

如杨维桢说：“国史者天下之史，郡乘者一郡之史也。”【36】杨敬德也有类似观点。他说：“郡乘，古侯国之史也。”【37】联系南宋以降方志内容实际，说志书属于史书，无疑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观念。在元代，也有一些人继续沿袭前人观点，认为志书是地理书。如林希元曰：“郡志以星分为主，县邑以山川为主，区域既明，则凡风俗、土田、户口，皆可类籍而胪分矣。”【38】

2.作用说

元人承前人余绪，继续探索志书作用问题。许汝霖认为，志书可保存史料。他说：“上下三数千年，山川之流峙、民物之伦类，以至气化盛衰，人事得失，随事迁变不常者，非圈牒记载，后欲知其一二可得乎哉？”【39】冯福京认为，志书可为国史编纂提供资料。他说：“夫舆地之间，所司之务，土壤之物，宜与夫革命以来所损所益之大政令，皆当刊入志书，以备天子史官之采录”。【40】黄溍认为，志书有补于治道。他说：当成周之时，图志“皆达于朝廷而关于政令，不特以资学士大夫之泛览而已”，及后世修志，“所记人才消长、风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41】洪焱祖认为，志书有垂鉴作用。他说：“图志之传，将以垂鉴，戒示久远，矧代异年殊，事亦众矣，岂謏闻单见所能穷尽哉？”。【42】

3.内容说

众所周知，地方志书经宋定型之后，其内容已经比较全面，不仅要记载地理，而且还要记载人文。

因此全面性便成为彼时学界对于志书内容的基本要求。如田九嘉认为，志书对于地理到人文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所记载。他说：“凡境土之广狭，山川之近远，户口之多寡，租赋之重轻，廨署之布置，守令之代更，与夫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文章，足以经世道德，足以师表者，以至物产之宜，仙释之异，莫不备具焉。”【43】有的还认为，志书必须着重记载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如李好文总结《长安志图》编纂经验曰：“城郭封域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沟洫之利，疏溉之饶，生民衣食之所系焉。观是图者，则夫有志之士，游意当时，将适古今之流、生民之泽，不无有助。”又曰：“泾渠之利泽被千载，是皆不可遗者”。【44】此言意谓“泾渠之利”“泽被千载”，系不可遗漏的内容。李好文作为封建地方官吏，有这种修志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4.分类说

杨升云总结修志经验，认为修志必须按“类而编之”，才能赢得“纲举目张”的效果。他总结《瑞阳志》编纂经验曰：“不有图志，则非惟地理贡赋无所考，且将无以垂后。于是始收录官府案牍类而编之，且参考旧志，摭以新闻，使因革互见，灿然在目。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门分类析，纲举目张，览者如视诸掌。门分类析，纲举目张，览者如视诸掌。”【45】有的认为，志书内容分类应遵循以类相从原则。如贾文裕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不如是，则不能成治道而赞化育也。物且如是，书何不然。”【46】杨氏提出“门分类析，纲举目张”之说，贾氏提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说，对后世修志皆有指导意义。

5.排列说

元人认为，对于志书内容不仅应该做到分类合理，而且还应该做到排列有序。如时人黄邻首先论及此问题。他总结《诸暨志》编纂经验曰：“为图四篇，书十二卷，为目若干，名之曰《诸暨志》。

首之以郡国源委，推本始也。次之以名号因革，著同异也。星野天文之次舍也，故次之。山川地理之封疆也，故又次之。书风俗、城社，以知气习之善良，保障之阨塞。书户口、赋税、土产，以见民物之滋耗，征敛之重轻。学校、馆传、仓务、营院、桥梁、坊市，以考废兴。古迹、祠庙、亭榭、寺观，以备游览。临民典学，则令长、僚佐、校官之位名。门阀人材，则有儒士、进士、宦达、孝义、遗逸之差等。

其或地名里号，历世传疑而莫定于一者，则参互考订，各为一案，断而书于下方。至于动植之物见郡志者，则不重出。他如冢墓、第宅、方技、释道，亦皆序书。而复有众目之纪遗，以会其终。”【47】黄邻这段话的可贵之处，不仅说明了门类的排列顺序，而且还说明所以如此排列的基本理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

6.体裁说

黄溍总结图、志两体发展历史曰：“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图以至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图、志发展到后世，“或有志无图，或以图合于志，而未尝领于王官，有司率谓非吏议所急，漫不加省。”于是“有文学而好事者，奋然欲以述作为己任”，这样就导致“偏州下邑僻陋之境，无故家大老文献之足征”，不免图、志难具，或具而不详。【48】后张铉也总结编纂《金陵新志》经验曰：“首为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图、传，所以极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文摭其实，事从其纲。总为一十五卷，卷各有类。类例繁者，析为上中下卷，具如后录。”

张氏这段话的基本精神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张氏还主张在表志各篇中设置小序，以“为作之意”。

他说：“除图考通纪外，表志诸篇各有叙，叙所以为作之意。”【49】

四、接受论

1.刊印说

元人认为，刊印志书目的在于广其传。如张叔温在论及《上虞县志》刻印问题时说：“复委学官余公克让肃，耆儒余元老校正，阖邑官吏、士庶、僧道相与赞助，命工绣梓，以永其传。”【50】有的还认为，旧志有备考价值，故当重刊， 使之更好流传。

