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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 (专稿)论河套文化对黄河文化的贡献
  •     编者按:这篇论文以新颖独到的观点,鲜为人知的史实,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跨专业的比较,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大艺术的视角,挖掘和论证了河套文化的四大亮点:匈奴文化的特殊贡献,农牧文化的早期融合,抗战文化的英雄本色,多元文化的艺术奇葩。颇有深度和力度地揭示了黄河文化的多元本质、多样特色和多彩品格,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久弥坚的特殊凝聚力和伟大自豪感。在中国首届河套文化艺术节“河套文化研讨会”上受到专家普遍好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指出:“河套文化是一个大的区域文化体系,包括宁夏、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一带,要克服狭隘的区域文化观念。河套文化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与交融的文化体系。要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文化、历史的角度挖掘整合文化和历史资源,不要单从水利专业和农业专业的角度看河套文化。”(见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档案资料《党中央、自治区领导对河套文化及我市举办河套文化艺术节的总体评价》打印件)笔者理解,这就是要我们以多民族、大一统的大中华的眼光,以大历史、大文化的崭新视角,来看黄河、看阴山、看长城、看草原、看河套儿女、看中华精神。探寻历史规律,领悟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做出应有贡献。

        河套的“河”,特指黄河及其支流。所以河套文化首先是黄河流经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河套的“套”,特指“天下黄河十八湾”中最大的湾,那个黄河中游“几”字围起来的黄河两岸冲积平原。其中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黄土高原是古河套,银川平原至呼和浩特平原等阴山南、黄河北的平原是今河套。没有黄河在阴山前形成的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就没有今河套,也没有“以东为前,以西为后”的前大套和后大套。这个冲积平原就是本文探讨的“河套文化”的孕育之地、诞生之地、传播之地和发扬光大之地。它是黄河文化的最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特殊的厚重和灿烂,揭示了黄河文化多元和多彩的最好例证。

      一、匈奴文化的独特贡献

      过去一讲黄河文化,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汉民族的发祥地。其实这个概念是有待修正和完善的。因为阴山及河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故乡。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卷下所载,汉代五原郡稒阳县西北的头曼城,就是当年匈奴头曼单于的驻牧中心及以他为首的匈奴部落联盟的政治统领中心的所在地。西汉元帝时,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郎中(官号)侯应(人名)就承认:“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即屯聚)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班固《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意即阴山和河套一带是匈奴民族依山(阴山)靠水(黄河)在此生息繁衍、猎牧为生的“苑囿”和“治作弓矢”的军事手工业基地。考古学家们在阴山岩画上发现的牛、马、羊、驼画面和匈奴墓葬中发现的马、牛、羊殉葬遗骨,说明河套地区先民少数民族驯养五畜(牛、马、驼、山羊、绵羊)之早、之优。他们逐水草而居,因牧猎而兴,使这里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俄·彼得洛夫语)。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直到公元13世纪,元代诗人周伯琦还赞扬河套地区“朔方戎马最,趋牧万群肥”。可见这里牧业之盛全国有名。(见《名人眼中的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中国国家地理》卷首语撰稿人单之蔷先生说得深刻:“唐诗宋词对我们的历史观影响很大。‘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就是读这些唐诗宋词长大的,殊不知我们的血管里就流着匈奴的血。由于我国的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中一篇《北狄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的意识和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农耕和游牧融合的。谈起中国的历史时,我们总是用思想鞭挞肉体。”(见单之蔷《理解游牧》,《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5期第14页)唐太宗李世民说:“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资治通鉴·唐纪十三》)何况,匈奴本来就是夏的后裔,司马迁就说过:“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所以,那种丑化匈奴、仇视匈奴的历史观、民族观是要不得的,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今日研究河套文化,一定要更多地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走出匈奴文化的认识误区。

      无论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历史来看,阴山下的匈奴民族对鞍马文化的创造和青铜器艺术的独特贡献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英国散文学家布封先生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东方和西方开始往来,是因为有了马。阴山一带河套地区的匈奴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早征服马的民族之一。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三千八百年前的事情。(见高建群《胡马北风大漠传》,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67页、第13页) 中国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认为,是匈奴族有效地驯养了马,使大规模放牧牲畜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也使依据牛、羊、马、驼的习性和种类分群放牧成为游牧业的一大类型。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和公苏耗发现七座匈奴墓葬,出土的家畜骨骼属于马、牛、羊。其中桃红巴拉1号墓出土马头9具,马衔2件,木质马镳1件,马面饰16件;公苏耗1号墓出土马面饰8件,羊首短剑1件。(“桃红巴拉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一期)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的3座匈奴墓葬中,2号墓出土马头27具,呈三行排列,并出土车饰1件,马面饰19件;3号墓出土马面具8件。(“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巴丹吉林动物岩画中,也发现马占第一位,其次才是羊、驼、牛。其中马的画幅占2/5,羊约占1/5。驯马的成功实践,使分散的匈奴人凝聚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打破了血缘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以地缘为核心的领地、故土和故乡的概念,为游牧国家“百蛮之国”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匈奴人的主体性与马的速度和灵活性完美的结合之后,人马浑为一体,增强了匈奴人的机动性和流动性,从而彻底改变了游牧社会的内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象,使匈奴社会成为文明类型。(勃尔只斤·吉尔格勒著《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匈奴的骑兵强大得很,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兵围困汉高祖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曾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即黑色)马,南方尽骍(即赤黄色)马。北方民族史专家勃尔只斤·吉尔格勒先生在《游牧文明史论》一书中说:“马镫的发明和发现,与农耕民族发明耕犁一样,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的意义。马镫是游牧人生命的起点,马镫解放了游牧人的双手,骑手们无须再用双手紧握马鬃奔驰,骑手变成了骑兵。”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漠北诺颜山匈奴6号墓出土有木马鞍和穿马镫的孔洞,在阴山岩画中已有马镫岩画。(内蒙古博物馆编《走向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匈奴人善骑射,与他们较早使用马鞍和马镫有关。鞍马文化在中原的出现和发展,是汉族学习北方少数民族骑射的产物。没有“胡服骑射”,就没有震惊世界的秦骑兵,也不会有号称“世界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黄雪寅、付宁等《赴香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鞍马文化展”图录文稿》,内蒙古博物馆编《走向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恩格斯把手工业及艺术(包括诗及神话)成果看作是希腊由野蛮转入文明的遗产,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标志。而文明则是“已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一个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及艺术已经产生了的一个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7页)匈奴早在戎狄时代已经完成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分离。那时,已有了金属的加工,有了城邑中心。那种发展的水平在向华夏文化的借鉴下并不较它的邻族落后多少。2005年4月,内蒙古博物馆展出商、周、秦、汉时期珍稀青铜器43件(套),主要是匈奴、东胡的文物。全部是珍品,大部分是国家一级文物。品种有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青铜车马具、青铜饰牌和青铜日常生活用品,由于艺术水平高,观众评价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艺术欣赏”。(海波《珍稀青铜器与你见面》,《内蒙古晨报》2005年4月30日第4版)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的“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一章中说:“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匈奴人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而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赵武灵王(公元前325~299年在位)并且从匈奴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极北部(大同地区),以至于今日为鄂尔多斯的北部(约公元前300年)。为了抵制这些游牧人的进攻,秦国(在陕西)与赵国(在山西)的汉人在加强有效的部队的同时,把他们的重车兵改变为灵活的骑兵;军事上的革命引起汉人服装的全部改变,远古时代的长袍遂于那时从游牧人处学来的骑兵长裤所代替;汉人骑士们而且还从那里借用了羽饰帽、‘三尾服’和在‘战国时代’在艺术上起过很大作用的腰带环子”。他指出:“假使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一大部分,即是说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是与战国(公元前5~3世纪)同时代的,则这同一种艺术还继续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至公元后3世纪初)时代繁荣于原地和外蒙古。……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钮扣,它很明显是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而仿造的。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第九世纪还保存着草原上的古老艺术动物形象的特点”。(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6页)

      历史告诉我们,青铜时代推动了从“邦国农夫”到“草原牧骑”的巨大变革,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杀戮、战争和强权,但从根本上讲,它带给人类更多的是劳动的便捷、审美情趣的提高和生活的富足。这正像青铜本身,它被铸成了铮铮的利剑,同时也被铸成了礼乐的鼎鼐,铸成了开怀畅饮的酒器。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文明到鄂尔多斯文明,青铜时代在草原文化的光荣史册中,永远留下了它独有的凝重和辉煌。据最新考古发现介绍,1994年,在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后旗发现了一处大型古铜矿遗址,其历史可上溯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大量出现的匈奴时代。那里,采矿坑、炼炉、炉渣、石臼以及精选的矿石历历在目,说明两千年前的匈奴,除可加工出精美的青铜制品外,采矿、冶炼、熔铸各生产环节无一或缺,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张阿泉总撰稿《草原文明———汇集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插图解说词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草原文化研究者董恒宇先生说得好:“匈奴文明建立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创造了中国最早的骑士文化,引起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大范围的碰撞,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董恒宇《三大文化交相辉映——草原文明举足轻重》,《北方新报》2004年7月28日第5版)

