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辽祖州位于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村北,距离辽上京城遗址西南30多公里。石室,当地人称为“石房子”,由7块重达几十吨重的石板组成,是辽祖州遗址内唯一尚存的建筑。由于《辽史》、《契丹国志》等有关辽代历史的史籍中对石室没有记载,因此,石室成为千古之谜,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探索和想象空间,研究者颇多。笔者有幸生于巴林左旗,得以经常“光顾”祖州石室,由生而熟,对石室也产生了兴趣,现不揣深浅,就石室也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目前学界对祖州石室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囚室说。持此说者,主要依据可能是《辽史》中的有关记载。《辽史·世宗本纪》记载,辽世宗于公元947年“秋闰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于横渡,相持数日。用屋质之谋,各罢兵趋上京。既而闻太后、李胡复有异谋,迁于祖州;诛司徒划设及楚补里。”《辽史·列传》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太宗崩,世宗即位于镇阳,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击。李胡败,太后亲率师遇于潢河之横渡。赖耶律屋质谏,罢兵。迁太后于祖州。”“和约既定,趋上京。会有告李胡与太后谋废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以上史料说得是公元947年辽太宗病逝于从中原回军途中,辽世宗耶律阮在军中即位,而开国太后述律平想立三子耶律李胡为皇帝,于是率兵与孙子耶律阮隔潢河(今赤峰市境内西拉沐沦河)而峙争夺皇权,最后在耶律屋质的斡旋下,双方言和,述律平同意孙子耶律阮为皇帝,但回到上京皇都后,述律平又与三子李胡谋废立皇帝,结果事败被囚于祖州。《辽史·景宗本纪》记载公元980年“六月己亥,喜隐复谋反,囚于祖州。”《辽史·喜隐传》记载“复诱群小谋叛,上命械其手足,筑圜土囚祖州。”这两条史料记载的是李胡之子耶律喜隐多次谋反,被景宗耶律贤囚于祖州。石室为囚室说,即认为石室是关押述律平、耶律李胡或耶律喜隐的场所。
2.阿保机尸体权殡之所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契丹皇帝和皇后死后有权殡习俗,认为《辽史·太祖本纪》中辽太祖“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之子城,应是指祖州子城,即石室处。
3.祭祀说。认为石室是迭剌部耶律氏为祭祀祖先所建,主要依据是契丹人为鲜卑人之后裔,而鲜卑人有以石室祭祀祖先的习俗。
4.西楼说。持此说者的主要依据可能是《辽史·地理志》祖州条中有“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的记载,以为石室即为祖州西楼,或以西楼为迭剌、斡鲁朵之音译。
笔者认为,以上四说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尚有商榷的必要。
囚室说的主要依据是《辽史》中有将述律平、耶律李胡、耶律喜隐囚于祖州的明确记载,也就是说,石室是为了囚禁述律平、耶律李胡母子或耶律喜隐所建,从而将石室的建筑时间界定在契丹建国40余年后的公元947年及以后,这首先与祖州的整体建筑布局不符。从《辽史》记载来看,祖州城主要建筑于辽太宗朝,是为了保护和时祭辽太祖陵所建,因此也被称为辽太祖陵奉陵邑,其整体布局最迟也应当在辽太宗朝完成。而石室所在区域,是祖州内城整体布局之一,即西部区域(祖州内城分为西中东三个区域),这一区域应当与其他区域同时规划建筑,辽太宗不可能特意留出这一区域供以后的皇帝们搞建筑。也就是说,石室最迟也应在辽太宗大规模建筑祖州城时就存在,不是辽世宗为了囚禁祖母(947年)、更不是辽景宗为了囚禁耶律喜隐(980年)所建。其次,与当时的契丹国家国情不符。辽世宗即位皇帝时,契丹国家已经建立整整40年(从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的907年算起),监狱、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趋于完备,辽世宗本人又是一个非常推崇汉文化的皇帝,根本没有必要建筑石室这样的囚室来关押祖母或犯人。第三,《契丹国志》及《资治通鉴》均记载,述律平与孙子耶律阮争夺皇权失败后被囚禁于辽太祖墓侧(《契丹国志》)或墓里(《资治通鉴》),这似乎更符合史实。因为,耶律阮打败祖母述律平的同时,还剥夺了她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基础(即将述律平的斡鲁朵没收),述律平根本没有资本再与孙子耶律阮争夺皇权,耶律阮没有必要建筑石室这样的坚固囚室来关押祖母。况且就当时的局势而言,述律平虽然在与孙子耶律阮争夺皇权中失败被囚,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强大,也仍然是契丹诸权贵中的强势家族,耶律阮自然不敢轻易地按照契丹的籍没之法杀掉祖母,或对祖母“太过分”的打压,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建筑石室把祖母囚禁起来,而让祖母为丈夫(即阿保机,耶律阮的祖父)守陵安度晚年,则是囚禁祖母的最好办法(即述律平及其家族都能接受)。90多年后(1034年),辽兴宗耶律宗真(辽世宗之重孙)从母后萧耨斤手里夺回皇权后,也是采取这一办法,把母后囚于辽圣宗(辽世宗之孙,辽兴宗之父)的庆陵,为丈夫(即辽圣宗耶律隆绪)守陵的。至于石室是辽景宗为了囚禁耶律喜隐所建的说法也很勉强,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辽史》中有“筑圜土囚祖州”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圜土”是监狱的形象称谓,即在地下挖一个圆形的深坑,或在地上围起圆形土墙,以监禁罪犯,防止其逃跑。其实,用圜土来囚禁犯人,主要实行于夏、商、周朝代,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后历代就很少用了。辽景宗用古老的办法,在祖州筑圜土囚禁耶律喜隐,用意十分明显,一是让耶律喜隐在祖州向祖先们忏悔赎罪(不再谋反);二是也有羞辱其之意。也就是说,石室与圜土不仅形状不符(即一个是方形,一个圆形),而且也不符合当时契丹国家国情(监狱、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已经完备,没有必要用古老的办法来关押犯人)。
阿保机尸体权殡之所说以契丹国家帝、后死后有权殡习俗为主要依据,进而认为《辽史》关于辽太祖“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中的子城,并非皇都子城,应是祖州子城,即石室处。其实,权殡之俗并非古代有之,我国北方包括汉族在内的一些民族现今仍保留有权殡的习俗。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将逝者权殡一些时日供亲属朋友祭奠或等外地亲人归来;二是逝者的棺材或陵墓没有修建好;三是防止逝者“假死”;四是选择吉日安葬逝者;五是宗教信仰因素等。不论哪种情况,既然是权殡,都是临时的停尸场所,比较简易,即便是非常富贵的人家,也不可能修建永久性的权殡之所。从《辽史》的记载来看,阿保机尸体权殡一年时间,陵墓修好后即被下葬,说明阿保机尸体权殡一年的主要原因是陵墓没有修好。更主要的是,石室作为阿保机尸体权殡之所不太现实。石室由七块重达几十吨的花岗岩石板拼制而成,经考证这些花岗岩石板采于距离祖州城南70余华里的大山中(今巴林左旗后召庙、辽代真寂之寺所在的大山),这对于一千多年前运输和建筑技术尚不发达的契丹人来说,运输这样重的石板并将其组建成石室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恐怕是建不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从阿保机病逝开始建筑石室的话,那么到其下葬的一年时间里,石室恐怕是很难建成的,更不用说用来权殡阿保机的尸体了。
