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明末清初以来的山西民众“走西口”活动，是包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山西移民的大量涌入，彻底地改变了包头的历史面貌，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而且也为包头方言的最终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走西口”不仅使包头与山西具有一种永久的渊源关系，同时也使包头方言深刻地打上了山西方言的烙印。侯精一先生之所以在《晋语的分区》(《方言》1986年第4期)一文中，把包头方言划入晋语，就是看到了包头方言与山西方言在诸多方面的共同点。但由于在包头地区定居的山西移民，来自山西省的各个地区，所以它的方言又不完全等同于山西方言，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在继承和发展了山西方言的基础上，在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后，融会贯通，最终形成的具有“西口”特色的新方言。研究和总结包头方言的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中的“走西口”因素，能够非常深入地了解山西移民对包头方言形成的重大影响以及包头方言发展演变的轨迹。

一、包头方言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

与山西方言内部存在着较大差异一样，包头方言也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所不同的是，山西方言的差异反映在区域上，是以市县、地区为界的，而包头方言的差异区域却要小得多。如在土默特右旗，黄河沿岸与沿山区之间，一个村与另一个村之间，都存在着语音与词汇的差异。

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其祖先来自山西的不同地区。

主要从清朝初年开始的山西移民“走西口”活动，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间断过。山西移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塞外，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为了互相帮助和易于交流，通常是以同乡的形式聚居的。而随后“走西口”来的移民，也多是投亲奔友。这样逐渐形成的村落，其居民往往就纯是山西某地的移民，所操方言，也自然是那个地方的方言。一个村与一个村的居民构成不同，其方言有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土默特右旗历史上形成的移民村落中，就有许多类似的同乡村，如榆次营子、五台营子、寿阳营子、祁县营子、繁峙营子、定襄营子等。仅从其村名，就可以推知其最早的居民构成，山西老家方言对他们所操语言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融合，最初形成各自村落时那种较大的语言差异现在已经不是非常明显，但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目前在包头方言中还是存在一些较大的差异。

如土默特右旗沿山区美岱召镇一带居民，韵母ɑnɡ，发音为e，韵母为iɑnɡ、uɑnɡ的字也相应发生变音。如厂，发音为扯；上，发音为社；仗，发音为这；壮，发音为坐；创，发音为错；爽，发音为锁等等，与其他地区方言发音明显不同。对此类语音现象感到好笑的其他村落人，还专门编了一段话取笑他们：“从南上来一群狼，尾巴丈二长，当啷一枪，打住一只羊。”

又如土默特右旗苏卜盖乡东老丈营村村民，其祖上多来自山西忻州地区，所操语言有明显的忻州方言特点，除韵母为ɑnɡ、uɑnɡ的字，与上述地区相同外，韵母为iɑnɡ的字，则发音为ie。如羊，发音为爷；想，发音为写；讲，发音为解；抢，发音为且，等等。这与包头其他地区的方言又有明显的差异。

除此之外，在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许多地方也还存在有细微的区别。

二、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语和语音现象

包头方言是以山西方言为母体而脱胎发展形成的，它不仅从早期的山西方言中继承了众多的古代汉语词语和语音现象，同时，由于山川阻隔和开发较晚，对这些古语词或古音现象的保留甚至还要超过现在的山西方言。

首先，在语音方面，包头方言有如下特点。

1、保留了入声音调。古代的入声字，在包头方言中绝大多数还读入声。具有入声音调是包头方言被划入晋语的主要考量指标。

2、保留了上古读音现象。“古无舌上音”，是清人钱大昕研究上古汉语所得出的结论，其是否绝对正确这里姑且不论，但古代舌上音读作舌头音的语音现象，在包头方言里却有确凿的反映。如天每日逐，发音为天每日毒；升火，发音为凳火；悉知尽明，发音为悉底尽明；赶不及也发音为赶不迭，等等皆是。此外，鞋发音为嗨，下发音为哈(去声)等，也是古代的读音现象。

