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
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其中有许多鲜为常人所知的史实。可以说,它是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联系在一起的,更是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受到打击和排挤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针。但在当时,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这时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立。
从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来看,从党的建立到遵义会议前共有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参加过一大、三大、五大。一大后,毛泽东回湖南,组织工人运动,由于工作出色,受到陈独秀的赏识,因为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提出要求:一年内长沙等五大区要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党员人数要发展到30人;并有一个以上直接管理的工会。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所布置的任务,在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唯独表扬了湖南。同时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观点基本一致,使得毛泽东能够在三大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局委员和秘书。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党的一切函件,需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决议,须由委员长及秘书召集之。”从此,毛泽东与陈独秀一起,都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共同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这段时间也是毛、陈二人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
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由于表现出色,被孙中山亲自列入候选人员,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工作中由于国共间的斗争而受到国民党老右派分子的排挤,加之积劳成疾,1924年12月回湖南养病,当时执行部主任老右派分子叶楚伧非常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所以毛泽东未出席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四大改选了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此期间,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主要有对敌我友问题的分析,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见解,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关于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与屠杀等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但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同陈独秀发生了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继续北伐问题和建立党的武装力量问题等方面。由于思想上的分歧,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未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交五大讨论。
实践证明,毛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陈独秀的错误思想,也由于陈独秀连任党的一大到五大总书记位置,把这些正确主张阻到了门外。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却又开始了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
第一次“左”倾错误:1927.11~1928.4。瞿秋白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犯了 “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9~10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等正确的决议。但也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所 谓的“无间断革命”的“左”倾错误观点,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界限。会议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 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却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处于 崩溃的边缘,当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相结合的总策略,并对南昌 起义、秋收起义遭受的挫折不做具体分析,给领导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 彭公达等人以各种政治纪律处分。强迫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盲目烧杀,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脱离了群众,如广州起义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这次“左” 倾错误是由于党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当苏联驻广州大使横尸街头的时候,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正确的认识。
1928年4月,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上批评了“不断革命”的观点,党内也发出了通告,承认存在的“盲动主义”“杀烧主义”等“左”倾错误。第一次“左”倾错误结束。
第二次“左”倾错误: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那种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间断革命”论的观点。受共产国际影响,强调党内“领导干部工人成份化”,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7月份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党中央常委秘书长。向忠发于年底回国开展工作,实际上向忠发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工作是由周恩来主持。
在1929年至1930年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从1929年到1930年先后发生了两次蒋桂战争、两次蒋冯(玉祥)战争、蒋张(发奎)战争和蒋、冯、阎、桂(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从而为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空隙”,城市党组织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但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
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也没有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当时国内和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当时李立三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一些比较系统的左倾冒险主张主要由他提出。那么大家也许会问:其他人呢?因为在这期间,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因为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宣布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由中共向共产国际派出常驻代表。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常驻代表与中共中央联系。所以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瞿秋白为负责人。
1930年初,周恩来赴莫斯科,此间,由于向忠发缺乏实际领导能力,党中央的工作实际是由李立三主持。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断专行,使党内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下,李立三于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抛出了“左”倾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马上准备起义,不久又提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起义。要求整个党组织需要“军事化”,成立党中央行动总委员会,作为最高武装指挥机关,把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正常活动,准备在上海、南京、武汉举行总暴动,在武汉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总指挥部,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承认自己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并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在红军主力乘虚进入长沙后,李立三更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全国胜利的号召很快就可以实现。号召全党“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顶点。
结果白区党的秘密组织由于暴动暴露了身份,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被瓦解。红军主力攻打城市,农村根据地或缩小或丢失,红军也受到极大损失。李立三的基本观点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共产国际不同意李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认为他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以及取消党、团、工会独立活动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对李立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李立三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前往共产国际。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会上还把朱德选入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选为候补委员,这说明从共产国际方面已经认可了毛、朱关于开辟农村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正确做法。这种做法也在实际上得到了党内部分同志的认可。
