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元代是方志理论的发展时期，明代则是方志理论的持续发展时期。彼时方志理论发展有两个特点。其一，随着修志的空前普及，涉足方志理论的人骤然增多，且各抒己见，初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态势。其二，随着凡例这种体裁被修志界普遍采用，志例、志法研究有长足发展。本文把明代方志理论归纳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观念论，含方志概念、史志谱关系、一统志与郡县志关系3说。第二部分为编纂论，含观念、目的、人才、征材、因创、义例、详略、规则、书法、续修10说。第三部分为文本论，含命名、性质、作用、构成、体裁、用语、辅文7说。第四部分为接受论，含读志、用志2说。

关键词：明代  方志理论  要点

明代是方志理论的持续发展时期。彼时，随着修志事业的蓬勃发展，涉志者迅速增多。尤其是大批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涉足志事，或编纂志书，或撰写志论，大大促进了方志编纂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明代方志理论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随着修志的不断普及，参与方志理论研究的人骤然增多，研究视野大大扩展，对许多问题探索都有所加深。二是随着凡例这种体裁被广泛使用，学界对志例和志法的研究有长足发展。在明之前，可供方志理论研究的历史文献不多，但自明始，可供方志理论研究的历史文献已经很多。有鉴于此，故这里以详创略因、去粗取精为原则，对明代方志理论要点作如下梳理。

一、观念论

1.方志概念说

在明前学界，多按传统训诂学对“志”字的训解，把方志界定为对一方地情的记载。其典型表述方式就是“志者，记也。”至嘉靖年间，由于受王守仁心学影响，一些学者始用心学观点审视方志，认为方志就是编纂主体认识的一种表现。如王梴说：“夫志者，言乎心之所之也。”【1】汪廷藻还说得更加明确。他说：“夫志也者，志也，识也。志也者，将以明其志也。”【2】如果说明前学界对于方志概念的界定皆属地情客体再现论，那么王、汪两人对方志概念的界定则属编纂主体表现论。明人首先从主体表现角度为方志做界定，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2.史志谱关系说

“史志谱关系”含史志关系和史志谱关系两问题。先说史志关系问题。明人对于史志关系看法主要有三。一是认为史志同源异流。如张元益说：“志与史同源，史与志异流。其详略有体，大小有分。”【3】二是认为志为史之一体。如《嘉靖太平县志》卷首《目录叙》曰：“志者，史之一体也，而其法则具史而微。”【4】三是认为史志有别。如邓韨说：“志也者，史之属也。惟古列国皆有史，史有专官焉。厥后，郡邑之载例曰志，志无官，则撰述多出于乡产。”【5】再说史志谱关系问题。明人还开始研究此问题。有的认为，史志谱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如乔应甲说：“邑之有志，即国之有史，家之有谱。”【6】有的认为，史志谱在社会作用上是相辅相成的。如毕亨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家非谱无以知家之所由，国非史无以知国之所建。邑非志则山川、人物之盛，政教、风俗之美，与夫贡赋、物产之繁，抑何自而考？”有的认为，史志谱本来就是同一类书籍。如熊文翰曰：“国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谱，其义一也。”【8】

3.一统志与郡县志关系说

元代虽有编纂一统志之举，也许是因为亡失史料太多，未见有人论及一统志与郡县志关系问题。至明代，开始有人研究一统志与郡县志关系问题。有的认为，一统志所用资料多源于郡县志。如刘熙说：“《大明一统志》所以志天下郡县之事也。郡县之事，郡县亦各有志，合而进之于朝，此《一统志》之所以作也。”【9】后顿锐也有类似看法。他说：“国朝英宗睿皇帝向明听治之暇，命文臣纂修一统志，颁行海内，先取郡邑志以备采录。”【10】