       二、农牧文化的早期融合

      1.古代农业文化是河套文化形成的重要底色

      河套的灌溉农业不是源于“走西口”的明清两代,而是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自古以来河套地区即为宜耕宜牧之地。秦汉时期党中央王朝在这里实行大规模移民屯垦,很多地方被开发为农业区,从而改变了这里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农业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通过生产方式的农牧互补,先进技术的互相传播,人员的彼此流动,实现了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出巡北边,从上郡回到咸阳后,就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河套以南广大地区,并在阴山之下设九原郡(九原郡治所就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三顶账房古城一带)建四十四县,把原来匈奴的南境,归入秦的有效统治范围。为了对这里进行农业开发,秦始皇曾强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如公元前214年,向榆中(今陕西榆林县附近)大规模移民一次;公元前211年又“徙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临邛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氏,秦始皇徒上郡实之。”这三次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到上郡和九原郡,汉族军民带去了中原进步的生产工具如铁铲、铁犁、铁劈土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代田法”、“耦耕”和沟渠的开凿等,使上郡、九原郡的游牧旧地变成了良田。由于这里的农业灌区得到开发,与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形成南北三大灌区,所以农作物的新品种糜子很快享誉全国。两千年前秦代的百科全书《吕氏春秋》就记载着河套的“阳山之穄”和“玄人之禾”、“不周之粟”一样,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饭之美者”。(见《吕氏春秋集释》中国书店1985年版卷十四《本味》)另据《汉书》等文献记载,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公元前118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今稽凡十二万口;公元前118年、公元前85年又两次移民实边。以上四次军屯和移民,主要是在上郡、西河郡及朔方郡一带。所以,马非百先生在《秦史集》下册中说:对于上郡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开发,“始于数十百年前之秦,而收功于数十百年后之汉”。上郡在西汉前期还是“畜牧为天下饶”,而到两汉之际,即以“饶谷”、“多畜”并称。即由原来的畜牧狩猎区,变成了“可耕可牧”的半农半牧区。当时上郡人口达60多万,比发达的汉中郡还要多。(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驻上郡十余年,汉昭帝“发习战骑士”赴朔方,对开发河套地区都起了很大作用,边防士兵“因田致谷”、“益积蓄”,使内地人民不再远距离运送军粮,从而“省委输之役”。(卢桂兰《秦汉时期对陕北的开发》,《文博》1984年第3期)

        中科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经考察发现,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一带有被流沙部分湮没的汉代朔方郡临戎、窳(音宇)浑和三封三座故城废墟以及数以千计的汉墓,根据这些遗迹以及出土文物再加以历史文献印证,他肯定现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从陶升井到太阳庙一带,在西汉时代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农垦区。当时非但没有关于流沙为害的记录,而且在西汉末年的半个世纪间,其农业的经营还曾达到过相当繁荣的程度。只是由于东汉后期以来的战乱和汉族人口的内迁,这里被迫弃耕,大片田野荒芜,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才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作用,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李并成“我国新兴的沙漠历史地理学”,《人民政协报》1999年11月3日第4版)直到北魏后期,这里的农业仍是比较发达的。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公元494年随北魏成文皇帝到五原地区视察,还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东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临沃县就在巴彦淖尔市和包头市相邻一带,当时这里已有引水灌溉的水田,可想而知农业发达的盛况。因农业在河套一直占有很大比重,所以古往今来公认这里是著名的产粮区。从古代“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白涛主编《美丽包头》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的赞誉,到民谣“黄河两岸都不收,后大套里吃酸粥”的写实,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张贵《包头阴山文化之概述》打印稿第16页)

        “后大套里吃酸粥”的“酸粥”,是糜子发酵后略带酸甜味的河套农区风味食品。糜子也是内蒙古牧区主食之一“炒米”的原料。它洗净去皮焖熟即可食用,是世界最早的“方便米”。糜子古代叫“穄”,是阴山与河套地区的优良品种,种植历史悠久。1975年内蒙古考古专家陆思贤、王龙耿,岩画专家盖山林,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原潮格旗)的汉代石筑古城朝鲁库伦发现了“大量的糜子壳”。(见《盖山林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考古学家魏坚在2005年河套文化研讨会上说,他在河套西汉墓葬品鹗(音肖)壶里发现了糜子实物。与巴彦淖尔市相邻的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乡发现的汉代古印“西河农令”,则证明河套地区因为农业发达而成为中心,汉代已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在鄂尔多斯市沿黄河一带的准格尔旗纳林故城,汉代名叫“美稷县”,即名牌糜子县,说明汉代命名此县前,这里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时候,农牧结合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2.昭君和谐文化给河套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河套地区绝不仅仅只有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金戈铁马的身影,那里也是胡汉和亲王昭君随匈奴单于呼韩邪单于迎亲马队走出秦直道,路经高阙(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石兰计山口),出塞北上的地方。(林幹《试论王昭君艺术的塑造》,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匈奴人拥戴王昭君,不仅在秦直道边的包头麻池一带留下了刻有“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字样的瓦当,而且至今在黄河两岸自发地堆起了怀念王昭君的多座昭君墓,赞扬“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千载草青青”。(元代词人张翥《昭君怨》,见《蜕岩词》卷下)

        所以,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地方。这里的阴山、黄河见识了“血染黄沙往事恨”,也见识了“玉帛交欢兄弟情”。昭君出塞的佳话,在河套民间广为流传,如《信息桥报》“四大美人与食谱”一文说河套的著名小吃“酿皮”即美其名曰“昭君酿皮”;巴彦淖尔市的名胜之一“公主亭”的和亲佳话也说明昭君文化的影响给河套文化注入了鲜明的和解的基因,验证了“万里长城挡不住,蒙汉人民是一家”、“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真谛。

        我们对河套文化的研究,不要仅仅拘泥于二十四史的汉文字记载。因为那只是“汉族为中心、中原为中心”的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外半部历史,写在青青的草原上,是没字的。许多人只知道西安、咸阳是周、秦、汉、唐的首都所在,但很少有人知道西安、咸阳也曾经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首都,而这几个朝代是游牧或者是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建立的。不仅西安,就全国而言,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全部或北部千余年,基本上和农耕民族平分秋色。

        昭君出塞过去被艺术家们描绘成是一件很悲苦、很屈辱的事,实际这是一个亟待澄清的认识误区。不管王昭君自己是否意识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如何重大,“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王昭君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角色。”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道昭君出塞》一文中指出,根据历史记载,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之年,其间整整一百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这种由双方统治阶级发动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不论谁胜谁负,对于两族人民来说,都是灾难。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拒绝和亲一百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昭君不负众望,成了和平使者。她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50年左右没有战争。边疆地区出现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50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小事,而这50年的和平是与昭君出塞有密切关系的。翦伯赞先生1961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通过各族人民之间的共同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主要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又主要是决定于双方力量地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和亲就是改善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律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间的和解呢?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 (《呼和浩特散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现在考证,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与王昭君同时期的诗人焦延寿写诗赞成和亲,他的原诗是:“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受福”。(见《四部备要·子部》易林卷十二第四页)。认为昭君和亲的作用是形成比长城更好的“交和结好”的纽带,乃各族之福。至于1961年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写诗批判班固“和亲无益论”,那更是符合时代走向、人心走向的历史结论:“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呼和浩特市文物事业管理处编《青冢藏墨选》第1页)。昭君出塞,以天下为一家;自愿和亲,使天下为一家。昭君文化现象所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规律,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层原因。

        内蒙古旅游局的负责同志说,昭君文化是内蒙古旅游的一大亮点。要明确昭君文化是农耕和游牧两个民族的交流文化。匈奴族的文化和匈奴人的历史贡献过去反映很少,很不完全,呼和浩特要在昭君文化园里建设匈奴文化博物馆。他们认为认识双重,就是认识多样。换位思考,才能找准民族团结的聚焦之处。如果说,历史是探索“根”,那么,文化就是探索“象”,哲学就是探索“理”,即规律。综合研究除要注重历史事件的考证外,还要非常注意对历史事件、历史主体作出价值的判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昭君文化所代表的和谐文化的研究,就是要从“发现民众真情”、“发现历史真相”到“发现人类规律”,以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眼光,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指汇合东西方的学问)。从苍茫和冷艳中,从热烈和凄楚中,从磨合和扬弃中,从渴盼和祈祷中,彻悟人生,彻悟民族,彻悟历史。从而明白什么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黄土和绿草的双重,高山和大江的双重,丽日和明月的双重。时代的走向就是人心的走向,从关注民族题材到关注民族团结题材;从关注民族人物到关注民族团结的人物;从崇拜“力”的征服到崇拜“和”的力量,绝对是一种进步。