第三次“左”倾错误: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博古。王明于1925~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得到了经过党内斗争取得胜利的校长米夫的器重,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教条主义的小宗派。他是一个只懂得书本马列著作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工人、农民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1929年4月,王明回国工作,他的位置并不高,只是在上海的个别区委、《红旗》报编辑部工作,后在中宣部、全国总工会工作,但也只是干事。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批评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等人也是支持的,而且当时党中央对李的错误的认识,也只是认为李立三“犯了些冒险主义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会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的领导下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就在这时,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来信即《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一下改变了国内形势,信中把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在这封信之前,就是在瞿、周回国前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当年8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中也没有做只字评价。10月来信中却不承认这种改变,反而强调自己前后的看法的一致性,同时,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仍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的路线,抱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并不指名地批评了中共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了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这样就使党内本来进行的纠“左”势头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党内产生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小宗派,通过留俄归国学生的渠道,事先知道了国际关于此事的决定,便由原来的支持六届三中全会一改为反六届三中全会,打起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并鼓动一部分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党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王明等人的做法受到了党中央的严厉批评,给予了处分。但是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继续攻击党中央,要求改变党中央政治局的成份,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另外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党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此外,有些受过立三路线批评或打击的干部,如何孟雄、林育南等正直的共产党人,也要求召开一个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这样,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宗派行动的双重压力下,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新的紧急会议,以通过新决议代替三中全会的决议。1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他否定了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此来支持王明的小宗派,贯彻国际的路线。在这种压力下,党中央做出了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处分的决议,并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接着又任命王明为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习惯上称为江苏省委)、书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本来应该是批“左”倾的立三路线,但在米夫的操纵下,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本来就“左”的错误,更加“左”。会议还补选和改选了党中央政治局,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人补进了党中央委员会,并把王明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米夫又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由他决定。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但会后不久,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党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于4月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从而给党中央机关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地威胁。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被迫转移,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中旬到达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前的9月份,由于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等6人担任。这样,王明通过电报遥控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继续推行其“左”倾错误。
如果说前面两次“左”倾主要是在军事上的盲动,那么这次“左”倾则包括了政治、组织、军事等各个方面。
组织上对白区地方党组织和根据地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对怀疑、不满意或不支持他们的同志,扣“机会主义”的帽子,“富农路线”、“两面派”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得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受到了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毛泽东从1928年4月与朱德会师后,一直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在此间开辟了大批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建党、建军的许多宝贵思想并付诸实施。虽然也受到了第一、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在根据地受到了军民的支持。但毛泽东所创造的战略战术并没有得到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认可,王明上台后,派代表团于1931年11月15日召开赣南会议,全盘否定了苏区党中央局工作,免去了毛泽东苏区党中央局代书记职务,排挤了毛泽东在苏区党的领导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党中央局又召开宁都会议,苏区党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前线未参加会议,会上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方针,无视周恩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也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了毛对红军的领导,会后,以由毛泽东主持党中央政府工作为名调回后方,接着撤去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与此同时,在福建和江西分别进行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反对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根据地,1931年3月,夏曦到湘鄂西根据地,以“第三党”、“改组派”等“罪名”,杀害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干部;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等到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肃反,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各种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包括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内的一大批干部战士,共2 500多人,根据地团以上干部十之六七被逮捕杀害。造成了惨痛损失。
在军事上,则完全抛开了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把军事指挥权全部收归到临时党中央,尤其是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党中央根据地后(1933年10月),由于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完全搬用苏联红军的正规战争的经验,和博古一道采取了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作战,在遭受损失后又由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在军事上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但在转移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以致在度过湘江封锁线后,8万多红军长征只剩下3万多人。
二、遵义会议毛泽东再入政治局,解决了军事指挥权问题
长征途中,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直到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才派林育英回国。此间,中共基本上是独立进行军事行动,但这种行动前期也是在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下进行的。
为了改变长征中的错误军事路线,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样就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作战指挥权和军事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会后,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取得了重大胜利,二占遵义时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 000多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直到陕北胜利会师。