如赵敬叔曰：“予治莆，访求郡志，则皆取去具籍矣。

幸而得之，诚恐久而漫灭，乃寿诸梓以征将来。”【51】

2.阅读说

元人对于志书阅读意义和态度也有所论述。有的认为，阅读志书可达到不出门而知天下的目的。

如贾文裕论《类编长安志》刊印意义曰：“若锓木以行，使游秦者不劳登涉，而知地理之详。未至秦者得观此书，目下长安宛在目前矣。”【52】有的认为，阅读志书既可获得神游，亦可洗涤心灵。如沈多福曰：读《洞霄图志》“非但游息于斯洞见今古，而足迹未能至者，一覩此志便眇眇然。如行翠蛟白鹿间，有颉顽飞霞之想，亦涤心一助也。”【53】在方志理论上，元人不仅继承弘扬了前代已有成果，而且还有所深化和创新。仅就后者而言，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关于一统志编纂理论的初步创立，二是关于志书编纂理论的深化，如主张选择修志人员当以心术为本，主张修志要有义例，主张修志要注意反映国计民生，主张修志者要多做实地调查，主张记载要善恶并书等。

（中国历代方志理论要点之三）

注释：

【1】彭静中编著《中国方志简史》第320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2】许有壬《大元一统志序》，许有壬著《至正集》卷35。

【3】黄溍《东郡志序》，黄溍著《黄学士文集》卷16。

【4】杨升云《至治瑞阳志序》，《正德瑞州府志》卷首。

【5】李宗谔《诸州县图经序》，王应麟编《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条。

【6】张铉《修志本末》，《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7】黄溍《延祐东郡志序》，黄溍著《黄学士文集》卷16。

【8】戴良《重修琴川志叙》，《至正重修琴川志叙》卷首。

【9】欧阳玄《延祐钤冈续志序》，欧阳玄《圭斋集》卷7。

【10】揭傒斯《元统丰水续志序》，揭傒斯《文安集》卷8。

【11】汪元相《至顺祁阊志序》，《同治祁阊志》卷首《原序》。

【12】杨敬德《元统赤城志序》，谢铎编《赤城后集》卷29。

【13】张铉《修志文移》，《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14】赡思《至正东阳续志序》，《万历金华府志》卷首。

【15】王恽《汲郡图志引》，王恽《秋涧集》卷41。

【16】冯福京《大德乐清县志序》，民国元年刻本《乐清县志》卷2。

【17】索元岱《金陵新志序》，《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18】见《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19】冯福京《昌国州图志序》，《大德昌国州图志》卷首。

【20】转引自《元史》卷181 揭傒斯本传。

【21】严德元《至元重修奉化县志序》，《乾隆奉化县志》卷12。

【22】张铉《修志本末》，《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23】汪元相《至顺祁阊志序》，《同治祁阊志》卷首《原序》。

【24】冯福京《大德乐清县志序》，民国元年刻本《乐清县志》卷2。

【25】许汝霖《至正嵊志序》，《同治嵊县志》卷末《旧序》。

【26】冯福京《大德乐清县志序》，民国元年刻本《乐清县志》卷2。

【27】张铉《修志本末》，《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28】黄邻《至正诸暨志序》，《康熙诸暨县志》卷首。

【29】吴师道《长安志图后题》，吴师道著《礼部集》卷18。

【30】郭晦《嘉禾志序》，《至元嘉禾志》卷首。

【31】杨维桢《昆山志序》，《至正昆山志》卷首。

【32】揭傒斯《元统丰水续志序》，揭傒斯著《文安集》卷8。

【33】张铉《修志本末》，《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34】张铉《修志本末》，《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35】张铉《修志本末》，《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36】杨维桢《至正练川志序》，《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63《旧志序》。

【37】杨敬德《元统赤城志》，谢铎编《赤城后集》卷29。

【38】林希元《上虞县志序》，《光绪上虞县志》卷末《旧序》。

【39】许汝霖《至正嵊志序》，《同治嵊县志》卷末《旧序》。

【40】冯福京《大德乐清县志序》，《光绪乐清县志》卷2。

【41】黄溍《延祐东郡志序》，黄溍《黄学士文集》卷16。

【42】洪焱祖《延祐新安后续志序》，《弘治徽州府志》卷11。

【43】田九嘉《仙溪志序》，至正重刊《仙溪志》卷首。

【44】李好文《长安志图序》，《长安志图》卷首。

【45】杨升云《至治瑞阳志序》，《正德瑞州府志》卷首。

【46】贾文裕《类编长安志序》，《类编长安志》。

【47】黄邻《诸暨志序》，《康熙诸暨县志》卷首。

【48】详见黄溍《延祐东郡志序》，黄溍《黄学士文集》卷16。

【49】张铉《修志本末》，《至正金陵新志》卷首。

【50】张叔温至正八年《上虞县志序》，《光绪上虞县志》卷末《旧序》。

【51】赵敬叔《重刻绍熙莆阳志序》，《康熙兴化府莆田县志》卷首《前序》。

【52】贾文裕《类编长安志序》，《类编长安志》卷首。

【53】沈多福《洞霄图志序》，《洞霄图志》卷首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