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党中央指示正在苏联学习的王若飞回国, 负责开展陕、甘、宁、晋、绥等地的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建立中共西北特委，并任特派员。1931年10月前后，王若飞化名黄敬斋以皮毛商的身份，几经辗转抵达包头，投入到了紧张的民族解放运动工作中。

只身赴包头部署民族运动

王若飞到包头后，住在复成元巷泰安客栈的三号房间，与时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的乌兰夫同志取得了联系，很快提出了开展西部地区四十八旗的工作计划，并逐步在各地建立了工作据点。

为更好地激发蒙古族群众的革命热情，王若飞起草了《告全旗蒙民书》。在当时的绥远，已有一些蒙古族共产党员在进行秘密工作，王若飞对此非常满意，多次过问进展情况，要求他们重视武装斗争，抓住不放，坚持下去，积蓄力量，将来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根据工作计划，王若飞在包头一带展开了广泛的活动。他派人到铁路沿线和大青山下组织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又亲自去五原县一带检查、布置工作。他了解到，1930年前后，绥远地区连续三年遭受大旱，而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变本加厉地增加苛捐杂税，尤其是征收锅厘税（按户锅灶征收），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王若飞抓住这个机会，加速推进这场斗争的步伐，在包头附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锅厘运动，致使反动政府被迫停收锅厘税。

在包头，王若飞经常深入到穷困的农牧民当中，唤醒他们斗争的觉悟，鼓舞大家的斗志，很快，大革命时代盛极一时的农民协会，又重新活跃起来。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王若飞时常召集在包头地区工作的同志和群众骨干，以及部分地下党员，以聚餐的名义开会，大家边吃边谈工作情况，王若飞根据了解到的情况，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一是要组织群众开展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抗日；二是要在绥远地区建立党的群众组织；三是在包头建立一个国际交通总站，负责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方便来往蒙古和苏联学习的同志。

一口吞进党的机密文件

1931年11月21日，王若飞已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有所预感,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启程赶往宁夏,临走前，他继续做着没有做完的工作。这天晚上,一群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突然闯进包头泰安客栈,借口查店,直奔王若飞所住房间进行搜查。

此时,王若飞的身上正带着乌兰夫送给他的工作报告、《告全旗蒙民书》和自己起草的一份工作报告,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和同志们的生命安全,王若飞急中生智,趁敌人不注意,迅速将文件塞进嘴里,拼命往肚里咽。敌人发现王若飞的举动后,用手卡住他的脖子,王若飞忍着疼痛将文件嚼烂,用力往下咽。经过激烈搏斗,王若飞最终将自己起草的工作报告吞了下去,而乌兰夫的工作报告和《告全旗蒙民书》却被敌人从他的嘴里掏了出来。

被敌人带走后，王若飞认为文件已被嚼烂，不会有什么证据，什么也不承认。敌人却说：“我们都查清楚了，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大共产党员，骑着骆驼过草地来到绥远的。”第二天，敌人拿着已被嚼碎的文件审问，王若飞感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决定公开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与敌人进行斗争，觉得这样对宣传共产党政策和唤起人们抗日救国更加有利。

八条枪对准胸膛面不改色

对于抓到王若飞这样的共产党大干部，绥远省包头警察局抱有很大幻想,妄图通过他的口供,把当地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

王若飞被捕的第二天,敌人便迫不及待地对他进行审问，希望得到有价值的情报。王若飞对此不屑一顾,他大义凛然地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奉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来绥远组织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敌人将文件中的名字一个个地提出来,问他们的住址和联系方法,王若飞轻蔑地回答道:“你们只能抓住我一个人,至于想知道我们同志的真实姓名和住址那是妄想!”此后,他对敌人的审问一律拒绝回答。对于王若飞的强硬态度,敌人感到束手无策,只得用死来威胁。

一天夜里,敌人闯进关押王若飞的暗室,用枪口对着他,杀气腾腾地说:“只要你说一个‘招’字,马上就开庭；说一个‘不’字,马上送你回老家!”王若飞毅然答道:“‘招’字早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于是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把王若飞押到野地里,用八条枪对准了他。

王若飞早已准备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此时,他显得非常从容，敌人突然讲话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人生在世,就这样完了?还是考虑一下吧。”王若飞断然回答:“用不着考虑了,开枪吧!”十几分钟过去了,敌人仍然没有开枪。王若飞明白了,敌人是在玩弄伎俩，他立即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这套把戏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带队的敌人见阴谋被识破了,只好垂头丧气地把王若飞又押回去审问。

　　“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共产党员。”

　　“你从哪里来？”

　　“江西瑞金。”

　　“你来塞外干什么？”

　　“专门推翻你们！”

　　“你们的人现在在哪里？”

　　“长城内外，大青山下，蒙古草原，到处都有。”

审讯无果，敌人将笔砚给他，令其写出供词，王若飞则挥笔疾书，阐述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又逐条例举出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状。

在狱中，王若飞每天利用放风机会，躺在院子里晒太阳，把皮肤晒得紫红紫红的。冷水擦身是王若飞锻炼身体的另一种方法。由于狱方百般折磨政治犯，别说洗澡，就连喝的水也不供给，但王若飞平时的言行感动了一位出身贫苦的看守员，他偷偷地给王若飞买了几只大碗，王若飞就用碗盛冷水，每天用毛巾蘸着水擦身，擦到全身发红为止。王若飞自创的第三种锻炼方法是室内体操。王若飞天天坚持伸腿、弯腰、曲臂、跑步、跳跃，每次非要练到浑身出汗才肯罢休。