三、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虽已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还没有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具体执行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政策。1937 年11月王明回国后,未能正确分析当时的情况,却继续坚持教条主义。在同年的12月会议上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这次回来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办事,所以,王明的教条主义还有市场。其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当中:他主张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中“左、中、右”的不同划分,认为只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不赞成国共谁吸引谁的提法,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等等。从而使党内许多同志对党内原来执行的政策产生了动摇。
12月,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多次擅自以党中央名义发表意见,在统一战线中采取了无原则的退让。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对日、对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处理?是联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中共为了向共产国际具体阐明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也为了能够同共产国际取得更为一致的意见,于1938年初派任弼时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期间,任弼时做了许多工作,向共产国际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方针及政策,根据任的汇报,共产国际执委会确认中共的政策是正确的。1938年8月,共产国际派王稼祥回国(王1937年6月到莫斯科治病,11月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具体转达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党的政策和方针,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王稼祥时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谈到:“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并明确地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
回国后,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38年10月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立了若干正确的抗日方针,会上还撤销了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分别由周恩来和刘少奇任书记,这样就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而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四、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遵义会议是在组织上、军事上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六届六中全会解决 了王明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整风运动则是在思想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理。
在分为三个阶段的整风运动中,总结了以前“左”倾领导者实行的错误斗争方式,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是一次破除了党内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整风过程中,在1942年12月开始的审干运动中,出现了偏差,由于对敌情的过分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并采用“逼、供、信”的错误方法。特别是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提出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后,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发现问题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停止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制定了审干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使审干工作的错误得到了制止。后来,1944年春开始对错案平反,并向受冤屈的人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对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整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在全党达到了共识,成为全党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五、中共七大明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七大的最大成果就是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实际上是和毛泽东个人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密切相关的,但在这其中也隐含了苏联党、共产国际的若干相关因素。
(作者单位:华北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
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其中有许多鲜为常人所知的史实。可以说,它是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联系在一起的,更是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受到打击和排挤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针。但在当时,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这时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立。
从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来看,从党的建立到遵义会议前共有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参加过一大、三大、五大。一大后,毛泽东回湖南,组织工人运动,由于工作出色,受到陈独秀的赏识,因为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提出要求:一年内长沙等五大区要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党员人数要发展到30人;并有一个以上直接管理的工会。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所布置的任务,在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唯独表扬了湖南。同时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观点基本一致,使得毛泽东能够在三大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局委员和秘书。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党的一切函件,需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决议,须由委员长及秘书召集之。”从此,毛泽东与陈独秀一起,都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共同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这段时间也是毛、陈二人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
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由于表现出色,被孙中山亲自列入候选人员,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工作中由于国共间的斗争而受到国民党老右派分子的排挤,加之积劳成疾,1924年12月回湖南养病,当时执行部主任老右派分子叶楚伧非常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所以毛泽东未出席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四大改选了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此期间,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主要有对敌我友问题的分析,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见解,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关于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与屠杀等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但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同陈独秀发生了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继续北伐问题和建立党的武装力量问题等方面。由于思想上的分歧,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未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交五大讨论。
实践证明,毛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陈独秀的错误思想,也由于陈独秀连任党的一大到五大总书记位置,把这些正确主张阻到了门外。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却又开始了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
第一次“左”倾错误:1927.11~1928.4。瞿秋白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犯了 “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9~10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等正确的决议。但也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所 谓的“无间断革命”的“左”倾错误观点,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界限。会议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 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却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处于 崩溃的边缘,当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相结合的总策略,并对南昌 起义、秋收起义遭受的挫折不做具体分析,给领导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 彭公达等人以各种政治纪律处分。强迫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盲目烧杀,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脱离了群众,如广州起义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这次“左” 倾错误是由于党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当苏联驻广州大使横尸街头的时候,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正确的认识。
