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党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国共产党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扎在了西北。这客观上为党中央领导内蒙古革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内蒙古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即着手开展内蒙古的工作。12月20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党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假借“大蒙古主义”，欺骗蒙古族人民，以达到侵占内蒙古，奴役内蒙古人民，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罪恶目的；谴责国民党新军阀在内蒙古设置行省，抢占土地牧场，对蒙古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妄图灭亡蒙古民族；声明红军要解放全中华民族，首先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相信内蒙古人民能够与红军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避免民族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同时，庄严宣布：撤销国民党在内蒙古设置的所谓热、察、绥三行省及其行政组织，将内蒙古之全域归还内蒙古人民；内蒙古人民自己有权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内蒙古人民有权自己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内蒙古范围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民主主义，享受平等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内蒙古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把蒙回两族(首先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同时，《决议》分3个战略步骤对内蒙古的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这3个步骤是：“着手绥远方面的布置”和“着手组织蒙古游击队”；“着手对内蒙民族的宣传工作”，“扩大蒙古游击队最少二百人”，“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向绥远推进。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与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革命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内蒙古的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伊克昭盟革命的新高涨

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部署，1936年5月，中共中央在定边成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曹动之、赵通儒、贾拓夫、张德生、毛泽民等参加工委的工作。工委的任务是以陕北三边地区为基地，向北开展蒙古民族工作。

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辟伊克昭盟进而向绥蒙全面发展的战略意图，首先开展了对伊克昭盟的工作。

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成立前，党在伊克昭盟的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伊克昭盟南临陕北，是巩固、发展陕甘苏区，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国际通道的战略枢纽。作为大革命时期内蒙古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这里的蒙古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失败后，党始终坚持了这里的工作。1930年，陕北特委派曹动之前往开展蒙古民族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动员了一批蒙汉族牧民参加革命，建立起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1934年，又在靖边南山组建了蒙汉骑兵游击支队。蒙汉骑兵游击支队由曹动之任队长，吴亚雄任政委，隶属于陕北特委，编为游击第二十二支队，1935年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主力会师陕北成立总指挥部后，又归总指挥部统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伊克昭盟地区的工作，指示赤元县长城区党组织兼搞伊克昭盟蒙古民族工作。1936年初，红军二路骑兵团司令兼政委张爱萍率部开抵长城区后，积极开展了对乌审旗蒙古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了该旗台吉奇国贤投身革命。1936年红军西征的胜利，使府谷、神木、靖边、定边、盐池一线处于我军辖制之下，成为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全面开展伊克昭盟工作的依托地区。

在此基础上，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首先向乌审旗、鄂托克旗开展工作。根据党中央“在蒙古地区不进行土地革命，专做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工委主动将从军阀马鸿逵手里夺过来的北大、敖包二盐池归还给鄂托克旗蒙古族人民。此举与国民党以“防共”为借口，对蒙古民族实行压迫、掠夺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蒙古族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前往定边与我党我军联系、参观的蒙古族各阶层人士络绎不绝。为此，工委在定边设立了蒙民招待所，由毛泽民负责接待来访者；创办了训练班，专门培养蒙古民族干部。至此，全面开辟乌审旗、鄂托克旗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8月，中共乌审旗工委成立，首任书记张兴畲，委员有曹动之、徐子献、田万生、詹玉其。10月，又成立了中共鄂托克旗工委，金生华、张生瑞先后任书记，曹布诚任副书记，委员有慕生发、白步华、李占胜。

1936年10月，根据中共陕甘省委的指示，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由李维汉任书记，委员有高岗、杨一木、李静波、赵通儒等。工委增设了蒙民部、回民部。为了争取和团结伊克昭盟蒙汉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工委成立后，领导中共乌审旗工委和鄂托克旗工委，积极开展了争取蒙古民族上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乌审旗工委通过奇国贤争取了该旗保安中队长奇金山(蒙名哈诺墨拉)、王悦丰(蒙名阿拉宾巴雅尔)参加革命；并向该旗王爷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促使该旗王爷同情并倾向革命。鄂托克旗工委也与该旗保安司令章文轩等上层人士建立了联系。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功地调解了该旗与乌审旗之间的边界纠纷。对蒙古族上层工作的成功，为开展蒙古族群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37年2月，应蒙古族群众的要求，乌审旗工委组织了第一个蒙古族参观团赴延安参观。毛泽东、朱德接见了全体团员，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

 在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顺利进展之时，党的组织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鄂托克旗工委发展党员23名，建立了4个支部，并在三段地建立起蒙汉抗敌后援会。

通过上述工作，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在蒙古族各阶层中的影响日渐扩大与深入，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从此，伊克昭盟地区的革命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百灵庙军事暴动及蒙旗保安总队的建立