祭祀说以契丹族是东胡鲜卑之后裔,而东胡人有祭山、鲜卑人有以石室祭祀先祖之习俗为依据,认为契丹族也有此习俗。祖州是契丹迭剌部耶律氏家族发源地,祖州石室即为迭剌部人祭祀先祖所建。从史料记载来看,鲜卑人祭祀先祖的石室,多为天然石洞(或岩洞),或“凿石为祖宗之庙”。而祖州附近有很多大山,既有天然洞穴(辽太祖陵所在之山便有一个天然山洞),亦可凿山为穴。也就是说,契丹人完全可以利用天然山洞或在山上凿洞穴来祭祀先祖,没有必要从70余里外的大山中采石,再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运到祖州处建成石室来祭祀先祖。另外,契丹人把木叶山奉为祖山、圣山,加以时祭,而从史料记载来看,木叶山上并无天然洞穴或石室之类的人工建筑,而是“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契丹人祭山祭祖,并非需要石洞或石室之类的建筑。
西楼说一是以《辽史》中有“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后因建城,号祖州”的记载,从而推断石室为西楼,但并没有说明石室的作用;二是认为“西楼”一语是斡鲁朵或“迭剌”的音译(此说否定阿保机四楼的存在),而祖州是迭剌部耶律氏家族的祖居地(即迭剌部的斡鲁朵),因此认为石室就是西楼。很显然,以上两种观点都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
笔者认为,祖州石室很可能是契丹大辽王朝耶律氏皇族直系祖先的陵墓。
1.现今辽河流域分布着众多的石棚(即石室,现已发现100余处),经考古调查研究,辽河流域石棚是三四千年前修建起来的巨石建筑物,是当时统治者的陵墓,即为石棚墓。辽宁旅大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积石墓、石棚、大石盖墓、石棺墓等,经考古研究“积石墓出现较早,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其次是石棚和大石盖墓,它们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主要是青铜时代的墓葬,而石棺墓的时代要晚,它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形制。”“石棚可能是坐落在遗址上”(《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辽河流域石棚墓的发现,说明我国东北古代先民有以石室(即石棚)为陵墓的葬俗,且石棚墓建在遗址旁或遗址内。
大约与辽河流域石棚处于同一时期(即青铜器时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民族,主要分布于以今赤峰市为中心的西辽河上游,从赤峰地区发现的东胡人墓葬来看,东胡人“墓穴以自然石块垒砌,顶部铺盖大石板,是北方同时期中习见的‘石板墓’或‘石棺墓’构筑类型”(《赤峰历史与考古文集》)。也就是说,赤峰市地区的东胡墓与辽河流域的石棚墓、石板墓等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契丹族是东胡族后裔,自然要沿袭东胡族的一些习俗,这其中就包括葬俗。如赤峰市敖汉旗周家地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石椁墓和“覆面”(夏家店上层文化),经考证即为东胡族系葬俗,而契丹人也有石(或木)棺、石椁墓和“覆面”的葬俗,经研究考证,两者有沿袭关系。
2.在赤峰市巴林右旗辽怀陵墓葬区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中都发现有与祖州石室相似的石室。巴林右旗辽怀陵葬有辽太宗和辽穆宗父子,发现石室的墓葬因没有发现墓志等有关文字记载(或笔者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从而没有确定墓主人身份及安葬年代,但经考古研究肯定是辽代墓葬,即契丹建国后的墓葬。因该墓葬位于辽皇陵——怀陵葬区内,因此也有辽史研究者认为是辽穆宗的陪葬墓。可以肯定的是,该墓葬是辽墓,安葬年代或与辽穆宗同时(即其陪葬墓)或后期,是一座辽显贵墓葬(因葬于辽怀陵区域)。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是一处辽墓群,已发现10余座辽墓,其中1号辽墓墓主人是“大少君次子勤德”,死时只有14岁,葬于辽天赞二年(公元923年);2号辽墓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安葬年代比1号辽墓稍晚。1号和2号辽墓均由墓道、门庭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石房(室)等组成。
从巴林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两处三座辽墓中的石室来看,辽代初期有以石室为陵墓的现象或葬俗,而这种石室墓与辽河流域的石棚墓、石板墓及赤峰地区东胡族的“石棺墓”有相似之处,其实质是一种我国古代石板墓或石椁墓、石棚墓的构筑类型。
综合以上两点,祖州石室很有可能也是一座石椁墓或石棚墓。
那么,祖州石室是谁的墓葬呢?笔者认为有可能是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墓葬——辽德陵。
1.关于辽德陵。《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公元934年“葬太皇太后于德陵。”《辽史·后妃传》记载“德祖宣简皇后萧氏,小字严母斤……天显八年崩,附德陵。”太皇太后即宣简皇后萧氏,是辽太祖阿保机的母亲;德陵,即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陵墓,说明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死后建有墓葬,即辽德陵。辽德陵因辽德祖而得名。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辽兴宗耶律宗真按照中原帝王追谥祖先惯例,追谥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因此《辽史》称撒剌的陵墓为辽德陵。
2.关于契丹族土葬时间。除上文已经提到的契丹葬俗与东胡先民葬俗有沿袭关系外,一般认为契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实行的是树葬、火葬,即契丹人死后,将尸体置于树上,三年后收取尸骨焚烧,然后捡拾遗骨埋葬于黑山(因此黑山被契丹人视为灵魂的归处,如中原的泰山、丰都葬于黑山),至阿保机建国后,受中原葬俗(主要是汉唐)影响才实行土葬。
笔者认为,契丹族土葬时间应该向前推至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907年)前后或更早一些时间为宜。因为在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之前,甚或是在阿保机担任迭剌部夷离堇(901年)之前,即阿保机父祖辈时代,中原的一些汉人、佛道教等就开始进入契丹社会。如韩知古六岁时就被俘入契丹,后又作为述律平的陪嫁奴隶来到阿保机家,而阿保机与述律平的结婚时间当在890年(即述律平12岁、阿保机18岁左右)左右或更早(因契丹族有早婚的习俗),说明当时契丹社会已经有汉人生活;根据《辽史》记载,阿保机祖父匀德实将中原的农业种植技术引入契丹,伯父释鲁将中原的纺织、版筑技术引入契丹,父亲撒剌的将中原的冶铁技术引入契丹(祖州石室石板间有铁楔加固的痕迹,说明建筑石室时契丹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石室应建筑于撒剌的在世及以后,即阿保机出生以后)。也就是说,在阿保机出生以前或出生前后,契丹社会已经有中原文化元素,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中原的土葬习俗。