二、编纂论

1.观念说

在明代之前，由于受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学界一般都认为，方志编纂是地情客体的再现过程，且要求这种再现必须是纯客观的，其典型表述就是“志者，记也。”正是从这种编纂观念出发，故修志要“述而不作”、“实录”、“直笔”、“直书”等说便应运而生。时至明代，由于受王阳明心学思想影响，人们对方志编纂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有的认为，方志编纂是主体认识的表现过程。如曾汝檀说：“志与志通，生于心者也。以识往迹而垂将来，非由心不可也。”“成者之心则志者之心，夫非自外来也。”【11】由此可见，在曾氏看来，修志活动完全源于编纂者内心。王梴也有类似看法。他说：“夫志者，言乎心之所之也。”【12】这种修志观念对清代和民国修志界有较大影响。由于学者对方志编纂持有不同观念，故便对修志行文提出不同要求。有的从“志者，记也”这种观念出发，认为志文当以“实录”、“直笔”、“直书”为基本笔法。如《正德袁州府志》卷首《凡例》规定：“据事直书，义自见云。”有的从“志者，心之所之”这种观念出发，认为志文当酌作论断，以彰显作者编纂思想。如《嘉靖开州志》卷首《志例》说：在修志中“每事或立论以断，广视听也。”

2.目的说

明人在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对修志目的认识有所发展。有的认为，志当为本地而作。如《嘉靖建宁县志》卷首《目录序》说：“志为一邑作也。”有的认为，志当为当代而作。如牛若麟说：“吴志曷？为今日而作也。”【13】有的认为，修志核心目的在于存史。如盛端明说：“史氏之要有三，曰纪事，曰垂宪，曰贻远。三者虽各有所主，然其本别存乎实耳。盖纪事不实，则无以考往迹。垂宪不实，则无以昭善恶。贻远不实，别无以信将来。”【14】盛氏此说颇具学术见地。至明代，还有人提出“为民”而修志的新主张。如李濂曰：“志之作，凡以为民也，非徒备图籍，骋博洽，以夸耀人之耳目为也。”【15】

3.人才说

明人对修志人才研究有所加深，其中突出表现就是开始研究修志人才的职业道德问题。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乃为中国古文论的基本观点。有地把此观点化用到修志领域，认为修志须做到修心与修志相统一。如郑绍烋说：“太上修心，其次修志。心敝而后志敝，心修而后志修。”【16】郑氏率先把“修心”与“修志”联系在一起，是对是修志人才素养研究的一种新发展。刘元瀚还有更为深入的思索。他认为，修志者必须“品与才俱良”，必须有任劳任怨的素质。他说：“古有良史才，未必有良史品。品与才俱良而不能身任怨劳，内私其好憎，外怵于威富，将传秽传冤，为祸等烈。”【17】明末王道纯继承和发展古人思想，还提出关于修志人才的道德标准。他说：“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何谓正？表端始可取影，绳直始可裁木，居恒有泰山北斗之望。甫受事，咸心倾焉，不待其帙之成也，然后可以惟吾扬抑而入不疑。何谓虚？裘必成于众腋，冶必集于碎金，匹夫匹妇之口有确案焉。谷虚则响应，器虚则受多，自广狭人先正戒之矣。何谓公？平衡不觭轩轾，止水不作妍媸。惟物有分，惟人有质。坠渊加膝，使人眩于名实。罔知所守，则孰是间斥之不言怨，荣禄之不言德者，无忝厥任。有此三长，而又有才、学、识济之，举山川名物、星野祲祥、建置因革、风俗移易，指掌了然。”【18】王氏此说见解深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清卫周祚在《康熙曲沃县志序》中，仅复述王氏这一思想，【19】而当代不少人皆误认为卫氏创见。如有人说：“清代康熙初年的卫周祚则提出了著名的修志‘三长’说……”【20】如此表述不尽符合历史实际。

4.因创说

明人修志多沿用古人因创结合之法。弘治间，邵宝总结自己修志经验说：“旧志出于前知州五羊陈公，今多因之。其分类立例，则宝窃用已意云。”【21】此中前句即言“因”，后句即言“创”。崇祯间，李士安也有类似表述。他说：“信者因之，疑者阙之，讹者正之，繁冗者删之，未备者补之。”【22】余珊还对修志因创提出更高要求。他说：修志“仍乎旧而不为同，或创乎新而不为异。”【23】这里所谓“仍乎旧而不为同”，就是要求在继承中必须有创新。所谓“创乎新而不为异”，就是要求在创新中必须有所继承。

