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学校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一所蒙古族学校。它的前身是启运书院，始建于清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是土默特旗广大蒙古族人民为反抗清朝政府的政治压迫和文化禁锢而自愿捐款创建的。雍正二年（1724年）改名为土默特官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1915年又改名为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默特学校随着土默特旗区划的变迁曾九易校名。“文革”期间，土默特学校被强令解散，1978年复校，乌兰夫同志亲笔为学校题名为“土默特学校”。

从建启运书院算起，土默特学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它是蒙古族青少年求学的重要阵地，为蒙古民族培养了大批人材。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同志青少年时期，曾在这里求学四年。荣耀先、李裕智、奎壁等也都是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土默特学校为内蒙古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9年9月初，13岁的乌兰夫与堂兄云润一起考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被编入第四班，班内同学有奎璧、多寿、佛鼎、赵壁臣、康根成、朱实夫等。当时乌兰夫的学名叫云泽。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位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南文庙街，俗称“南高”。这是因为当时在扎达海河北岸西边还有一所庆凯高等小学校（创建于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是由古丰书院改建），因其校址在城之北门外，因此人们分别以“南高”和“北高”来简称两校。虽然两所学校均为高等小学，但差别实在是天上地下。“南高”校舍设在庙院里，教室是旧庙房改建的，且年久失修，到处都破破烂烂，校院也很窄小，教学设备极其简陋，而“北高”校舍整齐，操场宽阔，教学设备也较齐备。“南高”归土默特旗政府管辖，不隶属于特区和省教育行政机关，办学经费为自行筹集，从未享受过省款补助，“官学”的名声早已名存实亡了，因此又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土小”。

乌兰夫进校时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校长是土默特旗的一位汉族文人郭象伋，学校学制为四年，教授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蒙古文、体育等。纵深发展，新思想、新文化已使塞外古城的一些青年人，特别是学生界开始觉醒起来。但对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求学的乌兰夫来说，寒窗以外的事他并不十分留意，只是埋头读书。他深知家里人省吃俭用送他进城来读书是不容易的，决不能辜负老人们的一片苦心。他在学习上非常刻苦，每门课的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算术课。当时，乌兰夫只有一个愿望，即毕业后当一名数学教师，为提高蒙古民族的文化，改变蒙古人受欺压、被奴役的地位尽自己的力量。

1921年5月4日，归绥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进行了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大游行。乌兰夫等土默特学校的广大学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示威，揭露“巴黎和会”的阴谋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此后，乌兰夫在李裕智等进步青年的帮助和影晌下，先后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从中懂得了蒙古民族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就得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废除“二十一条”等卖国条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道理。

同年9月，由于天津商人沈文炳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在归绥开办电灯公司，企图垄断归绥地区的电业开发，排挤正在兴起的民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蛮横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归绥地区民族工商业者和爱国人士，特別是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尤其让人痛恨的是沈文炳在办电灯公司的过程中，恣意霸占土地，强行埋设电杆，还不许在电杆周围耕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 

归绥学联根据上述情况，决定组织一次行动，给沈文炳点颜色看看，同时也让日本侵略者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可辱的。学联负责人李裕智到“南高”找乌兰夫，将学联准备反对沈文炳利用日资独霸电业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乌兰夫非常赞成，还答应再串连一些同学—起参加这次斗争。第二天一早，由乌兰夫串联的赵诚、云润、奎壁、多松年、康根成、高布泽博、佛鼎等二十多名土校学生同“北高”、绥中的学生一起，在李裕智的统一指挥下上街游行。乌兰夫在游行队伍中领着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人要自己办电厂”、“不准日本走狗沈文炳来办电灯公司”。游行队伍首先捣毁了沈文炳在旧城大北街开办的电话局，接着又到电厂工地推倒了正在修建的工厂围墙，拆卸了标有东洋字的发电机等设备，乌兰夫又从工地找来大锯、锹、镐等工具，与同学们一起沿着线路把电线杆子一根根锯倒、刨出，拆下电线，然后把这些电杆、电线都送给受害的群众，不到一天就捣毁了电灯公司。沈文炳灰溜溜地逃到了包头。这次斗争打击了日本人的气焰，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给民族实业家兴办民族工业以有力的支持。第二年春天，便由大盛魁商号联合各号，集资开办了归绥电灯公司。