3.关于辽德祖即阿保机父亲撒剌的死亡时间。《辽史》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得到启示。《辽史·本纪》的具体纪年从公元901年开始,而本纪中没有撒剌的死亡的记载,却有其妻萧严母斤(即阿保机母亲)死亡的记载,说明撒剌的应死于901年之前(如果撒剌的死于901年,即阿保机担任迭剌部夷离堇之后,《辽史》中不可能没有记载)。阿保机有兄弟妹6人,其为长子出生于公元872年,从正常生育6个孩子的时间来推算,撒剌的最早也应逝世于890年左右(按平均每三年生育一个孩子来推算)。耶律安端是阿保机最小的弟弟,死于公元952年,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的寿命并不是很长,60岁以为长寿,以安端死时60岁左右来推算,他当生于890年至900年之间。阿鲁科尔沁旗宝山1号辽墓墓主人是“大少君次子勤德”,而在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只有安端被称为大少君,因此宝山1号辽墓墓主人勤德有可能是安端之次子。勤德死于公元923年,时年只有14岁,其为安端次子,安端当时年龄不会太大,应当在30岁左右,与其死亡时60左右岁相符。也就是说,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死于890年至901年间的可能性非常大,时中原的土葬习俗早已传入契丹社会,其死后有可能按照中原丧葬习俗进行了土葬,即立有陵墓。而祖州是阿保机四世先祖的出生地,说明这里是阿保机的祖居地,其父撒剌的死后也必将葬于此处。
综合以上三点,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死后葬于祖州附近,建有陵墓,也就是《辽史》中所提到的辽德陵。
那么,辽德陵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祖州石室便是辽德陵。
首先,根据《辽史》记载,祖州城是辽太祖陵的奉陵邑,是专门为守卫和祭祀辽太祖陵而建,因此,祖州城内的建筑以祭祀为主。结合《辽史》和现今祖州城遗址来看,祖州城略呈不规则的长方形(近似于不规则五角形),坐西北朝东南,由内、外两城组成。内城位于祖州城的北半部分,由东中西三个区域组成。东部区域是辽廷皇帝祭祀完先祖后的小憩之所。中间区域是一个单独城池,南面城墙有一门,共有三个门道,此即《辽史》所载祖州内城南门兴圣门址。由此门入内,沿中轴线配置着三进大殿址,第一大殿址最大,面阔9间,进深4间,此应为“以白金铸太祖像”的二仪殿址,二仪殿与兴圣门间是一广场,两侧(即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长方形配殿,当为陈列“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的黑龙、清秘两殿址;第二大殿略小于第一大殿,两殿中间有回廊相连,此殿当为“奉安祖考御容”的两明殿。西部区域是一个单独封闭区域,只有石室一座建筑物。外城位于祖州城的南半部分,主要是供守卫陵墓、御用工厂及行政管理及服务性机构使用。
从祖州城的规划布局来看,祖州内城中部区域的二仪、两明、清秘、黑龙四殿及西部区域的石室,是祖州城内五处主要祭祀场所。除石室之外,其他四殿《辽史》均有明确记载。
《辽史·地理志》祖州条记载,二仪殿内供奉有“以白金铸太祖像”,说明此殿是祭祀太祖之场所,《辽史》亦称之为太祖庙,辽廷著名汉臣韩德让之父韩匡嗣曾任首任“太祖庙详稳”、“二仪殿将军”(两职实为一回事)。不过,《辽史》中虽然明确记载二仪殿内供奉着太祖阿保机的白金铸像,但此殿中并非只是祭祀阿保机一人的场所,应当还供奉着开国皇后述律平的画像(生前)或塑像(死后),这可以从“二仪殿”的名称窥视一二。
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道教便进入契丹社会,道教称阴阳为二仪,具体到现实中,日为阳,月为阴;天为阳,地为阴;白马为阳,青牛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也就是说,二仪殿之名称主要是取道教的“二仪”之义。而阿保机开国称帝后所上的尊号是天皇帝(亦称天皇王),述律平的尊号是地皇后,由此可以肯定,二仪殿中的“二仪”是取道教中“天、地”之义,是祭祀太祖阿保机(天皇帝)及开国皇后述律平(地皇后)的场所。
关于二仪殿建筑时间,《辽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辽史》有辽太宗天显四年(929年)5月“谒二仪殿,宴群臣”的记载,二仪殿有可能建筑完成于是年或稍早。
清秘和黑龙两殿陈列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且建于二仪殿前面两侧,当是二仪殿的配殿。
《辽史·地理志》祖州条同时记载,两明殿内“奉安祖考御容”,说明此殿是祭祀辽太宗祖父撒剌的之场所。我国古代对父辈祖先的称谓主要是界定在“五服”之内,即以本人为一世,上追四世,称谓分别是高祖(四世祖)、曾祖(三世祖)、祖(祖父)、考(父亲);“祖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祖考”是对去世的所有父辈祖先的称谓,狭义的“祖考”则是对去世的祖父(爷爷)的称谓。因祖州城是辽太宗所建,因此称撒剌的为祖考(即狭义的祖考)。不过,笔者认为,祖州虽为辽太宗所建,但“奉安祖考御容”的两明殿并不一定是辽太宗所建,而应该是辽太祖所建(见下文)。如同二仪殿一样,两明殿也是取道教的“日、月”二仪之义,里面也供奉着两个人的灵位,那就是辽太祖父亲和母亲的灵位。
按照我国古代帝王葬俗,帝王死后在其陵侧建有享殿以供祭祀,由此笔者认为,二仪殿是辽太祖陵的享殿,两明殿是辽德陵的享殿。辽太祖陵位于祖州西侧山谷中,两者相距大约2公里,而辽德陵应当就是祖州内的石室。
其次,石室所在的祖州内城西部区域,是一个独立封闭区域,只有石室一座建筑,只有一门与中间区域(即二仪殿和两明殿所在区域)相通,这样的规划,显然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考虑到运输的方便;二是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祭祀习俗使然。
建筑祖州石室的石板,经专家考证是从距离祖州南70余华里的哈布其山(今巴林左旗后召庙、辽真寂之寺所在大山)中采掘,每块都重达几十吨,这对于一千多年前运输和建筑技术尚不发达的契丹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契丹人是怎么把这么重的石板运到祖州之地的呢?一般来讲,我国古代运输这么重的物体,多采取滚木或沿河或沿路打井取水为冰道的运输方法。笔者曾对哈布其山与祖州之间的地理状况进行过实地考察,觉得采取冰道运输方法,从哈布其山把石板运输到祖州之地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哈布其山中发源一河(采石场即在河源头,现今仍有水),当地人称为哈布其河,此河是沙里河(即辽代沙河、潢水)的一条支流,自哈布其山发源流至沙里河大约50余华里;沙里河与祖州之间辽代时又有液泉河(发源于辽祖陵所在山谷,今已干涸,但河道仍在),此河虽为溯流,但坡降并不是很大,河流长大约20余华里。也就是说,祖州石室石板在哈布其山中采掘成形后,利用河流冰道,由哈布其河运至沙里河,再经沙里河运至液泉河,最后由液泉河运至祖州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从祖州石室所在的位置来看,石室建在祖州城西北角靠近城墙处,而城墙外边就是液泉河,即石室建在液泉河的河岸上,这显然是考虑运输方便。
根据《契丹国志》等史料记载,契丹贵族传统的萨满祭祀仪式是不允许一般人和外族人参与的,“凡受册,积柴升其上,大会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汉人不得预”。《胡峤陷北记》载,辽世宗祭祀辽太宗陵的过程是“兀欲(即辽世宗)入祭,诸部大人惟执祭器者得入,入而门合。明日开门,曰‘抛盏’,礼毕。问其礼,皆秘不肯言。”