5.征材说

明人多主张修志要博采群籍，以奠定坚实材料基础。王焕如认为，修志必须广采“四方之书”。他说：“夫郡邑志即古列国之史也，非尽征一郡一邑之事，以逮四方之书，互相证发，成一家言”。【24】有的还提出信材原则，即首“信经”，次“信传”，次“信史”，再次“信百家”。如《崇祯汤阴县志》卷首《凡例》说：“采用诸书，以经传为主。无经信传，无传信史，无史信百家，虽备参考，不轻信也。故志中必曰：‘出于某书’，欲观者知所轻重也。”此言有重历史载籍和轻当代史料的偏颇，不足为训。

6.义例说

“义例”概念是元人严德元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仇泰然旧为青人，周美成旧为汴人，而子孙皆生长于此也。此不书，故书之义例也。”【25】此言“故书”即指旧志。但对修志义例进行研究，始于明代。正德间，康海首先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对修志义例问题进行理性探索。他总结《武功志》编纂经验说：“余为《武功志》，其义例皆见诸篇。余不知其详与略也，故犹望后之君子继而正焉。”【26】康氏此言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武功县志》编纂“义例皆见诸篇”。二是说修志“义例”对记载“详与略”有制约作用。后《嘉靖宝应县志略》卷首《目录序》编者则提出“义以立事，例以义裁”的新见解。其文曰：“志，史也。事必核，文必当，义必精，夫是之谓史。今撰《宝应志略》……凡6篇，而邑之故实略具焉。盖有志于史，而不敢苟焉作也。六篇之中，义以立事，例以义裁。凡事实讹冗及好事近诬者不书，食货常有者不书，官属卑冗无闻者不书，人物存者不书，一切私家诗序碑志不书。”这里提出“义以事立，例以义裁”的观点，是完全符合当代文章学原理的。

7.详略说

在明代修志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尚详派和尚略派地对立。尚详者有张庆、王世贞等。正统间张庆曰：“国史系天下之广，所言在乎约。图经具一邑之事，所载尚其详。”【27】万历间王世贞总结历史经验说：“古史之失在略，而今志之得在详也。”【28】尚略者有张崇、祝允明等。永乐间张崇曰：“永乐十六年夏四月，诏天下纂辑志书，务在文简事该。”【29】嘉靖间祝允明评《嘉靖太仓州新志》曰：“其旨主简核，故寡失而可观。”【30】有的认为，志书级别不同，记事详略有异。如余坤曰：“大率其志愈大，则其文愈简，而其事愈要。故志天下者略于省，志一省者略于郡，志一郡者略于县，其体然也，而势亦不得不然焉。”【31】在明代修志界，有的还主张记载物产必须详特略同。如《正德琼台志》卷首《凡例》说：“土产独有者详，概有者略。”在明代，也有人把繁简适中视为详略把握的理想境界。如徐琏说：“简失之略，繁失之冗，朴失之俗，华失之浮，适中者盖鲜矣。”【32】

8.规则说

存真求实。在修志学术追求上，明人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修志要存真求实。嘉靖间，贾咏首先提出修志要“存真”的要求。他说：“志史类也，藩、省、郡、县类各有之，以记时事。其所贵者，存真焉而已尔。”【33】隆庆间，王之垣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明确把“求实”、“求公”作为修志的一个基本要求。他说：修志“采择以求实，去取以求公”。【33】

越境不书。时至明代，随着各级政区总志的普遍编修，就自然产生如何避免相邻政区志之间的无谓重复问题。鉴于此，有的学者就提出越境不书规则。如《嘉靖耀州志》卷首《凡例》说：“辽亦有耀州、宜州。耀在渤海，宜在辽西。宋亦有宜州，在广南。金亦有顺义军，在朔州，皆非今耀州地，事皆不书。”后徐师曾还有更精要概括，他说：“志载一邑之事，事非境内，法不得书”。【35】此规则无论是对于古代修志还是对于当代修志，皆有指导意义。

