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八旗之人不事生产，成年男子均以充当兵丁为职业，家属赖其粮饷维持生计。在当时，1个甲兵的收入支付五口之家平时的吃穿花项不成问题。以中等收入的马甲为例，月饷银3两，月支粟米2石5斗（一半折色），一年共支饷银、折色银等共84两有余，粟米15石。乾隆中期，江南米价每石1两5钱至2两上下浮动[1]。绥远城的米价如按每石2两估算，马甲一年的收入约合57石米，这不是一个人能够消费得了的，统治者有意把粮饷标准定的高一些，便于兵丁赡养家眷，还可以把多余的粮食变卖，作为一项辅助收入。

旗人长期陶醉在不事生产的特殊生活环境里，就很自然地养成一种游惰习气，以不事生产为高贵，把工、农、商、牧各职业，都看成是不体面的事情，终日在衣食服用，狗马虫鸟，争奇斗异的小圈子里讨生活。承平日久，人口不断增长，而兵额却没有增加，旗人的生计开始逐渐恶化。到乾隆中叶，往往一家七八口甚至十余口人只凭一份甲兵的粮饷维持生计，饷银不敷使用，许多旗兵欠了债，昔日的“铁杆庄稼老米树”出现了“生计问题”。

在驻防绥远的第八个年头，绥远城旗人的“生计问题”便已显现。乾隆十二年（1747），绥远城将军补熙奏称绥远城驻防家选等兵丁，生齿日繁，粮饷不敷养赡，日久生计愈艰，宜及时酌办。[2]时至清末，清廷国力衰微，财政拮据，旗人的处境更为艰难。绥远城将军贻谷目睹八旗生计穷蹙之状，在关于旗民生计的奏折中陈述到：“坐耗滋繁，衣食艰窘”，“长官动行压制，乃不以强迫施之教育，而以强迫肆其侵渔。甚至缺自贿成，预为扣饷，米半折放，时或愆期，养成庸弱之徒，驱于流亡之路”。“推其受病之极，有朝不谋夕，日只一餐者；有口仅能糊，身无一缕者；有冬只短褐，男妇轮服，出为乞人者；有生已数儿，辗转图存，终至绝嗣者。若尔人者，其色皆菜。”[3]

辛亥革命爆发后，对于粮饷无着落，又无一技之长的旗人来说，面临的是存亡绝续的严重危机。“房居隘陋，破坏不堪。衡宇相望，栉次比连。男子衣饰与汉人无异，女子身衣长衫，脚系天足，著厚底花鞋。发向上梳，耳带大环。面涂粉脂。衣衫褴褛，生计艰难者甚多。”[4]据载，辛亥革命前绥远城旗人约有9000余口，[5]而到了民国21年（1932），绥远城旗人则有4600余口。二十几年时间里，人口锐减一半，可见其当时面临的生存危机何其严重。据载，民国21年(1932)，全城旗民有职业能自谋生活者有700余口。其职业男以服务各机关及负苦力者为多，女以缝纫充女仆者为多。而无业者，大多沦为乞丐，饿死于道路者不时有之；卖妻鬻子者，更屡见叠出，种种惨苦情况，言之实为痛心。[6]

事实上，清朝中叶之时，不唯绥远，即使是身居统治中心，待遇颇高的禁旅八旗生计也日见艰难。“家人多有衣不蔽身，食不充腹者。隆冬饥寒交迫，流离载道，堆卡几为虚设，毁房拆屋，难图一饱。只靠城内各处粥厂分赈，尚可苟延残喘”[7]。当时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写道：“在北京为数众多的八旗兵中，有一大部分由于债台高筑而陷于极度贫困，他们军饷的大部分都付了债款的利息”，甚至连皇帝的“禁卫军中有一批低级军官，大约七、八百人，以及皇室一些其他军官，也是债台高筑。”[8]更严重的是，有些旗人官员竟然沦落为乞丐。“乾隆中，有某制军者，八旗人也。其盛时，姬侍僮仆服饰饮食玩好之属，穷奢极侈，日费不资。及罢官归京师，数年成穷窭子。又数年，成乞丐。”[9]另外，无人赡养的鳏寡孤独沦为乞丐，寡妇冒称民妇并自卖为奴一类触目惊心的事件屡屡出现。