由此可知,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然保留着一些契丹族原始的祭祀习俗(即萨满祭祀习俗),如祭祀祖先等仪式一般人不得参与等(辽朝中后期虽然在礼仪方面吸收和融入了一些中原礼仪内容,但终辽一世,萨满祭祀习俗始终存在)。祖州石室(即德陵)位于单独封闭区域,正是因为石室作为阿保机父亲撒剌的之陵墓,只供辽廷皇帝或其子孙祭祀,其他包括辽廷显贵及臣僚“不得预。”或许正是因为只有辽廷皇帝等极少数人才能祭祀祖州石室,其他人“不得预”,加之“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梦溪笔谈》),才造成了《辽史》、《契丹国志》及有关史料中对祖州石室只字未提,从而给石室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第三,从《辽史》记载来看,德陵一名只在太宗本纪和后妃传中各一见(见上引太宗本纪和后妃传资料),没有辽廷诸帝祭祀德陵的记载,这与常理不符。既然撒剌的有陵墓,又被辽廷追谥为德祖,是辽廷诸帝最直近的祖先,辽廷诸帝不可能不对其陵墓加以祭祀,那么《辽史》中为什么没有辽廷诸帝祭祀德陵的记载呢?其中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德陵在祖州内。也就是说,辽廷诸帝到祖州祭祀太祖(庙、陵)和德祖(即德陵)是同时进行的,因此,没有单独祭祀德陵的记载。如果德陵在祖州城内的话,那么石室无疑即为辽德陵。
第四,根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公元934年“葬太皇太后于德陵。前二日,发丧于讏涂殿,上具哀服以送。”也就是说,德陵距离阿保机母亲萧严母斤发丧的地点并不是很远,只有两天的路程。讏涂殿在《辽史》中几见,多出现在辽帝病逝下葬前的权殡之所,说明其并不是一处固定性永久建筑,而是临时搭建的停放尸体之所,相当于现今停放死者尸体的灵棚。萧严母斤病逝于辽天显8年(933年11月),是时辽建国已经26年,皇都也已经建成15年,她病逝于皇都城以外的地方的可能性不大,应病逝于皇都。而皇都城距离祖州30多公里,以当时发丧队伍的行走速度,正好在1天多至2天的路程。
综合以上四点,笔者认为祖州石室即为辽德陵——辽太祖父亲撒剌的之墓。
那么,祖州石室(即辽德陵)又建筑于何时呢?笔者认为建于901年至908年之间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具体时间当在903年,即阿保机担任于越总知军国事之后。
辽德祖撒剌的死时阿保机还没有担任迭剌部首领,顶多也就是官至挞马狘沙里,不过是一个管理数人的小官,亦或是部落首领的卫队长,生活区域也只限于祖州之地,是没有能力为父亲建筑石室这样的巨大陵墓的。阿保机于901年担任迭剌部夷离堇之后,因忙于东征西讨和在联盟中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也是不可能为父亲修建陵墓的。公元903年,阿保机因功被拜为于越总知军国事,权势凌驾于可汗之上,开始考虑取遥辇氏而代之的问题,也开始考虑把契丹的政治中心从潢河(今赤峰市境内西拉沐沦河)与土河(今赤峰市境内老哈河)交汇处的“龙庭”西迁到祖州地域的问题。由于祖州所在地域相对于狼河(今巴林左旗乌力吉沐沦河)与沙河(今巴林左旗沙里河)交汇地域要狭窄的多,因此,阿保机决定走出祖州之地,在狼河与沙河的冲击地带(即辽上京遗址处)建筑政治大本营,其第一个建筑物便是龙眉宫。但阿保机在建筑龙眉宫打造新的政治中心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祖州这个根本之地,于是,在祖州之地为父亲修建了石室这座巨大的陵墓。同时仿效中原皇帝葬俗,在石室旁边又修建了仿中原楼阁式建筑的享殿——两明殿。
由于石室和两明殿的出现,祖州之地及龙眉宫之地(即今辽上京遗址处)当时被泛称为西楼(相对于龙化州而言)。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的第二年(908年),在龙眉宫处修建明王楼后,西楼以祖州之地为主逐渐演变为以龙眉宫和明王楼所在之地(即西楼皇都)为主,祖州之地的性质也由原来阿保机家族驻牧地及阿保机早期政治活动中心变成了其父撒剌的陵园,辽太祖阿保机葬在这里后(927年),这里便成为辽廷诸帝专门祭祀祖先的圣地。
从祖州石室现状(透风露雨)及附近遗存有砖瓦碎片来分析,辽代时的祖州石室并不是孤零零地裸露于地表,而是在一座建筑物之内,这座建筑物或为中原式建筑或为楼阁式建筑(如辽墓中的楼阁式小账),从而使石室具有了辽德陵和耶律氏皇族宗庙的双重职能。
《辽史·太祖本纪》记载辽神册6年(公元921年)“府中数请择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此段文字是关于辽太祖任命六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的记录。根据契丹旧制,南府宰相世由乙室部人担任,诸弟叛乱期间(911年至913年),南宰相府官员及乙室部显贵多牵涉其中而遭祸,南府宰相一职暂由楮特部人兼任。在此后的几年间,楮特部多次请求任用耶律氏皇族人来担任此职。辽太祖认为旧制不能轻易改动,于是先请示宗庙,在得到祖宗的同意后才任命六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辽太祖所请示的宗庙,《辽史》中没有明确记载,应当就是指祖州石室。
关于祖州城的建筑时间,一般认为祖州因祖陵而得名,也就是说,祖州城建筑完成于辽太宗朝,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祖州的建筑却是从辽太祖朝就开始的。
综合有关史料,笔者认为,祖州城的建筑过程是:阿保机担任迭剌部首领(901年)之前,祖州之地是阿保机家族的世居领地,就已经有了众多的庐帐和少量的固定性建筑(因有汉人被俘虏入此地);阿保机担任迭剌部首领(901年)之后,祖州之地是阿保机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人口有所增加,建筑物也有所增多;阿保机担任于越总知军国事(903年)之后,从祖州之地走出,在狼河与沙河交汇地带建筑龙眉宫为新的政治中心,祖州之地主要是作为阿保机父亲撒剌的陵园,由于石室、两明殿等楼阁式建筑物的出现,被称为西楼;阿保机被葬于祖州西侧的山谷(927年)后,辽太宗将祖州之地规划建城,定名为祖州,作为守卫祖陵和祭祀父皇阿保机及祖父撒剌的场所,继而发展成为辽廷诸帝祭祀祖先的圣地。
根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公元932年5月辽太宗“幸祖州,谒太祖陵。”这是祖州一名在《辽史·本纪》中第一次出现,祖州城有可能在是年建筑完成或有了一定的规模。从祖州城东门为“望京门”来看,祖州城在辽太宗朝有一个建筑、扩建、完善的过程。因为,辽太宗是在公元938年将皇都升为上京的,也就是说,皇都升为上京后,祖州城东门才可能取名为“望京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祖州城最迟在辽太宗获取燕云十六州,将皇都升为上京(即938年)时已经定型,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祖州内城东部区域,即辽廷诸帝休息之所,有可能在辽朝中后期有所扩建和修饰)。
辽太宗在规划建筑祖州城时,由于此地已经有了石室和两明殿等建筑,因此,他只能围绕着石室和两明殿来对祖州城进行规划和建筑,即将祖州城规划为内外两城,内城是祭祀区域,建有石室、两明殿、二仪殿、辽帝驻憩场所;外城是守卫陵墓、御用工厂及行政管理及服务性机构。同时,还在城外设置了市肆,安置汉和渤海族等人,以供祖州城生活之用。
综上所述,祖州城主要由辽太祖、辽太宗(为主)两朝建筑完成,就祖州城内祭祀区域和建筑而言,石室所在区域是辽德陵,石室是阿保机父亲、辽德祖撒剌的及其妻子的合葬墓,这一区域只供辽廷皇帝或极少数人祭祀;二仪殿、两明殿所在区域是辽太祖陵、辽德祖陵的庙宇祭祀区域,二仪殿是辽太祖陵的享殿,由辽太宗所建,两明殿是辽德陵的享殿,由辽太祖所建(但两明殿之名或由辽太宗在建筑二仪殿时所取),这一区域是辽廷皇帝、皇后及横帐三父房皇族,即辽德祖撒剌的直系子孙们祭祀辽太祖、辽德祖两先祖之场所,辽祖州具有祭祀辽德祖和辽太祖的双重功能。
(作者: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档案局)