中共中央着手开辟伊克昭盟工作之时，百灵庙爆发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部分官兵反对德王降日的军事暴动。这一抗日爱国之举，是与中共西蒙工委的长期工作分不开的。

1934年，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百灵庙蒙政会)，以平息蒙古族各阶层反对设省置县的自治运动。蒙政会成立后，德王(时任秘书长)以乌(得)滂(江)守备队为基础，招募士兵，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蒙古族武装——蒙政会保安队。保安队的建立，引起了各方关注。进入这支部队且握有实权的，既有日本特务，也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教官，还有中共党员。

乌兰夫同志始终关注着百灵庙自治运动的发展趋向，并积极开展了对保安队的工作，派中共党员朱实夫进入保安处任第三科科长，派中共党员赵诚、云清、赵俊臣等人保安队当兵，动员一批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和被国民党遣散的“老一团”官兵应征入伍。中共党员纪松龄也动员了一批察哈尔进步青年加入这支队伍。乌兰夫、奎璧等多次到百灵庙，向保安队官兵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讲解各民族团结起来共求解放的道理。并鼓动只要德王公开降日，即举行军事暴动。

 此后，德王与日本侵略者越走越近。1935年12月，德王应伪满洲国邀请访问长春；1936年2月12日，出任由日本侵略军一手操纵建立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德王公开投靠了日本侵略者。

 1936年2月21日23点30分，在蒙政会保安处二科科长兼教官云继先和朱实夫、云蔚等组织领导下，保安队部分官兵毅然举行武装暴动。随后，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德王部队，投身抗日行列。之后，国民政府军政部将起义部队改编为绥远省蒙旗保安总队，任命云继先为总队长、朱实夫为上校副总队长。保安总队下辖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特务队，约900余人，归属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指挥。

中共西蒙工委以及纪松龄等中共党员对起义部队给予了极大关注，积极帮助云继先、朱实夫整顿部队。1936年秋，德王派其心腹策动了部分士兵哗变，枪杀了总队长云继先。危急关头，乌兰夫、纪松龄等积极协助朱实夫收拾残局、收拢部队，并由纪松龄代理了总队长职务。同时，中共西蒙工委派云清、赵诚归队工作。是年底，国民政府军政部派白海风前来收容、整顿该部，一批中共党员借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机，进入该部工作。白海风任总队长，纪松龄任第一大队长，朱实夫任第二大队长，乌兰夫任政训处科长，孟纯任军需主任。至此，该部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蒙古族抗日武装。10月，蒙旗保安总队改称蒙旗混成旅，开赴归绥，迎战日军。归绥沦陷后南渡黄河，经伊克昭盟开赴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驻防。

发动蒙汉各族各界群众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鉴于内蒙古的形势和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移驻陕北后，一直把抗日救亡工作作为对内蒙古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1936年绥远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又及时调整了对内蒙古的工作方针，进一步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

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德王任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7月底8月初，日本侵略者即指挥伪军向绥东红格尔图发动了进攻。国民党集宁驻军奋起抵抗，击溃了来犯之敌。著名的绥远抗战拉开了序幕。

  8月14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敦请他们抗日。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指出：“内蒙绥远，形势非常紧急”，日本策划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并向绥东发动军事进攻，旨在变整个内蒙古为其殖民地，进而吞并全中国。《指示信》强调，汉族与蒙古族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两民族应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应当是反对日本灭亡蒙古，为蒙古民族的生存、解放而斗争。《指示信》主张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停战，共同帮助内蒙古人民抵抗日本侵略。

10月，在日军指挥下，伪蒙汉军兵分3路，分别据守兴和、土木尔台、土城子一线，企图直取百灵庙、红格尔图，直逼归绥，进而侵占绥远全境。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傅作义将军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秣马厉兵，枕戈待旦。11月中旬，傅部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11月下旬12月上旬，又取得了百灵庙大捷。至12月中旬，日伪军残余全部败退察北，绥远抗战宣告胜利。

 11月2日，当绥远抗战胜利进行之际，毛泽东、朱德电贺傅作义绥远抗战的胜利，称誉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援绥抗战。不久，中共中央特派南汉宸率慰问团赴绥慰问抗日将士。1937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内蒙古工作应以援绥抗日为中心的指示》、《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调整了对内蒙古工作的方针、策略，指出内蒙古“工作应以援绥抗日为中心”，“发动全蒙的人民拥护绥远的抗战，拥护阎傅抗战”。强调蒙汉联合一致抗日。