        三、抗战文化的英雄本色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邓小平深入河套、冯玉祥五原誓师,都是河套历史的骄傲。笔者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于红军教授一致认为,一个地区、民族的主流文化,必须和我们国家的兴衰方向一致。中华存,则河套存;河套在,则中华在。只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主流的时候,河套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才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抗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的全民族抗战。如果说重庆是南方抗战文化的中心,那么陕坝(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就是北方抗战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推动和全国爱国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国共两党一致对敌,进而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凝聚起了强大的力量。抗日名将傅作义领导的河套军民爱国御侮打响的长城抗战的悲壮一幕和百灵庙战役、五原战役的彻底胜利,摧毁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33年5月,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时任国民党陆军第59军军长的傅作义将军,激于不当亡国奴的民族义愤,率领黄河儿女在怀柔长城口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以悲壮史诗记录了以367人流血捐躯、484人光荣负伤,阻击了日本侵略军对北平古都的疯狂进攻,用战士的鲜血染红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董其武将军的抗战诗犹在耳畔:“巍巍大青山,浩浩烈士魂;抗日怀壮志,杀敌岂顾身。”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公园至今还矗立着为长城抗战将士建立的纪念碑。著名学者胡适先生1933年撰写的碑文如下:“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是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1936年冬,在傅作义将军的指挥下,广大蒙汉战士击溃了日伪军对绥远东部红格尔图的进犯,胜利地收复了塞上重镇百灵庙,击毙击伤和俘虏敌人共1500余人,促使伪军金宪章等四个师先后投降。(白震“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内蒙古政协》2005年第8期第34页)历史学者阳吉玛先生评述百灵庙战役说:1936年11月的百灵庙战役是绥远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整个抗战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战绩。当时绥远境内外处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又处于国民党控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形势下。肩负绥远省主席重任的傅作义将军,毅然冲破障碍和压力,对来犯绥远之敌伪军进行迎头痛击,收复了失地。这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中国人民遭受侵略五年来第一次收复失地的先例,是五年来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的光辉典范,在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近百年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15日社论赞扬:“绥远抗战之役,不仅取得了中华民族史上光荣地位,且已作为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史亦昭重,万世不磨。”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从陕北特给傅作义将军发来祝捷慰问电,称赞“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之先声”,并派南汉宸携带慰劳款和“为国御侮”的红缎锦旗参加百灵庙祝捷大会,社会名流黄炎培、朱自清等也来绥慰问。宋庆龄赞扬绥远抗战将士“保土卫国,功绩斐然”。(《名人眼中的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到1936年12月底,全国人民捐款逾300万元。各地赴绥慰问团、医疗队近百个。在此之前,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但无一不是以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则是当时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屈辱条约的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就连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傅作义将军的胜利,特别是百灵庙的占领……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有了自信,激发了抗日气氛的更新高潮。” (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华北治安战》(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次绥远事件,以蒙古军到关东军方面的惨败告终,得到了很有深刻意味的结果:即中国抗日意识空前高涨,从而内蒙工作遭到了挫折”。(见《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内蒙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百灵庙战役是敌强我弱、正义必胜的光辉战例。《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1936年12月10日的战地报道《百灵庙战后行》中说:“许多英勇的战士,在这里作成了对国家神圣的牺牲,他们的热血和头颅,在这里换来了民族的胜利。他们的行径,将永远为后世所讴歌,他们的功业,将被全中国子孙所崇敬。这里的战痕已经快湮没,这里的血迹已经变模糊,然而他们拼一身以殉国之精神,将炳耀千古!”(范长江著《塞上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傅作义在部队出发时,曾动员指出:“绥远是西北数省的门户,歼灭进犯之敌,是关系到保卫西北的重大问题。胜则可为抗日奠定基础,国家民族从此可以得救,败则前途不堪设想。”傅作义将军1937年写过一篇题为《用鲜血争取民族复兴》的文章,讲了这次打胜仗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了爱国的“人心”与“精神”。他深刻指出:“我们处于困难严重的今日,要作救亡图存的工作,物质不足为我们主要阻碍,我们要拿‘人心’与‘精神’去战胜一切”;在与敌作战时,“人人不甘心作亡国奴,抱定国可亡而我们决不作亡国奴的决心,这样,战胜敌人我们虽没有把握,但不作亡国奴却人人都有把握,以牺牲的精神去对抗敌人,我们必能胜利。”在百灵庙战役中,蒙汉军民共同参战,父老乡亲密切配合,百姓帮傅军修筑工事,埋设地雷,抬伤员,运子弹,送水送饭,激励抗日士气;蒙旗军民还给傅军引路带道,协助前线部队歼灭敌人。当敌人败退时,当地蒙古族爱国军民又沿途截击敌人,堵截增援百灵庙的伪蒙古军,使妄想一举拿下绥远的日伪军,以惨败而告终。(阳吉玛《百灵庙战役评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65页)

        傅作义将军的五原血战更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教材。1938年冬,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指定其在绥西河套地区设立副司令长官部。傅也由此而脱离阎锡山的晋绥军体系。进驻河套不久,傅就在总结多年来抗战经验和部队经过整顿、精神面貌、物质条件都已改善的情况下,发动了包头、绥西、五原战役,在全国又一次掀起了抗日高潮。(见马寒梅,“傅作义与内蒙古地区的抗战”,《阴山学刊》2005年第4期第15页)笔者查到《绥闻晚报》1947年3月21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忆五原血战———五原战役七周年纪念》。曾经参战的凡夫先生说,1939年冬,为了配合全国冬季攻势,出击包头,我随部队在冰天雪地中,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到达了包头城郊,血战数昼夜,得到了辉煌的战果,达到了牵制敌人的任务。1940年,日寇利用五原兵力空虚之际,占领了五原。3月,五原战役打响。3月21日,傅部开始了对敌的攻势,两天三夜,指战员不曾闭眼,不曾吃喝。“杀声震天,冲锋肉搏,左右前后的弟兄们伤亡了大半,敌人密集的火力,又加上敌机的低空扫射,如雨的子弹都从耳旁边掠过去了,我已忘了死的恐惧……”。1940年3月22日,傅军全歼日蒙伪军,除俘获大批日伪军官兵和武器装备外,还击毙了日本水川伊夫中将。五原大捷肃清了日伪军在河套的势力,巩固了西北屏障,是绥远各族人民全力支持抗战的又一贡献,使日寇进窥我大西北的野心破灭。后人评价“五原战役的胜利,开全国抗战最后胜利之先路,参战部队,以少数对多数,以劣势对优势。五原这一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全面抗战的意义上,发生了决定性的伟大作用。”由于五原战役给予日寇毁灭性的打击,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不敢再向河套地区越雷池一步。(《内蒙古政协》2005年第8期第33页)据统计,自1933年以来,傅作义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推动下,不计牺牲,坚持抗日救国,给日寇沉重打击。十三年中,转战一万八千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二百九十多次,基本上保持了不败的记录,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中坚决抗日的名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傅作义书》高度评价说:“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 (李祥鹤、张颖编著《杭锦后旗奋斗中学爱国主义教育读本》第52页、第63页之援引)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黄河文明历经曲折跌宕仍然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动力,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正是凭着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依靠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熔铸而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河套各族各界才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经受住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巨大牺牲的考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斗志,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全民抗战的活剧,爱国情结贯穿始终!

        四、多元文化的艺术奇葩

        著名民间艺术理论家韩燕如先生有两句话特别深刻:“换了朝代换不了月儿,改了江山改不了曲儿。”热爱家乡是共同的,但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艺术表达。笔者没有想到,在歌颂草原的诗歌中,最有影响的居然是生活在阴山下、河套里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一首北朝民歌。创作于一千多年前的《敕勒歌》,一直被中华各民族公认为是“莽莽而来、自然高古”的“千古绝唱”。(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5页)这首在南朝流传和推崇的民歌是典型的“北曲”,为何被南人欣赏并翻译传唱至今?这是一首典型的少数民族歌谣即“胡曲”,为何被收入《汉乐府》、《古诗源》,你不觉得这里蕴涵着重大的意义和空前的突破吗?过去,北方少数民族被某些汉族史学家称为“异族”、“蕃邦”、“外国”,这首歌作为“中华草原第一歌”之确认和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传播,冲破了民族偏见,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示:北方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少数民族的艺术是中华艺术的瑰宝,应该共有和共享。

        据《隋书·音乐志》载:“至道武皇始二年(公元397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晋书·乐志》又说:“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既然雅乐“不可复知”,晋乐又“不知采用”,所以北朝传唱的,特别是北朝前期,占主要地位的就只有“胡歌”了。郑振铎先生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也提到这段历史事实:“这些胡曲的输入时代,最可靠的还是五胡乱华的那个时期。”南朝歌辞中也明明提到“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既然“虏家儿”、“不解汉儿歌”,胡歌《敕勒歌》怎么能同《汉乐府》拉在一起呢!再说,怎么传到南朝就成了汉语曲辞呢?恐怕这里有一个较长的认知、欣赏和翻译的过程。也有众多译者为此付出过心血,从事了再创造。《乐府广题》一书说道《敕勒歌》的时候这样介绍:“其歌本鲜卑话,易为齐言。”“易”即译。北方有译者,南方更须有译者,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北朝民歌的唯一材料,是通过南人之手保留下来的。因此,北朝民歌之译作,或者大部分是译作,恐怕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据研究古代民族文学的专家董永义、赵俊荣考证,当时同时代的南朝民歌几乎都是整齐的五言,而北歌句式却长短不齐,有三言、有五言、有七言,尤其像《敕勒歌》这样的北朝民歌,几乎纯属“成于信口”的杂言。它没有汉民族重修文彩的痕迹,却表达了完全口语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北朝民歌,传唱、翻译于战火纷飞的北朝,又引起政治上与之对峙近三百年的南朝的翻译和保存,实在是一个奇迹,也足见北朝民歌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见董永义、赵俊荣“北朝民歌琐议”,《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259页)