辽祖州位于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村北,距离辽上京城遗址西南30多公里。石室,当地人称为“石房子”,由7块重达几十吨重的石板组成,是辽祖州遗址内唯一尚存的建筑。由于《辽史》、《契丹国志》等有关辽代历史的史籍中对石室没有记载,因此,石室成为千古之谜,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探索和想象空间,研究者颇多。笔者有幸生于巴林左旗,得以经常“光顾”祖州石室,由生而熟,对石室也产生了兴趣,现不揣深浅,就石室也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目前学界对祖州石室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囚室说。持此说者,主要依据可能是《辽史》中的有关记载。《辽史·世宗本纪》记载,辽世宗于公元947年“秋闰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于横渡,相持数日。用屋质之谋,各罢兵趋上京。既而闻太后、李胡复有异谋,迁于祖州;诛司徒划设及楚补里。”《辽史·列传》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太宗崩,世宗即位于镇阳,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击。李胡败,太后亲率师遇于潢河之横渡。赖耶律屋质谏,罢兵。迁太后于祖州。”“和约既定,趋上京。会有告李胡与太后谋废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以上史料说得是公元947年辽太宗病逝于从中原回军途中,辽世宗耶律阮在军中即位,而开国太后述律平想立三子耶律李胡为皇帝,于是率兵与孙子耶律阮隔潢河(今赤峰市境内西拉沐沦河)而峙争夺皇权,最后在耶律屋质的斡旋下,双方言和,述律平同意孙子耶律阮为皇帝,但回到上京皇都后,述律平又与三子李胡谋废立皇帝,结果事败被囚于祖州。《辽史·景宗本纪》记载公元980年“六月己亥,喜隐复谋反,囚于祖州。”《辽史·喜隐传》记载“复诱群小谋叛,上命械其手足,筑圜土囚祖州。”这两条史料记载的是李胡之子耶律喜隐多次谋反,被景宗耶律贤囚于祖州。石室为囚室说,即认为石室是关押述律平、耶律李胡或耶律喜隐的场所。
2.阿保机尸体权殡之所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契丹皇帝和皇后死后有权殡习俗,认为《辽史·太祖本纪》中辽太祖“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之子城,应是指祖州子城,即石室处。
3.祭祀说。认为石室是迭剌部耶律氏为祭祀祖先所建,主要依据是契丹人为鲜卑人之后裔,而鲜卑人有以石室祭祀祖先的习俗。
4.西楼说。持此说者的主要依据可能是《辽史·地理志》祖州条中有“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的记载,以为石室即为祖州西楼,或以西楼为迭剌、斡鲁朵之音译。
笔者认为,以上四说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尚有商榷的必要。
囚室说的主要依据是《辽史》中有将述律平、耶律李胡、耶律喜隐囚于祖州的明确记载,也就是说,石室是为了囚禁述律平、耶律李胡母子或耶律喜隐所建,从而将石室的建筑时间界定在契丹建国40余年后的公元947年及以后,这首先与祖州的整体建筑布局不符。从《辽史》记载来看,祖州城主要建筑于辽太宗朝,是为了保护和时祭辽太祖陵所建,因此也被称为辽太祖陵奉陵邑,其整体布局最迟也应当在辽太宗朝完成。而石室所在区域,是祖州内城整体布局之一,即西部区域(祖州内城分为西中东三个区域),这一区域应当与其他区域同时规划建筑,辽太宗不可能特意留出这一区域供以后的皇帝们搞建筑。也就是说,石室最迟也应在辽太宗大规模建筑祖州城时就存在,不是辽世宗为了囚禁祖母(947年)、更不是辽景宗为了囚禁耶律喜隐(980年)所建。其次,与当时的契丹国家国情不符。辽世宗即位皇帝时,契丹国家已经建立整整40年(从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的907年算起),监狱、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趋于完备,辽世宗本人又是一个非常推崇汉文化的皇帝,根本没有必要建筑石室这样的囚室来关押祖母或犯人。第三,《契丹国志》及《资治通鉴》均记载,述律平与孙子耶律阮争夺皇权失败后被囚禁于辽太祖墓侧(《契丹国志》)或墓里(《资治通鉴》),这似乎更符合史实。因为,耶律阮打败祖母述律平的同时,还剥夺了她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基础(即将述律平的斡鲁朵没收),述律平根本没有资本再与孙子耶律阮争夺皇权,耶律阮没有必要建筑石室这样的坚固囚室来关押祖母。况且就当时的局势而言,述律平虽然在与孙子耶律阮争夺皇权中失败被囚,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强大,也仍然是契丹诸权贵中的强势家族,耶律阮自然不敢轻易地按照契丹的籍没之法杀掉祖母,或对祖母“太过分”的打压,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建筑石室把祖母囚禁起来,而让祖母为丈夫(即阿保机,耶律阮的祖父)守陵安度晚年,则是囚禁祖母的最好办法(即述律平及其家族都能接受)。90多年后(1034年),辽兴宗耶律宗真(辽世宗之重孙)从母后萧耨斤手里夺回皇权后,也是采取这一办法,把母后囚于辽圣宗(辽世宗之孙,辽兴宗之父)的庆陵,为丈夫(即辽圣宗耶律隆绪)守陵的。至于石室是辽景宗为了囚禁耶律喜隐所建的说法也很勉强,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辽史》中有“筑圜土囚祖州”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圜土”是监狱的形象称谓,即在地下挖一个圆形的深坑,或在地上围起圆形土墙,以监禁罪犯,防止其逃跑。其实,用圜土来囚禁犯人,主要实行于夏、商、周朝代,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后历代就很少用了。辽景宗用古老的办法,在祖州筑圜土囚禁耶律喜隐,用意十分明显,一是让耶律喜隐在祖州向祖先们忏悔赎罪(不再谋反);二是也有羞辱其之意。也就是说,石室与圜土不仅形状不符(即一个是方形,一个圆形),而且也不符合当时契丹国家国情(监狱、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已经完备,没有必要用古老的办法来关押犯人)。
阿保机尸体权殡之所说以契丹国家帝、后死后有权殡习俗为主要依据,进而认为《辽史》关于辽太祖“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中的子城,并非皇都子城,应是祖州子城,即石室处。其实,权殡之俗并非古代有之,我国北方包括汉族在内的一些民族现今仍保留有权殡的习俗。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将逝者权殡一些时日供亲属朋友祭奠或等外地亲人归来;二是逝者的棺材或陵墓没有修建好;三是防止逝者“假死”;四是选择吉日安葬逝者;五是宗教信仰因素等。不论哪种情况,既然是权殡,都是临时的停尸场所,比较简易,即便是非常富贵的人家,也不可能修建永久性的权殡之所。从《辽史》的记载来看,阿保机尸体权殡一年时间,陵墓修好后即被下葬,说明阿保机尸体权殡一年的主要原因是陵墓没有修好。更主要的是,石室作为阿保机尸体权殡之所不太现实。石室由七块重达几十吨的花岗岩石板拼制而成,经考证这些花岗岩石板采于距离祖州城南70余华里的大山中(今巴林左旗后召庙、辽代真寂之寺所在的大山),这对于一千多年前运输和建筑技术尚不发达的契丹人来说,运输这样重的石板并将其组建成石室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恐怕是建不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从阿保机病逝开始建筑石室的话,那么到其下葬的一年时间里,石室恐怕是很难建成的,更不用说用来权殡阿保机的尸体了。