1928年4月,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上批评了“不断革命”的观点,党内也发出了通告,承认存在的“盲动主义”“杀烧主义”等“左”倾错误。第一次“左”倾错误结束。
第二次“左”倾错误: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那种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间断革命”论的观点。受共产国际影响,强调党内“领导干部工人成份化”,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7月份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党中央常委秘书长。向忠发于年底回国开展工作,实际上向忠发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工作是由周恩来主持。
在1929年至1930年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从1929年到1930年先后发生了两次蒋桂战争、两次蒋冯(玉祥)战争、蒋张(发奎)战争和蒋、冯、阎、桂(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从而为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空隙”,城市党组织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但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
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也没有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当时国内和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当时李立三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一些比较系统的左倾冒险主张主要由他提出。那么大家也许会问:其他人呢?因为在这期间,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因为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宣布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由中共向共产国际派出常驻代表。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常驻代表与中共中央联系。所以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瞿秋白为负责人。
1930年初,周恩来赴莫斯科,此间,由于向忠发缺乏实际领导能力,党中央的工作实际是由李立三主持。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断专行,使党内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下,李立三于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抛出了“左”倾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马上准备起义,不久又提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起义。要求整个党组织需要“军事化”,成立党中央行动总委员会,作为最高武装指挥机关,把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正常活动,准备在上海、南京、武汉举行总暴动,在武汉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总指挥部,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承认自己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并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在红军主力乘虚进入长沙后,李立三更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全国胜利的号召很快就可以实现。号召全党“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顶点。
结果白区党的秘密组织由于暴动暴露了身份,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被瓦解。红军主力攻打城市,农村根据地或缩小或丢失,红军也受到极大损失。李立三的基本观点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共产国际不同意李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认为他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以及取消党、团、工会独立活动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对李立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李立三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前往共产国际。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会上还把朱德选入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选为候补委员,这说明从共产国际方面已经认可了毛、朱关于开辟农村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正确做法。这种做法也在实际上得到了党内部分同志的认可。
第三次“左”倾错误: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博古。王明于1925~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得到了经过党内斗争取得胜利的校长米夫的器重,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教条主义的小宗派。他是一个只懂得书本马列著作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工人、农民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1929年4月,王明回国工作,他的位置并不高,只是在上海的个别区委、《红旗》报编辑部工作,后在中宣部、全国总工会工作,但也只是干事。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批评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等人也是支持的,而且当时党中央对李的错误的认识,也只是认为李立三“犯了些冒险主义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会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的领导下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就在这时,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来信即《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一下改变了国内形势,信中把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在这封信之前,就是在瞿、周回国前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当年8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中也没有做只字评价。10月来信中却不承认这种改变,反而强调自己前后的看法的一致性,同时,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仍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的路线,抱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并不指名地批评了中共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了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这样就使党内本来进行的纠“左”势头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党内产生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小宗派,通过留俄归国学生的渠道,事先知道了国际关于此事的决定,便由原来的支持六届三中全会一改为反六届三中全会,打起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并鼓动一部分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党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王明等人的做法受到了党中央的严厉批评,给予了处分。但是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继续攻击党中央,要求改变党中央政治局的成份,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另外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党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此外,有些受过立三路线批评或打击的干部,如何孟雄、林育南等正直的共产党人,也要求召开一个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这样,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宗派行动的双重压力下,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新的紧急会议,以通过新决议代替三中全会的决议。1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他否定了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此来支持王明的小宗派,贯彻国际的路线。在这种压力下,党中央做出了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处分的决议,并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接着又任命王明为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习惯上称为江苏省委)、书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本来应该是批“左”倾的立三路线,但在米夫的操纵下,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本来就“左”的错误,更加“左”。会议还补选和改选了党中央政治局,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人补进了党中央委员会,并把王明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米夫又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由他决定。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但会后不久,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党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于4月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从而给党中央机关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地威胁。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被迫转移,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中旬到达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前的9月份,由于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等6人担任。这样,王明通过电报遥控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继续推行其“左”倾错误。