        笔者之一、在2004年接受内蒙古电视台《音乐部落》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每读一遍《敕勒歌》都有新的体会,总觉得它是以草原人的特殊视角和内心感受,唱出了阴山草原的壮美、宁馨和迷人: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从古到今,多少文人墨客,为草原所倾倒,并留下不少力作。但能写出《敕勒歌》这样作品来的,还不多见。且不说中国古代文学一向就缺乏写草原的佳作,就连写草原闻名的俄罗斯文学,面对“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句,也会拍案叫绝。这绝,就绝在它不但写出了阴山草原的“形”,而且无与伦比地再现了阴山草原的“神”;不但写出了阴山草原的共性,也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阴山草原的个性。同时也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对草原观察的细致入微和对家乡大草原的一往情深。就像北朝民歌的传播不仅限于北朝一样,北朝民歌的意义也不仅限于北朝。因为它不可能是一时一地一族一代之作,它是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共同创造的阴山草原文化融合于中华黄河文化过程中的一个集中反映。历史创造了北朝民歌,北朝民歌也创造了历史。且不说北朝民歌冲破了魏晋以来绮靡文风的形式主义牢笼,也不说因为有了北朝民歌而《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得以同工异曲的继承,就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不同质的文化交感激荡、碰撞融合而产生和形成的新质文化来讲,《敕勒歌》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贡献。它说明用特定语言写就的民族诗篇,已成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面镜子。绵延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的深遂情感必然在民族艺术形式中得到凝聚,找到寄托。任何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和认可,无不是在吸纳、涵容、扬弃前此所有的民族艺术形式上的再创造。民族传统和审美价值在新生的艺术形式中的统一和浓缩,乃是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中国音乐历来有南北之分,一曲《敕勒歌》展现的阴山脚下的北国雄风,只是北曲的代表作之一而已。据文史专家纵横先生考证,它反映的阴山下敕勒川,就包括河套地区的乌拉特草原。“胡风南渐”不仅影响了中原民族的军事制度,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服饰演变。连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感叹:“后世衣服,故未能猝复先世之旧,且得华夷稍有区别。今世之服,大抵皆为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亦。自晋五胡之乱,后来随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北魏。”(乌恩“论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援引)唐朝的繁荣开放,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发展有关,但也离不开北方草原文化对唐朝上层建筑的影响,“胡风很浓”已成为大多数史学家对唐文化的共识。

        经查,元代的曲谱中已有者刺古、阿纳忽、也不罗、古都白等蒙古语的曲牌名。这些曲谱是否为河套蛮汉调(包头地区又叫“漫瀚调”,实都指“蒙汉调”)的前身,当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河套蛮汉调来自于“蒙古曲儿”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明代音乐家徐渭对我国南北曲的优劣作了对比后赞美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赵明湖“北曲风韵娓娓动听”〔下〕《内蒙古日报》2000年5月9日第8版)

        北曲、南曲各有自己的音乐流派。明代文献《万历野荻编》中记载:“北派亦不同(于南派),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这里的云中派,无疑是阴山以南河套地区,今日的蛮汉调正流行于这一地区。据音乐史研究者赵明湖先生考证,当时从宣化、大同等地传入河套的“小曲儿”也曾刮起过一股不大不小的“西北风”,使唐代名曲《山坡羊》一类的细腻描写爱情的曲词大行其道。他认为蒙汉调真正保留了元代蒙汉交融气息的散曲小令。

        我们高兴地看到,河套地区的蒙汉调追随着蒙汉民族的足迹,吮吸着九曲黄河的乳汁,显现了艺术的多样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它失去了文人们的斧凿,却得到了“山汉”们的滋润。它延续了北曲的遗韵,却又找回了失落的入声字,突出了方言的韵味。它的旋律中凝聚着蒙古文化的精灵,它的唱词中蕴含着汉族兄弟的纯情。正如一曲《结亲酒》所唱:

        黄河水绕着河套流,

        它是咱蒙汉人民的结亲酒。

        不用唱蛮汉调千万首,

        谁袅气也不如咱风流。

        在河套地区蒙汉两族居民的友好来往和共娱同乐的活动中,两族的民歌渐渐地相互交流,久而久之,一部分易学易唱、悦耳动听、短小整齐的蒙古族短民歌,便被汉族群众接受,而且还按汉族山曲所惯有的即兴填词办法,填上汉语歌词演唱,这成了蛮汉调的雏型。这种新颖别致的民歌,旋律优美,情绪欢快,节奏明朗,结构短小,句法整齐,上口易记,很快便在蒙汉两族群众中流传开来,成为内蒙古歌海中闪光的一段波涛。包头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野先生在《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产物》一文中说,河套一带蛮汉调的曲调主要来自黄河套内鄂尔多斯高原的蒙古族短调,虽也有一部分源于汉族的山曲儿,但从总体来讲,蛮汉调是蒙古族民间音乐同汉族的民间诗歌的融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风搅雪” 的艺术品,鲜明地显示出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广度与深度。

        笔者注意到,许多原来在蒙古族居民中广泛传唱的短调民歌,如《乌合花》、《东令拉岱》、《达楞朗》、《喇嘛苏》、《阿拉腾达勒》、《沙亥高勒》、《妖精太太》等等,融入新的歌种之后,由于汉语歌词和汉族音乐(主要是山曲儿) 的影响, 自然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或浓缩,或扩展,或在节奏、旋律上有所改变,日久天长,便形成了蛮汉调的独特艺术风格和色彩丰满的表现力。有些牧歌、山歌、渔歌、情歌经过两个民族艺术营养的滋润,变成了感情炽烈、腔调豪放、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的“杨柳新枝”或“胡笳新声”。如草原情歌《扎明扎罕》演变成了一首新渔歌《打鱼划划渡口船》;牧区的诙谐歌《北京喇嘛》演变成了河套农区的爬山调《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蒙古族民歌《扫帚花日》吸收了陕北民歌《拥护解放军》(亦称《打黄羊调》)的因素发展而成流行歌,后来又演变移植成河套地区“二人台”唱腔中的《海莲花》(见赵星、补占奎《风格独具的鄂尔多斯民歌》打印稿第6页);而蒙古族的民间歌曲《达庆老爷》,各族互相欣赏、广泛传唱后竟变成了晋陕蒙黄河儿女争唱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音乐元素巧妙融合了船夫号子的节奏感和汉语歌词的抒情性,形成了既苍茫浑厚又自然流畅,既豪情澎湃又寓意深刻的新境界。(见《瀚海凭栏——郝诚之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河套蛮汉调的歌词中,保留了不少蒙汉两种语言掺在一起的歌词,在中国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清香扑鼻,让人耳目一新,美不胜收。

        如:

        霍尼玛哈巴达古利儿妹子不会做,

        不行玛内黄米干饭将就两天吧。

        贺勒黑勒毛利白呀妹子不会骑,

        不行玛内大耳朵毛驴将就两天吧。

        这支歌叫《将就两天吧》。“霍尼玛哈巴达古利儿”蒙古语,意为“羊肉白面虽然有呀”;“贺勒黑勒毛利白呀”也是蒙语,意为“黑枣骝马虽然有呀”。两个下句中的“玛内”都是蒙古语,意为“我的”。

        又如:

        三十三颗荞麦,依日依松塔日太(九十九道棱);

        再好的妹妹也是,库尼邦日森白(人家的人)。

        芒勒乌怪(马儿不走),拿鞭子打;

        努呼勒依日怪(亲亲不来),捎给个话。

        再如:

        早想和妹妹为朋友,

        就怕你额吉(母亲)下眼瞅。

        一进门来拉住哥哥的手,

        一开口先说一声赛白努(你好)。

        荷勒敦牙布快点走,

        操心脑亥(狗)咬了你的手。……

        专家们说,这种蒙汉双语合璧的蛮汉调歌词,大都流行于蒙汉两族居民对两种语言都懂一些的地区。由于它的别致和新颖,颇为人们喜爱。这种歌词的出现,反映了河套地区蒙汉两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兄弟情谊。《蛮汉调研究》一书的作者、著名民族音乐家赵星先生对笔者说:河套古老文化区是蛮汉调生成和发展极为重要的大文化环境。蒙古族祖上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音乐文化和牧民生活音乐化的生活方式,无时不受到来自山西河曲等地的“山曲儿”、陕北“信天游”以及民间其他歌唱艺术门类的影响和冲击,并在存活的晋西北与陕北地方方言的左右和作用下,使蒙古族传统民歌渐渐地起了“量”与“质”诸方面的变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蒙汉人民从生产活动、生活方式、语言风格到衣食变革、礼仪习俗、旋律调式及审美意识诸方面的交流中逐渐意识到,只有走一条互学互用和互补互益的艺术改革创新之路,才有利于民族团结、共同发展。

        我们认为,河套文化的四大特点是原创性、开放性、多元性、英雄性。千里阴山,八百里河套,大山上刻满祖先的语言,草原上洒满文明的诗篇。赵武灵王走了,但他“胡服骑射”留下的向少数民族学习的精神没走。王昭君不在了,但她和呼韩邪单于“胡汉和亲”共同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长存。抗日的烽火不见了,但百灵庙、五原大捷的欢庆锣鼓还在耳际回荡。草原上万马奔腾的画面依稀了,但临(河)哈(密)铁路的巨龙铁马将载着现代河套的大红喜报,奔驰在新的亚欧大陆桥上。