祭祀说以契丹族是东胡鲜卑之后裔,而东胡人有祭山、鲜卑人有以石室祭祀先祖之习俗为依据,认为契丹族也有此习俗。祖州是契丹迭剌部耶律氏家族发源地,祖州石室即为迭剌部人祭祀先祖所建。从史料记载来看,鲜卑人祭祀先祖的石室,多为天然石洞(或岩洞),或“凿石为祖宗之庙”。而祖州附近有很多大山,既有天然洞穴(辽太祖陵所在之山便有一个天然山洞),亦可凿山为穴。也就是说,契丹人完全可以利用天然山洞或在山上凿洞穴来祭祀先祖,没有必要从70余里外的大山中采石,再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运到祖州处建成石室来祭祀先祖。另外,契丹人把木叶山奉为祖山、圣山,加以时祭,而从史料记载来看,木叶山上并无天然洞穴或石室之类的人工建筑,而是“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契丹人祭山祭祖,并非需要石洞或石室之类的建筑。
西楼说一是以《辽史》中有“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后因建城,号祖州”的记载,从而推断石室为西楼,但并没有说明石室的作用;二是认为“西楼”一语是斡鲁朵或“迭剌”的音译(此说否定阿保机四楼的存在),而祖州是迭剌部耶律氏家族的祖居地(即迭剌部的斡鲁朵),因此认为石室就是西楼。很显然,以上两种观点都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
笔者认为,祖州石室很可能是契丹大辽王朝耶律氏皇族直系祖先的陵墓。
1.现今辽河流域分布着众多的石棚(即石室,现已发现100余处),经考古调查研究,辽河流域石棚是三四千年前修建起来的巨石建筑物,是当时统治者的陵墓,即为石棚墓。辽宁旅大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积石墓、石棚、大石盖墓、石棺墓等,经考古研究“积石墓出现较早,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其次是石棚和大石盖墓,它们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主要是青铜时代的墓葬,而石棺墓的时代要晚,它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形制。”“石棚可能是坐落在遗址上”(《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辽河流域石棚墓的发现,说明我国东北古代先民有以石室(即石棚)为陵墓的葬俗,且石棚墓建在遗址旁或遗址内。
大约与辽河流域石棚处于同一时期(即青铜器时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民族,主要分布于以今赤峰市为中心的西辽河上游,从赤峰地区发现的东胡人墓葬来看,东胡人“墓穴以自然石块垒砌,顶部铺盖大石板,是北方同时期中习见的‘石板墓’或‘石棺墓’构筑类型”(《赤峰历史与考古文集》)。也就是说,赤峰市地区的东胡墓与辽河流域的石棚墓、石板墓等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契丹族是东胡族后裔,自然要沿袭东胡族的一些习俗,这其中就包括葬俗。如赤峰市敖汉旗周家地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石椁墓和“覆面”(夏家店上层文化),经考证即为东胡族系葬俗,而契丹人也有石(或木)棺、石椁墓和“覆面”的葬俗,经研究考证,两者有沿袭关系。
2.在赤峰市巴林右旗辽怀陵墓葬区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中都发现有与祖州石室相似的石室。巴林右旗辽怀陵葬有辽太宗和辽穆宗父子,发现石室的墓葬因没有发现墓志等有关文字记载(或笔者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从而没有确定墓主人身份及安葬年代,但经考古研究肯定是辽代墓葬,即契丹建国后的墓葬。因该墓葬位于辽皇陵——怀陵葬区内,因此也有辽史研究者认为是辽穆宗的陪葬墓。可以肯定的是,该墓葬是辽墓,安葬年代或与辽穆宗同时(即其陪葬墓)或后期,是一座辽显贵墓葬(因葬于辽怀陵区域)。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是一处辽墓群,已发现10余座辽墓,其中1号辽墓墓主人是“大少君次子勤德”,死时只有14岁,葬于辽天赞二年(公元923年);2号辽墓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安葬年代比1号辽墓稍晚。1号和2号辽墓均由墓道、门庭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石房(室)等组成。
从巴林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两处三座辽墓中的石室来看,辽代初期有以石室为陵墓的现象或葬俗,而这种石室墓与辽河流域的石棚墓、石板墓及赤峰地区东胡族的“石棺墓”有相似之处,其实质是一种我国古代石板墓或石椁墓、石棚墓的构筑类型。
综合以上两点,祖州石室很有可能也是一座石椁墓或石棚墓。
那么,祖州石室是谁的墓葬呢?笔者认为有可能是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墓葬——辽德陵。
1.关于辽德陵。《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公元934年“葬太皇太后于德陵。”《辽史·后妃传》记载“德祖宣简皇后萧氏,小字严母斤……天显八年崩,附德陵。”太皇太后即宣简皇后萧氏,是辽太祖阿保机的母亲;德陵,即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陵墓,说明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死后建有墓葬,即辽德陵。辽德陵因辽德祖而得名。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辽兴宗耶律宗真按照中原帝王追谥祖先惯例,追谥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因此《辽史》称撒剌的陵墓为辽德陵。
2.关于契丹族土葬时间。除上文已经提到的契丹葬俗与东胡先民葬俗有沿袭关系外,一般认为契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实行的是树葬、火葬,即契丹人死后,将尸体置于树上,三年后收取尸骨焚烧,然后捡拾遗骨埋葬于黑山(因此黑山被契丹人视为灵魂的归处,如中原的泰山、丰都葬于黑山),至阿保机建国后,受中原葬俗(主要是汉唐)影响才实行土葬。
笔者认为,契丹族土葬时间应该向前推至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907年)前后或更早一些时间为宜。因为在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之前,甚或是在阿保机担任迭剌部夷离堇(901年)之前,即阿保机父祖辈时代,中原的一些汉人、佛道教等就开始进入契丹社会。如韩知古六岁时就被俘入契丹,后又作为述律平的陪嫁奴隶来到阿保机家,而阿保机与述律平的结婚时间当在890年(即述律平12岁、阿保机18岁左右)左右或更早(因契丹族有早婚的习俗),说明当时契丹社会已经有汉人生活;根据《辽史》记载,阿保机祖父匀德实将中原的农业种植技术引入契丹,伯父释鲁将中原的纺织、版筑技术引入契丹,父亲撒剌的将中原的冶铁技术引入契丹(祖州石室石板间有铁楔加固的痕迹,说明建筑石室时契丹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石室应建筑于撒剌的在世及以后,即阿保机出生以后)。也就是说,在阿保机出生以前或出生前后,契丹社会已经有中原文化元素,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中原的土葬习俗。
