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朴银山(右一)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6年2月,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卫生行业的先进工作者,我与其他几名内蒙古的同志一起被选送到北京开会。当时,全国林业代表团的代表被安排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居住,每天早6点有专人、专车接往会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国际时事,会议由全国首任林业部部长梁希主持。会议地点经常更换,代表们不许请假、不许上娱乐场所、不许上市场购物,学习紧张,纪律严明,两个多月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1921年,我出生于吉林省延吉一个普通的朝鲜族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东北一家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1年,我响应开发林区的号召奔赴大兴安岭,先后在牙克石、图里河、伊图里河、吉文林业局等地的医院工作。那时,国家刚刚解放,各地严重缺医少药。1954年,我在伊图里河医院工作期间,动员伊图里河医院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起早贪黑进山采药,用毛驴拉磨将药材碾碎,制成丸、膏、散、丹,组织医疗队,向各林场送医送药,深受职工欢迎。那时,林区很多工人患上了营养不良性肝炎,由于缺药缺营养,我加工的云芝膏,使许多肝炎患者转危为安,还为其解除了病根。有一次,我出差在火车上,为一位临产孕妇接生,由于没有备品,我撕开自己的新衬衫包婴儿,并护送母子二人到达目的地。当时,车上碰巧有《工人日报》的记者,他将我挽救临产孕妇生命的事迹登了报。一时间,我的事迹远近闻名。1956年初,我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卫生行业的先进工作者,并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荣幸地见到了毛主席。
从北京参加劳模会回来,更坚定了我开发利用大兴安岭林区中草药资源的决心。我利用业余时间对深山密林、河边空地能生长中草药的地方进行了全面勘查,反反复复地了解中草药的种类、分布、生长环境,对其药用价值、加工方法等进行了无数次尝试,足迹遍布大兴安岭。
1968年,我根据本地气候、土壤情况进行引种实验,先后将40余种野生药材变为园栽品种,并从外地引进了韩国的百合、白桔梗,俄罗斯的黑加仑等30多种中草药,为后来科研所的中草药深加工、油类药材生产、保健酒、保健茶等药物质开发提供了条件。
5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参加劳模会的情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音容笑貌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摘自《内蒙古日报》)2012年9月19日)
朴银山(右一)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6年2月,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卫生行业的先进工作者,我与其他几名内蒙古的同志一起被选送到北京开会。当时,全国林业代表团的代表被安排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居住,每天早6点有专人、专车接往会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国际时事,会议由全国首任林业部部长梁希主持。会议地点经常更换,代表们不许请假、不许上娱乐场所、不许上市场购物,学习紧张,纪律严明,两个多月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1921年,我出生于吉林省延吉一个普通的朝鲜族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东北一家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1年,我响应开发林区的号召奔赴大兴安岭,先后在牙克石、图里河、伊图里河、吉文林业局等地的医院工作。那时,国家刚刚解放,各地严重缺医少药。1954年,我在伊图里河医院工作期间,动员伊图里河医院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起早贪黑进山采药,用毛驴拉磨将药材碾碎,制成丸、膏、散、丹,组织医疗队,向各林场送医送药,深受职工欢迎。那时,林区很多工人患上了营养不良性肝炎,由于缺药缺营养,我加工的云芝膏,使许多肝炎患者转危为安,还为其解除了病根。有一次,我出差在火车上,为一位临产孕妇接生,由于没有备品,我撕开自己的新衬衫包婴儿,并护送母子二人到达目的地。当时,车上碰巧有《工人日报》的记者,他将我挽救临产孕妇生命的事迹登了报。一时间,我的事迹远近闻名。1956年初,我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卫生行业的先进工作者,并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荣幸地见到了毛主席。
从北京参加劳模会回来,更坚定了我开发利用大兴安岭林区中草药资源的决心。我利用业余时间对深山密林、河边空地能生长中草药的地方进行了全面勘查,反反复复地了解中草药的种类、分布、生长环境,对其药用价值、加工方法等进行了无数次尝试,足迹遍布大兴安岭。
1968年,我根据本地气候、土壤情况进行引种实验,先后将40余种野生药材变为园栽品种,并从外地引进了韩国的百合、白桔梗,俄罗斯的黑加仑等30多种中草药,为后来科研所的中草药深加工、油类药材生产、保健酒、保健茶等药物质开发提供了条件。
5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参加劳模会的情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音容笑貌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摘自《内蒙古日报》)2012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