        河套文化那古老的歌谣没变,动人的旋律没变,爱国的情结没变,团结的传统没变,诚信的本色没变,奋斗的志向没变。阴山的厚重,黄河的浪漫,农耕的精细,游牧的豪放,都将在河套文化的新的艺术长廊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期待着在艺术长河中留下自己的身影;一切伟大的时代,必将以自己不竭的创造活力,为艺术的滔滔长河注入新的活水。面对门前黄河水的日夜奔流,深思阴山后来人的时代重任,我们只能选择创新不已,奋斗不止;前无愧古人,后无愧来者。坚信河套文化的久远、永恒、多彩、斑澜,会使伟大中华的黄河文化更加光照千秋、彪炳万代!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政协经济论坛》执行主编;郝松伟是其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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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稿)论河套文化对黄河文化的贡献
  •     编者按:这篇论文以新颖独到的观点,鲜为人知的史实,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跨专业的比较,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大艺术的视角,挖掘和论证了河套文化的四大亮点:匈奴文化的特殊贡献,农牧文化的早期融合,抗战文化的英雄本色,多元文化的艺术奇葩。颇有深度和力度地揭示了黄河文化的多元本质、多样特色和多彩品格,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久弥坚的特殊凝聚力和伟大自豪感。在中国首届河套文化艺术节“河套文化研讨会”上受到专家普遍好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指出:“河套文化是一个大的区域文化体系,包括宁夏、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一带,要克服狭隘的区域文化观念。河套文化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与交融的文化体系。要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文化、历史的角度挖掘整合文化和历史资源,不要单从水利专业和农业专业的角度看河套文化。”(见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档案资料《党中央、自治区领导对河套文化及我市举办河套文化艺术节的总体评价》打印件)笔者理解,这就是要我们以多民族、大一统的大中华的眼光,以大历史、大文化的崭新视角,来看黄河、看阴山、看长城、看草原、看河套儿女、看中华精神。探寻历史规律,领悟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做出应有贡献。

        河套的“河”,特指黄河及其支流。所以河套文化首先是黄河流经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河套的“套”,特指“天下黄河十八湾”中最大的湾,那个黄河中游“几”字围起来的黄河两岸冲积平原。其中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黄土高原是古河套,银川平原至呼和浩特平原等阴山南、黄河北的平原是今河套。没有黄河在阴山前形成的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就没有今河套,也没有“以东为前,以西为后”的前大套和后大套。这个冲积平原就是本文探讨的“河套文化”的孕育之地、诞生之地、传播之地和发扬光大之地。它是黄河文化的最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特殊的厚重和灿烂,揭示了黄河文化多元和多彩的最好例证。

      一、匈奴文化的独特贡献

      过去一讲黄河文化,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汉民族的发祥地。其实这个概念是有待修正和完善的。因为阴山及河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故乡。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卷下所载,汉代五原郡稒阳县西北的头曼城,就是当年匈奴头曼单于的驻牧中心及以他为首的匈奴部落联盟的政治统领中心的所在地。西汉元帝时,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郎中(官号)侯应(人名)就承认:“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即屯聚)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班固《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意即阴山和河套一带是匈奴民族依山(阴山)靠水(黄河)在此生息繁衍、猎牧为生的“苑囿”和“治作弓矢”的军事手工业基地。考古学家们在阴山岩画上发现的牛、马、羊、驼画面和匈奴墓葬中发现的马、牛、羊殉葬遗骨,说明河套地区先民少数民族驯养五畜(牛、马、驼、山羊、绵羊)之早、之优。他们逐水草而居,因牧猎而兴,使这里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俄·彼得洛夫语)。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直到公元13世纪,元代诗人周伯琦还赞扬河套地区“朔方戎马最,趋牧万群肥”。可见这里牧业之盛全国有名。(见《名人眼中的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中国国家地理》卷首语撰稿人单之蔷先生说得深刻:“唐诗宋词对我们的历史观影响很大。‘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就是读这些唐诗宋词长大的,殊不知我们的血管里就流着匈奴的血。由于我国的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中一篇《北狄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的意识和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农耕和游牧融合的。谈起中国的历史时,我们总是用思想鞭挞肉体。”(见单之蔷《理解游牧》,《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5期第14页)唐太宗李世民说:“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资治通鉴·唐纪十三》)何况,匈奴本来就是夏的后裔,司马迁就说过:“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所以,那种丑化匈奴、仇视匈奴的历史观、民族观是要不得的,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今日研究河套文化,一定要更多地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走出匈奴文化的认识误区。

      无论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历史来看,阴山下的匈奴民族对鞍马文化的创造和青铜器艺术的独特贡献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英国散文学家布封先生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东方和西方开始往来,是因为有了马。阴山一带河套地区的匈奴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早征服马的民族之一。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三千八百年前的事情。(见高建群《胡马北风大漠传》,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67页、第13页) 中国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认为,是匈奴族有效地驯养了马,使大规模放牧牲畜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也使依据牛、羊、马、驼的习性和种类分群放牧成为游牧业的一大类型。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和公苏耗发现七座匈奴墓葬,出土的家畜骨骼属于马、牛、羊。其中桃红巴拉1号墓出土马头9具,马衔2件,木质马镳1件,马面饰16件;公苏耗1号墓出土马面饰8件,羊首短剑1件。(“桃红巴拉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一期)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的3座匈奴墓葬中,2号墓出土马头27具,呈三行排列,并出土车饰1件,马面饰19件;3号墓出土马面具8件。(“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巴丹吉林动物岩画中,也发现马占第一位,其次才是羊、驼、牛。其中马的画幅占2/5,羊约占1/5。驯马的成功实践,使分散的匈奴人凝聚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打破了血缘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以地缘为核心的领地、故土和故乡的概念,为游牧国家“百蛮之国”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匈奴人的主体性与马的速度和灵活性完美的结合之后,人马浑为一体,增强了匈奴人的机动性和流动性,从而彻底改变了游牧社会的内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象,使匈奴社会成为文明类型。(勃尔只斤·吉尔格勒著《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匈奴的骑兵强大得很,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兵围困汉高祖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曾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即黑色)马,南方尽骍(即赤黄色)马。北方民族史专家勃尔只斤·吉尔格勒先生在《游牧文明史论》一书中说:“马镫的发明和发现,与农耕民族发明耕犁一样,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的意义。马镫是游牧人生命的起点,马镫解放了游牧人的双手,骑手们无须再用双手紧握马鬃奔驰,骑手变成了骑兵。”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漠北诺颜山匈奴6号墓出土有木马鞍和穿马镫的孔洞,在阴山岩画中已有马镫岩画。(内蒙古博物馆编《走向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匈奴人善骑射,与他们较早使用马鞍和马镫有关。鞍马文化在中原的出现和发展,是汉族学习北方少数民族骑射的产物。没有“胡服骑射”,就没有震惊世界的秦骑兵,也不会有号称“世界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黄雪寅、付宁等《赴香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鞍马文化展”图录文稿》,内蒙古博物馆编《走向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恩格斯把手工业及艺术(包括诗及神话)成果看作是希腊由野蛮转入文明的遗产,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标志。而文明则是“已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一个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及艺术已经产生了的一个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7页)匈奴早在戎狄时代已经完成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分离。那时,已有了金属的加工,有了城邑中心。那种发展的水平在向华夏文化的借鉴下并不较它的邻族落后多少。2005年4月,内蒙古博物馆展出商、周、秦、汉时期珍稀青铜器43件(套),主要是匈奴、东胡的文物。全部是珍品,大部分是国家一级文物。品种有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青铜车马具、青铜饰牌和青铜日常生活用品,由于艺术水平高,观众评价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艺术欣赏”。(海波《珍稀青铜器与你见面》,《内蒙古晨报》2005年4月30日第4版)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的“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一章中说:“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匈奴人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而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赵武灵王(公元前325~299年在位)并且从匈奴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极北部(大同地区),以至于今日为鄂尔多斯的北部(约公元前300年)。为了抵制这些游牧人的进攻,秦国(在陕西)与赵国(在山西)的汉人在加强有效的部队的同时,把他们的重车兵改变为灵活的骑兵;军事上的革命引起汉人服装的全部改变,远古时代的长袍遂于那时从游牧人处学来的骑兵长裤所代替;汉人骑士们而且还从那里借用了羽饰帽、‘三尾服’和在‘战国时代’在艺术上起过很大作用的腰带环子”。他指出:“假使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一大部分,即是说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是与战国(公元前5~3世纪)同时代的,则这同一种艺术还继续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至公元后3世纪初)时代繁荣于原地和外蒙古。……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钮扣,它很明显是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而仿造的。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第九世纪还保存着草原上的古老艺术动物形象的特点”。(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6页)

      历史告诉我们,青铜时代推动了从“邦国农夫”到“草原牧骑”的巨大变革,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杀戮、战争和强权,但从根本上讲,它带给人类更多的是劳动的便捷、审美情趣的提高和生活的富足。这正像青铜本身,它被铸成了铮铮的利剑,同时也被铸成了礼乐的鼎鼐,铸成了开怀畅饮的酒器。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文明到鄂尔多斯文明,青铜时代在草原文化的光荣史册中,永远留下了它独有的凝重和辉煌。据最新考古发现介绍,1994年,在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后旗发现了一处大型古铜矿遗址,其历史可上溯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大量出现的匈奴时代。那里,采矿坑、炼炉、炉渣、石臼以及精选的矿石历历在目,说明两千年前的匈奴,除可加工出精美的青铜制品外,采矿、冶炼、熔铸各生产环节无一或缺,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张阿泉总撰稿《草原文明———汇集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插图解说词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草原文化研究者董恒宇先生说得好:“匈奴文明建立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创造了中国最早的骑士文化,引起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大范围的碰撞,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董恒宇《三大文化交相辉映——草原文明举足轻重》,《北方新报》2004年7月28日第5版)