旗人曾经在各方面享受特权和优待，“不劳而食，坐享厚利，如待哺之鸟”，最终竟陷入“身无一缕，出为乞人”的困境，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绥远城旗人生计的恶化，究其原因，既有历史上延续已久的，也有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增长

清初，旗人因不断征战，人口损失很大，但随着大规模战争的减少，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乾隆六年（1741）开始有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约为1.4亿余。乾隆二十七年（1762）为2亿余，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超过4亿。[10]人口的大幅增长，使旗人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时人洪亮吉在其《治平篇》中指出：“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人人即不能无庸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要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增焉，视高、曾时，上已不下五、六十倍。”自此由一家而至社会，“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俑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生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需一二万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商贾各减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当勤勤，毕生夏室，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正如洪亮吉所说，“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的旗人，在家口增长到十倍于前时，原有财产是如何也负担不了数倍之人生计所需的。

绥远城最初的驻防兵额是3500人，随着兵丁家属的迁入和人口的自然繁殖，到了光绪末年，绥远城人口数目为“男，4361名；妇，3615名；子，1596名；女，2155名，以上男妇子女共11827名（实为11727名）”[11]。人口增长，而兵缺却没有跟着增加，使得无粮无饷的闲散增多，原来“足以养赡”的房地和粮饷不敷使用了，从而加剧了旗人的生计困难。

2.财政危机

从19世纪中叶起，农民起义越来越多，加之外敌不断入侵，清朝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

乾隆朝的财政，岁入与岁出相比尚有结余。乾隆三十一年（1766）岁入四千数百万两，岁出三千数百万两；道光朝以后，军需、河工、赈务、赔款数额剧增，道光二十三年（1843）银库亏欠即至九百二十五万两之多；到光绪朝，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后，岁出则较以前增加二千万两；在宣统朝，度支部奏报试办1911年预算：岁入二亿九千万余两，岁出三亿三千万余两，这已经是入不敷出[12]。其中赔款与军费是造成清朝财政不能平衡的重要项目：在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北京条约》赔款一千六百万两，中日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赔款二亿两，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偿付），加上利息则近十亿两；还有连年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的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就造成清朝的国库空虚，发生了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对旗人最大的影响就是粮饷大幅缩水。咸丰三年（1853）清朝对八旗官兵饷银，折发制钱，制钱两串折钱一两，饷银搭放铁制钱两成。当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使得银贵钱贱。因此，饷银折发制钱，八旗官兵的实际收入相对降低了。咸丰十年（1860）清朝规定；“骁骑校等项官兵，按四成实银、二成折钱开放，技勇养育兵等，按五成实银、二成折钱开放。”[13]这样，八旗官兵只能领到原饷的六七成。从此以后，清朝虽然也偶有增加放饷的事例，然大部分年月是减成发饷的。光绪、宣统年间，旗兵每年领粮四包，制钱、碎银按七成发放。按光、宣年间物价，所发钱粮只够维持一夫一妇的生活，子女一多便贫困不堪。另外，清廷为了应付财政危机，滥发纸币，使得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涨数十倍，这对旗人的生活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3.官员贪腐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道出了清朝吏治的败坏。在绥远驻防城中，驻防官员玩忽职守、贪污腐败、克扣粮饷等类似损害兵丁利益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乾隆五年（1740），绥远城第二任将军伊勒慎参奏已故将军王常，在建造绥远城城垣、房屋中，动用官房租银，侵冒匠役名粮，需索属员马匹等贪婪各款。副都统甘国璧、巴兰泰系协同将军办事之大员，亦各侵冒匠役名粮四分。乾隆帝命将甘国璧、巴兰泰革职，侵冒银两，追缴入官。[14]乾隆二十四年（1759），绥远城将军保德与同知呼世图挪移库银，通同掩饰，亏空数至一万八千两。保德又于穆纳山私伐木植，受银一千五百两。“上以保德身为将军，贪黜败检，即行正法。”[15]