如果说前面两次“左”倾主要是在军事上的盲动,那么这次“左”倾则包括了政治、组织、军事等各个方面。
组织上对白区地方党组织和根据地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对怀疑、不满意或不支持他们的同志,扣“机会主义”的帽子,“富农路线”、“两面派”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得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受到了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毛泽东从1928年4月与朱德会师后,一直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在此间开辟了大批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建党、建军的许多宝贵思想并付诸实施。虽然也受到了第一、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在根据地受到了军民的支持。但毛泽东所创造的战略战术并没有得到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认可,王明上台后,派代表团于1931年11月15日召开赣南会议,全盘否定了苏区党中央局工作,免去了毛泽东苏区党中央局代书记职务,排挤了毛泽东在苏区党的领导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党中央局又召开宁都会议,苏区党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前线未参加会议,会上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方针,无视周恩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也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了毛对红军的领导,会后,以由毛泽东主持党中央政府工作为名调回后方,接着撤去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与此同时,在福建和江西分别进行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反对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根据地,1931年3月,夏曦到湘鄂西根据地,以“第三党”、“改组派”等“罪名”,杀害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干部;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等到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肃反,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各种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包括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内的一大批干部战士,共2 500多人,根据地团以上干部十之六七被逮捕杀害。造成了惨痛损失。
在军事上,则完全抛开了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把军事指挥权全部收归到临时党中央,尤其是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党中央根据地后(1933年10月),由于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完全搬用苏联红军的正规战争的经验,和博古一道采取了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作战,在遭受损失后又由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在军事上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但在转移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以致在度过湘江封锁线后,8万多红军长征只剩下3万多人。
二、遵义会议毛泽东再入政治局,解决了军事指挥权问题
长征途中,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直到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才派林育英回国。此间,中共基本上是独立进行军事行动,但这种行动前期也是在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下进行的。
为了改变长征中的错误军事路线,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样就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作战指挥权和军事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会后,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取得了重大胜利,二占遵义时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 000多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直到陕北胜利会师。
三、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虽已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还没有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具体执行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政策。1937 年11月王明回国后,未能正确分析当时的情况,却继续坚持教条主义。在同年的12月会议上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这次回来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办事,所以,王明的教条主义还有市场。其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当中:他主张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中“左、中、右”的不同划分,认为只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不赞成国共谁吸引谁的提法,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等等。从而使党内许多同志对党内原来执行的政策产生了动摇。
12月,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多次擅自以党中央名义发表意见,在统一战线中采取了无原则的退让。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对日、对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处理?是联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中共为了向共产国际具体阐明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也为了能够同共产国际取得更为一致的意见,于1938年初派任弼时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期间,任弼时做了许多工作,向共产国际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方针及政策,根据任的汇报,共产国际执委会确认中共的政策是正确的。1938年8月,共产国际派王稼祥回国(王1937年6月到莫斯科治病,11月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具体转达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党的政策和方针,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王稼祥时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谈到:“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并明确地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
回国后,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38年10月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立了若干正确的抗日方针,会上还撤销了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分别由周恩来和刘少奇任书记,这样就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而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四、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遵义会议是在组织上、军事上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六届六中全会解决 了王明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整风运动则是在思想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理。
在分为三个阶段的整风运动中,总结了以前“左”倾领导者实行的错误斗争方式,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是一次破除了党内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整风过程中,在1942年12月开始的审干运动中,出现了偏差,由于对敌情的过分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并采用“逼、供、信”的错误方法。特别是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提出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后,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发现问题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停止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制定了审干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使审干工作的错误得到了制止。后来,1944年春开始对错案平反,并向受冤屈的人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对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整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在全党达到了共识,成为全党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五、中共七大明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七大的最大成果就是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实际上是和毛泽东个人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密切相关的,但在这其中也隐含了苏联党、共产国际的若干相关因素。
(作者单位:华北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