3.关于辽德祖即阿保机父亲撒剌的死亡时间。《辽史》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得到启示。《辽史·本纪》的具体纪年从公元901年开始,而本纪中没有撒剌的死亡的记载,却有其妻萧严母斤(即阿保机母亲)死亡的记载,说明撒剌的应死于901年之前(如果撒剌的死于901年,即阿保机担任迭剌部夷离堇之后,《辽史》中不可能没有记载)。阿保机有兄弟妹6人,其为长子出生于公元872年,从正常生育6个孩子的时间来推算,撒剌的最早也应逝世于890年左右(按平均每三年生育一个孩子来推算)。耶律安端是阿保机最小的弟弟,死于公元952年,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的寿命并不是很长,60岁以为长寿,以安端死时60岁左右来推算,他当生于890年至900年之间。阿鲁科尔沁旗宝山1号辽墓墓主人是“大少君次子勤德”,而在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只有安端被称为大少君,因此宝山1号辽墓墓主人勤德有可能是安端之次子。勤德死于公元923年,时年只有14岁,其为安端次子,安端当时年龄不会太大,应当在30岁左右,与其死亡时60左右岁相符。也就是说,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死于890年至901年间的可能性非常大,时中原的土葬习俗早已传入契丹社会,其死后有可能按照中原丧葬习俗进行了土葬,即立有陵墓。而祖州是阿保机四世先祖的出生地,说明这里是阿保机的祖居地,其父撒剌的死后也必将葬于此处。
综合以上三点,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死后葬于祖州附近,建有陵墓,也就是《辽史》中所提到的辽德陵。
那么,辽德陵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祖州石室便是辽德陵。
首先,根据《辽史》记载,祖州城是辽太祖陵的奉陵邑,是专门为守卫和祭祀辽太祖陵而建,因此,祖州城内的建筑以祭祀为主。结合《辽史》和现今祖州城遗址来看,祖州城略呈不规则的长方形(近似于不规则五角形),坐西北朝东南,由内、外两城组成。内城位于祖州城的北半部分,由东中西三个区域组成。东部区域是辽廷皇帝祭祀完先祖后的小憩之所。中间区域是一个单独城池,南面城墙有一门,共有三个门道,此即《辽史》所载祖州内城南门兴圣门址。由此门入内,沿中轴线配置着三进大殿址,第一大殿址最大,面阔9间,进深4间,此应为“以白金铸太祖像”的二仪殿址,二仪殿与兴圣门间是一广场,两侧(即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长方形配殿,当为陈列“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的黑龙、清秘两殿址;第二大殿略小于第一大殿,两殿中间有回廊相连,此殿当为“奉安祖考御容”的两明殿。西部区域是一个单独封闭区域,只有石室一座建筑物。外城位于祖州城的南半部分,主要是供守卫陵墓、御用工厂及行政管理及服务性机构使用。
从祖州城的规划布局来看,祖州内城中部区域的二仪、两明、清秘、黑龙四殿及西部区域的石室,是祖州城内五处主要祭祀场所。除石室之外,其他四殿《辽史》均有明确记载。
《辽史·地理志》祖州条记载,二仪殿内供奉有“以白金铸太祖像”,说明此殿是祭祀太祖之场所,《辽史》亦称之为太祖庙,辽廷著名汉臣韩德让之父韩匡嗣曾任首任“太祖庙详稳”、“二仪殿将军”(两职实为一回事)。不过,《辽史》中虽然明确记载二仪殿内供奉着太祖阿保机的白金铸像,但此殿中并非只是祭祀阿保机一人的场所,应当还供奉着开国皇后述律平的画像(生前)或塑像(死后),这可以从“二仪殿”的名称窥视一二。
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道教便进入契丹社会,道教称阴阳为二仪,具体到现实中,日为阳,月为阴;天为阳,地为阴;白马为阳,青牛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也就是说,二仪殿之名称主要是取道教的“二仪”之义。而阿保机开国称帝后所上的尊号是天皇帝(亦称天皇王),述律平的尊号是地皇后,由此可以肯定,二仪殿中的“二仪”是取道教中“天、地”之义,是祭祀太祖阿保机(天皇帝)及开国皇后述律平(地皇后)的场所。
关于二仪殿建筑时间,《辽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辽史》有辽太宗天显四年(929年)5月“谒二仪殿,宴群臣”的记载,二仪殿有可能建筑完成于是年或稍早。
清秘和黑龙两殿陈列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且建于二仪殿前面两侧,当是二仪殿的配殿。
《辽史·地理志》祖州条同时记载,两明殿内“奉安祖考御容”,说明此殿是祭祀辽太宗祖父撒剌的之场所。我国古代对父辈祖先的称谓主要是界定在“五服”之内,即以本人为一世,上追四世,称谓分别是高祖(四世祖)、曾祖(三世祖)、祖(祖父)、考(父亲);“祖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祖考”是对去世的所有父辈祖先的称谓,狭义的“祖考”则是对去世的祖父(爷爷)的称谓。因祖州城是辽太宗所建,因此称撒剌的为祖考(即狭义的祖考)。不过,笔者认为,祖州虽为辽太宗所建,但“奉安祖考御容”的两明殿并不一定是辽太宗所建,而应该是辽太祖所建(见下文)。如同二仪殿一样,两明殿也是取道教的“日、月”二仪之义,里面也供奉着两个人的灵位,那就是辽太祖父亲和母亲的灵位。
按照我国古代帝王葬俗,帝王死后在其陵侧建有享殿以供祭祀,由此笔者认为,二仪殿是辽太祖陵的享殿,两明殿是辽德陵的享殿。辽太祖陵位于祖州西侧山谷中,两者相距大约2公里,而辽德陵应当就是祖州内的石室。
其次,石室所在的祖州内城西部区域,是一个独立封闭区域,只有石室一座建筑,只有一门与中间区域(即二仪殿和两明殿所在区域)相通,这样的规划,显然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考虑到运输的方便;二是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祭祀习俗使然。
建筑祖州石室的石板,经专家考证是从距离祖州南70余华里的哈布其山(今巴林左旗后召庙、辽真寂之寺所在大山)中采掘,每块都重达几十吨,这对于一千多年前运输和建筑技术尚不发达的契丹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契丹人是怎么把这么重的石板运到祖州之地的呢?一般来讲,我国古代运输这么重的物体,多采取滚木或沿河或沿路打井取水为冰道的运输方法。笔者曾对哈布其山与祖州之间的地理状况进行过实地考察,觉得采取冰道运输方法,从哈布其山把石板运输到祖州之地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哈布其山中发源一河(采石场即在河源头,现今仍有水),当地人称为哈布其河,此河是沙里河(即辽代沙河、潢水)的一条支流,自哈布其山发源流至沙里河大约50余华里;沙里河与祖州之间辽代时又有液泉河(发源于辽祖陵所在山谷,今已干涸,但河道仍在),此河虽为溯流,但坡降并不是很大,河流长大约20余华里。也就是说,祖州石室石板在哈布其山中采掘成形后,利用河流冰道,由哈布其河运至沙里河,再经沙里河运至液泉河,最后由液泉河运至祖州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从祖州石室所在的位置来看,石室建在祖州城西北角靠近城墙处,而城墙外边就是液泉河,即石室建在液泉河的河岸上,这显然是考虑运输方便。
根据《契丹国志》等史料记载,契丹贵族传统的萨满祭祀仪式是不允许一般人和外族人参与的,“凡受册,积柴升其上,大会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汉人不得预”。《胡峤陷北记》载,辽世宗祭祀辽太宗陵的过程是“兀欲(即辽世宗)入祭,诸部大人惟执祭器者得入,入而门合。明日开门,曰‘抛盏’,礼毕。问其礼,皆秘不肯言。”