将军、都统筹大员的贪腐，更助长了下级官员的贪污气焰。绥远城将军贻谷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提到：“长官动行压制，乃不以强迫施之教育，而以强迫肆其侵渔。甚至缺自贿成，预为扣饷，米半折放，时或衍期。”[16]从这份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佐领、领催等不但拖欠、克扣普通兵丁的钱粮，遇有甲缺时，还接受贿赂，不补应补之人，对兵丁的压榨剥削可谓变本加厉。

清末轰动全国的绥远垦务参案，更是驻防官员腐朽的典型案例。该案是由贻谷清查绥远城款项而引发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绥远城将军贻谷饬令详查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等贪污案，引起文哲珲及其家族的极度恐慌，文哲珲遂以先发制人之手段，抢先上奏贻谷有败坏边局、误用小人等罪，结果二人均被革职查办。

通过上述史实，我们可以看出，驻防官员上至将军、都统，下至佐领、领催贪污成风，他们侵吞库款，收受贿赂，克扣粮饷等行为加重了普通旗人的生计困难。

4.旗制束缚

入关前，清朝就有“从兵诸人，不准离旗，违者斩”[17]的规定，入关后又重申：“国初定，凡旗下人远离本佐领居住者，人口财物没入官，该佐领、领催各责罚有差。”[18]以后又颁布了逃旗禁令，规定东北地区百里为逃，京旗不准旗人擅自离城四十里，各省驻防八旗不准离城二十里。对逃旗者严加缉捕，捕获交刑部，依例治罪。[19]旗人因事出境，须到本旗衙门告假领票，票内注明本人年貌，呈报所去地方旗衙知晓，回旗时，再由该地旗衙告知本旗，并出具印文交本人带回销假；如果中途他往，或久住外地不归，均以逃旗论罪。旗人学习民间技艺，与民交产、通婚或抱养民人之子，也在反复申禁之列。[20]

绥远城驻防八旗“生计问题”的出现，固然受到人口增长、财政危机、官员贪腐等方面的影响，但笔者认为旗人出现“生计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旗制束缚，条条禁令，犹如条条无形绳索，束缚住了旗人的手脚，他们被限制在满城狭小的天地间，如果外出自谋生计，即被视为“逃旗”。“逃旗”者被看作是“甘心下贱”，定例要严加缉捕，从重治罪。这就使旗人被禁锢在驻地，以粮饷为生，不事农耕工商。旗人长时间脱离生产劳动，渐渐失去谋生技能，久而久之，养成了鄙视、厌恶生产劳动的心理，而对坐食粮饷的寄生生活感到光荣和满足，即使生活每况愈下，仍不思节省，不置产业，不考虑长远生计，提笼架鸟，养花吃烟，得过且过，最终生计恶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注：

[1]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第12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清高宗实录》卷280，乾隆十二年八月丁丑。

[3]《绥远奏议》，《遵旨妥筹旗丁生计及现拟续办各情形折》。

[4]《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2辑，第191页。

[5]荣祥：《呼和浩特市沿革纪要稿》。

[6][16]《绥远通志稿》，卷52，《民族·满族》。

[7]王云五主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2044页。

[8]白晋：《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214页。

[9]陈力：《八旗贵胄的没落》，《兰州学刊》，2010年第5期，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某制军为乞丐》。

[10][20]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21页;第37页。

[11]《绥远旗志》，卷五下，《经政略》。

[12][13]李燕光、关捷主编：《满族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1版。

[14]《清高宗实录》卷116，乾隆五年五月乙巳。

[15]《清高宗实录》卷590，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壬午。

[17]《满文老档》卷6，转引自李乔：《八旗生计问题述略》，载《历史档案》，1985年01期。

[18]《八旗通志》卷30，《旗分志》。

[19]《八旗都统衙门档》，《旗务·旗人逃跑》，转引自李乔：《八旗生计问题述略》，载《历史档案》，198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