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功忆述   赵之恒  王宏 整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排除共产党分子，共产党员大量遭到开除和捕杀。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了。

在白色恐怖下，我们党并没有放弃斗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八七”会议决议和指导工作。党中央对绥远地区工作非常重视，我记得先有郑卫华和辛玺两位同志来到绥远，他们与我联系上后，详细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还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我向他们汇报了绥远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郑卫华和辛玺同志非常明确地指示，要迅速着手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建立秘密工作机关和秘密交通网，通过秘密系统，进行革命斗争。同时要吸取教训，注意抓枪杆子，进行武装的革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他们走后，又从北京派来一位姓段的同志，主要了解、调查绥远地区党的工作，联络失散的同志。我向他汇报了当地的情况，还陪他去了包头、萨拉齐、托克托等地。

到了1927年10月，绥远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奉军统治了绥远，重新挂起五色旗，实行“有党皆杀”的政策。这时不仅共产党人不能公开活动，国民党也处于非法地位，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受到限制。奉军是外地人，人地两生，对革命者的围剿相应也放松了，这种情况对我们比较有利。恰巧这时随国民军西进的贾一中同志（后改名为李子光，曾任河北省农业部部长，河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受党组织的委派，由宁夏返回绥远工作。不久，范建中也从河南回来。他们都是1926年入党的党员。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我，我将绥远地区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和一些党员的情况作了介绍。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和绥远地区的情况，我们研究了斗争形势，决定组建中共绥远特别支部（以下简称特支）。我担任特支书记，贾一中任组织委员（公开身份是绥远警备第一师司令部文书），范建中任宣传委员，特支成员有惠志诚（常驻机关，负责日常工作）、陈国奇、李亮明。特支机关设在归绥旧城巧尔气召庙内。

领导特支工作的上级党组织是顺直省委。我们是怎么和顺直省委联系上的呢？说来也巧，我们有个同志叫张启焕，他是萨拉齐县小巴拉盖村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启焕的大舅是当地哥老会的头目。张启焕通过他大舅的关系，在奉军陈德胜手下当了一名副官。张启焕同志脑子灵活、胆大心细，他利用晋军撤走，奉军接替的机会，乔装成奉军的高级军官，将已被晋军判决了死刑，准备在第二天执行的杨曙晓（共产党员，曾任绥远党务指导委员）从监狱中营救了出来。杨曙晓同志回到北京找到了顺直省委，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由我与顺直省委进行单线联系。联系方式，主要是通过邮局的信件传递。通信地址有两个，一个是三官庙街我父亲的家；另一个是贾一中同志住处——在旧城北门外同和轩烧麦馆旁的一家杂货铺。因为彼此信函的内容都是关于工作的情况，不允许有丝毫的泄露，所以我每次写信，先用小楷毛笔在信纸上写些无关紧要的家常话，然后再用钢笔沾上中药五倍子泡出来的药水，在毛笔字的空隙间写秘密信。由于这样小心、谨慎地工作，这方面没有出什么问题。

特支成立后，我们召开了第一次支委会。会议确定特支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大革命失败后党员的情况，联络失散的同志，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委员们进行了工作分工，我负责全面工作，并联络被国民党通缉已隐蔽起来的归绥党员和铁路工人中的党员；贾一中同志除负责组织工作外，还了解包头和临河地区党的组织情况，并进行联系；范建中负责联络手工业工人中的党员。平时，特支成员分散活动，定期和遇有重要的情况时，或在巧尔气召庙，或在我家，或贾一中同志的住处召开会议、汇总情况、研究工作。经过近5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重新组建了归绥城市党支部和毛织工人党支部、铁路工人支部、包头党支部、临河党支部，30多名失散的共产党员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1928年4月，奉军撤退，晋军重新回到绥远，国民党又嚣张起来。我因被通缉过，在当地不好开展工作，加之领导我们工作的顺直省委在3月份被敌人破坏，我们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特支研究决定，派我出去寻找党的组织关系。我的哥哥有个朋友，他认识驻察哈尔北地区游击军的一个连长。通过这个关系，我在游击军司令部弄到一个文书（上士）的职位。这个部队是国民党收编的原绥远的土匪队伍，成分很复杂，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我就以此为掩护，相机寻找党的关系。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什么消息也没有，我很着急，就以家中老父亲有病为由，请假回归绥。在张家口火车站，正好碰上在此转车的贾一中同志。我离开归绥后，贾一中同志代理特支书记。见面后，贾一中同志问我：“建功，你这是干什么去呀？”我说：“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上级党组织的关系一直联系不上，待不住，只好回去。”

贾一中同志听我说要回归绥，他十分着急地说：“绥远形势十分紧张，你暂时不能回去，回去带害呀！我现在就是去北平寻找党组织的，等我接上关系后你再回来。”同时，贾一中同志告诉我，他临走前，把特支工作交代给了范建中。

可范建中在贾一中离开不久，就出了问题。范建中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范建中是家中的独苗，衣食无忧。他参加革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和贾一中出来寻找党的关系，负责特支工作的范建中就没了主心骨，在国民党右派分子反共的叫嚣声中，他整天像丢了魂似的。他的父亲原本就反对儿子参加什么党派，更不愿让儿子冒政治风险。再加上范建中的同学焦守显，是国民党省党部的执行委员，时常对范建中进行拉拢和威胁。这样里外夹攻，范建中很快自首叛变了。除临河党支部、包头党支部、铁路工人党支部是由我和贾一中同志单线联系外，绥远特支及下设的城市党支部和毛织工人党支部都被他出卖了。不少党员被国民党抓捕入狱，有的也叛变了革命。

1929年初，我所在的部队开到察北商都，在那里被改编成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国民党中央骑兵第二师，人员大批调换，国民党派来不少特工人员充斥其中，我无法在部队里开展工作，隐蔽也有了困难，这年2月我离开了部队，返回归绥。几天后，由于范建中的出卖我也被捕了。同年3月，贾一中也在归绥被捕。绥远特别支部被敌人彻底破坏。

中共绥远特别支部虽然仅仅存在了一年的时间，但它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绥远地区最早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特支把失散的共产党员联络和组织起来，组建和恢复了5个基层支部，领导党员，依靠群众，坚持革命斗争，为绥远地区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她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

王建功简介

王建功，政协原副主席。1925年参加革命，1925年10月赴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3月成为毛泽东主办的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受党的委派，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绥远，在归绥一带开展农运工作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组织参加了震撼塞外的“孤魂滩起义”。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王建功在中共顺直省委的领导下，成为建立内蒙古西部地区党的组织——绥远特别支部的领导人之一。

（摘自《内蒙古日报》201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