由此可知,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然保留着一些契丹族原始的祭祀习俗(即萨满祭祀习俗),如祭祀祖先等仪式一般人不得参与等(辽朝中后期虽然在礼仪方面吸收和融入了一些中原礼仪内容,但终辽一世,萨满祭祀习俗始终存在)。祖州石室(即德陵)位于单独封闭区域,正是因为石室作为阿保机父亲撒剌的之陵墓,只供辽廷皇帝或其子孙祭祀,其他包括辽廷显贵及臣僚“不得预。”或许正是因为只有辽廷皇帝等极少数人才能祭祀祖州石室,其他人“不得预”,加之“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梦溪笔谈》),才造成了《辽史》、《契丹国志》及有关史料中对祖州石室只字未提,从而给石室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第三,从《辽史》记载来看,德陵一名只在太宗本纪和后妃传中各一见(见上引太宗本纪和后妃传资料),没有辽廷诸帝祭祀德陵的记载,这与常理不符。既然撒剌的有陵墓,又被辽廷追谥为德祖,是辽廷诸帝最直近的祖先,辽廷诸帝不可能不对其陵墓加以祭祀,那么《辽史》中为什么没有辽廷诸帝祭祀德陵的记载呢?其中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德陵在祖州内。也就是说,辽廷诸帝到祖州祭祀太祖(庙、陵)和德祖(即德陵)是同时进行的,因此,没有单独祭祀德陵的记载。如果德陵在祖州城内的话,那么石室无疑即为辽德陵。
第四,根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公元934年“葬太皇太后于德陵。前二日,发丧于讏涂殿,上具哀服以送。”也就是说,德陵距离阿保机母亲萧严母斤发丧的地点并不是很远,只有两天的路程。讏涂殿在《辽史》中几见,多出现在辽帝病逝下葬前的权殡之所,说明其并不是一处固定性永久建筑,而是临时搭建的停放尸体之所,相当于现今停放死者尸体的灵棚。萧严母斤病逝于辽天显8年(933年11月),是时辽建国已经26年,皇都也已经建成15年,她病逝于皇都城以外的地方的可能性不大,应病逝于皇都。而皇都城距离祖州30多公里,以当时发丧队伍的行走速度,正好在1天多至2天的路程。
综合以上四点,笔者认为祖州石室即为辽德陵——辽太祖父亲撒剌的之墓。
那么,祖州石室(即辽德陵)又建筑于何时呢?笔者认为建于901年至908年之间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具体时间当在903年,即阿保机担任于越总知军国事之后。
辽德祖撒剌的死时阿保机还没有担任迭剌部首领,顶多也就是官至挞马狘沙里,不过是一个管理数人的小官,亦或是部落首领的卫队长,生活区域也只限于祖州之地,是没有能力为父亲建筑石室这样的巨大陵墓的。阿保机于901年担任迭剌部夷离堇之后,因忙于东征西讨和在联盟中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也是不可能为父亲修建陵墓的。公元903年,阿保机因功被拜为于越总知军国事,权势凌驾于可汗之上,开始考虑取遥辇氏而代之的问题,也开始考虑把契丹的政治中心从潢河(今赤峰市境内西拉沐沦河)与土河(今赤峰市境内老哈河)交汇处的“龙庭”西迁到祖州地域的问题。由于祖州所在地域相对于狼河(今巴林左旗乌力吉沐沦河)与沙河(今巴林左旗沙里河)交汇地域要狭窄的多,因此,阿保机决定走出祖州之地,在狼河与沙河的冲击地带(即辽上京遗址处)建筑政治大本营,其第一个建筑物便是龙眉宫。但阿保机在建筑龙眉宫打造新的政治中心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祖州这个根本之地,于是,在祖州之地为父亲修建了石室这座巨大的陵墓。同时仿效中原皇帝葬俗,在石室旁边又修建了仿中原楼阁式建筑的享殿——两明殿。
由于石室和两明殿的出现,祖州之地及龙眉宫之地(即今辽上京遗址处)当时被泛称为西楼(相对于龙化州而言)。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的第二年(908年),在龙眉宫处修建明王楼后,西楼以祖州之地为主逐渐演变为以龙眉宫和明王楼所在之地(即西楼皇都)为主,祖州之地的性质也由原来阿保机家族驻牧地及阿保机早期政治活动中心变成了其父撒剌的陵园,辽太祖阿保机葬在这里后(927年),这里便成为辽廷诸帝专门祭祀祖先的圣地。
从祖州石室现状(透风露雨)及附近遗存有砖瓦碎片来分析,辽代时的祖州石室并不是孤零零地裸露于地表,而是在一座建筑物之内,这座建筑物或为中原式建筑或为楼阁式建筑(如辽墓中的楼阁式小账),从而使石室具有了辽德陵和耶律氏皇族宗庙的双重职能。
《辽史·太祖本纪》记载辽神册6年(公元921年)“府中数请择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此段文字是关于辽太祖任命六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的记录。根据契丹旧制,南府宰相世由乙室部人担任,诸弟叛乱期间(911年至913年),南宰相府官员及乙室部显贵多牵涉其中而遭祸,南府宰相一职暂由楮特部人兼任。在此后的几年间,楮特部多次请求任用耶律氏皇族人来担任此职。辽太祖认为旧制不能轻易改动,于是先请示宗庙,在得到祖宗的同意后才任命六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辽太祖所请示的宗庙,《辽史》中没有明确记载,应当就是指祖州石室。
关于祖州城的建筑时间,一般认为祖州因祖陵而得名,也就是说,祖州城建筑完成于辽太宗朝,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祖州的建筑却是从辽太祖朝就开始的。
综合有关史料,笔者认为,祖州城的建筑过程是:阿保机担任迭剌部首领(901年)之前,祖州之地是阿保机家族的世居领地,就已经有了众多的庐帐和少量的固定性建筑(因有汉人被俘虏入此地);阿保机担任迭剌部首领(901年)之后,祖州之地是阿保机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人口有所增加,建筑物也有所增多;阿保机担任于越总知军国事(903年)之后,从祖州之地走出,在狼河与沙河交汇地带建筑龙眉宫为新的政治中心,祖州之地主要是作为阿保机父亲撒剌的陵园,由于石室、两明殿等楼阁式建筑物的出现,被称为西楼;阿保机被葬于祖州西侧的山谷(927年)后,辽太宗将祖州之地规划建城,定名为祖州,作为守卫祖陵和祭祀父皇阿保机及祖父撒剌的场所,继而发展成为辽廷诸帝祭祀祖先的圣地。
根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公元932年5月辽太宗“幸祖州,谒太祖陵。”这是祖州一名在《辽史·本纪》中第一次出现,祖州城有可能在是年建筑完成或有了一定的规模。从祖州城东门为“望京门”来看,祖州城在辽太宗朝有一个建筑、扩建、完善的过程。因为,辽太宗是在公元938年将皇都升为上京的,也就是说,皇都升为上京后,祖州城东门才可能取名为“望京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祖州城最迟在辽太宗获取燕云十六州,将皇都升为上京(即938年)时已经定型,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祖州内城东部区域,即辽廷诸帝休息之所,有可能在辽朝中后期有所扩建和修饰)。
辽太宗在规划建筑祖州城时,由于此地已经有了石室和两明殿等建筑,因此,他只能围绕着石室和两明殿来对祖州城进行规划和建筑,即将祖州城规划为内外两城,内城是祭祀区域,建有石室、两明殿、二仪殿、辽帝驻憩场所;外城是守卫陵墓、御用工厂及行政管理及服务性机构。同时,还在城外设置了市肆,安置汉和渤海族等人,以供祖州城生活之用。
综上所述,祖州城主要由辽太祖、辽太宗(为主)两朝建筑完成,就祖州城内祭祀区域和建筑而言,石室所在区域是辽德陵,石室是阿保机父亲、辽德祖撒剌的及其妻子的合葬墓,这一区域只供辽廷皇帝或极少数人祭祀;二仪殿、两明殿所在区域是辽太祖陵、辽德祖陵的庙宇祭祀区域,二仪殿是辽太祖陵的享殿,由辽太宗所建,两明殿是辽德陵的享殿,由辽太祖所建(但两明殿之名或由辽太宗在建筑二仪殿时所取),这一区域是辽廷皇帝、皇后及横帐三父房皇族,即辽德祖撒剌的直系子孙们祭祀辽太祖、辽德祖两先祖之场所,辽祖州具有祭祀辽德祖和辽太祖的双重功能。
(作者: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