       二、农牧文化的早期融合

      1.古代农业文化是河套文化形成的重要底色

      河套的灌溉农业不是源于“走西口”的明清两代,而是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自古以来河套地区即为宜耕宜牧之地。秦汉时期党中央王朝在这里实行大规模移民屯垦,很多地方被开发为农业区,从而改变了这里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农业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通过生产方式的农牧互补,先进技术的互相传播,人员的彼此流动,实现了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出巡北边,从上郡回到咸阳后,就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河套以南广大地区,并在阴山之下设九原郡(九原郡治所就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三顶账房古城一带)建四十四县,把原来匈奴的南境,归入秦的有效统治范围。为了对这里进行农业开发,秦始皇曾强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如公元前214年,向榆中(今陕西榆林县附近)大规模移民一次;公元前211年又“徙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临邛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氏,秦始皇徒上郡实之。”这三次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到上郡和九原郡,汉族军民带去了中原进步的生产工具如铁铲、铁犁、铁劈土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代田法”、“耦耕”和沟渠的开凿等,使上郡、九原郡的游牧旧地变成了良田。由于这里的农业灌区得到开发,与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形成南北三大灌区,所以农作物的新品种糜子很快享誉全国。两千年前秦代的百科全书《吕氏春秋》就记载着河套的“阳山之穄”和“玄人之禾”、“不周之粟”一样,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饭之美者”。(见《吕氏春秋集释》中国书店1985年版卷十四《本味》)另据《汉书》等文献记载,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公元前118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今稽凡十二万口;公元前118年、公元前85年又两次移民实边。以上四次军屯和移民,主要是在上郡、西河郡及朔方郡一带。所以,马非百先生在《秦史集》下册中说:对于上郡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开发,“始于数十百年前之秦,而收功于数十百年后之汉”。上郡在西汉前期还是“畜牧为天下饶”,而到两汉之际,即以“饶谷”、“多畜”并称。即由原来的畜牧狩猎区,变成了“可耕可牧”的半农半牧区。当时上郡人口达60多万,比发达的汉中郡还要多。(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驻上郡十余年,汉昭帝“发习战骑士”赴朔方,对开发河套地区都起了很大作用,边防士兵“因田致谷”、“益积蓄”,使内地人民不再远距离运送军粮,从而“省委输之役”。(卢桂兰《秦汉时期对陕北的开发》,《文博》1984年第3期)

        中科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经考察发现,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一带有被流沙部分湮没的汉代朔方郡临戎、窳(音宇)浑和三封三座故城废墟以及数以千计的汉墓,根据这些遗迹以及出土文物再加以历史文献印证,他肯定现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从陶升井到太阳庙一带,在西汉时代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农垦区。当时非但没有关于流沙为害的记录,而且在西汉末年的半个世纪间,其农业的经营还曾达到过相当繁荣的程度。只是由于东汉后期以来的战乱和汉族人口的内迁,这里被迫弃耕,大片田野荒芜,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才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作用,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李并成“我国新兴的沙漠历史地理学”,《人民政协报》1999年11月3日第4版)直到北魏后期,这里的农业仍是比较发达的。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公元494年随北魏成文皇帝到五原地区视察,还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东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临沃县就在巴彦淖尔市和包头市相邻一带,当时这里已有引水灌溉的水田,可想而知农业发达的盛况。因农业在河套一直占有很大比重,所以古往今来公认这里是著名的产粮区。从古代“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白涛主编《美丽包头》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的赞誉,到民谣“黄河两岸都不收,后大套里吃酸粥”的写实,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张贵《包头阴山文化之概述》打印稿第16页)

        “后大套里吃酸粥”的“酸粥”,是糜子发酵后略带酸甜味的河套农区风味食品。糜子也是内蒙古牧区主食之一“炒米”的原料。它洗净去皮焖熟即可食用,是世界最早的“方便米”。糜子古代叫“穄”,是阴山与河套地区的优良品种,种植历史悠久。1975年内蒙古考古专家陆思贤、王龙耿,岩画专家盖山林,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原潮格旗)的汉代石筑古城朝鲁库伦发现了“大量的糜子壳”。(见《盖山林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考古学家魏坚在2005年河套文化研讨会上说,他在河套西汉墓葬品鹗(音肖)壶里发现了糜子实物。与巴彦淖尔市相邻的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乡发现的汉代古印“西河农令”,则证明河套地区因为农业发达而成为中心,汉代已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在鄂尔多斯市沿黄河一带的准格尔旗纳林故城,汉代名叫“美稷县”,即名牌糜子县,说明汉代命名此县前,这里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时候,农牧结合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2.昭君和谐文化给河套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河套地区绝不仅仅只有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金戈铁马的身影,那里也是胡汉和亲王昭君随匈奴单于呼韩邪单于迎亲马队走出秦直道,路经高阙(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石兰计山口),出塞北上的地方。(林幹《试论王昭君艺术的塑造》,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匈奴人拥戴王昭君,不仅在秦直道边的包头麻池一带留下了刻有“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字样的瓦当,而且至今在黄河两岸自发地堆起了怀念王昭君的多座昭君墓,赞扬“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千载草青青”。(元代词人张翥《昭君怨》,见《蜕岩词》卷下)

        所以,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地方。这里的阴山、黄河见识了“血染黄沙往事恨”,也见识了“玉帛交欢兄弟情”。昭君出塞的佳话,在河套民间广为流传,如《信息桥报》“四大美人与食谱”一文说河套的著名小吃“酿皮”即美其名曰“昭君酿皮”;巴彦淖尔市的名胜之一“公主亭”的和亲佳话也说明昭君文化的影响给河套文化注入了鲜明的和解的基因,验证了“万里长城挡不住,蒙汉人民是一家”、“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真谛。

        我们对河套文化的研究,不要仅仅拘泥于二十四史的汉文字记载。因为那只是“汉族为中心、中原为中心”的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外半部历史,写在青青的草原上,是没字的。许多人只知道西安、咸阳是周、秦、汉、唐的首都所在,但很少有人知道西安、咸阳也曾经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首都,而这几个朝代是游牧或者是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建立的。不仅西安,就全国而言,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全部或北部千余年,基本上和农耕民族平分秋色。

        昭君出塞过去被艺术家们描绘成是一件很悲苦、很屈辱的事,实际这是一个亟待澄清的认识误区。不管王昭君自己是否意识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如何重大,“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王昭君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角色。”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道昭君出塞》一文中指出,根据历史记载,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之年,其间整整一百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这种由双方统治阶级发动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不论谁胜谁负,对于两族人民来说,都是灾难。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拒绝和亲一百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昭君不负众望,成了和平使者。她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50年左右没有战争。边疆地区出现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50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小事,而这50年的和平是与昭君出塞有密切关系的。翦伯赞先生1961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通过各族人民之间的共同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主要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又主要是决定于双方力量地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和亲就是改善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律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间的和解呢?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 (《呼和浩特散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现在考证,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与王昭君同时期的诗人焦延寿写诗赞成和亲,他的原诗是:“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受福”。(见《四部备要·子部》易林卷十二第四页)。认为昭君和亲的作用是形成比长城更好的“交和结好”的纽带,乃各族之福。至于1961年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写诗批判班固“和亲无益论”,那更是符合时代走向、人心走向的历史结论:“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呼和浩特市文物事业管理处编《青冢藏墨选》第1页)。昭君出塞,以天下为一家;自愿和亲,使天下为一家。昭君文化现象所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规律,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层原因。

        内蒙古旅游局的负责同志说,昭君文化是内蒙古旅游的一大亮点。要明确昭君文化是农耕和游牧两个民族的交流文化。匈奴族的文化和匈奴人的历史贡献过去反映很少,很不完全,呼和浩特要在昭君文化园里建设匈奴文化博物馆。他们认为认识双重,就是认识多样。换位思考,才能找准民族团结的聚焦之处。如果说,历史是探索“根”,那么,文化就是探索“象”,哲学就是探索“理”,即规律。综合研究除要注重历史事件的考证外,还要非常注意对历史事件、历史主体作出价值的判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昭君文化所代表的和谐文化的研究,就是要从“发现民众真情”、“发现历史真相”到“发现人类规律”,以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眼光,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指汇合东西方的学问)。从苍茫和冷艳中,从热烈和凄楚中,从磨合和扬弃中,从渴盼和祈祷中,彻悟人生,彻悟民族,彻悟历史。从而明白什么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黄土和绿草的双重,高山和大江的双重,丽日和明月的双重。时代的走向就是人心的走向,从关注民族题材到关注民族团结题材;从关注民族人物到关注民族团结的人物;从崇拜“力”的征服到崇拜“和”的力量,绝对是一种进步。

