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山在古代又称陇山，陇山即“龙山”的转音，古人认为六盘山是龙的传人的祖先——祖龙的故乡。它位于黄河上游，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境内，是黄土高原上的一片绿洲。《西游记》中提到的魏征梦斩泾河老龙王的那条泾河，以及葫芦河、清水河等就在这里发源。这里山深林密，冬冷夏凉。其山光水韵既有北国之雄，又兼江南之秀。它“襟带西凉，咽喉灵武”，处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中间地带，是中原皇朝的北部屏障。古人云“得关中则得天下”，而六盘山地区的萧关则是关中地区的北大门。秦朝曾从这里发迹，汉武帝曾到这里巡视，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等蒙元帝王，则选择了这一地区作为南下灭西夏、灭金、灭宋和西征中亚的战略要地、指挥中心和巩固的后勤基地。其战略地位仅次于和林和上都、大都。　　

   由于西夏多次背盟，后来又联金抗蒙，构成了对蒙古政权的严重威胁，1226年，成吉思汗从西征前线回师蒙古草原后，不顾鞍马劳顿和65岁的高龄，亲自率军六征西夏。途中，成吉思汗参加狩猎，被一匹野马撞下马来，引起高烧不止。其爱妃也遂和诸王众将劝他回草原休养，但他却执意要与西夏算账，并发誓不灭西夏誓不罢休。既要指挥灭夏战争，又要保养年老有病的身体，于是经常亲临前线的成吉思汗才在紧张的战争中不得不避暑六盘山。　　

　　据《元史》记载，1227年农历五月，成吉思汗亲自率军攻下金朝的德顺州，“闰五月，避暑六盘山”。“六月，帝次清水县西江”。闰五月，正当夏收炎热季节，估计年老生病的成吉思汗经受不了这种暑热，只好到气候清凉的六盘山中避暑一个月。病体稍有好转，又亲自率军进攻“清水县西江”。　　

　　那么，成吉思汗究竟在六盘山的什么地点避暑呢？有人说是在固原城南十八里的成吉思汗行宫，即后来的元代安西王府所在地开城；有人则认为是在群峰密林包围下的“来王壕”凉殿峡。据民国《化平县志》（即今固原《泾源县志》）记载：“凉殿峡在县南四十里。峡内山名‘来王壕’，上有古庙、基石、门柱，均残缺不全。相传元太祖在此避暑，故名。”凉殿峡位于六盘山腹地，又名凉天峡、良天峡。这里沟深林密，山势险要。一道山谷长达二十余里，两面山坡上树木成荫，绿草遍地，野花怒放；群峰对峙，清水潺潺，气候清凉；道路阻绝，交通不便，地形隐蔽。它不适宜大部队运动作战，但却适合少量人员避暑养伤。近年来考古证明，1227年“闰五月”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正是在这个凉殿峡。　　

　　究竟有多少人在凉殿峡避暑呢？凉殿峡是山谷中的一块平地，充其量只能容纳二三十个行帐，目前只建了五个蒙古包，包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大帐和其四个嫡生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合、拖雷的行帐。因此跟随成吉思汗到这里疗养避暑的只能是成吉思汗的妃子和少量卫队，最多不会超过上千人。他的一万名中军护卫——怯薛军和其他军政人员只能驻扎在几十里以外开城一带的成吉思汗行宫。也就是说，当时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地区设了两个行宫：一是位于今固原城南十八里左右的成吉思汗行宫；二是位于今泾源县南四十里的凉殿峡行宫。1227年五六七几个月，成吉思汗大概只有一个月时间在深山老林中的凉殿峡行宫养病，其他时间则率军作战，或在开城地区的行宫指挥前线战事。　　

　　据《元史》和《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当年农历六月，金朝派了两名使者“至六盘山乞和，金帝所馈之物有美珠满盘”，成吉思汗“分赏诸将之穿戴有耳环者，其无耳环者至穿耳以求之。馀珠散之地上，任人取之”。这里所说的“至六盘山乞和”，应是指开城行宫。因为成吉思汗那时已经离开凉殿峡，前去进攻清水县西江；而接待敌对国家的求和使者，也不应在少数卫队保护的秘密避暑疗养之地。成吉思汗蔑视金朝的行贿行为，将其满盘美珠任将士自取，然后散之于地，这表明他压根儿不想与金朝讲和，而是要用武力将其消灭，为父祖报仇。 　　