越级不书。“越级不书”规则是对越境不书规则的一个补充。由于明代普遍编修省、府、县志，故便产生上下级志书之间如何避免彼此无谓重复的问题。有的认为，志书不应记载上级政区之事。如《嘉靖仁和县志》卷首《凡例》规定：“县志止载一县之事，不敢少涉司府，以蹈僭越。”有的认为，志书当以记载本级政区之事为主，上下级政区之事一般不必涉及。《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首《凡例》也说：“志各有体。郡志志郡也。非敢略于上，以有省志在。非敢略于下，以有县志在。故各款一以郡为主。”

通典不录。“通典不录”也是修志必须遵循的一个规则。嘉靖间，贾咏首先提出此规则。他说：志书“纂述有法，品评有论。事涉常而通乎天下者，则略之而不书。”【36】《嘉靖耀州志》卷首《凡例》还有更精要概括，其文曰：“凡事涉国典、海内共有者，不书。”《嘉靖光山县志》卷首《法例》《嘉靖光山县志》卷首《法例》《嘉靖兰阳县志》卷首《凡例》《嘉靖浦江志略》卷首《义例》等也都有类似规定。当代修仍然应该遵循通典不书原则，否则就会导致志书内容的不纯粹。

常事不书。“常事不书”本为撰史的一个规则。宋徐无党在《新五代史·梁太祖纪》注中说：“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明人把此规则移用到修志领域，认为修志也要遵循常事不书原则。如《嘉靖归州志》卷首《凡例》规定：“事属微小者，从常事不书例。”对于修志来说，规定常事不书或略书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导致书不胜书和内容缺乏典型性。

生不立传。明代修志已有生不立传的规定。如《嘉靖霸州志》卷首《凡例》规定：人物立传“必盖棺事定，生存者不书。”《嘉靖浙江通志》卷首《例义》规定：“今之仕者，唯于其贤而名实显着、载籍可稽者书之。其论议未定者，则姑阙焉。若见存于世者，或已亡而出身在五十年内者，虽政绩有闻，亦俟论定不书。”

9.书法说

明代学界开始研究志书行文的具体方法问题。如张凤认为：修志“发凡立例，提纲析目，莫不有书法存焉。”【37】李东阳认为，“志愈小则为法愈详。”【38】

善恶并书。明志记人多取称美不称恶之法。如《嘉靖太原县志》卷首《凡例》说：“宦迹人物善者，略加数语，以见微意。恶者不书，隐恶扬善之意。”彼时也有人主张修志应如作史那样善恶并书。如郭棐说：“昔贤云：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也，志者郡国是非之权衡也。其所是者必天下之公是，而不敢诳以为是。其所非者必天下之公非，而不敢诬以为非。有似是而非者，则亦不得栀蜡而饰以为是也。有似非而是者，则亦不得罗织而诋以为非也。昔司马迁称良史，论者犹讥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况未望迁眉睫者乎？是故必公是公非，不虚不隐，而后可无愧于月旦之评也。”【39】

多说并存。明代志书记事始用多说并存之法。如《正德云南志》卷首《义例》规定：“事实皆依经传、正史及一统诸志，间有不合者，两存之。”有的还提出关于多说并存的具体方法。如《正德金山卫志》卷首《凡例》规定：“凡卫所公署创修前后不同者，类注本条之下，使观者可考。”这些意见很有学术和实用意义。

互见。互见是处理交叉和避免重复的一种有效方法。有的明确主张志文要用互见之法。如《正德金山卫志》卷首《凡例》说：“凡有二处当皆书者，于其本目特详。其外止书详见其条下。”《万历江浦县志》卷首《凡例》还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其文曰：“先后事当互见。如详诸纪者志可略，缀诸志者表不书，厌繁复也。”如此规定是有学术意义的。

10.续修说

明人继承前人思想，对续志编修问题继续进行研究。有的认为，志当不断续修。如邱文庄曰：“世有千载不刊之书，无百年不葺之志。”【40】有的认为，续志设目须做到因创结合。如《万历金华府志》卷首《续志义例》曰：“志中列款，有前志所已载者，若建置、城池、风俗、贡赋之类仍其旧。有前志所无而不可缺者，若田土、军政、封荫、古迹、遗事之类则增益之。”这种见解完全符合修志发展规律。