3、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分音词现象。

宋洪迈《容斋三笔》曰：“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史书中。如以篷为勃笼，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预，角为仡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旁为步郎，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包头方言与山西方言一样，继承了这种“切脚语”现象，而且又发展出了大批的分音词。如称杆为圪榄，巷为黑浪，棒为不浪，拌为不烂，滚为骨拢，环为忽栾，圈为窟联等都是。与山西方言不同的是，包头方言中的分音词，并不仅仅是以单纯联绵词的形式存在，而是有多种形态。它可以组成多字格俗语，如丢跤跌骨拢、骨拢泡蛋、拨脚不烂手、钻头觅旮旯、脚踢手不拉、棍枪圪榄等。此外，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构词形式。如圪溜料欠，其中包含了圪溜和圪料两个分音词，奇妙之处在于只用了一个圪字。又如脱启论胯，脱论本是褪的分音词，这里居然分开修饰启和胯，用法极其独特。 

其次，在词汇方面，包头方言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l、古语单字的大量保留。如包头方言中，称推为揎、抬为舁、盖为苫、喊为吼、也为亦、满为溢、旁边为畔、依仗为傍、擦拭为搌等；又如瓯、钵、缀、粜、滗、嗾、拙等，具有古汉语语义的单字在日常话语中触目皆是。

2、古语词的频繁使用。在包头方言中，许多频繁使用的词都可以在古代典籍里找到依据。如谓人举止轻佻曰佻达，见于唐罗邺《蒋子文传》：“嗜酒好色，佻达无度。”；叫不识字的人为白丁或瞎白丁，见于《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称星星为星宿(音秀)，见于《列子·天瑞》：“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又见之于《颜氏家训·归心》：“天地初开，便有星宿。”等等。而宋元以来文献中所习见的词语，在包头方言中更是举不胜举。

3、杂以文言虚词。方言中使用文言虚词，虽然已没有了频繁的之乎者也，但仍然有少量的残存。如何其苦、未之谅、无其数、  以当无然、十之八九等。其中的然、之、其，就都是文言虚词。此外如不外乎、不惧乎、不虑乎、不惮乎、不离乎等，乎字的这种用法在文言中也极为少见，很可能是受文言的影响而变异产生的。

此外，包头方言还保存了许多不为普通话所继承的古代成语。这些成语表达能力都很强，在历史上曾经常使用，现在已逐步为人们所忘却。而方言却给予了大量的保留。如碍口识羞、远路风尘、散诞逍遥、守孤恋寡、手迟脚慢、四马攒蹄、抿耳攒蹄、同年仿岁、愁容苦相、信马由缰、铜钟亮瓦、一马平川、防贼避鬼、坊邻左右、惜情护面、知脾合性、三回九转、灯笼火把、少调失教、尸山血海、一惊一乍、掏心挖髓等等。

三、吸收了大量蒙古语词

蒙古语词被吸收进入汉语，大约在宋代即已开始，尤其是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蒙古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原文化，蒙古语词进入汉语者尤为普遍。翻开元明戏曲，不论是道白还是唱词中，蒙古语词的使用屡见不鲜。可以想见，当时日常生活语言中蒙古语词的使用可能更为频繁。包头方言是继承元明清古白话而发展形成的，所以自然也继承了其中所吸收的蒙古语词。如称杀为哈喇、突然为忽喇巴、聊天为倒喇、贼为忽拉盖、走为牙步等皆是。尤其是忽拉盖这个词，在包头方言中具有非常特殊的语法和词汇意义。

忽拉盖被吸收进入汉语是在元代，元明戏曲中多写作虎剌孩、忽剌孩或忽剌海等。如关汉卿《哭存孝》剧一折李存信白：“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剌孩，都是狗养的。”《八大王开诏救忠臣》剧二折白：“我想那杨六儿虎剌孩那等英雄，好没生着我和他交锋，可不是弄我那老性命哩。”又《精忠记》三折白：“我们番将实是乖，爱吃牛肉不持斋。孩子都是马上养，长大都作虎剌孩。”

明人著作《华夷译语》，对蒙古语多有注译，其人物门曰：“贼，虎剌海。”《元史语解》卷二宫卫门也说：“呼拉干齐，捕盗人也。”可见虎剌孩、忽拉孩或呼拉干等，在蒙古语中原义为贼和强盗，但体会上例曲文中的虎剌孩或忽拉孩等，已经用的不是本义，而是一个发展了的辱骂词，其意义可解释成骗子、小蝥贼、老匹夫、大胆狂徒、坏东西等等，与现在包头方言中所用大略相同。