日资电灯公司被砸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更加猖狂，他们把大量日货倾销在中国市场上，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1923年的归绥市场，几乎成了日货的天下，大小商号都以经营日货为主。最甚者是旧城大南街的“盛兴时”商行，公然打出专卖日货的招牌，在商行门口张灯结彩，整日用洋戏匣子播放日本流行歌曲，招揽顾客，鼓吹日本货物美价廉，大发国难财。这种做法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具有爱国传统的归绥学生，决心惩罚一下这个贪财害民的日本奴才，煞煞日本侵略者在归绥的气焰。

1923年5月7日上午，归绥学联利用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机会，组织了一次抵制日货大游行。乌兰夫与李裕智、吉雅泰、奎璧等在游行中向群众发表抵制日货的演说，并散发传单，许多围观的群众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形成了全民性的抵制日货大游行。

当日下午，归绥学联又把各校学生组织成小分队，深入到各商号去作抵制日货的宣传教育工作。许多店主被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当场把货架上的日货取下来，并表示以后不再购进日货，再也不做这种害国害民的买卖了。唯有“盛兴时”商行态度蛮横，声言买卖人就为挣钱，哪国货有利就卖哪国货，还斥责学生是不好好读书，多管闲事，并当场把归绥中学宣传队的传单给撕了。当晚，乌兰夫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气愤，便找吉雅泰和归绥学联的同学一起商量，怎样对付“盛记”老板，吉雅泰提议，象对付日资电灯公司一样，把“盛记”商行的店铺和日货都砸了，大家一致同意，决定第二天要给“盛记”以严厉教训，以伸张爱国正气。

8日上午，“南高”、“北高”，绥中三校学生在归绥中学集会。绥中学生孟纯在会上向同学们揭露了“盛记”老板反对抵制日货的恶劣态度，激起在场学生的无比愤怒。会后，学生们排成四路纵队，直奔“盛记”商行。乌兰夫带领30多人的义勇队走在队伍的前面。到达“盛记”商店门前，乌兰夫喊一声“动手”，同学们便不管老板的拦堵，冲进店内，将货架上的日货砸得粉碎，又将后院仓库里的日货统统搬到院内，浇上汽油烧掉。这次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和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土默特学校的乌兰夫、多松年、奎璧、云润、赵诚等同学，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实际斗争锻炼了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斗争艺术。

同年9月，乌兰夫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四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他与第四班的29名同学一起获得了毕业文凭。在这四年中，乌兰夫不但学到了很多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在几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这是他迈上革命征途的重要一步；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我在‘南高’求学四年，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文化知识。原来我打算读完‘南高’之后，当个算术老师，在蒙古民族中普及文化知识，使他们摆脱愚昧落后状态，为蒙古民族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可是‘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化、新思想和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使我觉醒，使我受到了锻炼，把我和我同时代一些青年引向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征程。”

乌兰夫从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同39名校友一起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党组织和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的直接培养教育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5年冬，党为了进一步培养这批蒙古族青年，又选送乌兰夫、多松年、云润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1929年9月，乌兰夫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到阔別四年的家乡——土默川，开展地下斗争，领导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运动。

1934年初，乌兰夫回到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担任学校的庶务主任并兼历史、地理课教员，以教员身份做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奎壁、恒升、克力更等也都先后回到土校任职，从事地下工作。他们在学校传播革命道理，引导师生走革命道路。乌兰夫经常利用上课机会，向学生讲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和富饶壮丽的大好河山，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我东北三省，企图将整个中华民族沦为亡国奴的阴谋，同时还经常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和同事们辩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苏联的社会制度究竟怎么样？从侧面启发知识分子觉醒。乌兰夫对学生的生活也十分关心，常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买一些东西送给贫苦学生，他还经常到伙房检查饭菜的质量，并对伙房师傅们说：可不能克扣孩子们这点吃的，他们年龄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让他们吃饱、吃好。乌兰夫还常到饭桌前，问学生吃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这都使学生非常感动。在乌兰夫和其他同志的引导帮助下，一大批热血青年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乌兰夫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组织和领导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上。