三、文本论

1.命名说

明代学者对于志书命名问题已有较深思考。有的认为，志书命名应概括历史上的各种不同行政建制。如莫旦在《弘治吴江志》卷首《凡例》中说：“吴江迭为州、县。若称《吴江县志》则遗其州，称《吴江州志》则遗其县。今止题《吴江志》而已。”有的认为，志名用字不要追求古雅，而要追求通俗易懂。如《弘治常熟县志》卷首《重修凡例》说：“旧志名‘琴川’。‘琴川’盖县之别名，非人所通晓。今改为‘常熟’。”这些意见对后人皆有借鉴意义。

2.性质说

明人对志书性质的研究，不但有继承的一面，而且还有创新的另一面。有的认为，志书具有政治性。如宋濂说：志书所记内容“有系于政”且“达于政体”。【41】有的认为，志书具有社会性。如《嘉靖白鹿洞志》卷首《凡例》说：“志公器也，不敢自私。”这里所言“公器”意同今言公共文化产品。

明人这些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

3.作用说

明人较强调志书的资治作用。如刘应龙曰：“治天下以史鉴，治郡邑以志鉴。”【42】后杨宗气重复刘氏语意曰：“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43】然而后人多误认为此语属杨氏所创。如当代有人说：杨宗气“更提出：‘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嘉靖山西通志》杨宗气序）”【44】其实杨氏只是复述刘氏之意，并无创新可言。但因杨氏社会地位比较显赫，故其言常被后人所引用。但遗憾的是当代不少引用都有失范之嫌。如有当代学者引杨宗气此语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45】前句中的“者”字即为衍字。

4.构成说

古文论认为，一切书籍皆由“事、文、义”三要素所构成。此说是先秦典籍《孟子·离娄》首先提出来的。其文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嘉靖间，黄佐首先把孟子“事、文、义”说移用到方志领域。他认为志书同一般书籍一样，也是由“由“事、文、义”三要素所构成”他说：《广东通志》“其事则粤，其文则史，其义则通天下之志”。【46】其中“事、义”属志书内容范畴，“文”属志书形式范畴。黄氏此说颇具学术见地，后被清章学诚所继承和发展。

5.体裁说

明代学界已开始研讨各种体裁在修志中的综合运用问题。有的认为，志中诸体裁各有不同作用。如邵宝曰：“志也者，史家之一体耳。今疆域之类则兼乎图，建置之类则兼乎表，人物之类则兼乎传，文辞之类则兼乎集，考异之类则兼乎论辨。似不纯于一体者，然而恐失公略故求其详，恐失于浮故求其核，要于备焉而已。”【47】如杨廷和曰：“志史类也。古之为史者，有表，有书，有传，志特其一体耳。”【48】

6.用语说

明代学界已对志书用语提出种种要求。张庆认为，修志用语必须做到“详”、“简”、“实”。他评《重修崇明县志》曰：“今阅是志，详而不泛，简而不陋，实而不谬，深得乎纪述之体。”【49】吕怀也有类似主张，认为修志用语必须做到“简”、“博”、“核”、“正”。他说：修志用语当“简而公，博而精，核而文，正而序。”【50】有的还主张，志书用字必须规范，必须以权威字书《洪武正韵》为标准。如《弘治吴江志》卷首《凡例》规定：“字书一遵《洪武正韵》。其遇回避字样，每字留一笔，不敢尽书。”《嘉靖范县志》卷首《凡例》亦规定：“文不加多，字不尚奇，惟以《洪武正韵》是从。”把权威字书作为志文用字标准，这在修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7.辅文说

凡例。有的明人总结修志实践经验，认为凡例应置于志首。如《嘉靖襄城县志》卷首《新修志义》曰：志“首以凡例书之”。有的认为，志设凡例旨在指导修志。如杨宗气曰：“立例以正义，提纲以表巨，咨逖以搜遗。”【51】有的认为，修志拟订凡例甚难。如顾璘说：“作志不难，正唯发凡起例为难耳。”【52】