        三、抗战文化的英雄本色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邓小平深入河套、冯玉祥五原誓师,都是河套历史的骄傲。笔者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于红军教授一致认为,一个地区、民族的主流文化,必须和我们国家的兴衰方向一致。中华存,则河套存;河套在,则中华在。只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主流的时候,河套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才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抗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的全民族抗战。如果说重庆是南方抗战文化的中心,那么陕坝(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就是北方抗战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推动和全国爱国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国共两党一致对敌,进而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凝聚起了强大的力量。抗日名将傅作义领导的河套军民爱国御侮打响的长城抗战的悲壮一幕和百灵庙战役、五原战役的彻底胜利,摧毁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33年5月,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时任国民党陆军第59军军长的傅作义将军,激于不当亡国奴的民族义愤,率领黄河儿女在怀柔长城口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以悲壮史诗记录了以367人流血捐躯、484人光荣负伤,阻击了日本侵略军对北平古都的疯狂进攻,用战士的鲜血染红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董其武将军的抗战诗犹在耳畔:“巍巍大青山,浩浩烈士魂;抗日怀壮志,杀敌岂顾身。”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公园至今还矗立着为长城抗战将士建立的纪念碑。著名学者胡适先生1933年撰写的碑文如下:“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是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1936年冬,在傅作义将军的指挥下,广大蒙汉战士击溃了日伪军对绥远东部红格尔图的进犯,胜利地收复了塞上重镇百灵庙,击毙击伤和俘虏敌人共1500余人,促使伪军金宪章等四个师先后投降。(白震“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内蒙古政协》2005年第8期第34页)历史学者阳吉玛先生评述百灵庙战役说:1936年11月的百灵庙战役是绥远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整个抗战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战绩。当时绥远境内外处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又处于国民党控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形势下。肩负绥远省主席重任的傅作义将军,毅然冲破障碍和压力,对来犯绥远之敌伪军进行迎头痛击,收复了失地。这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中国人民遭受侵略五年来第一次收复失地的先例,是五年来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的光辉典范,在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近百年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15日社论赞扬:“绥远抗战之役,不仅取得了中华民族史上光荣地位,且已作为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史亦昭重,万世不磨。”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从陕北特给傅作义将军发来祝捷慰问电,称赞“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之先声”,并派南汉宸携带慰劳款和“为国御侮”的红缎锦旗参加百灵庙祝捷大会,社会名流黄炎培、朱自清等也来绥慰问。宋庆龄赞扬绥远抗战将士“保土卫国,功绩斐然”。(《名人眼中的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到1936年12月底,全国人民捐款逾300万元。各地赴绥慰问团、医疗队近百个。在此之前,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但无一不是以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则是当时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屈辱条约的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就连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傅作义将军的胜利,特别是百灵庙的占领……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有了自信,激发了抗日气氛的更新高潮。” (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华北治安战》(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次绥远事件,以蒙古军到关东军方面的惨败告终,得到了很有深刻意味的结果:即中国抗日意识空前高涨,从而内蒙工作遭到了挫折”。(见《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内蒙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百灵庙战役是敌强我弱、正义必胜的光辉战例。《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1936年12月10日的战地报道《百灵庙战后行》中说:“许多英勇的战士,在这里作成了对国家神圣的牺牲,他们的热血和头颅,在这里换来了民族的胜利。他们的行径,将永远为后世所讴歌,他们的功业,将被全中国子孙所崇敬。这里的战痕已经快湮没,这里的血迹已经变模糊,然而他们拼一身以殉国之精神,将炳耀千古!”(范长江著《塞上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傅作义在部队出发时,曾动员指出:“绥远是西北数省的门户,歼灭进犯之敌,是关系到保卫西北的重大问题。胜则可为抗日奠定基础,国家民族从此可以得救,败则前途不堪设想。”傅作义将军1937年写过一篇题为《用鲜血争取民族复兴》的文章,讲了这次打胜仗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了爱国的“人心”与“精神”。他深刻指出:“我们处于困难严重的今日,要作救亡图存的工作,物质不足为我们主要阻碍,我们要拿‘人心’与‘精神’去战胜一切”;在与敌作战时,“人人不甘心作亡国奴,抱定国可亡而我们决不作亡国奴的决心,这样,战胜敌人我们虽没有把握,但不作亡国奴却人人都有把握,以牺牲的精神去对抗敌人,我们必能胜利。”在百灵庙战役中,蒙汉军民共同参战,父老乡亲密切配合,百姓帮傅军修筑工事,埋设地雷,抬伤员,运子弹,送水送饭,激励抗日士气;蒙旗军民还给傅军引路带道,协助前线部队歼灭敌人。当敌人败退时,当地蒙古族爱国军民又沿途截击敌人,堵截增援百灵庙的伪蒙古军,使妄想一举拿下绥远的日伪军,以惨败而告终。(阳吉玛《百灵庙战役评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65页)

        傅作义将军的五原血战更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教材。1938年冬,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指定其在绥西河套地区设立副司令长官部。傅也由此而脱离阎锡山的晋绥军体系。进驻河套不久,傅就在总结多年来抗战经验和部队经过整顿、精神面貌、物质条件都已改善的情况下,发动了包头、绥西、五原战役,在全国又一次掀起了抗日高潮。(见马寒梅,“傅作义与内蒙古地区的抗战”,《阴山学刊》2005年第4期第15页)笔者查到《绥闻晚报》1947年3月21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忆五原血战———五原战役七周年纪念》。曾经参战的凡夫先生说,1939年冬,为了配合全国冬季攻势,出击包头,我随部队在冰天雪地中,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到达了包头城郊,血战数昼夜,得到了辉煌的战果,达到了牵制敌人的任务。1940年,日寇利用五原兵力空虚之际,占领了五原。3月,五原战役打响。3月21日,傅部开始了对敌的攻势,两天三夜,指战员不曾闭眼,不曾吃喝。“杀声震天,冲锋肉搏,左右前后的弟兄们伤亡了大半,敌人密集的火力,又加上敌机的低空扫射,如雨的子弹都从耳旁边掠过去了,我已忘了死的恐惧……”。1940年3月22日,傅军全歼日蒙伪军,除俘获大批日伪军官兵和武器装备外,还击毙了日本水川伊夫中将。五原大捷肃清了日伪军在河套的势力,巩固了西北屏障,是绥远各族人民全力支持抗战的又一贡献,使日寇进窥我大西北的野心破灭。后人评价“五原战役的胜利,开全国抗战最后胜利之先路,参战部队,以少数对多数,以劣势对优势。五原这一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全面抗战的意义上,发生了决定性的伟大作用。”由于五原战役给予日寇毁灭性的打击,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不敢再向河套地区越雷池一步。(《内蒙古政协》2005年第8期第33页)据统计,自1933年以来,傅作义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推动下,不计牺牲,坚持抗日救国,给日寇沉重打击。十三年中,转战一万八千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二百九十多次,基本上保持了不败的记录,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中坚决抗日的名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傅作义书》高度评价说:“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 (李祥鹤、张颖编著《杭锦后旗奋斗中学爱国主义教育读本》第52页、第63页之援引)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黄河文明历经曲折跌宕仍然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动力,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正是凭着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依靠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熔铸而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河套各族各界才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经受住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巨大牺牲的考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斗志,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全民抗战的活剧,爱国情结贯穿始终!

        四、多元文化的艺术奇葩

        著名民间艺术理论家韩燕如先生有两句话特别深刻:“换了朝代换不了月儿,改了江山改不了曲儿。”热爱家乡是共同的,但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艺术表达。笔者没有想到,在歌颂草原的诗歌中,最有影响的居然是生活在阴山下、河套里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一首北朝民歌。创作于一千多年前的《敕勒歌》,一直被中华各民族公认为是“莽莽而来、自然高古”的“千古绝唱”。(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5页)这首在南朝流传和推崇的民歌是典型的“北曲”,为何被南人欣赏并翻译传唱至今?这是一首典型的少数民族歌谣即“胡曲”,为何被收入《汉乐府》、《古诗源》,你不觉得这里蕴涵着重大的意义和空前的突破吗?过去,北方少数民族被某些汉族史学家称为“异族”、“蕃邦”、“外国”,这首歌作为“中华草原第一歌”之确认和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传播,冲破了民族偏见,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示:北方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少数民族的艺术是中华艺术的瑰宝,应该共有和共享。

        据《隋书·音乐志》载:“至道武皇始二年(公元397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晋书·乐志》又说:“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既然雅乐“不可复知”,晋乐又“不知采用”,所以北朝传唱的,特别是北朝前期,占主要地位的就只有“胡歌”了。郑振铎先生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也提到这段历史事实:“这些胡曲的输入时代,最可靠的还是五胡乱华的那个时期。”南朝歌辞中也明明提到“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既然“虏家儿”、“不解汉儿歌”,胡歌《敕勒歌》怎么能同《汉乐府》拉在一起呢!再说,怎么传到南朝就成了汉语曲辞呢?恐怕这里有一个较长的认知、欣赏和翻译的过程。也有众多译者为此付出过心血,从事了再创造。《乐府广题》一书说道《敕勒歌》的时候这样介绍:“其歌本鲜卑话,易为齐言。”“易”即译。北方有译者,南方更须有译者,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北朝民歌的唯一材料,是通过南人之手保留下来的。因此,北朝民歌之译作,或者大部分是译作,恐怕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据研究古代民族文学的专家董永义、赵俊荣考证,当时同时代的南朝民歌几乎都是整齐的五言,而北歌句式却长短不齐,有三言、有五言、有七言,尤其像《敕勒歌》这样的北朝民歌,几乎纯属“成于信口”的杂言。它没有汉民族重修文彩的痕迹,却表达了完全口语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北朝民歌,传唱、翻译于战火纷飞的北朝,又引起政治上与之对峙近三百年的南朝的翻译和保存,实在是一个奇迹,也足见北朝民歌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见董永义、赵俊荣“北朝民歌琐议”,《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259页)

