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调查，天德军城(丰州城)东西宽1100米，南北长1200米，建于辽代(公元10世纪)。城中有十字大街将全城划分为4个坊区。分别名为东北坊、东南坊、西南坊和西北坊。闻名于世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约50米，为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即建于城内西北坊的宣教寺。从现存于白塔第一层的金代碑铭(现存6块，原为9块)得知，丰州城内的街道纵横，民户众多，带有行业名称的有牛市巷、麻市巷、染巷、酪巷；用居民姓氏取名的有斐化裕巷、康家巷、张德安、刘大卿、张居柔巷等。这些街巷名称，反映了丰州已是相当繁荣的中等边城。元初，丰州不仅是一处繁荣的城市，而且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早在成吉思汗时期，长春真人邱处机到中亚大雪山谒见成吉思汗后东返，即经过丰州小住，然后返回内地。元初名臣刘秉忠《过丰州》诗云：  “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半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诗句描绘了丰州古城的繁盛。天德军所产的琉璃及瓷器，近20多年间也有许多发现。在天德军所辖的丰州城、云内州城(今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东胜州城(今托克托县大皇城)，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出较大型的琉璃建筑构件。1970年，在丰州古城出土的元代窖藏中，发现6件较大的瓷器，其中的钧窑大香炉为稀世珍品。香炉通体施天青釉，光亮晶莹，气势雄浑，反映了元代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

    关于马可·波罗在丰州城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在其《游记》中未作记述。但是，丰州白塔最高层(第七层)内壁上的两条题记，为人们提供了珍贵的间接证据。经综合考证：白塔第七层共保存有准确元代纪年的题记有20余条，其中马可·波罗1275年农历五月，在丰州考察逗留有关的题记只有一条，年款为“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全文30字。在其旁边，还发现一条用古波斯文写的题记。汉文题记的内容为：“丰州□□住人□字亨见于本州做小令吏勾当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计耳。”这条题记是暂时居住停留在丰州的旅客，在拜见丰州低级官吏之后，登塔游览时所题。丰州白塔为天德名胜，过往人士只要时间和体力允许，大都登塔观览或题名留念。因此，塔内现存辽、金、元、明游人题记近200条，除160余条汉文题记外，还有古波斯、古叙利亚、八思巴、回鹘、蒙古文等题记数十条。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年方21岁，很可能在向导陪伴下，登丰州白塔而题名留念。因此，现存于呼和浩特白塔最高层的汉文“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旅客题名，以及待考的古波斯文题记，可能就是证实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的直接而可靠的证据。因为，从时间和地点看，白塔汉文题记与马可·波罗的行程吻合无误。关于古波斯文，这在当时欧亚大陆上是最为流行的文字，马可·波罗精通古波斯语言和文字之事，早已被学术界考证清楚并且普遍承认。而且，只有用人们通用的文字题名，才会为后来者所知晓。关于丰州城低级官员接见之事，当时正值初夏，蒙古贵族特别是统治丰州的汪古部上层，已尽随忽必烈皇帝赴上都(故址在今锡盟正蓝旗)度夏，城中只留少数官吏看守，故未能与上层贵族相见。根据《游记》考证，马可·波罗一行离开丰州城，又经过13天骑行，终于抵达元上都，其时间约在公元1275年农历五月下旬。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还记述了天德军当时为蒙古大汗的世代姻亲汪古部贵族所统辖的情况。当时汪古部的首领为驸马阔里吉思。他是景教徒(基督教的一支)。但也保护其他宗教。马可·波罗写道：“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然亦有不少偶像教徒及回教徒。”在丰州白塔第四层及其他部位，发现用古叙利亚文书写的榜题10多条，用的是景教的正规文字。在阴山以北汪古部首府敖伦苏木古城中，发现一批景教徒的墓顶石，上面刻写的祷告文，与白塔题记中的古叙利亚文相同，这些发现，从考古资料上证明了马可·波罗记述的准确性。

    在呼和浩特白塔第四层，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张“中统元宝交钞”纸币，发行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这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纸币实物。它证实了马可·波罗对元代纸币发行情况记载的真实性。

    浩浩丰州城，巍巍古白塔，以其丰富的文物珍宝，为马可·波罗作证。尽管《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着一些纰漏和错误，但它的真实性却是不可动摇的。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不断出现，以及人们对马可·波罗行程路线的深入研究，它的光芒将会更加灿烂。

（作者单位：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