小序。明人对于志书设置小序问题已有意见分歧。有的主张设置小序。如《正德顺昌县志》卷首《凡例》规定：“所分事类，每类冠以小序，庶观者一开卷间，即见大意。”有的则反对设置小序。如《弘治常熟县志》卷首《重修凡例》规定：“凡旧志每类有小序，以言其意。今无之，以志务纪事实，而文词可略耳。”

注。多数明志没有作注。如《嘉靖九江府志》卷首《凡例》曰：“凡所引用诸书，多系简节全文，或因而足以己意，故于引处不必著所出之书。”有的志书还把不作注写进凡例。如《成化杭州府志》卷首《凡例》曰：“凡所引用诸书，多系简节全文，或因而足以己见，故于引处皆不著所出之书。”但也有少数志书仍有作注。如《万历杭州府志》卷首《凡例》规定：“志中引用书传，惟事纪多录全文，故纲下各注出处。余不明注者，以其文或有删节，或参合诸书，故不得而同也。”在明代，如此做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接受论

1.读志说

明人始对读志问题进行研究。李梦阳认为，读志有重要认识意义，即可“观学”、“观政”、“观世”。他说：“夫志必综古今，该名实。订核验识，发之必才。此可以观学。学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贬必真，臧否以之，义例灿焉。此可以观政。韪迩信远，继惩绳劝，有类乎史。此可以观世。”【53】吕怀认为，不同读者读同一志书会产生不同效应。他说：“君子观之以通其变，小人观之以守其业，方司观之以省其风，庙堂观之以通民物之故。”【54】在这里，吕氏把读者分为“君子”、“小人”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所言各有所得的观点是正确的。

2.用志说

“用志”作为方志学的一个用语，始见于南宋。如淳祐间李昴英曰：“山川之扁、丘赋之额、鸟兽草木之名而已尔，焉用志？”【55】至正德间，王鉴之首先论及用志意义。他认为，有了志就要用，否则志就会等同于“废器”。他说：“近世郡邑多有志，大抵患不以实不能垂诸永久。或成之而复更，或有之而不用，均为废器。”【56】

有的当代学者称：明代“方志理论研究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影响了清代方志学流派的形成。这是中国方志学方志史中值得重视的一页。”【57】明代方志理论研究虽然赢得巨大成绩，但也存有两个不足。其一，由于受强大理学思潮影响，未能正确把握志书在存史、资治、教化三方面的辩证关系，往往过分强调志书的资治、教化作用，而对于志书的存史作用则有所忽视。其二，虽然现存明代志书序跋很多，但它们多有歌功颂德或人云亦云成分，具有真知灼见的序跋不多。这也是彼时空谈义理学风在方志领域的一种反映。

（中国历代方志理论要点之四）

注释：

【1】王梴《叙徐州志》，《嘉靖徐州志》卷首。

【2】汪廷藻《嘉靖巨野县志序》，《道光巨野县志》卷首《旧志序》。

【3】张元益《重修新昌县志后序》，《万历新昌县志》卷末。

【4】叶良佩《太平县志目录叙》，《嘉靖太平县志》卷首。

【5】邓韨《嘉靖常熟县志后序》，《康熙常熟县志》卷末《旧序》。

【6】乔应甲《万历猗氏县志序》，《雍正猗氏县志》卷首《旧序》。

【7】毕亨《成化登封县志序》，见申畅编著《河南方志研究》第65～6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8】熊文翰《题宁海州志后》，《嘉靖宁海州志》卷末。