保留在包头方言词汇中的“忽拉盖”，  已经没有了原来蒙古语盗贼的意思，引申义则如上所述，非常之多；在语法上，它还可以省略作忽拉。忽拉与忽拉盖意义完全相同，并且可以与汉语词组成新的“蒙汉合璧”词，如贼忽拉、贼忽拉盖、贼眉忽拉眼等，再省略，则直称为贼盖。正是这些词里所流露出的“贼相”，使我们还得以窥见忽拉盖最初引入汉语时所具有的意义。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蒙语词并不是在“走西口”之后受当地蒙古民族语言影响才进入包头方言的，而是山西移民直接从中原官话中带来的。由于包头蒙汉杂居的自然条件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所以它的使用频率要比其他方言中的蒙古语词更为多一点。

更多的蒙古语词进入包头方言，是在晋人“走西口”之后。走胡地，随胡礼，山西移民要跟世居的蒙古人打交道，垦殖、经商，就必须懂得蒙古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而不断的交流与共同生息，耳濡目染，或多或少的蒙古语词自然也就成了当地汉语方言的一部分。历史上包头方言中蒙汉语词混杂使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二人台”小戏的道白，常常掺杂有蒙语，所谓“风搅雪”，说的就是此类情况。

包头方言吸收蒙古语词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直接利用蒙古语词指称地名。如沙尔沁、阿都赖、毛其来、哈业脑包、乌兰忽洞、鄂尔圪逊等，是纯粹蒙古语词；柳树淖儿、高家脑包、纳令沟，是蒙汉合用词。

2、用蒙古语做人名。如憨叭儿(狗)、毛脑亥(赖狗子)、查汗呼(白小子)、把得儿呼(好汉)等。

3、其他蒙古语借词。此类词语在包头方言中数量很多，有的是常用词，有的只是偶见使用，如打不素(盐)、稳塔(躺下)、五圪胜(死亡)、嘎亥(猪)、耳直更(驴)、嘎啦达(长官，蒙古语达啦嘎的讹音)、召(庙)、淖儿(海子、湖泊)、抹奈(我)、塔奈(他)、讨劳盖(头)、抹了盖(帽子)等。

蒙古语词的大量吸收，不仅丰富了包头方言的词汇量，同时也使包头方言具有了明显不同于山西方言的地方特色，从而确立了其在晋语中的特殊地位。

四、是山西方言的集合体

如上所述，“走西口”进入包头的山西移民，来自山西省的不同地区。不论是垦殖时期“跑青牛犋”的农民，还是包头成为西北皮毛集散重镇后做买做卖的晋商，他们的纷纷而至，使富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山西不同地区方言也随之而来。可以想见那时的包头，物攘人稠，三百六十行，南腔北调，各说各话，一片山西各地方言大会展的景象。而且最初在语言交流中遇到隔阂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之后，为了交际的需要，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舍弃了自己方言中那些过于狭隘的部分，保留和追求通俗与大众化的部分，经过长时期的磨合，最终，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言交际语形成了，它不是山西方言的某一个，而是山西各地方言的融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体。

这种对当时语言实际的推测并不是凭空的妄想，在如今已经定型的包头方言里，我们不管是从词汇还是语音方面，都可以窥见山西各地方言的影子。上文所说的包头方言中存在的内部差异，就是这种现象的具体反映。而且，由于山西与包头的地缘关系和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山西向包头的移民活动直到近现代仍然没有停止过，因此山西方言对包头方言的影响也一直是持续不断的。

山西方言与包头方言的这种特殊关系，为晋语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条件。站在包头方言的角度去考察山西方言，可以不是孤立和片面地切入，而是一种俯瞰式的审视，各种语言现象可以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而立足于山西方言来研究包头方言，则可以窥知其源所自来和演变发展的轨迹，尤其是在方言词语本字的考证上，能够正本清源，释疑解惑，避免妄自猜测的错讹。

总之，是“走西口”的移民活动造就了包头方言，山西移民对包头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风俗民情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而包头方言，则是这种影响的永远胎记。

(作者单位：内蒙古包头市志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