　　同年七月，“西夏国主李睍率臣到六盘山成吉思汗行宫请降”，但未见到成吉思汗，只是在帐外行礼。可能此时成吉思汗已经病危。这里所说的“六盘山成吉思汗行宫”，也应该是指开城行宫。此外也有史书记载说，当时并不是“西夏国主李睍率臣到六盘山成吉思汗行宫请降”，而是派使臣前去请降，并要求宽限一个月，其国主才能率诸臣前来投降，成吉思汗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长春真人丘处机万里西游，向成吉思汗宣传“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告诉成吉思汗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不能单靠暴力，还要进行思想教化；不能一味地屠杀，也得注意休养生息。这些主张对成吉思汗君臣确实发生了一定影响，正如《元史·释老列传》所说：“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赐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在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以后，蒙古军征服西夏时，虽然也曾大肆杀掠，但在成吉思汗临死前一个月，他却明确地对群臣说：“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成吉思汗征战杀伐了一生，在临死时却发布了一个不准杀掠的命令，这不仅仅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是一时的良心发现，而是说明他意识到用游牧民族奴隶制的杀掠方法，已经不能统治广大汉族地区和其他地区，要想争取民心，有效地统治封建化程度较高的广大地区，就必须限制杀掠，逐步采取比较文明的封建统治方法。这种思想、政策上的重要转变，与丘处机、耶律楚材以及其他汉、契丹、女真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份重要的“许不杀掠”的诏书，也是在六盘山行宫颁布的。　　

　　大家知道，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了三条著名的遗嘱。一是关于继位人的安排。他说：“你们需有人保卫国威和帝位，支持这根基坚实的宝座。”“因为，如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想当帝王，不相互谦让，岂非又像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为了启发自己的儿子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成吉思汗曾反复对他们讲过这个多头蛇的故事，并告诫他的儿子们说：“若你们想过安乐和幸福的生活，享受权力和富贵的果实，那么，如我近来让你们知道的那样，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因为他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在你们当中尤为出众；我意欲让他出谋划策，统帅军队和百姓，保卫帝国的疆域。因此我立他当我的继承人，把帝国的权柄交给他的勇略和才智。”他要求自己的儿子们当场表态，然后又说：“若你们的愿望和你们的话是一致的，若你们的口比着你们的心，你们应立下文书：我死后你们要承认窝阔台为汗，把他的话当作肉体的灵魂，不许更改今天当着我的面决定的事，更不许违反我的法令。”于是，窝阔台的弟兄们,包括非嫡系兄弟都遵照成吉思汗的圣训，立下了文书。二是关于联宋灭金方略。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趋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三是关于如何彻底灭亡西夏的意见。他说：“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指西夏）国王和居民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　　

　　成吉思汗不愧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临死之前留下的这几条遗嘱，对蒙古国的发展和巩固，对灭西夏、灭金战争都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以后的历史证明，成吉思汗的这几条战略决策都是十分英明的。而这几条遗嘱正是在六盘山制定的，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六盘山遗嘱”。　　

　　成吉思汗去世后，元初的历史与六盘山仍有着密切的关联。蒙哥即位后，将京兆（今西安）地分封给忽必烈作为分地。忽必烈派杨惟忠、廉希宪、商挺、姚枢、许衡等在这里试行汉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地百姓如“赤子之求母”、久旱逢甘雨。但后来由于保守派反对，蒙哥派人理算钱谷，实际上是借整顿经济打击忽必烈的势力，关中人民对忽必烈的改革更为怀念了。　　

　　1253年，忽必烈受命南征大理，驻军六盘山，会见八思巴，接受喜金刚灌顶，从而确立了蒙元皇室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特殊的政治、宗教关系。这对西藏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产生了重大影响。　　

　　1258年， 蒙哥三路攻宋，七月留亲眷、辎重于六盘山，以此为后方大本营。宪宗九年，派浑都海领兵二万驻六盘山。九月，宪宗的可敦（夫人）亦乞列思死于六盘山。　　

　　1260年，蒙哥死后，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六盘山及秦、蜀等地成为当时的西部战场。浑都海、刘太平、纽邻、哈剌不花等手握重兵，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忽必烈派廉希宪、商挺、赵良弼等以关右、四川宣抚司名义进驻京兆，后又升为行省。但他们手中并没有自己的军队，而是就地取材，依靠当地拥护忽必烈的汪良臣家族和刘黑马等人的军队战胜了阿里不哥，对忽必烈巩固汗位起到了重大作用。后来，忽必烈封其子忙哥剌为安西王，批准建立安西王府，后又升格为秦王，一府二印，一府二地，分治秦、蜀，统领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其地位举足轻重。安西王所在地即固原地区的开城，也就是六盘山地区。　　

　　安西王忙哥剌死后，其子阿难答继承王位。阿难答从小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姆的养育下长大，信奉伊斯兰教。其部下军队十五万人也改信伊斯兰教。元成宗死后，阿难答卷入皇位之争。夺权失败后，安西王府被废，秦王金印亦收归朝廷。　　

　　大德十年（1306）八月，开城地震，王室及官民庐舍皆坏，压死故秦王妃等五千余人。　　

　　从成吉思汗驻跸六盘山，到安西王阿难答参与争夺皇位失败，前后80年。而从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算起，到元朝灭亡（1368），元朝总共才有162年，六盘山地区在其中二分之一的时间内曾发挥过重大作用。这说明，六盘山地区在蒙元时期确实是一处战略要地，举足轻重，因此有的学者说，六盘山关乎蒙元帝王的生死祸福、政权存亡盛衰，也可以说是一座圣山、神山。　　

                                     （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摘自2008年第6期《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