【9】刘熙《弘治书重修衡山县志》，《民国重印弘治衡山县志》卷首。

【10】顿锐《正德高淳县志序》，《嘉靖高淳县志》卷首。

【11】曾汝檀《漳平县志后序》，《嘉靖漳平县志》卷末。

【12】王梴《叙徐州志》，《嘉靖徐州志》卷首，

【13】牛若麟《吴县志序》，《崇祯吴县志》卷首。

【14】盛端明《嘉靖揭阳县志序》，《雍正揭阳县志》卷首《旧序》。

【15】李濂《邓州志序》，《嘉靖邓州志》卷首。

【16】郑绍烋《寿州志序》，《嘉靖寿州志》卷首。

【17】刘元瀚《崇祯宁志备考序》，《民国海宁州志稿》卷末《旧志序》。

【18】王道纯《崇祯蒲城县志序》，《康熙蒲城县志》卷首《旧志序》。

【19】卫周祚《康熙曲沃县志序》曰：“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何谓正？表端始可取影，绳直始可裁木。有廉洁平直之望，一受事咸心倾焉，然后可以惟吾抑扬而人不哗。何谓虚？裘必成于众腋，志必集于碎矿，匹夫匹妇之口有确案焉。谷虚则响应，器虚则受多，自是非人先正戒之矣。何谓公？平衡不轩觭轾，止水不作妍娱媸。惟物有分，惟人有质。坠渊加膝，使人眩于名实，罔知所守。则孰是简斥之不言怨，荣录之不言德者，有此三长而又有才、学、识济之，然后可握生花五色管，了于心而指诸掌。”

【20】董一博《试论中国地方志的发展》，《中国地方志》1982年第5期。

【21】邵宝《弘治许州志序》，《嘉靖许州志》卷首。

【22】李士安《崇祯三水县志序》，《嘉庆三水县志》卷首《旧序》。

【23】余珊《安庆府志后序》，《正德安庆府志》卷末。

【24】王焕如《吴县志后序》，《崇祯吴县志》卷末。

【25】严德元《至元重修奉化县志序》，《乾隆奉化县志》卷12。

【26】康海《自跋》，《正德武功县志》卷末。

【27】张庆《正统重修崇明县志序》，《吴都文粹续集》卷1。

【28】王世贞《通州志序》，《万历通州志》卷首。

【29】张崇《永乐萧山县志序》，《民国萧山县志稿》卷末《旧序》。

【30】祝允明《嘉靖太仓州新志序》，祝允明《怀星堂集》卷24。

【31】余坤《书淳安县志后》，《嘉靖淳安县志》卷末。

【32】徐琏《正德萍乡县志序》，《同治萍乡县志》卷首《旧序》。

【33】贾咏《临颍县志序》，《嘉靖临颍县志》卷首。

【34】王之垣《隆庆长山县志序》，《嘉庆长山县志》卷12《艺文》。

【35】徐师曾《嘉靖吴江县志》图门论赞语。

【36】贾咏《临颍县志序》，《嘉靖临颍县志》卷首。

【37】张凤《袁州府志后序》，《正德袁州府志》卷末。

【38】李东阳《许州志序》，《嘉靖许州志》卷首。

【39】郭棐《粤大记自序》，《明文海》卷220。

【40】转引自牛若麟《吴县志序》，《崇祯吴县志》卷首。

【41】详见宋濂《苏州府志序》，《洪武苏州府志》卷首。

【42】刘应龙《弘治城步县志序》，《同治城步县志》卷9《艺文上·序》。

【43】杨宗气《山西通志序》，《嘉靖山西通志》卷首。

【44】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第354页，齐鲁书社1990年版。

【45】刘纬毅等著《中国方志史》第214页，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

【46】黄佐《广东通志序》，《嘉靖广东通志》卷首。

【47】邵宝《弘治许州志序》，《嘉靖许州志》卷首。

【48】杨廷和《弘治重修蒲州志序》，《乾隆蒲州府志》卷20《艺文》。

【49】张庆《正统重修崇明县志序》，《吴都文粹续集》卷1。

【50】吕怀《永丰县志序》，《嘉靖永丰县志》卷首。

【51】杨宗气《山西通志序》，《嘉靖山西通志》卷首。

【52】顾璘《复陈鲁南》，顾璘著《顾华玉集·息园存稿文》卷9。

【53】李梦阳《正德德安府志序》，《光绪德安府志》卷首《旧序》。

【54】吕怀《永丰县志序》，《嘉靖永丰县志》卷首。

【55】李昴英《淳祐重修南海志序》，《康熙南海县志》卷首。

【56】王鉴之《赵州志序》，《正德赵州志》卷首。

【57】黄燕生《中国历代方志概述》，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附录》，黄山书社1988年版。

（作者系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