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之初，神州大地开始编修地方志书至今，已是20余年。第二轮志书的编修也正在全国陆续启动。回顾走过的路程，方志事业呈现独特的奇观，即是局内热闹，局外冷清。其实，也不能说冷清，只是和别的著作相比。志书读者是少之又少。不是志书编不好，或资料缺乏，或没有研读价值，却为何读者寥若晨星，连各地新华书店都难找到；除赠送领导者装璜门面、摆设案头，掏着自己腰包购买那样大部头的著作是凤毛麟角，微乎其微，是方志工作者很为揪心的。

已经出版的志书不是没有精品。广大方志工作者不思名利、甘于清贫、冷坐板凳、致力探索，平心而论，这种精神是难得可贵，然而，志书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却鲜有人问津!无疑，对方志工作者呕心沥血的劳作是最大的嘲弄。这种现象很令方志工作者迷惘、困惑，百思不得其解。

方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古老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传承中华文化保存地方史料，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然而，人们并不这样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改变了人们对文化阅读的观念，对各类图书有选择地阅读，而将有限的时间用之于休闲娱乐。加以，方志部门无视媒体作用，未能通过媒体广为宣传，仅在方志苑传播，这是使志书未能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从另一方面看，当今地方志书的“资政、教育”作用已退居其次。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勃然崛起，对志书是很大的冲击，人们再也无需获取各类信息必需通过地方志书的途径，各地从信息网络获得比志书丰富得多的信息。至少可以看到，在中国同样有林林总总的著作，各类著作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和冲击，惟没有如志书一样鲜有读者。这样的危机，志界却没有清醒认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缺乏读者的出版物是失败的出版物，志书当然另当别论。

作为最具权威、容纳信息最多的志书，似乎可以对各种史类著作构成明显的威胁，或对其冲击和影响，然而，在全国方兴未艾的修志过程，史学著作却没有陷入危机，而且势头看好，都比志书拥有更多的读者。而我们一些方志工作者看到一部部厚似砖头的著作，却没有看到，正是这种沉重的出版物难以汇入社会，难以为读者所接受、青睐，只供自己孤芳自赏。

成为商品之后的志书走不进市场，无力参与市场的竞争，这是志界最大的悲哀。要使志书走向市场早有呼吁，却鲜有人迈出第一步，鲜有人吃第一个螃蟹，虽有如山东省志办的文化产业，即不是它的产业能给予足可供志书支付的费用。志书不像其它出版物具有商品的再生产力。“再生产是利润的源泉，利润是商品的生命”。志书不能获取利润，没有经济效益，是很难生存的。方志性质，决定了方志商品价值不高，几是负利润。如清代福建李世熊编修的《宁化县志》，是全国佳志之一，全由个人劳动和经济支付，那是方志的黄金时代。现在谁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又能呼风唤雨?在中国，个人出资编修志书如九牛之一毛。封建时代，需要志书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服务，需倚凭志书丰富的资料供当政者运筹帷幄。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虽曾以“大跃进”形式，兴起一股修志风，却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连续的政治运动而夭折。如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市场竞争尤为剧烈，商品价值欠缺的志书，很难参与市场竞争，与商品经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志书的命运就令人忧虑。

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志书，其优势也很明显，在出版业如日中天的今天，志书仍然可以争得一席之地。问题是，大多方志工作者闭门修志，隔绝红尘、远离市场，终日埋头故纸堆，默坐冷板凳，不明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今夕为向夕，未能与时代合拍，无视志书孕蕴着的勃勃生机。这个生机没有被发掘，未能显出神通。

当然，市场经济不等于不要文化产品，不等于志书的寿终正寝，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满足于编完志书就功成名就，隐退庐山，树倒猢狲散，那绝对是失败。

我们这一代方志工作者，为方志大厦建树了文化辉煌，功不可没，必定能从困境中找出一条自我发展之路。

我认为，志书不能以部头越大越好，应编辑精中之精的普及本，比如二三十万字，读者买得起，愿意看，查阅简捷，可扩大销售量，这是志书之希望所在。因为当今，人们惜时如金，时间就是金钱，又有电视和各种娱乐形式的消闲，除非研究者就很难有群体阅读者，囿限着志书走向市场。除此，别无选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