        笔者之一、在2004年接受内蒙古电视台《音乐部落》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每读一遍《敕勒歌》都有新的体会,总觉得它是以草原人的特殊视角和内心感受,唱出了阴山草原的壮美、宁馨和迷人: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从古到今,多少文人墨客,为草原所倾倒,并留下不少力作。但能写出《敕勒歌》这样作品来的,还不多见。且不说中国古代文学一向就缺乏写草原的佳作,就连写草原闻名的俄罗斯文学,面对“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句,也会拍案叫绝。这绝,就绝在它不但写出了阴山草原的“形”,而且无与伦比地再现了阴山草原的“神”;不但写出了阴山草原的共性,也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阴山草原的个性。同时也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对草原观察的细致入微和对家乡大草原的一往情深。就像北朝民歌的传播不仅限于北朝一样,北朝民歌的意义也不仅限于北朝。因为它不可能是一时一地一族一代之作,它是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共同创造的阴山草原文化融合于中华黄河文化过程中的一个集中反映。历史创造了北朝民歌,北朝民歌也创造了历史。且不说北朝民歌冲破了魏晋以来绮靡文风的形式主义牢笼,也不说因为有了北朝民歌而《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得以同工异曲的继承,就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不同质的文化交感激荡、碰撞融合而产生和形成的新质文化来讲,《敕勒歌》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贡献。它说明用特定语言写就的民族诗篇,已成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面镜子。绵延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的深遂情感必然在民族艺术形式中得到凝聚,找到寄托。任何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和认可,无不是在吸纳、涵容、扬弃前此所有的民族艺术形式上的再创造。民族传统和审美价值在新生的艺术形式中的统一和浓缩,乃是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中国音乐历来有南北之分,一曲《敕勒歌》展现的阴山脚下的北国雄风,只是北曲的代表作之一而已。据文史专家纵横先生考证,它反映的阴山下敕勒川,就包括河套地区的乌拉特草原。“胡风南渐”不仅影响了中原民族的军事制度,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服饰演变。连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感叹:“后世衣服,故未能猝复先世之旧,且得华夷稍有区别。今世之服,大抵皆为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亦。自晋五胡之乱,后来随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北魏。”(乌恩“论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援引)唐朝的繁荣开放,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发展有关,但也离不开北方草原文化对唐朝上层建筑的影响,“胡风很浓”已成为大多数史学家对唐文化的共识。

        经查,元代的曲谱中已有者刺古、阿纳忽、也不罗、古都白等蒙古语的曲牌名。这些曲谱是否为河套蛮汉调(包头地区又叫“漫瀚调”,实都指“蒙汉调”)的前身,当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河套蛮汉调来自于“蒙古曲儿”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明代音乐家徐渭对我国南北曲的优劣作了对比后赞美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赵明湖“北曲风韵娓娓动听”〔下〕《内蒙古日报》2000年5月9日第8版)

        北曲、南曲各有自己的音乐流派。明代文献《万历野荻编》中记载:“北派亦不同(于南派),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这里的云中派,无疑是阴山以南河套地区,今日的蛮汉调正流行于这一地区。据音乐史研究者赵明湖先生考证,当时从宣化、大同等地传入河套的“小曲儿”也曾刮起过一股不大不小的“西北风”,使唐代名曲《山坡羊》一类的细腻描写爱情的曲词大行其道。他认为蒙汉调真正保留了元代蒙汉交融气息的散曲小令。

        我们高兴地看到,河套地区的蒙汉调追随着蒙汉民族的足迹,吮吸着九曲黄河的乳汁,显现了艺术的多样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它失去了文人们的斧凿,却得到了“山汉”们的滋润。它延续了北曲的遗韵,却又找回了失落的入声字,突出了方言的韵味。它的旋律中凝聚着蒙古文化的精灵,它的唱词中蕴含着汉族兄弟的纯情。正如一曲《结亲酒》所唱:

        黄河水绕着河套流,

        它是咱蒙汉人民的结亲酒。

        不用唱蛮汉调千万首,

        谁袅气也不如咱风流。

        在河套地区蒙汉两族居民的友好来往和共娱同乐的活动中,两族的民歌渐渐地相互交流,久而久之,一部分易学易唱、悦耳动听、短小整齐的蒙古族短民歌,便被汉族群众接受,而且还按汉族山曲所惯有的即兴填词办法,填上汉语歌词演唱,这成了蛮汉调的雏型。这种新颖别致的民歌,旋律优美,情绪欢快,节奏明朗,结构短小,句法整齐,上口易记,很快便在蒙汉两族群众中流传开来,成为内蒙古歌海中闪光的一段波涛。包头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野先生在《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产物》一文中说,河套一带蛮汉调的曲调主要来自黄河套内鄂尔多斯高原的蒙古族短调,虽也有一部分源于汉族的山曲儿,但从总体来讲,蛮汉调是蒙古族民间音乐同汉族的民间诗歌的融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风搅雪” 的艺术品,鲜明地显示出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广度与深度。

        笔者注意到,许多原来在蒙古族居民中广泛传唱的短调民歌,如《乌合花》、《东令拉岱》、《达楞朗》、《喇嘛苏》、《阿拉腾达勒》、《沙亥高勒》、《妖精太太》等等,融入新的歌种之后,由于汉语歌词和汉族音乐(主要是山曲儿) 的影响, 自然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或浓缩,或扩展,或在节奏、旋律上有所改变,日久天长,便形成了蛮汉调的独特艺术风格和色彩丰满的表现力。有些牧歌、山歌、渔歌、情歌经过两个民族艺术营养的滋润,变成了感情炽烈、腔调豪放、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的“杨柳新枝”或“胡笳新声”。如草原情歌《扎明扎罕》演变成了一首新渔歌《打鱼划划渡口船》;牧区的诙谐歌《北京喇嘛》演变成了河套农区的爬山调《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蒙古族民歌《扫帚花日》吸收了陕北民歌《拥护解放军》(亦称《打黄羊调》)的因素发展而成流行歌,后来又演变移植成河套地区“二人台”唱腔中的《海莲花》(见赵星、补占奎《风格独具的鄂尔多斯民歌》打印稿第6页);而蒙古族的民间歌曲《达庆老爷》,各族互相欣赏、广泛传唱后竟变成了晋陕蒙黄河儿女争唱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音乐元素巧妙融合了船夫号子的节奏感和汉语歌词的抒情性,形成了既苍茫浑厚又自然流畅,既豪情澎湃又寓意深刻的新境界。(见《瀚海凭栏——郝诚之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河套蛮汉调的歌词中,保留了不少蒙汉两种语言掺在一起的歌词,在中国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清香扑鼻,让人耳目一新,美不胜收。

        如:

        霍尼玛哈巴达古利儿妹子不会做,

        不行玛内黄米干饭将就两天吧。

        贺勒黑勒毛利白呀妹子不会骑,

        不行玛内大耳朵毛驴将就两天吧。

        这支歌叫《将就两天吧》。“霍尼玛哈巴达古利儿”蒙古语,意为“羊肉白面虽然有呀”;“贺勒黑勒毛利白呀”也是蒙语,意为“黑枣骝马虽然有呀”。两个下句中的“玛内”都是蒙古语,意为“我的”。

        又如:

        三十三颗荞麦,依日依松塔日太(九十九道棱);

        再好的妹妹也是,库尼邦日森白(人家的人)。

        芒勒乌怪(马儿不走),拿鞭子打;

        努呼勒依日怪(亲亲不来),捎给个话。

        再如:

        早想和妹妹为朋友,

        就怕你额吉(母亲)下眼瞅。

        一进门来拉住哥哥的手,

        一开口先说一声赛白努(你好)。

        荷勒敦牙布快点走,

        操心脑亥(狗)咬了你的手。……

        专家们说,这种蒙汉双语合璧的蛮汉调歌词,大都流行于蒙汉两族居民对两种语言都懂一些的地区。由于它的别致和新颖,颇为人们喜爱。这种歌词的出现,反映了河套地区蒙汉两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兄弟情谊。《蛮汉调研究》一书的作者、著名民族音乐家赵星先生对笔者说:河套古老文化区是蛮汉调生成和发展极为重要的大文化环境。蒙古族祖上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音乐文化和牧民生活音乐化的生活方式,无时不受到来自山西河曲等地的“山曲儿”、陕北“信天游”以及民间其他歌唱艺术门类的影响和冲击,并在存活的晋西北与陕北地方方言的左右和作用下,使蒙古族传统民歌渐渐地起了“量”与“质”诸方面的变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蒙汉人民从生产活动、生活方式、语言风格到衣食变革、礼仪习俗、旋律调式及审美意识诸方面的交流中逐渐意识到,只有走一条互学互用和互补互益的艺术改革创新之路,才有利于民族团结、共同发展。

        我们认为,河套文化的四大特点是原创性、开放性、多元性、英雄性。千里阴山,八百里河套,大山上刻满祖先的语言,草原上洒满文明的诗篇。赵武灵王走了,但他“胡服骑射”留下的向少数民族学习的精神没走。王昭君不在了,但她和呼韩邪单于“胡汉和亲”共同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长存。抗日的烽火不见了,但百灵庙、五原大捷的欢庆锣鼓还在耳际回荡。草原上万马奔腾的画面依稀了,但临(河)哈(密)铁路的巨龙铁马将载着现代河套的大红喜报,奔驰在新的亚欧大陆桥上。

        河套文化那古老的歌谣没变,动人的旋律没变,爱国的情结没变,团结的传统没变,诚信的本色没变,奋斗的志向没变。阴山的厚重,黄河的浪漫,农耕的精细,游牧的豪放,都将在河套文化的新的艺术长廊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期待着在艺术长河中留下自己的身影;一切伟大的时代,必将以自己不竭的创造活力,为艺术的滔滔长河注入新的活水。面对门前黄河水的日夜奔流,深思阴山后来人的时代重任,我们只能选择创新不已,奋斗不止;前无愧古人,后无愧来者。坚信河套文化的久远、永恒、多彩、斑澜,会使伟大中华的黄河文化更加光照千秋、彪炳万代!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政协经济论坛》执行主编;郝松伟是其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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