这时，全国和内蒙古的形势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继而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内蒙古西部地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3年夏，当时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由于不满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统治，在百灵庙发出了内蒙古“高度自治”的通电，得到了蒙古族群众的拥护。同时也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成立一个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又称百灵庙蒙政会），来管辖内蒙古西部地区各盟旗。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特务头子土肥原亲临苏尼特旗会见德王，挑拨德王与国民党的关系，企图利用德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像伪“满洲国”一样的傀儡政权。德王虽然对日本帝国主义存有一定的戒心，但经不住日本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诱惑，逐渐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1934年下半年，德王投日趋向日益明朗。针对这一情况，在土默特学校工作的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先后派赵诚、云继先、云清、云蔚等同志打入百灵庙蒙政会，掌握德王的情况，并设法控制保安队和学生队等武装。同时，乌兰夫自己与奎璧利用土校这块阵地，自己动手编印传单，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德王及其把持的蒙政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投敌卖国行径，并把传单秘密地散发到“蒙政会”和保安队中，通过宣传，使“蒙政会”保安队的广大官员逐渐明白了日寇的侵略野心和德王搞“自治”的投日卖国真相。

1935年2月中旬，土默特总管公署正式聘任乌兰夫为土默特旗一中附小庶务主任兼初级班教员。3月，乌兰夫亲赴百灵庙蒙政会以教员身份会见德王，直接做德王的工作，对德王晓以民族大义，劝其悬崖勒马，但这时的德王投日之意已定，根本听不进乌兰夫的劝告。乌兰夫便找到打入保安队的同志商量对策，云继先等人主张在德王降日之前举行武装暴动，乌兰夫基本同意他们的想法，嘱咐他们一定要选好时机，并要先与傅作义取得联系，争取他的支持，依靠傅作义的势力，建立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

乌兰夫回到土默特学校后，一面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之便，给土校师生订阅一些如《大众生活》《中流》《知识》等进步刊物，传播抗日救亡思想，还组织了学生歌咏队，到街头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发表演讲、宣传抗日。同时，密切注意百灵庙方面的动静。

1936年1月下旬，乌兰夫见到了回土默特旗过春节的云继先和朱实夫，听他们介绍了去见傅作义的情况，傅作义对暴动表示支持。乌兰夫根据掌握的情况，认为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让他们尽快返回百灵庙，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2月21日，云继先、朱实夫带领百灵庙蒙政会蒙旗保安队的千余名官兵举行暴动。25日，云继先在征得乌兰夫同意后，在归绥通电全国，揭露德王投降日寇，组织伪蒙政权，背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径。此后，暴动队伍被绥远省当局改编为绥远蒙政会保安总队，乌兰夫把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在保安队的重要岗位上。

乌兰夫同志利用在土默特学校工作的合法身份，成功地组织了百灵庙武装暴动，打响了内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不仅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推迟了日寇的西进日程，也表明了蒙古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及德王卖国投降政策，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决心。

1936年9月，由于德王派特务到暴动队伍中进行破坏和煽动，绥远蒙政会保安总队部分官兵发生哗变，云继先同志惨遭杀害，多数有正义感的官兵愤然离队回家。为了保存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乌兰夫再次离开了他的母校——土默特学校，赶赴蒙旗保安总队，从事重新组建蒙旗独立旅的工作。他在土校工作期间，在土校师生中传播革命真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出色地领导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土默特学校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默特学校这个革命的摇蓝，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乌兰夫同志也多次过问土校的建设情况。1962年11月11日，呼和浩特土默特小学隆重举行建校55周年纪念大会，这时已是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同志，仍以校友的身份前往土校庆贺，并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他热情地赞扬了这所学校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勉励全校师生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方针，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他还在讲话中对在这所学校工作、学校的师生员工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文化大革命”期间，土默特学校被诬蔑为乌兰夫黑帮黑线“的“黑窝子”、“黑苗圃”，许多同志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学校也于1968年被强令解散。1978年土校复校时，已过古稀之年的乌兰夫同志亲笔为土默特学校题写了校名，表达了他对土校亲切的关怀。

土默特学校是乌兰夫同志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他从这里起步，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和内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耗尽了毕生的精力，这是土默特学校的光荣，内蒙古各族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呼市地方志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