在绥远抗战前后，中共内蒙古地方组织遵循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各族各界各阶层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其中，尤以青年工作成效显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绥远青年始终是抗日救亡斗争的中坚力量。绥远反帝大同盟被破坏后，1933年9月，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武达平、章叶频、任子良、袁尘影、李穆女等，组织了文学团体塞原社，以诗歌作为斗争武器，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在中山学院以墙报形式创办了《塞原》周刊。后得到进步人士杨令德支持，从12月12日起作为《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发行。《塞原》集中发表反映现实、宣传抗日的诗歌、小说、书评、译文等等，为工农为民族大声疾呼，如武达平的《奔》、《水车》，志文的《逃难人的歌》，章叶频的《到处都拥挤着饥饿的人群》、《愿你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等等。在《塞原》的影响下，《新绥远》开辟了新诗专页，《西北日报》副刊也开始介绍新诗歌运动。绥远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空前活跃。至1936年底，《塞原》以各种形式共出刊近50期。1935年冬，章叶频、袁尘影、凌信之等还组织起了漠南剧团，排练、演出抗日救亡进步剧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绥远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有了新发展。1936年3月6日，章叶频、袁尘影等创办了《新女性》，号召绥远各界妇女肩负起拯救国家和民族解放的重任，和男子一同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新女性》共出刊30余期，直至全面抗战爆发。4月，霍佩心、杨令德、袁尘影、章叶频、武达平、胡燕丘、郭良才等组织创办了文艺半月刊《燕然》，为团结绥远文艺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起了积极作用。同月，塞原社创建了塞原社诗歌研究会。6月，由章叶频任主编的《塞北诗草》旬刊创刊，成为塞原社诗歌研究会会员发表诗作的园地。这一时期，《塞原》、《塞北诗草》发表了许多战斗性极强的诗作，如北虹的《雨地行军》，杨植霖的《杀他不斩草除根吧》，韩燕如的《打回三岛去》，杨乃隧的《决心》，陈一之的《谁说好人不当兵》，章叶频的《前进，英勇抗战的弟兄》、《怒吼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等等。1937年5月，绥远地区7个文艺团体成立了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将《燕然》半月刊定为协会会刊。

上述爱国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的开展，对于鼓舞内蒙古各族各界人民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群众性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绥远队部，在北平“民先”队员郑天翔、张士珍的组织、协助下建立起来。章叶频任队长兼宣传工作负责人，武达平负责组织工作。“民先”绥远队部成立后，在各中等学校进步青年中发展队员，壮大组织；编写抗日诗歌和文章，刊登在《塞原》、《新女性》等多种进步期刊上；组织募捐，支援前线，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力量。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后，“民先”绥远队部也成立了绥远牺牲救国同盟会，贾润芝为总负责人，章叶频负责宣传工作，武达平负责组织工作，吴殿甲等负责学生工作。绥远牺盟会的抗日救亡工作十分活跃，成效显著，同时还向山西牺盟会输送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这些青年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成为山西新军的骨干。

河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这一时期，河套地区党的工作，以安北县(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垦区为中心，得到了迅速发展。

扒子补隆垦区，是“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为安置流落于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和难民设立的。垦民中，还有一部分平、津、鲁、冀学生及少数难民，亦不乏中共党员。其中，中共党员白乙化、陈钟、吴梦久、柴山等在垦民中积极开展工作，为建立抗日组织和武装创造条件。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派苏梅来到垦区，建立了垦区特别支部，苏梅任书记，陈钟和祁志仁为委员。“一二九”运动后，平、津地区的部分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分批来到垦区。他们中间，既有民先队员，也有共产党员，党的队伍在垦区迅速壮大。

1936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衡前来垦区组建了中共绥西工委，李衡任书记。鉴于垦区党员迅速增加，为了加强垦区工作，1936年秋，中共北方局又派李葆华主持组建了中共垦区工委，代替原垦区特支的工作，白乙化任书记，王志成、王方为委员。垦区工委建立后，团结垦区民主人士，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开办农民夜校，对附近农民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并适时吸收骨干分子入党；建立图书馆，组织学习班、文艺宣传队，启发垦区青年的革命觉悟，鼓舞义勇军战士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垦区工委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发展了100多名队员。队内还出版了油印小报《抗日先锋》。抗日先锋队与区外的爱国群众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垦区工委的得力助手。

垦区工委还积极组织垦民支援抗战。1936年绥远抗战期间，抗日先锋队组织起600多人游行示威，声援绥远抗战；工委组织了慰问团，由白乙化带队，赴绥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工委还组织抗日先锋队员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学兵队被解散，队员处境艰难。垦区工委派白乙化赴北平，共招收了80多名学兵队员。他们当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这批学兵队员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垦区的革命力量，为后来党在垦区建立抗日武装准备了干部。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