一个难友问王若飞：“你锻炼身体干啥呢？难道想多坐几年牢吗？”王若飞说：“我锻炼身体，为的是增加革命的本钱。”

20元购得昭君坟附近墓地

1932年春，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赶到归绥探望。在见王若飞前，黄齐生找到傅作义，请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却要黄齐生劝说王若飞，留在绥远干事，只要答应，马上出狱。黄齐生把傅作义的意见转告王若飞，王若飞坚决不答应。黄齐生说：“你这样刚正不阿，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蜕何归？”王若飞答道：“一火了之。”黄齐生说：“苟有幸，其葬于昭君墓侧？”王若飞还给其妻子李培之写了封信，信中说：“别了，我们在红旗下齐聚，又在红旗下分手！”黄齐生用20元在昭君坟附近为王若飞购买了块墓地。

当时，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很赏识王若飞的才华和胆识，曾对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人才都出在共产党内了。”

傅作义请来王若飞进行长谈，表示只要答应出狱后在绥远做事，就可无条件释放。王若飞拒绝了傅作义的条件，反而要求傅作义开展群众运动，实行反蒋抗日。

在狱中，王若飞为争取傅作义同情共产党主张，参加到抗日行列，曾给他写过很多信。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得知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后，写下了《致绥远傅主席书》，他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中日双方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方针、反对日本策略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有一次，王若飞问傅作义：“省政府对面影壁墙上写的《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什么意思？”傅作义答：“这是我的施政纲领，就是我施政要达到的目标。”王若飞听后笑着说：“今天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整个的贪污社会，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光凭你自己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王若飞随后要求傅作义给他几本书阅读，傅作义便送了一套《四书》。王若飞在书上作了万言批注，大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理论，然后又将书还给傅作义，傅作义看了他的批注后，惊叹地说：“他把《易经》讲活了。”

二次将敌法庭变成演讲厅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敌人感到从王若飞嘴里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把他长期关押在包头,很可能会发生问题。于是,他们把王若飞送到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归绥的“第一模范监狱”。

绥远高等法院不久就开庭审讯王若飞，法庭上戒备森严,伪高等法院院长和法官端坐台上。审讯开始,法官问:“你参加共产党后,有什么犯罪活动事实?”王若飞反问道:“我问你,什么叫犯罪?”法官说:“犯罪就是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王若飞抓住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什么民国,你们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群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你们在制定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忠实奴仆!”

王若飞的质问,弄得敌法官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强词夺理地说:“反正你有罪。”王若飞说:“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祸国殃民的‘罪’,是反对你们投敌卖国的‘罪’,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罪’。如果你们是英雄好汉,可以到大庭广众之中,让群众评一评理,是共产党犯罪,还是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敌法官不敢正面回答,只好说:“这里不是和你开辩论会,这是在审问。”王若飞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尊重事实的,我讲的话句句有凭有据,是全国民众所周知的事实,回避事实、不尊重事实的正是你们。”在王若飞的质问面前,敌法官不知所措,只好宣布退庭。

8个月后,敌法庭对王若飞进行了第二次审讯。王若飞早就做好了准备，决定以敌人的法庭为讲坛,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审讯一开始,王若飞便抓住时机,滔滔不绝地发表了演讲:“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肩负着创造历史的光荣使命。它有千万人作为后盾,一个人倒下,无数人奋起,后继者定会一天天增加,直到最后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敌法官几次想打断他的话,都未能奏效,最后十分狼狈地结束了审讯。

最后,绥远高等法院判处王若飞15年徒刑，宣判之后,王若飞用红线在自己的帽子上绣了个“出”字,他对难友说:“敌人判我15年徒刑,老实说,我肯定坐不了15年,因为中国革命用不了15年定会成功。”

组建狱中党组织领导绝食

1936年7月,王若飞被秘密押送到山西省太原的陆军监狱。到陆军监狱以后,王若飞把二十几名政治犯按监房分成4个学习小组,每组五、六个人,全狱又建立一个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由共产党员组成,由他本人亲自负责，实际上是狱中的党组织。王若飞对狱中的同志们说:“凡是能团结的人,都要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能够争取的人而不去争取,就可能被敌人利用。”

在狱中，王若飞领导了一次绝食斗争。他们向监狱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即改善伙食、去掉脚镣、允许阅读书报。敌人以所谓“优待”为名,给王若飞去掉了脚镣,并把他一个人搬进了“优待室”，企图把王若飞和群众隔离开。王若飞明白这是他们的诡计,拒绝接受。狱中党员研究,认为王若飞去“优待室”对开展狱中斗争更为有利,这样他可以自由一些,容易掌握各方面的动态,也便于与外界取得联系。根据同志们的意见,王若飞将计就计搬进了“优待室”。另外,在准备绝食的过程中,同志们决定留他一个人不参加绝食,以便利用“优待”的条件,到普通犯人中间进行工作,取得全狱难友对绝食的支持,并设法与外界联系。

绝食斗争开始后,王若飞到普通犯人中间,了解他们的反映,说明绝食斗争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得到了全狱难友的支持。绝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王若飞对同志们说:“我们革命者只有经常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才能无往而不胜利。”

“一切为人民打算”成遗言

随着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形成,经党中央的积极营救，1937年5月,王若飞终于跨出了国民党的监狱大门，立即投入到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中。

抗日战争期间，王若飞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党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倾注了大量心血。

抗战胜利后，王若飞又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在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1946年4月8日，王若飞要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开展情况，却踏上了一架不归之航班。

王若飞临回延安前，向周恩来同志道别说：一切为人民打算。这也是王若飞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人民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